紅星為什麼照耀中國？
文章摘自：光明日報，作者：尹韻公。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28年7月，一位剛從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畢業的大學生，揣著從紐約股市交易掙得的八百美元，挎著一部舊相機，懷著週遊世界的夢想，漂洋過海來到上海。他原打算只在中國逗留六個星期，誰料一呆竟是13年之久。這位23歲的年輕人，就是後來以撰寫《紅星照耀中國》而聞名世界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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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諾
今年，正好是斯諾首訪陝北、采寫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報道80周年。人們不禁好奇這樣一個問題：歷史為何把重大的新聞富礦送給了斯諾？須知，當時眾多中國記者且不說，光是外國記者也有一大批。追溯斯諾的西行漫記，可以對此有新的發現。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極為嚴重的時期，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緊逼，更使中國陷入無盡災難的深淵。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斯諾毅然站在了中國人民一邊，堅定支持中國的抗戰事業。他認為「九一八」事變是打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實際開端」。1932年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當晚，斯諾冒著槍林彈雨在前線採訪，一串機槍子彈從他頭頂飛過，使他險些喪命。他看到「有些穿著藍粗布棉袍的人像布偶一樣被日本人吊起來當活靶練刺刀。侵略軍以『維護法律和秩序』為借口，在市裡縱火，整整燒了一個月，火光衝天」。斯諾迅即發出了第一篇目擊記，率先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暴行。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使斯諾相信中國人民決不會任餓鷹悠閑自在地把他們當腐肉來啄食。斯諾認為，雖然一·二八抗戰失利，但它對中國人民的思想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影響，它使人相信，如果全國團結一致進行愛國鬥爭，中國人民就是不可戰勝的。
此後，斯諾開始越來越深地介入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1935年11月，中共通過北平學生聯合會準備發起抗日救亡運動。時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的斯諾和夫人積极參与，或與學生領袖一起在家中商量對策，制訂方案，或與外國同行一道「煽風點火」，迅速擴大了「一二·九」運動的聲勢和影響，斯諾的住處一時也成為地下黨員和進步學生的秘密聯絡站和庇護所。斯諾寫道：「在這危急關頭，國民黨由於根本起不到領導、鼓舞的積極作用，因而成了悲觀、停滯和鎮壓的象徵，而且在其後生死存亡的年代裡，把大批最有才能、最愛國的青年男女驅趕到了中國最後的希望——紅旗之下。」
那時在華的美國人中，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無論情況怎樣，都要始終牢記美國的國家利益即硬利益；而硬利益始終要高於當地居民的利益即軟利益。我們注意到，作為美國人，斯諾的確沒有忘記美國的國家利益，但作為越來越深刻了解中國的美國記者，他的軟利益觀念逐漸加深，開始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自己的奮鬥目標。
初到中國時，斯諾也曾一度以為「道義在蔣介石一邊」。然而，隨著足跡遍布東北、華北、華南、西南等地，斯諾越是了解中國，對國民黨政府就越是失望。在這內心糾結、意識迷茫之時，是宋慶齡和魯迅等一代偉人，幫助斯諾的思想認識出現拐點。斯諾因打算將《阿Q正傳》翻譯成英文和編輯出版現代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而結識了魯迅。通過魯迅，斯諾認識了許多傑出的中國青年作家和編輯。通過他們斯諾發現，蘇聯的社會主義思想已在中國產生了大多數西方觀察家所料想不到的巨大影響。宋慶齡則幫助斯諾認識了國民黨的情況，了解了孫中山的為人及其未竟的抱負，了解了她為什麼拒絕與蔣介石政府合作。斯諾感到：「多虧早結識了宋慶齡，使我領悟到：中國人民有能力從根本上改革他們的國家，並且迅速地把地位很低的中國提高到憑其歷史和眾多人口在世界上應佔有的地位。」
斯諾面對的中國仍處於黑暗悲慘的年代，他贊成同行的看法：這個國家肯定會發生革命。他認定今後20年里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將會是舉世轟動的大消息。作為一位嗅覺特別靈敏的記者，斯諾始終關注著中國發生的一切重大事情，等待著重大時機。
既然國民黨政府不可能完成統一國家的歷史任務，那麼中國的出路和希望在哪裡呢？初到中國不久，斯諾廣泛閱讀，翻看了《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恩格斯的論家庭等著作；任教燕大時，斯諾也有意識地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教材和歐亞的共產主義史。現實的嚴峻和宋慶齡、魯迅等人的指引，斯諾的目光逐漸投向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身上。
1936年6月，中國西北出現了令人關注的局勢。斯諾聞訊後，敏銳地意識到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採訪機會，「決定抓住這個機會，設法打破這一已經持續了九年的新聞封鎖。」實際上，斯諾早就意識到；紅區是中國唯一值得採訪的地方，但國民黨報紙提供的消息卻總是不能回答他的滿腹疑問，以至於他不得不傷心地寫道：對於紅區，「相當一個時期以來，竟沒有一個非共產黨觀察家能夠有把握地、準確地或是用親身調查過的事實解答這些問題，這似乎是荒唐可笑的。」當時有人勸斯諾不要冒生命之險，他卻堅定地說：「在這些年的國共內戰中，已經有千千萬萬的人犧牲了生命。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只拿一個外國人的腦袋去冒險，沒有比這更值得的了。」
斯諾曾經向《紐約太陽報》和《每日先驅報》秘密提議過，讓他進入紅區採訪，這兩家美國媒體都贊成，並願意負擔他行程的全部費用。由於有了支持，斯諾專程趕到上海，請求宋慶齡幫助他，「以便紅軍起碼把我作為一個中立者接待，而不把我當作間諜」。正巧中共中央通過宋慶齡邀請一位公正的西方記者和一名醫生去邊區考察情況，了解我們黨的抗戰主張，宋慶齡隨即安排斯諾和馬海德前往。斯諾在北平與徐冰聯繫，得到了由劉少奇授權柯慶施寫的致毛澤東信件和接頭暗號。當蔣介石宣布準備對陝北紅區進行第六次圍剿時，斯諾乘火車前往西安，踏上了將對他一生產生深遠影響的非凡行程。斯諾寫道：「這一回，我是絕對正確的。」
斯諾是一位問題意識極其強烈的記者，正如他初見魯迅時準備了23個問題一樣，為採訪紅區精心準備了81個問題。周恩來據此安排了92天的行程計劃，結果斯諾採訪了4個月，耗去16個筆記本、24個膠捲。西行結束一個月後的1936年11月14日，美國《密勒氏評論報》首先發表了毛澤東與斯諾的長篇談話，刊登了毛澤東頭戴八角帽的照片。就這樣，紅星開始照耀中國，也照耀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