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李揚：中國經濟未來會遇到哪些挑戰？
2018年全球宏觀經濟具有持續的不確定性，中美關係不斷牽動市場神經，新興市場貨幣危機再度上演，資本市場高波動性令投資趨于謹慎。
2019年全球經濟將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90天中美貿易再談判該如何把握？中國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是否將鬆動？在復旦大學EMBA2018中國企業家高峰論壇暨同學會年會上，《陸家嘴》雜誌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就近期的熱點話題進行討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
《陸家嘴》：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過去一年的中國經濟，你會選哪個？對2019年經濟增長有哪些預判？
李揚：用一個詞來形容今年中國經濟的狀態，應該是「波詭雲譎」，與其說中國經濟有哪些新增長點，還不如說未來會遇到哪些問題。
總體來說世界經濟進入了大盤整時期，在盤整時期，方向並不是非常明確，但是需要解決的問題很明確。
我們可以分成實體經濟和金融兩部分來說，實體經濟裡面首先就是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創新能力不足體現在經濟領域就是說經濟結構不合理，能夠引領經濟長期發展的技術都還不清楚。
這一點2016年國家領導人在達沃斯論壇上就已經指出，而且與會的各國政要都同意這一點，就是說全世界都需要一次大的科技創新，然後再有產業創新。
中國現在也一樣，因為傳統產業其實在逐漸萎縮，新興產業在起來，但是規模還很小，所以這還是一個非常大的任務。
第二件事情就是人口問題，我其實希望提醒一下，今後看經濟，特別是從實體角度看經濟，要密切關注人口，主要是人口結構的變化問題。
現在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上海更是這樣，老齡化社會最大的問題就是，越來越少的勞動人口要養活越來越多的退休人員，你就需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提高的話，整個社會的生活水平可能會下降。
於是出現了智能產業，這可能是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大家看到日本作為一個國家可能最早地進入老齡化社會，但是它現在的智能產業發展得非常好，這應當代表了一個方向。
第三個方面也是綜合的問題，就是勞動生產率不高，這其中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正視，而且現在還沒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就是整個的產業結構服務化。
大家都覺得服務業佔比提高是一個好事，覺得是經濟發展的一個標誌，但是大家有時候會忽略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是很低的，它低於製造業。
所以當製造業的人口開始轉向服務業，服務業的比重上升到主導地位的時候，勞動生產率反而是一個下降的趨勢，到底是好還是不好？是不是說勞動生產率以後很難再突破？如果這成為常態的話，我們怎麼規劃整個的經濟發展？這都是新的挑戰，所以我覺得實體經濟方面的問題還是很多的。
金融方面的挑戰就是風險。80年代後半葉開始，全世界的經濟都發展得非常快，中國有中國奇蹟，美國發展也非常快，包括像拉美、非洲一些國家也都有了實質性的增長。
但是增速下降之後，就有了一個大的調整期，所以金融就遇到了挑戰。而金融裡面最具關鍵性作用的，最主要的風險還是槓桿率上升。
說簡單一點，因為你槓桿率上升，你要還的錢變多，於是你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財富，首先要還債，特別是要還息。假定說你能還得清債務，也就獲得一個平穩的發展。當然再深入點，就涉及到金融應該幹什麼，一直搞得全社會都給你打工，整個實體部門最後就還息，這算什麼事？
因為實體經濟和金融有問題，所以連帶產生了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放眼望去，從上個世紀末到現在，這個世界其實從來沒有安定過，直接的導火索都是收入分配不公。最近法國的「黃背心」事件，之前是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其實背後都是大家對現狀的不滿。大家雖然都增長了，但是大多數人增長得不快，少數人增長太快，這也是個問題。
我認為，今後五到十年還不太容易看出總體發展趨勢，都在摸索調整。
《陸家嘴》：12月初，中美雙方同意暫停相互加征新的關稅並重啟貿易談判，在這短暫的90天休止期內，中國該如何把握？
李揚：中國應該有的戰略、策略其實大家都很清楚，總體來說恐怕還是我們的市場化改革不到位的問題，比如美方攻擊我們補貼的問題等等，其實我們也都認識到了。
如果翻一翻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你會看到我們那時候分析的，比美國人分析的都要到位，而且我們自己勾畫的措施也是挺好的，就是沒有來得及認真落實，所以下一步就是認真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以來的所有改革措施。
據我所知，其實相關部門已經採取措施，在這90天內我覺得沒有問題。但是還有一些更深入的問題，比如說國企的問題，這些我們自己其實也有解決的方案，但是就是停留在計划上面，沒有落實。
比如國企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就已經說過，要逐漸過渡到管資本、不管企業的體制，對吧？你如果過渡到管資本、不管企業，哪還有國企？美國人對國企的攻擊就沒有了，所以中國從來不可能被別人搞垮，中國自己的事情也不能靠別人來做，自己認識到，穩步地推進改革就可以。
《陸家嘴》：之前市場對人民幣匯率「破7」有所擔憂，但是最近又出現了幾次彈簧式升值，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李揚：匯率本身不應當成為一個最終目標，它其實只是一個手段。總體來說市場因素要更多地起作用，如果是市場因素起作用的匯率，然後到了什麼樣的水平，這都是可接受的，因為它有利於市場運行。
關於匯率其實有幾個因素值得考慮，不能忽略。比如人民幣貶值了，美國那邊在給我們加稅，理論上說人民幣貶值會沖抵稅收，所以我們這個對手方會不會坐視我們匯率的變動，其實也是一個要考慮的因素。
《陸家嘴》：在7月31日政治局會議之後，房地產調控從嚴導致了房地產銷售的趨冷和房地產投資的下行，有些媒體還刊登了一二線城市房價下跌10%-30%的文章，你認為2019年的樓市是否會延續下跌行情，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政策是否會放鬆？
李揚：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房地產已經進入轉折期。政府對房地產的調控會逐漸放鬆，有的地方已經開始放了，這個很正常，調控就是鬆了之後緊一點，緊了就松一點，現在恐怕到了要松一點的節點。
《陸家嘴》：近期政策密集出台，皆在為民營企業減稅降費、解決融資難問題，在你看來，紓困民企的思路應該是怎樣的？
李揚：我覺得關鍵還是要落實相關措施，要破除所有制歧視，要依法辦事。
2016年國務院有一個關於保護產權的意見。這個意見講了三個原則，第一個原則就是「法不溯及既往」，就是說你過去在沒有法的時候做的事情，就不要追究，這對民營企業是非常重要的，現在還追到他第一桶金，那時沒有法，是吧？所以最近最高人民法院不斷在發布很多相關的案例。
第二個原則就是「罪由法定」，就是他到底什麼罪？有什麼問題？你要依法辦事，也是針對這些年來地方上的一些非法行為。
第三個原則就是在新舊法之間「從舊兼從輕」，就是關於一個事情，法律可能在不斷地完善，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有輕有重，舊的法律一般制定得比較粗，也比較輕，那就從舊的。
這三個原則要是落實的話，民營企業的那些問題就都沒有了，如果說政策和法律，我覺得應當把重點放在法律上。政策是多變的，法律是治國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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