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強：學海無涯，有容乃大-我在美國求學治史的經歷（一）

作者（右二）和加迪斯（左二）、凱南（左一）合影

翟強，美國奧本大學蒙哥馬利校區（Auburn University at Montgomery）歷史系教授，曾獲得該校「傑出研究教授」稱號。1984年獲得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留學，入俄亥俄大學歷史系，1991年獲博士學位。曾任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會長（2000-2002），為Historian(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前身)創刊編輯（1987-1988）。

20世紀70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大批青年學子走出國門，到西方國家求學深造。1985年8月，我也加入了出國留學的熱潮，跨過太平洋，來到美國中部的俄亥俄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學位。光陰似箭，時光飛馳，歲月如歌，一晃三十多年過去了，回首過去在美國求學治史的經歷，浮想聯翩，感觸良多，茲將我回顧學術成長中的斷篇殘簡摘要記述如下。

改革開放恢復高考後，我成為南京大學外文系77級英文專業學生。在大學讀書時，我對美國的政治制度、歷史和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美國的奇特經歷深深地吸引著我。我很想知道：美國這樣一個主要由移民組成的年輕國家如何能在短短的時間裡發展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為什麼中美關係的發展會如此起起伏伏？中國應該如何與美國打交道？大學畢業後，我考取南京大學歷史系美國外交史碩士專業，在王明中老師的指導下學習美國外交史。王明中老師學識淵博，造詣很深，在當時雖已成就斐然，卓然成家，但仍然焚膏繼晷，潛心問學，孜孜不倦，精益求精。他對事業的獻身精神，他對學生循循善誘的耐心態度，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總是告誡研究生：在學術研究上，要持之以恆，細水長流，「板凳寧坐十年冷，不讓文章一字空」。他是我從事美國外交史研究的入門老師。1984年，我獲得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

我到俄亥俄大學以後，師從美國冷戰史研究權威約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教授，他對我的學術生涯影響很大。說起為何選擇加迪斯作我的博士論文導師，還有一段故事。1984年，設在華盛頓的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組織了一個「美國學代表團」到中國的大學介紹美國學研究，代表團的成員包括多位美國歷史學界不同領域的領軍人物，加迪斯是作為美國外交史研究的傑出代表而入選的。南京大學有幸成為「美國學代表團」巡訪的一站。由於我的本科專業是英文，受過英文口語訓練，所以南京大學歷史系讓我參加接待「美國學代表團」，負責為代表團的演講作現場翻譯。我在拿到代表團的成員名單後，發現加迪斯的名字赫然在目，興奮不已，因為我在碩士研究生學習期間，讀過加迪斯在冷戰史領域的成名作《美國和冷戰的起源》（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72年版），非常欽佩他的學術成就。

我隨同南京大學外辦和歷史系的領導一塊去南京機場接「美國學代表團」。在見到加迪斯後，我告訴他我看過他的書，他問是哪一本，我說是《美國和冷戰的起源》。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沒想到第二天加迪斯在作完演講後，送給我一本他剛出版不久的新著《遏制戰略：重新評估冷戰時期的美國國家安全政策》。加迪斯演講的題目是「杜魯門政府的對華政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杜魯門對華政策的複雜國內背景的精闢闡述，特別是民主、共和兩黨圍繞中國問題的黨派鬥爭以及國會內外親蔣反共勢力在對華政策上對杜魯門總統的牽制。在和加迪斯的交談中，我流露出去美國讀博士學位的意向，他當即表示願意幫助我申請去他的大學讀博士學位。

由於我在來美國之前已經打下一定的英文基礎，所以，在俄亥俄大學上課時能很快適應節奏，跟上進度，基本上沒有語言障礙的困擾，而當時幾個和我一塊上課的中國研究生因為國內本科修的是歷史專業，英文基礎較差，所以在聽課和記筆記時遇到很大困難，愁眉不展。按照俄亥俄大學歷史系培養博士研究生的規定，每個博士研究生必須完成四個領域(field)的課程。那麼，這四個領域該如何定呢？系裡的課程被劃分為三大塊或三大方向（area）：美國史、歐洲史和非西方史（主要包括亞非拉史）。在每一個方向內，都設有多個領域，比如在美國史方向內，有美國外交史、美國二十世紀史、美國內戰史、美國思想史、美國文化史等領域。博士生首先選一個方向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方向，在敲定了博士論文方向後，他就必須在那個方向內選兩個領域，同時在另外兩個方向各選一個領域，一共四個領域。他必須選修這四個領域的課程，在博士生資格考試時，考這四個領域的試，分口試和筆試，這四個領域的教授就組成他的論文指導委員會。以我的情況為例，由於我的博士論文定在美國史方向，我就在這個方向內選了兩個領域，我選了美國外交史和美國二十世紀史，另外，我在歐洲史方向選了俄國史，在非西方史方向選了東亞史。加迪斯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也是我博士論文委員會的主席。我覺得，俄亥俄大學歷史系要求博士生在三個方向選四個領域的做法有很多好處，最大的好處就是幫助博士生打下廣博的史學基礎，視野開闊，知識面廣，而不是選美國史方向寫博士論文的研究生就只修美國史方面的課程，不涉及歐洲史和非西方史方面的課程。

我選的四個領域的教授對我的幫助都很大，加迪斯的作用後面細述。教美國二十世紀史的漢比(Alonzo Hamby)教授是研究杜魯門總統的專家，他的課幫助我深入了解冷戰初期美國國內政治的演變以及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互動，給我印象較深的是他在課堂上強調領導人的成長經歷和對歷史教訓的記憶對他們日後決策的影響，他常舉的例子有30年代的「慕尼黑教訓」對冷戰時期美國領導人思維的影響，即綏靖政策的危害極大：從短期看，它可能推遲衝突，避免戰爭；但從長遠看，它往往助長侵略，養虎遺患，禍害無窮。「慕尼黑教訓」後來演變成越南戰爭時期美國領導人常掛在嘴上的「多米諾效應」理論。教俄國史的是麥納(Steven Miner)教授，他專長蘇聯外交史和二戰史，他的課彌補了我對沙皇俄國和蘇聯歷史的欠缺，對我後來追溯中蘇同盟的起源和分裂很有益處。教東亞史的是喬丹(Donald Jordan)教授，他的研究重點是民國史，特別是北伐戰爭史，他的中國近代史和日本近代史課幫助我熟悉西方漢學界研究東亞歷史的方法和觀點。這些不同領域的課程豐富了我的知識結構，擴展了我的學術視野。

我特別喜歡上這些教授開的研究生討論班(graduate seminar)，覺得它能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是很有效的啟發式教學方法。和國內流行的老師講課、學生記筆記的死板僵硬教學模式不同，美國的研究生討論班強調老師和學生的互動，強調學生的獨立思維，鼓勵學生在事先大量閱讀的基礎上，積极參与課堂上的討論和分析，了解相關課題的史學史狀況，比較不同學派的研究方法和視角的優劣，了解史學流派發生和發展的背景與原因，擴大學術視野，為日後做深入的專題研究打下紮實的史學史和方法論基礎。在選課期間，我感到閱讀量很大，平均每周要讀2至3本書，對每本書都要寫5頁左右的讀書報告，但一個學期下來收穫很大。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發布時略有刪減。

敬請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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