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剛：論賦的起源和賦文體的成立 |【學術研究】
原標題：傅剛：論賦的起源和賦文體的成立 |【學術研究】
一、賦起源研究的清理
關於賦的起源問題，是賦研究中最為複雜，也是爭論最多的問題。由於史料的缺乏和因時代久遠對史料的誤讀，學術界目前很難取得共識。本人也是長期思考這個問題，今據自己對史料的理解，略陳鄙見，以求教於方家。
綜合學術界的研究，大致有源於《詩》、《楚辭》、縱橫家言和徘詞等幾種說法。源於《詩》，是因為《詩》有六義，其二曰賦。班固《兩都賦序》說:「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既稱「或曰」，當是班固引別人的意見。班固是把賦作為潤色鴻業的文體看的，與西漢作家僅以為娛樂之作的看法不同。所以他把賦抬到與《詩》一樣崇高的地位，認為是《詩》之流。其《兩都賦》的寫作，也貫徹著這一主張，這也是《兩都賦》在古代特別受到看重的原因。班固當然是從思想意義談賦與《詩》的關係，還不完全是就文體溯源方面的考慮。不過，《詩》六義中本有賦，一般以為賦為寫詩的方法，其義為鋪陳。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說:「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認為賦文體是從敷陳的寫法衍化而成。其後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就說:「《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由一種寫作方法演化而成一種文體，其間的過程很難有證據去落實。但鋪敘風物的寫法，的確是賦文體的主要特徵，這樣溯源，也不能說沒有道理。然而這些卻不一定符合班固說「古詩之流」的意思，是後人的發揮。
除了「古詩之流」的說法外，還有「不歌而誦謂之賦」的說法，這出於班固的《漢書·藝文志》。班固《漢書·藝文志》是沿襲劉向的《別錄》和《七略》，因而有人認為這個說法也來自劉向。不過，「古詩之流」重在講賦的思想淵源，意在抬高賦的地位，「不歌而誦」則在講賦的特點。《詩》本可以歌，也可以誦，孔子就說過「誦《詩》三百」，這是就引《詩》的方法言。誦和賦應該是兩種不同的誦讀方法，《國語·周語》說「瞍賦矇誦」，賦和誦由不同的人職掌，可見有不同。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說:「春秋列國朝聘，賓主多賦詩言志，蓋隨時口誦，不待樂奏也。《周語》析言之，故以『瞍賦矇誦』並稱，劉向統言之，故云『不歌而誦謂之賦』。竊疑賦自有一種聲調，細別之與歌不同，與誦亦不同。」據曹道衡師《漢魏六朝辭賦》說，從《左傳》記載看，「誦」一般指自我創作的詩，賦則既有引《詩》，也有自我創作的詩。就「誦」使用的情況看，春秋時已有將誦辭稱作「誦」的記載了。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晉文公聽輿人之誦就是。又如《詩·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賦也應該如此，所以曹道衡師說:「一些詩歌沒有入樂歌唱，只是吟誦的，在春秋以前，常被稱為『誦』;又因『不歌而誦』可以叫『賦』，後來就把不歌而誦的作品稱『賦』。」這是賦源於《詩》的解釋。但漢賦種類多樣，劉向就分為四類，如明顯模仿《楚辭》和客主問答的賦，則上所述僅是賦的一種類型，其他的類型顯然與《楚辭》和縱橫家言有關，於是有人便提出《楚辭》和縱橫家言是賦的來源的看法。據曹明綱先生《賦學概論》說，班固在《離騷序》最早開啟了這個說法。《離騷序》說:「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這是就《離騷》與賦同具「弘博麗雅」的文藝特徵所言，與他在《兩都賦序》中說「古詩之流」立足點不同。其實既然劉向在《七略》中將屈原二十五篇列為四類賦之一，就已經說明《楚辭》是賦的源頭了。至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就明確說:「然則賦也者，而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者也。」既接受了「古詩之流」的說法，又接受了《離騷》「為辭賦宗」的說法。但二者之間，還是有所區別的。於《詩》，只是說「受命」，真正的拓宇，還是《楚辭》。的確，就漢賦寫作看，明顯受《楚辭》影響的，後人名之為騷體賦的，佔有很大比重。丘瓊蓀先生《詩賦詞曲概論》說:「賦導源於古詩，然而漢魏人之賦，所涵詩的成分非常之少，其格調的大部分，都從《楚辭》中來的。《楚辭》才是賦的真實的源泉。此外還受些孫卿賦的影響。」的確，賦與《楚辭》的關係極近，漢人的記載也往往將辭與賦相提。如《史記·屈賈列傳》就說屈原:「乃作《懷沙》之賦。」又說:「其後，宋玉、唐勒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漢人對辭賦並未作區分，而是統稱為賦。又不僅辭，別的文體，如頌亦被稱為賦，可見賦是一大概念。漢人辭賦不分，給後人辨體帶來了困擾:賦是源於《楚辭》呢，還是《楚辭》本身就是賦呢?漢代模仿《楚辭》的作品，是辭呢，還是賦呢?這些也都是一直糾纏不清的問題。
除了源於《楚辭》之說外，又有源於縱橫家說辭的觀點，這出自清人章學誠。章氏《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第十五》說:「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庄》《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章學誠此說，其實不僅縱橫家一源，既有《詩》源說，也有戰國諸子等，所以曹明綱先生稱其為綜合說。其後章太炎先生在《國故論衡·辨詩》發揮說:「縱橫者，賦之本。古者賦詩三百，足以專對，七國之際，行人胥附，折衝於尊俎間。其說恢張譎宇，紬繹無窮，解散賦體，易人心志。魚豢稱:『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文辯之雋也。』武帝以後，宗室削弱，藩臣無邦交之禮，縱橫既黜，然後退為賦家。時有解散，故用之符命，即有《封禪》《典引》;用之自述，而《答客》《解嘲》興。文辭之緐，賦之末流爾也。」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意見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後人根據漢代既有的賦文體特徵，以及漢人關於賦名稱的使用情況而進行探究的結果。賦興於漢，從現存的賦作品看，漢賦的種類很多。早在漢代時，劉向就將賦分為四類，不管其依據是什麼，但他關於賦有幾類特徵的觀念是可以肯定的。今人對漢賦的認定和分類也有許多分歧，這是因為牽涉到什麼是賦這一有歧見的問題。對賦有不同的定義，當然便會有不同的認定。根據馬積高先生的劃分，起碼有這麼幾種被後人命名的種類:騷賦、文賦(包括「七」及「問答」「設論」等有韻者)、古賦、俗賦等。這幾種不同類型的賦，的確特徵不一，其源當然也就不會是一個。所以才有前面所說的幾種源頭論者。我的觀點是，研究者也許不應該以漢代產生的這些不同類型的賦作為依據，事實上這些不同類型的賦，是在賦發展的過程中逐漸融入，最後形成的。我們應該從前往後看，看賦在一開始是怎麼定體的，其後又是怎樣開始發展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增加了哪些文體，最後又是怎麼樣完成定型的。
前賢關於賦起源的爭論，似乎很難判斷誰是誰非。但也許問題就出在這裡，各家的討論，都是以漢賦的現存形態作為依據來推溯淵源的，似乎誰也沒有考慮到，漢賦的這些不同形態，其形成的時間並不相同，有些文體形態是在漢代才與賦結合，從而構成漢賦的特徵。以上所述各家特徵，都是漢賦之源，但放置在一起討論，就增加了討論的複雜性。作為基本的賦文體，是如何發生的?又是在什麼時候以及怎樣的發展中吸收了哪一家文體特徵?由於上述各家特徵與賦的關係一直難以釐清，這些問題也就難以得到有效的分析和解決。
仔細對賦文體發生髮展作深入地研究，我以為解決的關鍵是弄清《楚辭》與賦文體的關係。這個問題解決了，一切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的看法是，《楚辭》不是賦的源，以往將它作為賦之源，是根據《楚辭》出現在戰國楚國時，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文體寫作時間，研究者乃據此列出賦文體發生髮展的順序表，以為《楚辭》的產生在賦之前，因而也就是賦文體發展源頭。考諸史實，其實並非如此，《楚辭》雖然產生在戰國時期，但對北方文人發生影響卻遠在漢代，嚴格地說，要在景帝末、武帝初。在《楚辭》發生影響之前，賦只是作為一種簡單的、具有多種文體含義的韻散相間的文體在北方流傳，漢之前，秦人雜賦，可看作是其主要形態。但是到了景帝末及武帝時，流傳於吳、楚、淮南之地的《楚辭》，開始傳入北方。傳介者就是吳、楚、淮南之地的游士，他們將自己擅長的縱橫說辭與《楚辭》體結合起來，又吸收了流傳在北方的雜賦體，終於在枚乘和司馬相如的手裡，建立了一種新文體——漢賦。這是本文的觀點。以下從《楚辭》的產生和影響以及賦如何成立兩方面展開討論。
二、《楚辭》的產生和流布
《楚辭》最早的記載見於《史記》。《史記》最早為屈原列傳，使得我們對屈原的事迹和作品有了一個較為清楚的了解。但是除了《史記》以外，的確在現存的戰國史料中，沒有屈原的點滴材料，這甚至引起了歷史上有關屈原是否有其人的爭論。經過學術界長期的研究、討論，屈原和他的作品的真實性得到了中國學者的基本認同，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除了《史記》的材料外，也的確還未發現更為確鑿的有關屈原的材料。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1號、2號漢墓挖掘，出土了一批漢簡，其中一篇被學術界認為是唐勒的賦殘篇，證明了《史記》關於宋玉、唐勒的記載的可靠性，也間接地證明了《史記》關於屈原的記載的可靠性。1977年安徽阜陽市近郊雙古堆漢墓挖掘，亦出土了一大批竹簡，如《詩》《易》等，多有與今本不同者。其中至為珍貴的是，有可信為《楚辭》者殘簡數字，一是《離騷》中的「寅吾以降」四字，一是《涉江》中的「不進旖(兮)奄回水」六字，字數雖少，其出自《楚辭》應該是沒有疑問的。最近北京大學獲得一批海外校友所捐漢簡，內有一篇七體文《反淫》，在第3883號簡上具列了一批先賢名單，其中便有屈原、宋玉、唐革(勒)、景瑣(景差)等，這是除《史記》之外西漢文獻中第一次如此全備地關於楚辭作家名單的記錄。這些漢簡的出土，應該說提供了非常確鑿和過硬的材料，證明了司馬遷《史記》關於屈原和《楚辭》的記載是可信的。因此對於屈原和宋玉等《楚辭》作家的真實性，是毋庸置疑的。根據司馬遷的記載，屈原是楚懷王時人，曾經受到楚懷王的重用，但後來懷王聽信了上官大夫等人讒言，而疏遠了屈原。其後懷王受秦人之欺，客死於秦。國人怨令尹子蘭和上官大夫，害賢誤國。子蘭聞而生怒，進讒言於懷王之子頃襄王，於是放逐屈原於沅、湘一帶。最後屈原投汨羅江而死。據司馬遷說，屈原《離騷》作於受上官大夫之讒，被懷王疏遠之後，但學術界的討論基本認為是屈原流放時所作。屈原流放，據學術界考證前後有兩次，一次在懷王時，被流放於漢北，一次是頃襄王時，被流放於江南。游國恩先生認為《離騷》作於屈原流放於江南時，馬茂元先生則認為作於流放於漢北時。其他可信為屈原的作品，如《天問》《九歌》《九章》等，也都認為是屈原流放之後所作。從以上所述看，屈原在懷王后期就已經遠離了楚國的政治中心，流放在偏僻的漢北和沅、湘一帶，所以他的事迹和作品長期湮沒，沒有被人注意到。依據現存的材料，最早提到屈原的，應是賈誼。漢文帝四年(前176)，賈誼被讒遭疏，貶為長沙王傅，應該是這個時候他才在當地聽說到屈原的事迹和作品，並在長沙憑弔屈原。
《史記·賈誼列傳》這樣記述:「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謫)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吊屈。」其文說:「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明說「側聞屈原」，「側聞」即旁聞，說明賈誼至長沙始聞有屈原之事。因了屈原遭遇與自己頗有相同之處，故造湘江憑弔屈原。屈原精忠愛國，但卻受到小人的讒害，他的遭遇得到了楚國人的同情。尤其是懷王見欺，屈原曾加以勸阻，以為秦乃虎狼之國，不可信，但懷王稚子子蘭卻鼓勵懷王赴秦，害怕不去，會惹秦人不高興。結果懷王客死，而子蘭卻不受處分並為令尹。懷王為秦人扣為人質，最終客死於秦之事，最為楚國人所深恨。《屈原列傳》說:「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可見楚國人對子蘭的憤怒和對屈原的同情。所以屈原的事迹在楚國民間是一直流傳著的。但由於屈原是受頃襄王和子蘭的迫害，故楚國朝廷中不會允許談論屈原的事，也不會存有關於屈原事迹的記載。因此這可能是屈原的事迹和作品一直在楚國民間流傳，甚至到了漢初也沒有被中原地方的人所了解的原因。賈誼作文憑弔以後，應當對屈原的事迹和作品的流傳有幫助。至於劉安後來獻《離騷》，並編《楚辭》，當是秦以後，屈原作品漸漸由沅、湘一帶傳至楚國其他地方。而劉安所都為壽春，正是楚國晚期的都城，至劉安時，其地當有屈原作品的流傳。又，前言安徽阜陽雙古堆出土的《楚辭》殘簡，其地亦是故楚之地。雙古堆墓主為夏侯灶，時間當在漢文帝十五年(前165)，表明這個時候《楚辭》已傳到了阜陽。
傳世文獻中記載首先對屈原作品進行整理的，是淮南王劉安。《漢書·淮南王安傳》是這樣記載的: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秘愛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
劉安入朝當在武帝建元二年(前139)，這個材料不見於《史記》，須知司馬遷對屈原評價極高，並且因自身的原因，對屈原的遭遇和寫作都有非一般人的理解。他將屈原與周文王、孔子等並提，說:「屈原放逐著《離騷》。」並歸納說:「《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在《屈原列傳》中，他對屈原的為人和作品的評價是:「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此語應出自劉安，如果是的話，則司馬遷為劉安列傳，似應寫入傳記。
上引《漢書》的記載，「使為《離騷傳》」一語，因漢人記載不同，而讓人感到迷惑。東漢高誘《淮南子·敘》所說與班固不同。他說:「初，安為辨達，善屬文。皇帝為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秘愛之。」高誘將此事繫於文帝時，恐誤。據高誘此說，劉安非為《離騷》作傳，而是作賦。其後劉勰《文心雕龍·神思》說「淮南崇朝而賦騷」，當亦據高誘之說。王念孫《讀書雜誌》四之九《漢書》「離騷傳」條說:「『傳』為『傅』，『傳』與『賦』古字通。」王念孫認為《漢書》的「傳」字是「傅」字之誤，而「傅」與「賦」通。1993年江蘇省連東海縣尹灣漢墓所出漢簡有《神烏傅》，亦證明了「傅」「賦」二字相通。王念孫還引《漢紀·孝武紀》為證。《漢紀》為漢末荀悅據《漢書》抄撮而成，其作「《離騷賦》」，是荀悅所見《漢書》，或如王念孫所說，原作「傅」，又轉寫為「賦」。王念孫認為，如果如顏師古所說「『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則劉安「才雖敏，豈能旦受詔而食時成書乎?」劉安作《離騷賦》是什麼意思呢?王念孫說是「使約其大旨，而為之賦也。安辯駁，善為文辭，故使作《離騷賦》」。王念孫所說似為有理，劉安若為《離騷》作傳，短時間內是不可能完成的。然《楚辭》卷一班孟堅《離騷序》說:「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如果說《漢書》所言不詳，則同出於班固之手的《離騷序》已明謂劉安為《離騷》作傳，而非作賦。班固所引「《國風》」一節文字，即劉安為《離騷》作傳之「敘」，為司馬遷所引用。若《離騷》為劉安所作，劉安不應如此誇大己作。更為明確的是，《離騷序》引《離騷》「五子以失家巷」句劉安傳文，明見劉安所作是傳，而非賦。又王逸《楚辭章句敘》稱:「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章句》，則大義粲然。」王逸為《離騷》作注，當是見過劉安之書，明稱其為「章句」，又可證明。
除了這一迷惑外，這段話中的「使為《離騷傳》」一語，到底是指劉安獻《離騷》，武帝命其作傳，還是指中秘藏有《離騷》，而讓劉安作傳呢?一般的解釋認為是指劉安獻《離騷》，我也傾向於這個說法。因為在劉安之前，確未聞朝廷有《離騷》的記載。劉安都壽春，正是楚故都。《漢書·地理志》說:「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髙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遊子弟，枚乗、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班固敘述吳、楚地理，連類而稱《楚辭》於此流傳，都見《楚辭》的流傳和發生影響，是在漢景帝、武帝時的故楚之地，而且與天下娛遊子弟如嚴助、朱買臣有關。《漢書·朱買臣傳》記:「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這已經到了武帝時。但朱買臣見武帝則言《楚辭》，可見他於家居學習時就已經熟讀《楚辭》，並且以《楚辭》作為自己的進身之階。這個時候已經是武帝時，前此淮南王劉安已經將《楚辭》進獻給武帝，故此時武帝因朱買臣精《楚辭》而悅之。由於劉安及朱買臣等人的原因，《楚辭》才由故楚之地傳播到朝廷。司馬遷在《屈原賈生列傳》傳末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1據此，司馬遷在遊歷江南前讀過《離騷》等作品。司馬遷《太史公自序》說自己年二十而南遊，這二十當於何年?史家分別有元朔三年、元鼎元年、元封元年的說法。這三個說法直接涉及司馬遷的生年，主元朔三年者，則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主元鼎元年者，則司馬遷生於武帝建元六年;主元封元年者，則司馬遷生於武帝元光六年。即使司馬遷生於景帝中元五年時，至武帝登位，司馬遷才五歲。因此可見司馬遷能夠讀到《離騷》，是武帝時無疑，這與《楚辭》的傳播時間也正相合。
據以上所論，我以為以屈原的作品，雖產生於戰國時期，但因各種原因，而只在他流放的地域流傳，漢文帝時賈誼至長沙，始據當地故老傳說得知屈原事迹和作品，並仿效屈原作品寫作了《弔屈原》一文。賈誼這篇作品，後人往往稱為賦，然《文選》卻作弔文收錄，說明在賈誼時並沒有將這樣的作品稱為賦。稱作賦的，只是在賦文體流行之後，且楚辭亦被視為賦的觀念流行之後才發生的。屈原作品最早流傳在長沙一帶，即屈原死處，但從《淮南王安傳》及《朱買臣傳》看，起碼在漢景帝時，屈原作品及楚辭已經在故楚之地的淮南以及吳地一帶流傳，並為當時的文士所熟悉。熟悉楚辭體的文士如枚乘等人，因發覺吳王謀逆，遂離開吳國北上游梁，最終以楚辭體與北方的雜賦體結合，並參之縱橫之文，創為漢賦一體。然枚乘等人的寫作，仍然停留在地方。其時正逢景帝不好辭賦，枚乘等人寫作，當不會在朝廷引起太大反響。但到了武帝時，崇禮官，考文章，於時崇文，彬彬大盛，而劉安亦於此時將屈原作品進獻武帝，朝廷或許此時始知有屈原作品，才會有武帝後來徵召枚乘、司馬相如之事。
三、賦起源於《詩》說的檢討
賦源於《詩》，是傳統的說法，蓋因《詩》有六義。六義的說法，一來自《周禮·春官》，一來自《詩大序》。《周禮·春官》提出的是「六詩」說，所謂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詩大序》則說:「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順序相同，是《詩序》用《周禮》之文。班固《兩都賦序》說:「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班固此說有兩個意思，一是抬高賦的地位，故以為賦文體從《詩》六義之「賦」發展而來，是漢代的賦亦是潤色鴻業，雅頌之亞的文體;其次，六義之賦，其義訓為「鋪」，正是賦文體的寫作特徵。但六義中的賦，只是一種寫作方法，並不能說這種寫法直接就發展成了一種文體。但這種寫法在《詩》通行的兩周題名為賦，在後世產生的亦稱名為賦的文體，二者之間是有著內在的聯繫的。《詩》在兩周時是通過管理音樂的太師完成其禮樂教化的功能的，所謂六義，當也是太師所定。《詩》視其使用的場合而被賦予不同的意義，《毛詩序》的意思大多出自太師。將《詩》分為風、雅、頌三類，而《詩》如何表現其意義，則由賦、比、興的使用構成。作為寫作方法的賦，前人最基本的解釋是鋪，鄭玄《周禮注》說:「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鋪是直接鋪陳的意思，對當前政教善惡直接發表意見，不須假借外物以為比喻，所以賦是作為與比、興不同的表達特點而提出來的概念。除了作為寫作方法的意義外，先秦文獻中還以賦指諷誦稱引。
《國語·周語》記召公曰:「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土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韋昭注說:「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這裡的賦，當然不是指作詩的方法，而是指誦詩的方法。文獻稱瞍賦、矇誦，韋昭說「矇主弦歌諷誦，誦謂箴諫之語也」。似與賦略有不同。蓋誦用弦歌，賦則不歌，故班固說:「《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以是觀之，「賦」似乎是指朗誦詩歌，「賦」在這裡是動詞，用於「賦詩言志」之「賦」。寫詩的方法和引詩的方法都名曰賦，是有其共同特徵的，六詩的賦是鋪陳、直接展開，不須迂迴作比類，瞍賦的賦，指其直接稱引，不須弦歌，但均表現為鋪陳展開。瞍賦，據韋昭說是賦公卿所獻詩，則見瞍不須自己作詩，只是公卿所作詩，不須經太師配樂，瞍以賦的聲調誦引，以直接規諫人君。這種不須弦歌的方式，表明周人並沒有詩樂舞必須相配的制度，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各有各的職分，各自按照制度規定的方法表達。但這種制度都是在穩定的社會秩序中才能得以貫徹的，到了春秋以後，禮崩樂壞，這樣的制度應該不能保存了，而原來通過賦、誦、箴向人君進諫的方式，則轉為社會中別種場合使用的功能。隨著不同目的和功能的要求，新文體也隨即產生，一種被稱作賦的文體也就逐漸地應運而出現了。《左傳》隱公元年記鄭莊公與母姜氏於大隧之中互為賦，其辭為自己作，似已表明賦文體的出現。當然，庄公和其母姜氏所賦之詞，並未稱為賦，但這種通過不歌的方式而誦的文辭，符合直陳的特點，故史臣用「賦」稱之。這表明在其後出現的以類似方式表達且非誦經典成文的文辭，因與賦的方法有關，遂名之為賦，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正如後世的樂府一樣，本來是管理樂府的機關，但後人遂以產生於樂府機關中的辭稱為樂府。作為文體名稱的賦，也當如此。這種形式產生的作品，《左傳》中還有一些記載，如僖公五年傳記士蒍賦:「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杜預注:「士蒍自作詩也。」此自作詩，是士蒍據眼前事而發，直言之，亦不歌而誦，符合賦的特點，故《左傳》記為「退而賦」。又如僖公二十八年傳:「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左傳》稱為誦，即不歌之誦，亦賦也。此外，《左傳》及其他諸子書中所記謠、謳、諺等，亦合於賦的特點，皆出自民間自作。《左傳》宣公二年記宋城者謳:「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華元則讓其驂乘亦謳答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妙在有謳有答，皆就眼前事自作詩直言之，名雖為謳，實即賦。又典籍所記之歌，當以一種聲調唱出，但不須樂配，內容亦就眼前事自作詞，實質上與誦、謳相類，亦是賦類。如《左傳》哀公二十年傳記哀公及齊侯、邾子盟於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為二國憂。」又《論語·微子》所記楚狂接輿之歌等，雖名為歌，實即賦體。
班固《漢書·藝文志》又引《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這是賦的又一個定義，與《國語》所記的瞍賦又有不同。據韋昭說，瞍賦的辭是「公卿列士所獻詩」，則瞍所賦非自己所作辭，而班固所說的「不歌而誦謂之賦」，據班固自己的解釋是:「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列為大夫也。」這是說從登高感物而賦中，可以考知一個人的材能，可者則為大夫。這「登高能賦」所賦的內容是什麼呢?是引《詩》呢?還是辭自己作?孔穎達《正義》這樣解釋說:「升高能賦者，謂升高有所見，能為詩賦其形狀，鋪陳其事勢也。」據此，似乎所賦者非《詩》，而是自己作辭。又據《毛詩·定之方中傳》說:「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這並列的「九能」，都指作者自己的能力，而銘、誄、說、語等，都是作者自己造辭，亦可證這個登高能賦，所賦即作者自己語辭。這說明賦自六義之一的寫作方法，發展至賦詩言志的稱引方法，再至賦自己所作辭，已經具備了一種文體產生的條件，具有了這種文體需要的特徵，賦文體的產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韓詩外傳》卷七記孔子游於景山，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於是子路、子貢、顏淵各為賦，此引顏淵所賦:
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向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湊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鬥者死。則由(子路)何進而救?賜(子貢)何難而解?
這個記載對於賦文體的產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獻意義，雖然我們知道《韓詩外傳》所記並非孔子師弟間的真實談話，而是漢人的議論，但這一記載向我們證明了「登高而賦」是怎樣的情形，也證實了我們上文所說的賦文體正是在稱引方式之下而產生的論斷。從上引子貢這篇文字看，的確符合漢人對賦的認知特徵。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賦本源於《詩》之六義，本是寫詩的方法，後引申為誦詩的方法，再引申為賦詩，隨著樂詩的分離，賦文體漸漸產生了，故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2上舉典籍所記諸賦、謳、謠、諺、歌等，雖未必皆是賢人失志之士，但能夠臨事而作詞，皆合賦的特點，故賦作為這種形式下寫作的文體總名，也就自然而然地建立了。這種形式的賦，早期都還顯示出短歌的特徵，但到戰國時，游士騁詞，則又在這種形式上發展為長篇。章太炎先生《檢論》卷五說:「縱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數言，而務為紛葩，期於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秦、代、儀、軫之辭，所以異於《子虛》《大人》者，亦有韻無韻耳。」3章太炎先生以戰國策文為賦，不求有韻與否，本質上應該是合理的，因為自春秋以來，如班固所說，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賢人失志者，心有所感，故臨事自作詞，這種寫作的方法和形式，也合於戰國策士。這是從賦文體的本質上而論，但文體既然有別，尤其是戰國策文已經獨立形成其文體特徵，就不能再視為賦體了。不過，太炎先生的這種認識，對我們理解賦由作詩的方法到引詩的方法，再到獨自成立為一種文體的過程，是一個很好的啟發。
四、賦文體的原始面貌及發展
最早的賦是什麼樣的文體，是否即漢人概念中的賦，限於材料，難以詳知。我們現在能夠見到最早標明為賦的文體，是荀子的五賦。這五篇賦的特點是諧隱的形式，在今本《荀子》中排在第二十二，但據唐人楊倞說，劉向整理時排在第二十六篇。那麼這種文體命名為「賦」，到底出自荀子本人，還是後人整理時所加呢?如果出自荀子本人，則見賦作為文體已經出現在戰國末，說明戰國末時賦作為文體已經具有了特徵。目前尚未有明確的證據證明這一點，金德建先生《荀子賦篇作於秦地考》，提出四個證據證明此賦當作於秦時，甚至是秦始皇統一全國以後。他所提的四個證據都有道理，尤其是第三個證據，根據秦雜賦不入《漢書·藝文志》的「雜賦類」，而入於「荀卿賦」，證明荀卿賦當作於秦地，確為有理。這可見秦人雜賦與荀子賦篇屬於同一種文體類型，而荀子之所以寫作這樣的文體，正是他入秦後受到秦人流行這種文體的影響。不過，金德建先生並不以為此賦是荀子所寫，推論以為荀卿弟子李斯所作，這個意見推測成分太多，沒有任何證據，我們不取。
秦雜賦今已不傳，《漢書·藝文志》賦類列有四類，第四類是雜賦，但秦雜賦不入從名稱上看相同的第四類，卻入於荀卿賦類，說明秦雜賦的「雜」並非文體雜亂之「雜」，當如《文選》詩類中「雜詩」之雜。按照李善的注，是不拘流例的意思，五臣注為「興緻不一」，是說其文體雖然是詩，但興緻不一，所以總列為一類，稱為雜詩。秦雜賦也是如此，其特徵是產生於秦地的賦，但非一人、也非一類，而總體特徵又與荀卿賦相類，故總稱「雜賦」。至於第四類，從《漢志》所列名稱看，有客主、雜行出、頌德、雜四夷、兵賦、雜中賢失意、雜思慕悲哀死、雜鼓琴劍戲、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雜禽獸六畜昆蟲、雜器械、草木、大雜、成相雜辭、隱書等等。與前三類明確有主名者完全不同。此類作品不僅無主名，甚至不知產生於何時、何地。秦雜賦應該也屬無主名者，但其能入於荀卿類，可能是與荀卿類賦特徵相類，此外，這一類作品可以明確定為秦人所作，因此並非如第四類雜亂無可統例，甚至為漢人所作有關。因此，我們認為，秦人雜賦當與荀子的賦相類，荀子利用當時民間流傳的俗體略為加工，鍛煉成篇，題名曰賦。賦的命名，或當時在民間已經有這種稱呼，荀子取賦之名，而又據自己所作文主題，分別加以禮、知、雲、蠶、箴等題。當時在民間流傳的賦，應該包含了多種形式的說唱文，如成相等都可稱為賦。其通俗的形式並不入文人之眼，但在民間流傳卻很廣，為下層人所熟悉。所以秦人在統一天下之後，樹立政令，便廣為利用這種形式宣傳政府的政策，如睡虎地秦簡之《為吏之道》等便是。秦人不重文學，但雜賦卻盛極一時，這與秦地文明化不如東方六國、文風不盛有關。就地域看，秦地處西北方，與不如東方六國之重經學，亦不如南方楚人之重文辭，因此，這種雜賦在秦時主要流傳在秦地為主的北方。及至漢統一天下，地處東方徐楚的劉姓入主長安，原東方各諸侯國之才智之人亦多匯聚於長安，應該對秦人雜賦有所了解。這種雜賦雖未必能入東方文人眼目，但他們應該知道熟悉了這種文體，因此也能作為文獻入藏於漢之中秘。這種文體應該在民間會有流傳和使用，但被視為俗文，不一定會被士大夫看重，故傳世文獻也不加記載。
這種被稱為賦的文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就是它的包容性，即它能夠將先秦時期的詩、書等文獻之外各種不同的押韻的俗文體都包括在內，因此它的實用性強，這在文體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秦漢時，是一個很好的能被士庶接受的條件。漢之初，士人可能不會看重這種俗文體，但對漢代初年的士人來說，他們有政治和社會現實生活的多種需要，官府規定的文體，如箋、奏、表、疏等，遠遠不能滿足他們日常生活的需求，因此，這種能夠包含多種形式的雜賦文體，應該能夠提供他們在不同場合中使用。比如前舉《韓詩外傳》所記孔子弟子游景山時所賦之文，則是利用了這種雜賦形式而賦以政事內容。正因了這個原因，漢初因文體特徵不明顯，因此它便與許多鄰近文體相混，或者說，《詩經》以後，除散體文以外，一些押韻文，也都可稱為賦。如「成相辭」、諧隱文、頌等。
按，漢人往往以賦與頌並提，如《漢書·淮南王傳》說武帝每宴見劉安，「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莫然後罷」。又如《枚皋傳》說:「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這都是賦頌並提，是以頌為賦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相如撰《大人賦》奏上，說:「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這是直接以頌稱賦了。又《漢書·王褒傳》稱:「太子(宣帝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按王褒有《洞簫賦》，載《文選》，後人不明白漢人關於賦與頌的理解，以為王褒《洞簫賦》以外，又有《洞簫頌》，其實是誤識。同樣這裡的《甘泉》也應是指賦，而非頌。這些文體與漢賦相比，應該說界限還是可以區別的，但像賈誼等辭一類的賦，雖與枚、馬不同，但也標賦名，因此後人有以騷體賦名之的，其實亦示區別而已。
雜賦先在秦地流行，漢朝建立以後，因建都於西京，故漢朝文人頗有吸收借鑒。從漢東方朔、枚皋等人常有詼諧一類作品看，似乎可以看出這種文體的影響。前引《漢書·枚皋傳》說他「為賦頌，好嫚戲」。又說:「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大概都是指這種雜賦的文體。這一類賦系漢人所作，雖從秦雜賦來，但與秦雜賦又自不同，因此《漢書·藝文志》將其與秦雜賦分別開來，單立雜賦一類。
五、漢賦文體的形成
結合上文討論，在以下關於漢賦文體形成的討論中，我主要想就三個問題展開:一、《楚辭》是如何影響到漢賦的;二、北方的雜賦是什麼樣的形態，在賦文體形成過程中佔據怎樣的地位，起到怎樣的作用;三、縱橫家文與賦是什麼樣的關係，它是如何在賦體成立中發生作用的。
上言楚辭在漢時主要在南方流傳，至少在漢文帝時，故楚之地人比較熟悉楚辭。景帝末吳地游士枚乘等去吳游梁，可為楚辭北傳的文獻記載。楚辭傳至朝廷，並令北方文士所知，當以劉安上武帝《離騷傳》為有案可稽之文獻。朱買臣當也是此時以名《楚辭》而入朝。
至於雜賦，則主要流傳在秦地，熟習者當是秦人。漢朝建立後，東方士人入長安，應該對此種文體有所熟悉。雜賦沒有流傳下來，當與荀卿五賦以及成相辭、諧恢隱語等相合，此種文體長於唱誦，但亦長於鋪敘風物。荀卿五賦，雖有寓意，然形式為詠物，故鋪寫物狀為此文體功能，它與楚辭之長於寫情抒懷不同。故楚辭與雜賦結合，即漢大賦主要成分。
宋玉有賦，但除了《九辯》外，其餘皆有爭議。若《高唐》《神女》等長篇鋪敘物色，又以賦名篇者，似不當產生於戰國末。又，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所出竹簡，有20餘枚標題為「唐勒」的殘簡，當代學者或以賦名之，然簡題並未標賦名，可見是今人臆度。據整理簡報，1號墓的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至前118年之間，2號墓下葬年代在前134至前118年之間。竹簡字體屬早期隸書，當是公元前179年至公元前118年(西漢文、景至武帝初期)寫成。但書寫時間的判斷，跨度還太大，很難構成對我們判斷《楚辭》北傳時間的質疑。此外，「唐勒」既為篇題，則此篇是否即唐勒所作，尚待研究，因此簡文的性質還有待進一步討論。
楚辭與雜賦結合，產生如梁孝王門客所作莬園賦、柳賦等，但不能成為長篇，大賦的產生並成為規模，主要是縱橫家文經絡其中的作用。縱橫家產自戰國，秦滅六國，縱橫之士亦受打擊，值秦之時，潛伏於東方六國。至楚漢反秦，縱橫家遂起而穿梭於各方勢力之間，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的人如蒯通、酈食其也成名於一時。漢定江山後，縱橫家分化，一部分棲身於地方諸王，成為門客，尤其是大國之客，往往蠢蠢而動，仍然保留著戰國縱橫家的遺緒，為個人私利而謀。也有棲身於朝廷大臣家者，如絳、灌門客，則是戰國遊客末流。以文才顯者，有兩類，一類是上智者，如陸賈、賈誼、陳平，既有儒家學術，又有縱橫家之文辭，能以此為國家效力。另一類則變而為辭賦之士，因朝廷不好文辭，遂亦託身於地方諸王。如枚乘、鄒陽等。他們熟習縱橫文辭，亦熟習楚辭，當他們北之梁之後，因梁孝王建宮室台館，應命詠物，遂以楚辭及雜賦結合而為一體，亦名為賦。但此類賦題材小，且規模不大，不能引起注意，直至枚乘在《反淫》基礎上改寫為《七發》，以及司馬相如寫作《子虛賦》，以縱橫家文經絡其中，大賦規模始成。
《七發》
討論如下:
漢賦的正式成立，一般認為是以枚乘《七發》為代表。將《七發》視為賦，是今人的理解，事實上，直到南朝蕭統編《文選》仍然單立一體，而沒有放在賦體內。《隋書·經籍志》亦將七體類編在箴、銘、誡、贊之體後，皆與賦不相關。漢代班固《兩都賦序》曆數漢武帝、宣帝時作賦之人，不數枚乘，不過他在《漢書·藝文志》屈原賦類中，卻又列入枚乘，這可能與前面所說的漢人關於賦的大觀念所致。從文體辨析的角度看，自漢魏乃至元明，七體亦未納入賦類。但至清代姚鼐編《古文辭類纂》，提出新的看法，他說:「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為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這個觀點不同於蕭統以下之文體辨析家，但卻與漢人認識相符。姚鼐辭賦類不僅收錄了屈、宋楚辭，還收錄如淳于髡的《諷齊威王》、庄辛的《說襄王》、東方朔的《答客難》、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文》《封禪文》、揚雄的《解嘲》《解難》等等，這個認識就本質上與我前文所說相合，即漢代士人除了熟悉的五經文獻以及公府應用文體外，其因政治社會現實生活需要產生的文體要求，只能另外尋找合適的文體，而這些文體都帶有鋪敘和騁辭的特徵。不過，姚鼐以為不必以韻否為限，但從賦在民間產生的情形看，戰國末及秦，乃至漢初，還是以押韻合於說唱為主。姚鼐所認定的《答客難》一類，其實是漢代士人以戰國縱橫家文與賦結合而創建的一種新文體。這個文體從性質上看，與賦的鋪陳揚厲相合，因此姚鼐將其視為賦，是有道理的。章太炎先生其實繼承了姚鼐的說法，他是從騁詞論縱橫家文合於賦體的。姚、章之論，從本質上說明了縱橫家文與賦間的關係，不過，儘管賦體是《詩》不作之後出現的以鋪張騁詞為特點各體文的總稱，但若區分文體，還是應將縱橫家文的騁詞和《楚辭》的騁詞等區分討論。毫無疑問，縱橫家文是賦體發展的重要條件，而縱橫家的活動，則是尤其值得關注和討論的。
我的意見是，在賦的發展過程中，漢初的縱橫家文人是關鍵。漢代初年士人所受最多影響的是戰國縱橫家文，這從賈山、賈誼、陸賈、晁錯等人的文章，明顯可見。縱橫家文鋪張排比，縱橫捭闔，最稱漢人之心。尤其漢初士人多懷梗概情懷，關注國是，所言多興亡之事，故雖排比辭句，並不以博文繁飾為意，這與漢武帝時賦家不同。縱橫家是戰國時顯著的士人階層，他們以個人的才學，穿梭於各諸侯國之間，馳騁說辭，不日間便可位至卿相，紆青拖紫，因此縱橫家在當時頗為讀書人所羨慕。但隨著秦皇統一天下，縱橫家失去了用武的場所，勢消焰息，但並沒有完全滅跡。我們在秦漢的戰爭中，時常可以看到縱橫家的身影。如酈食其、蒯通便是著名者。再如《漢書·張耳陳餘傳》中的廝養卒、《黥布傳》中的隨何，都有縱橫家的身影。而明言學縱橫短長之學的如主父偃、邊通等，更是漢代縱橫家的代表，《漢書·藝文志》便將主父偃列於縱橫家。但隨著漢定天下，這些縱橫家徹底失去了場所，但我們在漢之諸王的身邊，還是看到了具有縱橫家性質的人群。如淮南王、吳王、梁王門下諸客，無疑有許多是學縱橫之術的人。《漢書·藝文志》著錄漢之縱橫家者流有《蒯子》五篇，案，《漢書》本傳記其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首，號曰《雋永》。鄒陽七篇、主父偃二十八篇、《庄安》一篇、《待詔金馬聊倉》三篇，所錄僅此數人而已，蒯通本燕人，遊於齊，故高祖稱為齊之辯士。生當楚漢相爭之時，故頗能以舌建奇功。蒯通是戰國策士在漢初的代表，楚漢角立，雖與戰國形勢複雜多變不同，但尚能為辯士提供舌囿，供其周遊棋峙諸方之間，亦往往建奇功。及至漢天下已定，策士失去了遊說的場所，漢家制度一定，朝廷不喜無用之策辭，故縱橫家反覆之技無可施用，故改而棲於地方之諸王。漢初游於地方諸王的士人，人數眾多，成分亦雜。有的仍然延續戰國縱橫家操弄權術、炫辭呈才、蠱惑人主的傳統，希冀能在政治角斗中發揮作用，從而取得個人利益。《漢書·淮南王安傳》記有客說王曰:「今慧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此客當即此種縱橫家流。《傳》又記曰:「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於此可見漢初諸王窺廁王室，而游士則有尋釁以動者。此種游士擅於說辭，往往直陳利害，直取人心，仍存戰國策士遺風，如濟北王門客公孫玃即是。本來縱橫家以權變及利害刻削成技，故修辭不以誠立，務求其能說動人主，因此煒燁其說，張皇其辭，鋪張揚厲，不一而足，要之，騁辭是其特徵。隨著大漢王朝日益強盛，地方諸王雖有覬覦王權者，亦招士養士，以逞其異志。另外一種則與此不同，他們依靠個人熟知古事及善於判斷形勢、審度輕重的才能，以上客為期許，其所以依附於諸王，主要是朝廷不喜文辨之士，即使有機會也不過郎吏等，不如為大國上賓，如枚乘，景帝召拜為弘農都尉，但他「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再如司馬相如，他以貲為郎，景帝時為武騎常侍，但見到梁孝王門下諸士如枚乘、鄒陽後，遂以病免官，樂得游梁為客。漢初諸王稱大國者，有淮南、吳、楚、齊、梁，諸王皆能養士，而士多縱橫者流，這與鄒、魯、河間重經術不同，故《漢書·鄒陽傳》說:「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辯知者即馳騁文辭之士。我們看淮南王劉安門客既著書，亦有辭賦。《漢書·藝文志》著錄淮南王賦八十二篇，群臣賦四十四篇，可見其門下辭賦之士之盛。再如吳王，枚乘、鄒陽、嚴忌皆先游吳，後始游梁。梁孝王自以文帝少子，為太后所寵，《漢書》本傳記他「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台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4梁王廣治宮室園囿，促建了辭賦寫作的動機，其門下諸客，既有奇術詭謀者，亦有辭賦之士，而辭賦之士實即縱橫家的變種。奇術詭謀之士專心於權謀，辭賦之士則借宮室園囿逞才。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辨詩》所言極精闢。他說:「武帝之後，宗室削弱，藩臣無邦交之禮，縱橫既黜，然後退為賦家。」縱橫家在漢代轉變為辭賦之士，並以文辭為其游諸王的長技。因此，在漢賦的寫作和文體的成立，主要是由漢代縱橫家文人完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梁孝王時，當枚乘、鄒陽、司馬相如等人聚在一起時，「辭賦」一詞便開始大量使用了。如《漢書·枚乘傳》說枚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這是孝王二十九年，即景帝前元七年時事，枚乘游梁，《通鑒》系在景帝前元二年，至此約五年時間，枚乘諸人已經成功在梁國以寫作辭賦並引起了朝廷文人的注意，因此，司馬相如才在梁孝王入朝時，因慕枚乘諸人而棄官游梁。梁孝王二十九年之前枚乘諸人所寫辭賦有哪些作品，是什麼樣的面貌，尚不得而知。《西京雜記》卷四記梁孝王游於忘憂館。集諸游士各使為賦，其中未有司馬相如，或此游在二十九年之前。觀諸士所賦，皆詠物之作，且寓隱意，與荀卿賦略相似，賦文以四言寫物居多，往往帶以楚辭句式，似是辭與雜賦的混合體，或是枚乘諸人集諸梁國後，受雜賦影響所創新體，可視為大賦產生的前奏。
梁國是研究辭賦不可忽略的地方，賈誼是漢代朝廷文人中最早知道屈原的人，他從長沙到梁國，可能會把《楚辭》帶過來。但當漢文帝時，這種作品在梁國也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所以沒有見到相關的記載。其後枚乘諸人從吳國來，他們在吳時應該熟知《楚辭》了，當他們游梁後，自然會以楚辭作為寫作的基礎。但《楚辭》抒寫個情志較為合適，若托諭寄諷，或鋪敘風物，可能不如雜賦，所以當梁孝王廣建宮室館閣平台，並要門客們歌詠時，他們就要創造一種新的文體了。《西京雜記》所記枚乘諸人賦，就是這種背景下創作的新文體。
《西京雜記》所記諸賦，規模狹小，題材內容也很平庸，並不足以引起人們的注意，但當枚乘創作寫出了《七發》，以及司馬相如寫出了《子虛賦》，其規模體制恰與漢武帝王朝奮發有為的氣象相合，因此帶來了文體上的革命，標誌著漢大賦的成立，也為武帝朝在潤色鴻業的要求上建立了恰當的文體。
枚乘的《七發》寫作於何時，學術界有爭議，我的意見是，不排除寫在梁孝王時，其在吳時確曾寫過類似《七發》的作品，這就是北大所藏漢簡《反淫》。《反淫》的內容與《七發》多數相合，不僅涵《七發》所言七事中的六事，文辭字句亦多相符，僅辭句順序有變化而已。但《反淫》所敘不止七事，而至少有十四事，尤其是《反淫》沒有觀濤的描寫。在現存的《七發》結構里，觀濤一段最為人所稱道，但大家似乎都沒有注意到觀濤的文字與全文結構不甚相合，其篇幅明顯較其他六事博繁且精采富艷，尤其是極寫濤水之種種情狀聲態，令人心魄振動。只此一節，後人郭璞、木華則敷衍為《江賦》《海賦》，結構全以此為藍本，因此，結合《反淫》，我認為觀濤一段是枚乘在《反淫》的基礎上添加上去的，觀濤一段文字應晚於其餘六事的寫作。《反淫》的作者不能確知，但觀其涵蓋《七發》，應當與《七發》有關係。又由於《反淫》羅列達九事之多，明顯是七事還未固定前的藍本。
《反淫》未以數字標題，則見作者命題還是根據內容而定，至枚乘固定七事後，或枚乘定名為「七發」，或後人更定，已不能明了。《七發》以吳客說楚太子鋪展全文，《反淫》則以魂魄對話構成。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如果枚乘《七發》寫於吳王時，且諫吳王謀反事，內容敏感，應該不會直接以楚太子和吳客生題，而像《反淫》中以魂魄對話，則沒有這個擔憂。以魂魄對話構結全文，既合《漁父》傳統，亦與戰國以來問答體有關，這也是漢人依據文與辭兩種文體改造後所創的新體。此外，無論《反淫》還是《七發》，所言諸事皆簡明扼要，含諷諭之意，但像觀濤一段，則與這個主題脫節，而純粹是辭人騁辭誇物露才之作。因此，若說是《七發》實際上是枚乘到梁國以後，與諸辭賦之士切劘研討，對《反淫》重加編寫的作品，也是可說得通的。枚乘此時與司馬相如、鄒陽諸人，結合楚辭、縱橫家文，以及北方流傳的可以唱誦的雜賦，遂創為一新文體，概名之曰賦。《七發》因是在《反淫》基礎上改寫，故不名為賦，但其改寫可能在《莬園賦》之後。可作為參照的文獻，是司馬相如在孝王二十九年，即前149年游梁，居數歲而作《子虛賦》，是見具有大賦規模的賦體，包括《七發》體的形成，應該是這個時期成立的。而據《西京雜記》所載，梁孝王諸客所寫賦，多為詠物賦，這與枚乘的《七發》不同，也與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不同，應該與秦雜賦文體更相近。這說明成立於梁孝王時的賦，雖有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也有諸客所作的詠物雜賦，其總名都是賦。由於司馬相如的賦更具規模，影響更大，尤其是武帝的喜愛揄揚，遂使得這種賦廣為人傳，並成為漢賦的代表作，其餘賦體則漸漸湮沒不聞了。
從上討論的結論是，漢賦文體的形成，由多重因素構成。就文體說，戰國末以來流行於民間的說唱文體，總名為賦，至秦發展成為具有特徵的秦雜賦。這種文體流行於以秦為中心的西北地區。漢代取得政權以後，東方士人入漢中，對這種文體有所熟悉，士庶中應該有所使用。與此同時，戰國以來的縱橫家並未消歇，在秦漢戰爭中，隨處可見縱橫家身影。他們慣於使用的縱橫策文，在秦漢之爭中一直在發揮作用，而當漢得天下，縱橫家文仍然是當日士人擅長的文體，從陸賈、賈誼、晁錯等人文可以見出。這種以騁辭為特徵的文風，影響產生了多種文體，如問答體、辯難體，甚至書疏等。縱橫家文在他們手裡，又在漢代一統政權中得到了新的發展，他們以之論國是，辯存亡，排闥推闔，氣勢揚厲。這種文體寫作主要表現在朝廷文人身上，至於游於諸王門下之士，則無如此宏達眼光和氣局，往往以文辯為諸王所喜，故由游士變為辭賦之士，他們將流行於楚地的辭和漢初以來未衰歇的縱橫家文，以及秦以來在北方流行的雜賦結合起來，遂創出賦體。其中由於司馬相如《子虛賦》更符合漢人美學要求，遂成為漢賦的代表作，並被視為漢賦成立的標誌，其實過程並不如此簡單，而如上所言複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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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於《北京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承作者授權發布。原文所有注釋因排版不便全部刪除，欲參考者請直接取閱原刊。
作者介紹
傅剛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學中國古代詩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鄭州大學客座教授，徐州師範大學客座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教授，中國台灣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客座教授。兼任中國文選學研究會會長。主要從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出版專著有《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論》《〈昭明文選〉研究》《〈文選〉版本研究》《漢魏六朝文學與文獻論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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