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司馬遷為什麼說匈奴是夏朝遺民？
問題如下：
司馬遷為什麼說匈奴是夏朝遺民？
漢武帝時的漢匈之戰是同族戰爭嗎？
回答如下：
這個問題很簡單，只能是匈奴人自稱的，而漢匈之戰是否是同族戰爭，則屬於典型的當代中國式「民族觀念邏輯」。
《史記·匈奴列傳》記載：
匈奴，其先夏後氏之苗裔，曰淳維。
這個記載，必須強調的是，《史記》中如此寫，《漢書》也是如此寫，兩者並沒有區別。
在司馬遷的時代，長期的漢匈交往，讓漢朝的長安城裡早就有不少匈奴降人，甚至漢武帝的宮廷里也有匈奴貴族，司馬遷當然是見過匈奴人的，而到東漢初年，《漢書》的作者班固還曾親自參加對匈奴的戰爭，他也沒少見過匈奴人。
這兩位相隔數百年的歷史學家都在「匈奴」的列傳中如此書寫，只能理解為這個說法是當時匈奴人的共識，或者約定一致告訴漢朝人的答案。
今天網上很多人指摘司馬遷在《史記》中如何有感情成分、如何不客觀，其實往往是信口胡說，相對站得住腳的，不過是暗室之語司馬遷如何得聞，又為什麼能寫得繪聲繪色。
其實，解釋起來並不難，在當時意義上的「暗室之語」，旁邊未必沒有奴婢、侍妾，只是在當時的社會觀念看來，此等人未必可以視為「人」，也大可不必迴避，而正是這些人的記憶和講述，為司馬遷提供了寫作的素材。
就《史記》本身而言，沒有人敢說它的記載就是百分之百正確，司馬遷本人也不行，這也是歷史學本身的遺憾，即只能盡自己所能地接近事實，而不可能真的「復刻」事實，這個「盡自己所能」，從《史記》中可以與考古發現對照的文本來看，已經做到了，至於「盡善盡美」，則無異於苛責古人。
至於什麼《史記》中屢次出現「四十六日」之類的質疑，基本上就拿著《山海經》討論UFO差不多，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的廢話，與其說是「質疑」，不如說是小孩子「抖機靈」。
就《史記》和《漢書》對於匈奴人的記載而言，相隔100多年，漢匈之間交往頻頻，後來者班固並未否定司馬遷的說法，而是照錄，無疑說明他的時代並未掌握更多的信息。
當然，也有人說，《漢書》很多篇章就是照抄《史記》的，這話不錯，問題是為何如此？
答案很簡單，就是班固認為，《史記》的記載非常準確精當，不必狗尾續貂，而真正他所新增的信息，其實仍是看得出來的，比如：
（匈奴）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史記·匈奴列傳》）
（匈奴）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漢書·匈奴傳》）
《漢書》比《史記》少了一個字，姓，因為他們都記錄著：
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
那麼，司馬遷說的是誰「無姓」呢？
結合上下文，應該是匈奴單于家族，他並不確定其「姓氏」。
而到了班固的時代，《漢書·匈奴傳》就寫明了：
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
信息的增量非常明顯。
要知道，漢朝並不搞「民族大團結」，看待民族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用不著給匈奴人編造一個無從稽考的共同祖先，編出來了，人家認不認還兩說。
舉例來說，李廣利征大宛，就提到城中有「秦人」，匈奴人同樣稱脫離漢朝統治的「漢人」為「秦人」，這裡都是以是否接受「漢」的統治作為區分的標準，而且，這種標準還是南北共識，即並不以血統源流做「人」的標準。
而在漢朝人的概念里，漢匈戰爭也從來不是什麼同族戰爭，而是對「蠻夷」的征伐，其目標也不是消滅，而是漢武帝要求的「四夷賓服」，也就是朝貢、臣服，在這一點上，匈奴人的祖宗是夏朝王子，還是堯舜禹湯，根本無所謂。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當時的匈奴人王族均自稱淳維之後，單于則乾脆稱匈奴語的天之子，在和漢朝的交往中，更是自認為「引弓之民」的共主，就是游牧人的天子，而漢朝皇帝則是定居之民的天子。
不過王族的「自稱」，並不代表匈奴全族都是夏朝王子淳維之後，其附屬的部落，本身可能叫鮮卑、叫烏孫、叫丁零，各自有各自的祖宗、各有各的人種，只是在匈奴本部強大時，臣服於它，並自稱為「匈奴」，實際上是政權名與族名的統一。
當匈奴本部衰弱時，他們或許會自行立旗，打出自己的名號，比如鮮卑，也有可能會臣服強者，比如匈奴西遷後，遺留在草原上的十餘萬落匈奴，看到鮮卑崛起後，乾脆自號為鮮卑，日後的鮮卑宇文氏，即出自於此。
事實上，歷史上的草原「行國」，大多數都是此類情況（遠遁或被屠滅者除外），僅僅是一群部落的聚合體，靠著核心部落的武力威信維繫，一旦衰弱，就是一次「城頭變幻大王旗」，而草原上生活的人們，其實並沒有什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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