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想要縮小這個差距，基本沒什麼辦法

接著說這本《大調平器：從石器時代到21世紀的暴力和不平等史》，上次我們說了，作者沙伊德爾認為，要想拉平貧富差距，只有通過戰爭、崩潰和瘟疫這些極端手段，我們不禁要問，難道真的只有暴力和瘟疫能縮小貧富差距么？

其實沙伊德爾也不願意那麼悲觀，他也希望找到其他更為平緩的縮小貧富差距的手段。人類的歷史並不只有戰爭、崩潰和瘟疫，還有另外一面，就是經濟的不斷發展，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經濟危機，經濟發展帶來整體財富的增加，經濟危機則導致大量財富蒸發，難道這兩個人類歷史上很重要的現象不能帶來財富的平等么？下面就為你講述第二個觀點，為什麼經濟危機和經濟發展都不一定能帶來財富的平等？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經濟危機帶來大量財富的蒸發，給富人造成的損失更大，因此經濟危機應該有助於拉近貧富差距。但是，眾多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的研究卻發現，總體而言，經濟危機並沒有平衡貧富差距的效果。經濟危機有兩種。狹義上的經濟危機指的是金融危機，比如股市暴跌這類金融市場動蕩。在不少情況下，金融危機還可能導致經濟放緩、失業率激增、老百姓收入銳減的危機，也就是經濟危機。經濟危機的影響範圍要更廣。沙伊德爾就引用了一項調研，研究了從1911年到2010年，一百年間發生的72次金融危機和100次影響巨大的經濟危機。結果發現，無論是金融危機還是經濟危機，它們加劇和減少不平等的機會差不多相同。

對最近的幾次經濟危機研究發現，經濟危機給窮人帶來的打擊比對富人的打擊更大，雖然在經濟危機中富裕階層普遍遭受損失，但是他們受到的影響很短，一般三到四年就能恢復，窮人卻很有可能遭受打擊之後一蹶不振。以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為例。股市暴跌給美國收入金字塔頂端1%階層帶來了巨大損失。但僅僅四年之後，美國股市就收復失地，現在更是屢創新高。相反，有更多的普通大眾在2008年遭受極大的損失，幾百萬人失業，同樣多的人要承受房地產的負資產，很多因為付不起房貸而被掃地出門。雖然現在美國失業率已經降到金融危機以前的水平，但許多穩定收入的工作卻一去不復返了。貧富差距在金融危機過了不久就又重新拉開。

歷史上唯一的例外要算是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了。這是唯一一次導致美國財富平等的經濟危機，因為大蕭條帶來了羅斯福新政，保證了普通老百姓的實際工資取得增長，同時又限制了巨富階層的資本收入。從1928年到1932年，美國最富有階層，也就是人群中前1%的人的財富佔全國財富的比例從51.4%下降到47%，而財富金字塔頂尖的巨富家庭，也就是前0.01%的人受到的打擊尤其大，包含資本收益在內的收入佔比從5%下降到了只有2%。

分析完經濟危機對貧富不均的影響，我們再來看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意味著財富的蛋糕做大了，那麼會不會同時也降低貧富差距呢？

197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就曾經論斷，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發展階段，會首先拉大貧富的不平等，但是等到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貧富差距又會縮小。庫茲涅茨的這一論斷被稱為庫茲涅茨曲線。如果畫到坐標軸上，這條曲線的形狀就像一個倒過來的字母U。怎麼解釋這條曲線呢？

西蒙·庫茲涅茨

庫茲涅茨先是這麼分析的，隨著城市裡工業的發展，城市裡的工人工資會高於農民，從而拉大收入差距；城鄉收入差距拉大加劇了人口向城市的遷移，從而增加了工業經濟在全國經濟中的佔比，這樣又會進一步加劇城鄉收入的不平等。這是經濟發展初期會拉大貧富差距的觀點。但是他又論斷，當城鎮化到了一定規模，經濟增速放緩之後，收入差距會縮小。

庫茲涅茨的分析很有意思。他認為，之前的貧富差距拉大主要是城鄉收入差距，也就是工人和農民之間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而當城鎮化到了一定階段之後，農村人口比例大大降低，貧富差距的主體已經不是城鄉差距，而是變成了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財富差距。他論斷，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會縮小，理由是，隨著工會勢力的擴大，會為工人爭取更多權利，工人階層的收入會增加，同樣「福利國家」的政策調整，比如增加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稅率和對資產收入限制等等，也會限制富人的資本收入，從而縮小貧富差距。

但是1998年，一些經濟學家對49個國家的實證研究發現，並沒有發現庫茲涅茨所描述的這一規律，也就是在經濟增長早期，貧富差距拉大，在經濟穩定期平穩，後期又壓縮的規律。在大多數國家，即使經濟增長放緩，貧富差距仍然在不斷擴大。不過實證研究的確肯定了一點，當經濟發生巨大變化的時候，一定會加大收入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加劇不僅發生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期，也發生在遠古從採集狩獵轉向農耕經濟的轉型期，比如農耕時期的墓葬里出現了大量金器和玉器的陪葬品，就是貧富分化的例子。甚至有經濟學家預期，正在發生的從工業時代向後工業數字服務經濟時代的轉型，也將是一個貧富差距拉大的時期，未來的貧富差距可能更大。

分析完經濟發展和經濟危機，沙伊德爾並不死心，還想挖掘歷史上其他可能成為財富調平器的做法，其中有兩個也很重要，一個是移民，一個是教育。

我們通常的理解，移民，尤其是從貧窮國家向發達國家移民，可以立竿見影地改變一個人的生活。但是沙伊德爾的研究發現，只有當大規模移民發生時，才能產生在全社會縮小貧富差距的效果。比如日本在19世紀末向拉美的大規模移民，向外移出大量貧困人口，改善了國內勞動力供過於求的困境，有助於國內貧富差距的緩解，也給移民海外的日本人找到了更好的發展機會。同樣，晚清時期政府放鬆對東北移民的限制，大量貧窮的山東人闖關東，也有助於緩解當時的國內貧富差距。

另外，中國有句古話，書中自有黃金屋，也就是教育會改變一個人的生活狀況。研究發現，教育也是一種調平器，但結果並不穩定，因為教育每時每刻都需要跟技術的發展競賽。技術的變化決定了對不同技能的需求。如果一段時間內大眾教育能夠跟上科技變化，並準確預判未來科技的需求，那麼這段時間受教育的普通勞動力的收入就有可能增長，因為教育在製造產業所需要的人才。這樣，教育就有助於平衡收入差距。相反，如果教育無法跟上科技的變化，或者教育很僵化，學生根本學不到最新的知識，哪怕入學率再高，也可能一畢業就失業，因為無法提供產業需要的人。這樣的教育，無助於平衡收入差距。

此外，當經濟變得更為發達時，經濟對高端人才的需求也會越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收入漲得就更快，所以最近三十年，美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收入與高中畢業生的收入大幅拉開，結果導致貧富差距被拉大，而不是縮小。無論教育發展如何，都不會影響到資本的收益，也就是富人的收益。如果教育不能讓勞動者收入增加，那麼結果只能是貧富差距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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