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強：學海無涯，有容乃大-我在美國求學治史的經歷（二）

作者（右二）和加迪斯（左二）、凱南（左一）合影

翟強，美國奧本大學蒙哥馬利校區（Auburn University at Montgomery）歷史系教授，曾獲得該校「傑出研究教授」稱號。1984年獲得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留學，入俄亥俄大學歷史系，1991年獲博士學位。曾任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會長（2000-2002），為Historian(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前身)創刊編輯（1987-1988）。

加迪斯的美國外交史課很受學生的歡迎，他講課邏輯清楚，條理分明，循循善誘，經常運用生動的事例或機智的比喻來說明他的觀點。他課上開出的參考書目總是代表美國外交史研究的最前沿學術成果，他也從不排斥和他的學術觀點相反的著作。加迪斯在美國冷戰史領域可謂「樹大招風」，但他總是心平氣和地對待各種批評意見和否定看法。他歡迎學術上的「百家爭鳴」，鼓勵不同學術觀點的交鋒和辯論。

他對研究生的培養和指導是非常嚴格的，從博士論文的選題，到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到論文的謀篇布局，直至論文的最後寫作，他都嚴格把關，一絲不苟，精益求精。即使在論文完成後，他還要求學生對論文的段落、小標題的使用、行文的遣詞造句，反覆修改，精雕細刻。他強調，好的論文不是一氣呵成寫出來的，而是在不斷修改、加工中磨出來的。

加迪斯在美國學術界十分活躍，他除經常到校外參加學術會議之外，還在校內組織各種研討會和講座，請退休官員和頂尖學者來學校演講。對於這些活動，他總是鼓勵我們研究生積极參加，開拓視野，增長見識，及時了解學術界的最新研究動態和趨勢。我記得有一次他邀請美國前駐蘇大使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到俄亥俄大學來，在他的研究生討論班上，圍繞美國對蘇遏制政策的起源問題，同學生們座談和討論。在冷戰歷史中，凱南常被稱為是美國 的「遏制政策之父」，是杜魯門政府對蘇政策制定的關鍵人物。在俄亥俄大學訪問時，凱南向我們講述他對俄羅斯歷史和文化的認識和了解，解釋他當年對斯大林外交政策的判斷和預測，並特別糾正人們後來對他提出的遏制政策初衷的誤解。能夠和過去參與美國冷戰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面對面的交流和對話，對我是一個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獲得了很多在書本上得不到的感性認識。

作者（左二）在1988年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上和入江昭教授（左三）合影

1988年，一年一度的美國歷史學會年會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市召開。由於辛辛那提離俄亥俄大學不遠，加迪斯決定開車去參加年會，並順便捎帶他的三個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張曙光、王紅纓和我）一塊去。在年會上，我們聽了當年美國歷史學會會長入江昭(Akira Iriye)做的題為《歷史的國際化》的主旨演講，了解到美國歷史領域的國際化和全球化趨勢，認識到從國際和跨國角度研究歷史的意義。加迪斯除了創造機會讓他的學生參加學術活動之外，還鼓勵學生自己籌辦學術會議，鍛煉組織和溝通能力。我記得有一年，加迪斯籌措了一筆經費，讓我們幾個研究生出面，組織了一次在俄亥俄大學舉行的有關冷戰時期中美對抗的研究生論壇，邀請了近十位當時正在美國各高校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研究生參加，其中有芝加哥大學的陳小青、韓葉龍和劉岩、南伊利諾伊大學的陳兼、普林斯頓大學的羅志田、華盛頓大學的尹良武和魏楚雄、卡內基?梅隆大學的李小兵、密西根大學的王建偉、密西根州立大學的王冠華。會議的形式是：研究生提交論文，教授發表評論。加迪斯邀請了一些美國研究中美關係和美國外交的知名教授擔任評論員，這些教授包括密西根州立大學的孔華潤（Warren Cohen）、喬治城大學的南希?塔克(Nancy Tucker)、斯坦福大學的張少書(Gordon Chang)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黛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這次會議加強了從事中美關係研究的留美中國研究生之間的學術交流和聯繫，大家都對會議印象深刻，感覺收穫很大。

加迪斯十分注重論文的學術規範，總是強調注釋的重要性。他要求研究生在博士論文的開始階段就要為自己設立一個目標，即力求將論文寫到可以出版的水平。加迪斯本人的著作就是以思想犀利、論證嚴謹、材料豐富、敘述生動和文字精鍊著稱，他的作品充滿現實關懷，他也如此要求研究生的論文寫作。他告誡我們，在研究歷史時，既要注重對歷史過程細節的生動描述，也要注重對歷史發展的宏觀把握。他常說，我們所建構的知識不應只是在象牙塔內有價值，不應只是限於在校園內流傳，在校園外也應具有價值和發揮作用。他的話與梁啟超的名言：「學術者，天下之公器」，可謂不謀而合。

對於我們來自中國的研究生，加迪斯鼓勵我們充分發揮我們的跨國背景和雙語種優勢，盡量利用中美雙方的檔案材料和歷史文獻，揭示並分析兩國領導人和社會是如何看待和認識對方的？他們的觀念和看法中存在哪些偏見、誤解和歧視？雙方是如何錯誤解讀對方的意圖和動機的？雙方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差異是如何妨礙各自形成對對方的正確認識的？

在俄亥俄大學讀書的那幾年，正是美國外交史學界圍繞外交史研究發展方向開展大辯論的時候。由於以對社會底層研究見長的社會史在西方史學界異軍突起，如日中天，對以研究國家領導人、政策決策者為主的傳統外交史和政治史產生極大衝擊，使得不少外交史家驚呼外交史「停滯不前了」，「被邊緣化了」，「遭到冷遇了」，「出現危機了」，「已經落伍了」。在這場「外交史學向何處去？」的辯論中，加迪斯建議了兩條擺脫困境的對策：一是跨學科對策，特別是借鑒和引用歷史學的鄰近學科的研究方法，比如政治學科中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模式和套路，來豐富和充實外交史研究的方法和招數；二是國際史對策，即將美國外交史作為國際史、全球史來研究，儘可能多地採用外國檔案和資料，將美國外交關係的發展置於國際的、多邊的環境中考察，既研究美國外交政策對世界的影響，又探討國際局勢變化對美國外交政策制訂所起的作用。加迪斯很注重與從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學者的交流和對話，經常請他們到俄亥俄大學演講，並多次主持召開由外交史學家和國際關係理論專家共同參加的研討會。這些活動使我有機會學習和比較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研究國際關係的不同方法和角度。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發布時略有刪減。

敬請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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