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漢先：考證黔西苗族的前世今生
楊漢先，男，苗族，1913年生，貴州省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人。1939年畢業於華西協和大學社會學系。自1963年起連任政協貴州省第3－5屆委員會副主席。第1－3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
他是解放前基督教在威寧石門坎時期培養出來的第一代苗族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苗族第一代歷史學家、民族學家。其父是著名傳教士柏格理牧師的苗語教員和傳道員楊雅各。
1950年6月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1934年初歷任貴州威寧石門坎光華小學校長，貴陽青岩方言講習所苗族教師，貴陽大夏大學社會研究部工作員，成都華西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助理工作研究員，四川省博物館工作員，雲南昭通縣明威中學及女子師範學校歷史、英語教師、總務主任，貴州大學文科研究所教師。
1950年7月任貴州省人民政府委員，貴州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參加籌建貴州民族學院並任院長。
1959年－1966年4月任貴州大學副校長兼貴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長。
楊漢先也是一名在國內外都有較大學術影響的苗族本土民族學家，撰有《苗族述略》、《川南八十家苗民人口調查》、《大花苗歌謠種類》、《大花苗名稱來源》、《大花苗移入烏撒傳說考》、《大花苗的氏族》、《黔西苗族調查報告》、《貴州省威寧縣苗族古史傳說》、《基督教循道公會在威寧苗族地區傳教始末》、《基督教在滇黔川交境一帶苗族地區史略》等民族學論著，對貴州民族學研究事業的開拓和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
（上）
在實地調查中，楊漢先發現黔西各苗族支系皆有關於孟獲的傳說，而且當地的彝族和苗族均以孟獲為其首領，「苗族既認孟獲為其祖，則其人或有早於三國時移居黔西也」。楊漢先還發現，「苗族（大花苗、川苗）即稱早年曾與倭黑人居西南地，則事必在秦漢以前，因秦後西南已無黑人蹤跡」。由此，他認為漢晉時已有苗族移居黔西地區。
楊漢先在調查中得知，安順苗族自認為其祖先初來時曾與仡佬族大戰，苗族戰勝，後據有了安順。所以，他認為「古代黔西民族，其相戰鬥之烈，不亞於中原各族之戰鬥」。
根據黔西苗族支系的傳說，楊漢先認為，可確定黔西大部分苗族已於明以前居住在黔西地區。苗族最早移入黔西地區應該在唐代以前，元明時又有大量苗族移入黔西。關於苗族遷入黔西的路線，楊漢先根據在實地調查中所得知的「苗族十三支系大多數不約而同之傳說」進行推斷，「黔西苗族流出於四川南部，其路線又根據彼等傳說可分為西南向與南向」。同時，他還翻檢史籍，以更多證據證實上述觀點。
基於黔西苗族的傳說，再參考各種典籍，楊漢先認為，「黔西苗族確分流於川南黔山」。唐代樊綽所撰《蠻書》述及「黔、涇、巴、夏四邑有苗眾」。楊漢先考證後認為，以上4地除夏以外，其餘皆屬川南地區，即均位於長江南岸。「樊既雲此地多苗眾，則唐時川南必多苗族，故黔西苗族來自黔北川南者其證一也。」
楊漢先注意到，川南敘永一帶的苗族有「祖先由長江北岸瀘縣之小河，被綁手強迫跨江移至敘永境」的傳說。雲南威信、後山的苗族人李安長的家譜中記錄：「亦云系由瀘縣以西移入威信。故知昔年苗族曾散布及瀘縣附近者，今之黔西苗族即分流於此，其證二也。」
楊漢先又根據被稱為大花苗與大定白苗的苗族支系的傳說認為，「早年居挪地者，所指必在川南黔北，故黔西苗族流出川南黔北者其證三也」。
楊漢先還在畢節地區採訪到苗族民間諺語：「吾祖足踏黑羊箐，手把峨嵋山，開荒破草按山打獵。」他認為：「其語雖不足為憑，然言貴州而涉及四川者，要必有因，亦可列為參考。故黔西苗流出川南黔北者其證四也。」
但翻檢四川地方志的有關記載，在明景泰以前，四川毫無苗族的痕迹，僅於敘州府志中提到了一點兒：「景泰中，糾戎珙苗攻破長寧九縣。」直到清初各縣誌才開始載有苗名。經考證文獻，楊漢先認為，出現此種情況主要是因為「蓋明以前苗族雄居川南，然不稱苗，而混稱為都掌蠻也」。楊漢先還結合貴州地方志中有關記載，認為「更是旁證川南黔北於明以前苗人必眾，是則苗族早年必居之川南黔北，然後始移來黔西者，其證五也」。
關於黔西苗族的信史問題，楊漢先十分注意在調查中搜集各支系的歷史傳說，並予以研究推論。「今實地調查其傳說，所得者為最近五百餘年事，再上則莫知矣。」他認為黔西明確歷史始自明太祖，明以前的黔西，除統治階級能與中原發生關係外，大多數被統治階級對天下事絲毫不知。「故明以前之朝代，詢之苗族，彼等莫以對。一極普遍之現象，如果詢苗族以何時到達此地，彼等皆曰明洪武時到達。再問由何地而來，答者或有由江西西來，或曰由調北征南來，或曰由調北填南來；謂由江南來者亦有……吾人曾試驗多次，是否黔西苗民知宋元時代之任何年號，但始終未得，僅得大定畢節白苗及威寧花苗口中述有『趙家天子萬萬年，楊家宰相千千載』，『趙家天下，一口肉兩口飯』等語。彼等承認趙家天下，先於明洪武，且為一黃金時代，因敘述時，由其表態觀察，印象似極深刻，非如敘述一般之歷史也。」
楊漢先還對有關黔西苗族遷入雲南的傳說進行了考證，發現傳說主要流傳於安順及畢節等地的苗族中。他認為：「黔西苗族確於某一時期，曾集體往雲南南部遷移。自然苗族之移往滇南也，固必非一次兩次，或一日兩日，然其間必有一二次大規模之遷移，故彼等始有如是深刻之記憶也。」至於苗族集體移往滇南的時間，楊漢先列舉了當地民間有早於明代之說，也有始於明代之說的差異。
楊漢先認為明太祖平黔西的戰事，掀起了黔西苗族的第一次融合。在他看來，明以前之貴州西部，雖常有戰爭，「然僅原部族間之鬥爭，故其範圍很小，影響不大，於是各民族之關係形式必較為完善」。但是，明太祖平黔西，兵力強大，範圍極廣，從川南敘永至雲南東川，皆經歷十餘年戰爭。「於是黔西苗族遂形成一攪動式之混合，此種混合為秦漢以來所未有者，斯時所有羅羅、苗族、仲家、仡佬、漢人，均被一視同仁地攪動在一起混合。其中能力稍強者，遂往雲南逃避，贏弱者，則任其自然，或死亡，或被他族同化。」戰事平息後，若干混合後的小部族便開始形成，這就是黔西苗族支系繁多的源由。
明太祖征剿滇黔後，黔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各民族之新集團漸已長成，然明以前之一切原有文化，例如史歌、故事、傳說、衣飾、語言等，則已損失殆盡。新成長者大半為混合式之文化，故今日黔西各苗族之歷史、詩歌中含有較純而古之成分者甚少，其仍保存者，大多半已為第一批於大戰時逃往雲南之苗族所帶去。」
明洪武之後，黔西又發生了第二次大亂，歷時約數十餘年。楊漢先發現，戰亂造成「今日黔西苗族無不知吳王剿水西的故事，即婦孺亦莫不道之曰：『康熙三年吳王剿水西，雍正七年李王破土府。』是證苗族受剿水西之患也，亦非淺矣」。此次戰事後，黔西苗族又發生了第二次融合，其原有集團形式再次破裂，並因遷徙而逐步同化。
清代咸同年間，貴州全省發生大動亂，黔西各地苗族亦被殃及。「而大兵所向，黔西乃當其沖，於是又造成五百年以來黔西苗族之第三次攪動混合。」楊漢先在調查中發現，「今日苗民述之至詳。據滇省彝良苗民雲，當時青苗至彝良，攻克花苗寨後，所有青年婦女悉數帶走，此十足證明咸同軍事所影響之混血情形也」。
（下）
楊漢先認為，貴州的民族學工作，應該首先注重對民族的分布與歸類進行研究。而「民族分類之根據，除體質外，當以語言為主，而歷史風習等輔之。」所以，楊漢先在實地調查中特別注重有關黔西苗族支系的名稱、歷史及分布諸端的內容，他認為「由於西南地區民族過於複雜，不能不有集團個數之假設，否則分類研究之進行亦無從而發展」。鑒於材料的貧乏，他深感對黔西苗族作分類「未免言之過早」；但是，「吾人如欲研究苗族之整個文化，當綜合此種小支系之苗族，加以研究，始能奏效。故苗族之種類問題不再分類，而在歸類也。」
楊漢先主張，「今日吾人所指之新分類，原則上應顧及兩點，一為歷史的，一為地理的，所謂歷史者，有的苗族雖相距甚遠，然其歷史最為密切。故實為一集團者例如雲南、羅次之大花苗及貴州紫雲之大花苗（漢族稱花背苗，或鳩鳩苗）。所謂地理者，有的苗族雖然名稱不同，然實究之，因居住於同一地帶，文化極相似，故應列入一類，如威寧大花苗及畢節大花苗。兩者名雖異但居處接近文化同，故應列入一集團。」楊漢先詳細地以歷史、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可分為高地型、平原型）、語言（以各族自述其語言與他族語言相差程度，並以學者調查所得的各種苗語驗證）為標準對黔西苗族各支系予以歸類。
楊漢先對黔西苗族各支系的名稱、地域分布、姓氏、源流、宗教信仰及歷史傳說均進行了詳細考察。居住在安順的壩苗又被當地漢族稱為花苗，經過實地調查，結合文獻資料，楊漢先認為，壩苗的血統不如大定白苗、威寧大小花苗等苗族支系純粹。「安順附近壩苗約含有仡佬、漢人等之成分不少，其次則儂家之成分亦有。至於與其他支苗族混血，則更不必言，而尤與水西苗混血者為最多，故或言壩苗為水西苗之一支系亦無不可。……此種混血情形在三百年以前最盛，當延百餘年左右之久。」楊漢先認為壩苗在貴州與漢族發生緊密聯繫的時間應當開始於明代，「今日之貴州真正漢族（即來貴州後仍然保有較為純粹之血統）尚保存有漢族之名者，大多數皆於明以後來貴州也。其於明以前來貴州之漢族，今已不復有漢族之名，反而被後來之之漢族列入苗夷民族，或非漢非苗之民族。例今日所謂堡子、鳳頭雞、紅腳雞等。故嚴格而言，苗族與漢族於貴州境內發生密切關係者，實向明代開始。」
楊漢先注意到壩苗各姓在喪葬習俗的開路儀式中，儘管「各姓用之鬼師不同，故各姓歷史不同，然送死者去，則皆言及三岔河。」由此判斷，安順壩苗遷出的祖居地名稱應為三岔河。「常考苗族源流，川、黔、滇三省交境地區，實為今日大部白苗、花苗之發祥地。」
「多數之壩苗，承認其族人早年曾大規模移入雲南之蒙自、開化，彼等稱該地為小曹，故今日雲南南部苗人或乃壩苗之一支。」楊漢先還從安順壩苗的口碑資料中梳理出壩苗遷入雲南的原因，即歷史上發生在黔北地區的大面積饑荒與戰爭。因為，「第一、考今日雲南、緬甸、安南、暹羅各地之苗多系花苗白苗。但今日之川南白苗，黔西之犵苗（亦即壩苗）尚能敘述其族大規模移入雲南南部者，吾人不能認為偶爾之事，今以越滇緬暹各地諸苗，乃由川南黔北之白苗花苗移去者，至為合理。第二、吾人雖未知安南、暹羅苗族與安順壩苗關係如何，但據法國傳教士薩維那說：東京苗乃經雲南至東京者，今安南既在雲南之南，故安南苗族必經雲南南部始能入安南也，安順壩苗既承認其族於早年曾大規模遷入蒙自、開化，故或東京、寮國之苗，乃壩苗之遷入蒙自、開化，而再至東京、寮國者。第三，且考壩苗歷史，既由大定移來安順，則與東京苗之述其移徙路線絲毫不差。又按壩苗之另一名為花苗，但安南苗亦多為花苗。由此各點證之，安南苗或乃壩苗之同流異支也，再暹羅苗名既為花苗或白苗，則大約與壩苗亦有密切關係也。」
楊漢先了解到，壩苗在每年春季都會去附近山林中祭祀大樹或者大石頭，「乃於斯地斫木棒一根或二根，長尺許，粗如小茶杯，帶回供於村旁之土地廟。故吾人曾於壩苗村寨附近土地廟中，發現供有十七支小木柱者，其形狀似人，然並非有意製作為人形者。據云，彼等供此，即供山水土地，可保一村平安，廟內除木棒外並無他物。有的村寨並禁止婦孺由此中土地廟經過，意在避免褻瀆也。」
牛角苗居住在安順以南20公里新場一帶，楊漢先認為苗族一些支系名稱的來歷最初與地名或人名有關，所以他也就據此推斷牛角苗的遷移路線和時間。楊漢先根據乾河周姓所述，又據岩松菁朱姓的說法，「今就此傳說臆斷，則或與壩苗同一時間移動者也，且昔年此二族，或許為衣服語言均同之一支苗族。……就牛角苗之傳說而論，似較其附近諸苗者尤古。」他認為牛角苗居住在安順的年代當在明以前，他們遷移到安順的路線和時間大約與壩苗相同。
他還從服飾來推論白苗源流，「吾人觀察此族衣飾，頗似雲南威信、四川珙縣之白苗語亦大同小異。故由四川南部移來安順，實一可能之事，至於移來年代，則或較壩苗為晚。此族與其他苗族少有往還，由體質外表觀察，似有一獨特型，近年尚且續保持其單純之血統。」
楊漢先在調查中發現，長角苗內部又自分為短角、長角兩種。二者的衣服、語言略有差異，婚姻也以此為範圍。「可知此族之分支，正在過渡時期，誠為吾人研究苗人支流成長之良機也。」而補龍苗系安順城內漢族人所命名，實際上「此族並非補龍……真正之補龍則居於鎮寧江龍場以下，乃仲家之一種，實非苗也。」他還考辨得知補龍苗與青苗，「蓋明以前此二族歷史相同，明以後始異也。」並確認補龍苗的形成，始自安順修建城牆時。「彼等原為安順南外之青苗，原居於今之南官屯，因安順建成時，附近民眾被迫搬運泥石，居南關屯之青苗，距安順城甚近，每日被迫參運泥石，久之不堪其苦，於是相率往新場一帶逃避。初時移至石頭寨，此地去城較遠，使役乃得免。其餘居青苗洞附近之青苗，則未知他遷。……以上事實乃補龍所自述者，亦為青苗所證。青苗曰『補龍苗乃吾人兄弟移往新場一帶所變者，其子女服飾雖改變，然語言則仍保存吾人之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