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刷澶淵之恥：北宋滅國前奏曲

朝貢體制亦稱朝貢制度，這一概念是西方學者的發明，譯自英文「tributary system」或「tributesy stem」一詞。儘管這種描述多於明、清兩代，但從制度的源流來看，朝貢體制既遠祧先秦的服事制，又是秦漢統一以後歷代王朝在對外交往中逐漸形成和不斷完善的一種對外關係體制。

在北宋時期，北方邊境受到西夏、契丹、金國與蒙古帝國的侵擾，加上宋朝「重文輕武」的國策以至於國防空虛，兵敗如山倒。最後北宋仍向敵方簽訂「歲幣」形式的「澶淵之盟」等一連串條約，封貢體制呈顛倒之勢。 但實際上，「澶淵之盟」是北宋與遼在經過25年戰爭後締結的盟約。

自從宋太宗發動高粱河戰役揭開了宋遼全面戰爭的序幕，戰爭已經進行了25年。幾乎每一場大戰，往往都要使宋遼雙方付出上萬人的傷亡。於是到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遼國統治者蕭後與遼聖宗御駕親征，發動了孤注一擲的南下戰役，宋朝史料稱之為景德之役。

儘管遼軍來勢洶洶，其推進到澶州時已為強弩之末，即使面對的宋真宗主力兵力少於遼軍，但背靠黃河、依託堅城嚴陣以待的10餘萬宋軍，顯然已經不可能再向前突破了。這時的戰局從各種意義上都陷入了膠著——僅從澶州戰場上看，遼軍兵力佔優勢，而宋軍則佔據地利；雖然在一場戰鬥中意外打死了遼軍主將蕭撻凜，但宋軍並沒有取得其他決定性的勝利；而定州的王超集團10萬人始終未動，也成為遼主心頭的懸頂之劍，使他始終不敢下全力進攻澶州。

此時雙方都進退兩難，遼軍為擺脫困境，提出議和。而宋真宗立刻答應了。可以說，這是兩國在軍事力量大致相同下，宋、金以和平平等交往為原則的一次外交。而且議和之後，宋朝大部分時間是處於長、兄的地位。同時，在外交主動性和外交位次上，北宋總是略佔上風的。

據史書記載，盟約生效後，雙方互使共達380次之多，遼朝邊地發生饑荒，宋朝也會派人在邊境賑濟，宋真宗崩逝消息傳來，遼聖宗「集蕃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為沾涕」。

然而在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眼裡，天朝上國之威才是頭等大事，本應該是藩屬的遼國卻與宋朝天子稱兄道弟，於是澶淵之盟成為了「屈辱」的代表。 宰相王欽若曾針對澶淵之盟向宋真宗進言：「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擅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以萬乘之貴而為城下之盟，其何恥如之」。意即在春秋時期，小國被迫簽訂城下之盟都是奇恥大辱。對於有著萬乘之尊的宋朝君主來說，被迫簽訂城下之盟更是天大的恥辱。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

不僅是飽學的儒士才會這樣想，盟約給宋人帶來巨大挫折感、失落感，最終化為無窮的恥辱感。這種恥辱感，始終伴隨著北宋。

正是這種恥辱感左右了宋朝對局勢的判斷。北宋末年，長期受遼朝統治的女真族崛起後向遼展開進攻後，宋徽宗趙佶不顧太宰鄭居中、樞密院執政鄧洵武等大臣的激烈反對，主動與金人做海上之盟，於宣和七年（1125年）一起滅了遼國。

徽宗自認為得到燕雲之地足以洗刷澶淵支恥，然而宋朝經真宗、仁宗、英宗三朝「忘戰去兵」，禁軍和京師軍早已「武備皆廢」，何況此時武臣均已被排擠，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權。可以說，通過共同作戰，北宋軍隊的腐敗無能被暴露的一乾二淨，金朝並不願履行盟約，北宋只能花大價錢買下燕雲。

但這之後，宋朝「武備皆廢」的局勢沒又得到根本改變，而且在長期接觸中，金人看到宋朝腐敗的朝政、不堪一擊的軍隊，其野心開始膨脹。金國又通過盟約得到宋朝進貢的大量歲幣、糧餉和軍費的補充而實力大增，得到榆關（今山海關）以南的平、灤、營三州（今秦皇島地區），佔領著娘子關以南的西京（今山西大同地區），這如同建立了兩個長城以南的根據地，隨時可以挺進中原。在幾年後，金國也確實這麼做了。

可以說，北宋聯金滅遼的戰略選擇犯了方向上的錯誤，金朝的強盛完全出於宋朝的扶植，得到幾座空城的所謂的勝利代價過於慘重。用台灣學者柏楊的話說，這種勝利是個「慘不忍睹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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