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印土等國民粹主義緣起動因及趨勢

以往有關民粹主義的討論大多聚焦歐美國家。近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斯坦論壇」以巴西、印度、土耳其等發展中國家為案例，分析了這幾個國家民粹主義的特徵和趨勢。

巴西：腐敗引發民眾對分配政策的失望

來自巴西的公共安全研究學者、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伊麗莎白·利茲（Elizabeth Leeds）表示，由於世界範圍內石油價格下跌，2013年巴西經濟出現衰退。20世紀中期，巴西擺脫了軍人專政，但是民選政府並沒有提出一套很好的資源分配方案。例如，為勞工黨執政前8年贏得聲譽的資源重新分配政策、消除貧困項目、家庭津貼項目、種族以及性別平等政策，卻讓那些無法從這些政策中獲益的人們充滿憤慨與不滿。這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的締造者盧拉也因貪污被送進監獄。

勞工黨的大規模腐敗醜聞引發了民眾對資源分配政策的質疑和攻擊。與此同時，暴力犯罪、監獄暴亂以及蔓延全國的有組織犯罪日益泛濫，使得人們希望出現一個「救世主」。在一片混亂中，巴西社會自由黨候選人、前軍方成員博爾索納羅提出了與勞工黨政策形成鮮明對比的政治主張。2018年10月，博爾索納羅贏得總統選舉的消息震驚世界。利茲認為，博爾索納羅執政後，有些政策可能會出現逆轉，比如針對亞馬孫地區的政策。博爾索納羅正在計劃對該地區進行農業開發以及礦業開採，這讓人們擔心他會放棄保護野生動植物資源的政策。利茲還提出，巴西少數群體、不同性別群體的權利也可能受到威脅。

印度：種族主流論損害多樣性

麻省理工學院歷史學副教授薩納·艾雅爾 （Sana Aiyar）探討了民粹主義如何扭轉了印度實現民族獨立之後提倡的進步和包容政策，以及民粹主義如何與後殖民時代的世俗及超民族國家理念發生衝突。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以及他代表的印度人民黨主張，印度應該由以印度教為核心理念的黨派進行統治，而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不應該在政府中發揮核心作用。艾雅爾認為這一主張背棄了印度的寬容精神。

1947年，印度宣布獨立，第一任總理尼赫魯（來自印度國民大會黨）堅定地捍衛印度的世俗化，至少在政治領域消除了各宗教團體之間的差異。然而，在一個由不同種族群體組成的大國，這種狀況很難維持。印度國民大會黨從1960年代開始走向衰落，1970年代地區性的民粹黨派開始形成。1990年代以來發生兩個重大變化：一個變化是國會本身開始衰落，另一個變化是地方政黨在各邦乃至國家層面形成巨大影響力。從1990年代後期開始，印度開始轉向聯合政府。印度國民大會黨和印度人民黨在過去這些年與地方政黨結成聯盟。1991年，印度通過經濟改革轉向新自由主義，中產階級開始擴張。艾雅爾說，這些改革的承諾之一是「經濟非政治化」。然而，在世紀之交，印度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不平等程度加劇，所以人們感覺原來的願景並沒有實現，失望情緒瀰漫至整個國家。人們看到的不僅是失效的制度，還有令人難以置信的腐敗。唯一與此趨勢不同的是古吉拉特邦的發展模式——莫迪在當地任職首席部長多年，他憑藉「重視商業」的口號以及有效的執行力，成功吸引了大量外資。莫迪的成功政績使得印度全國性的反腐敗運動的矛頭轉向國會，他指責國會領導人與民眾嚴重脫節。他還強調，世俗主義以及多樣性的理念是國會迎合西方的表現。同時，莫迪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命運應該由在該國占多數地位的宗教和種族來決定。

艾雅爾表示，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民粹主義政客試圖向大多數民眾或種族群體灌輸恐懼，讓他們覺得受到了少數群體的威脅。對於莫迪而言，他宣揚的是只有Hindus（印度斯坦人、印度教徒）才是真正的印度本土人，因為正是這些人幫助他贏得2014年大選。在當選總理後，莫迪依然堅持這樣的主張。他強調「共同的祖國、共同的聖地」的觀念，這讓那些宗教聖地在印度其他地區的種族，在身份認同方面遭受到來自Hindus的懷疑目光。

土耳其：世俗與宗教的矛盾

導致難以形成共同陣線

來自土耳其博斯普魯斯海峽大學的艾森·坎達斯（Aysen Candas）認為，民粹主義的一個主要特點是「去世俗化」。她表示，無論一個國家的宗教信仰是什麼，去世俗化都會傷害該國的憲法秩序。她認為，民粹主義源於不安全感——人們認為他們在生活中原有的機會受到限制。面對經濟萎縮與不確定性帶來的危機，人們採取了最倒退的方式——反平等主義、反自由民主、試圖建立地位等級制度等。她強調，對於民粹主義的影響力不能掉以輕心，因為民粹主義者會切實履行他們的競選承諾，而且他們不會滿足於短期任職，而是會試圖像「馬拉松運動員」一樣長期任職。

但是，從土耳其的經歷來看，坎達斯認為，民粹主義只是土耳其政治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短暫片段。20世紀的土耳其是一個現代的世俗國家，在奧斯曼帝國滅亡後便有意識地脫離其伊斯蘭身份。每年的皮尤研究報告顯示，土耳其只有12％的人希望生活在伊斯蘭教權統治之下。其餘大多數人都希望生活在一個世俗的社會中。那麼，政治上的伊斯蘭主義者為什麼能壟斷土耳其的權力呢？坎達斯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簡短回答是，大多數人未能形成共同陣線。

她談到了造成土耳其社會分裂的主要原因。最大的分歧有兩個：一是宗教問題；二是占土耳其人口20%的庫爾德人問題。自1980年代以來，圍繞這兩條主線持續出現文化與宗教的衝突。首先，在庫爾德人問題上，土耳其政府出台了相互衝突的政策。在承認庫爾德人的身份、給予其某種形式的區域自治權、平等代表權的同時，土耳其政府於1983年為防止庫爾德政党進入議會而對其設置了較高的門檻。坎達斯表示，「這個門檻嚴重扭曲了每一次選舉結果，以至於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以34%的選票、國會66個席位上台」。第二個問題是，土耳其到底應該成為世俗共和國，還是採取基於伊斯蘭教的君主制。這個問題與庫爾德問題相互影響。許多土耳其世俗主義者，例如主張非異性戀（LGBTQ）平等主義的人士，在庫爾德問題上卻成了保守的威權人士，因為他們懷疑授予庫爾德人自治權將導致這個國家的分裂。同樣，即使伊斯蘭主義政黨上台執政後，也並不一定會減輕對於庫爾德人的壓制，但相較於主張世俗化的政黨，擁有強烈宗教信仰的庫爾德人依然會支持伊斯蘭主義政黨。

駐波士頓記者 馮黛梅

（中國社會科學報波士頓12月11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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