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強：學海無涯，有容乃大-我在美國求學治史的經歷（三）

作者（右二）和加迪斯（左二）、凱南（左一）合影

翟強，美國奧本大學蒙哥馬利校區（Auburn University at Montgomery）歷史系教授，曾獲得該校「傑出研究教授」稱號。1984年獲得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留學，入俄亥俄大學歷史系，1991年獲博士學位。曾任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會長（2000-2002），為Historian(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前身)創刊編輯（1987-1988）。

加迪斯鼓勵他的研究生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從跨學科和國際史這兩個視角進行思考和探索，以求突破。張曙光就是在加迪斯的指導下，在其博士論文中借鑒國際關係理論的模式，分析冷戰時期中美對抗中的互相遏制現象。而我在準備博士論文時，走的是國際史路線，利用多國檔案，探討20世紀50年代的中英美三角關係。我在考察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美關係時，發現美國的西方盟國，特別是英國，對華盛頓的東亞政策制定，經常發揮重要影響和產生牽製作用，在美國政府內部的有關對華政策的討論中，時常可以看到英國的影子。瀏覽現有的關於冷戰時期東亞國際關係的史學史，可以找到很多分別論述美國對華政策和英國對華政策的書籍，但系統闡述中英美三角關係的著作卻鳳毛麟角。因此，我決定將新中國成立後十年的中英美關係作為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加迪斯很支持我的想法。在研究生論文選題方面，加迪斯一般不命題，他鼓勵研究生自己發現問題，思考問題。

為了儘可能地收集和我的博士論文課題有關的第一手資料，我遍訪英美相關檔案館和圖書館，先後去過倫敦的英國公共檔案館、華盛頓的美國國家檔案館和國會圖書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德克薩斯大學圖書館、杜魯門總統圖書館、艾森豪威爾總統圖書館等地。加迪斯指導我的博士論文寫作，是採取我寫完一章，他看一章的做法。他認真和仔細地審閱我的論文，提出的批評一針見血，而且總是及時地反饋他的修改意見。這使我這個蹣跚學步者自始至終都感到很踏實。我仍然記得他在修改意見中給我的一個重要提示，即在分析英美對華政策分歧的原因時，應注意兩國的不同外交思想傳統所發揮的作用和產生的影響力，具體地說，就是要區別英國的現實主義傳統和美國的理想主義傳統，特別是不能忽視美國人頭腦中的「美國例外論」傾向和特殊的「中國情結」。我後來在論文寫作中對加迪斯的觀點又做了發展和延伸。1994年，我的博士論文由肯特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獲得國際學術界的廣泛好評。

在完成博士論文以後，我將我的下一個研究課題鎖定在20世紀六、七十代的中美關係，特別是越南戰爭時期的中美互動。我感到，不了解越南共產黨領導人的考慮和謀劃，不了解他們是如何解讀美國的威脅以及為了對抗這一威脅所採取的措施和應對之道，不了解他們是如何爭取中國、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的支持，就無法全面準確地說明美國的政策和措施在越南為什麼無效，美國為什麼會在越南戰爭中失敗，北越為什麼會贏得戰爭的勝利。因此，我決定，在我對越南戰爭的研究中，既要利用美國政府的檔案，考察美國對越南政策的前因後果和來龍去脈，又要儘可能地收集北越、中國，蘇聯和東歐的材料，來展現越南戰爭中共產黨陣營內部的決策和互動，從多邊的角度，剖決和評判越南戰爭。

20世紀90年代，西方冷戰史研究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一個被稱之為是「新冷戰史」(New Cold War History)的現象。所謂「新冷戰史」，是相對於90年代之前的舊冷戰史研究。「新冷戰史」就其「新」意而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新視野和新角度。隨著東歐的巨變、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學者們第一次可以將冷戰作為一個有頭有尾的完整事件來重新看待和解釋。二是新材料和新證據。在冷戰退出歷史舞台之前，學者們在研究冷戰時主要利用的是西方檔案，尤其是英美的檔案，因此當時的冷戰研究史實際上只是美國外交史或英國外交史研究，而不是真正的冷戰全球史研究。冷戰結束以後，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紛紛開始解密和公布前共產主義政權的檔案，中國政府也開始有選擇地公布內部文件（主要是通過出版領導人年譜、傳記、文集、選集、日記的形式），很多已經退休的政府官員、外交官、將軍、領導人的秘書或翻譯開始出版回憶錄和口述歷史。這些新材料的出現給了學者們一個深入研究冷戰時期共產主義陣營的政策制定和內部互動的機會，使得冷戰史研究成為實實在在的國際史研究。

冷戰結束以後出現的這種客觀環境為我的越南戰爭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我特別得益於設在華盛頓威爾遜中心的「冷戰國際史項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該機構通過翻譯和出版前蘇聯、東歐、中國、越南、古巴、蒙古等共產黨國家的檔案，通過籌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大力推動「新冷戰史」的研究。我雖然不懂俄文、越南文和東歐文字，但藉助「冷戰國際史項目」的翻譯，我可以讀到來自那些國家的檔案和資料。通過參加「冷戰國際史項目」組織的學術會議，我結識了很多來自那些國家的教授和學者。通過與他們的交流和對話，我了解到有關越南戰爭研究的各種學術觀點和爭議點，獲得很多有價值的研究信息和線索。

為了收集有關中國在越南戰爭中的作用的材料，1995-1998年間，我5次回到中國，為了尋覓有用的材料，可以說是「踏破鐵鞋」。當時北京的中央檔案館和外交部檔案館都不對一般學者開放，我的資料收集工作遇到很多障礙。但我並沒有氣餒，北京的中央一級檔案館不開放，我就去試試省級檔案館。借用一句紅色電影的經典台詞：「正面攻不上就側面攻」。在南京的江蘇省檔案館，我有了意外的收穫。在江蘇省檔案館收藏的省委外事辦公室檔案宗卷中，我驚喜地找到很多當年中央外事領導小組給各地外辦的指示和通報。1958-1966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每年舉行一次全國外事工作會議，各省、市、自治區的外辦負責人齊聚北京，聽取外交部長陳毅、外交部各位副部長、中聯部、對外文委以及其他負責外事的部委領導人介紹中國外交的情況，接受中央的外事工作指示。會議結束後，他們往往會將會議期間收到的材料（中央「紅頭」文件、指示、通報等）以及他們自己的會議筆記帶回他們的所在城市，作進一步傳達用。

在當時外交部檔案館不對外開放的情況下，我在地方檔案館中找到外交部領導人的講話、指示、通報等文件，是資料發現和挖掘上的一大突破，在海外對冷戰時期中國外交政策的研究中屬首創。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構築了我的論點和結論的堅實基礎。

2000年，北卡羅來那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國與越南戰爭》一書。該書以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越南戰爭，特別是揭示了戰爭期間北越和中國既合作又矛盾的複雜關係以及造成這種關係的各種原因，填補了越南戰爭史研究的空白，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該書的部分章節還被一本在美國大學廣泛採用的越南戰爭史教科書收錄選用。

本文原載於《在美國發現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感謝作者授權本公眾號發布，發布時略有刪減。

敬請期待下一期的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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