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有個佛教高僧，面對各種殘酷刑罰，卻依然不改自己氣節

如今關於抗戰時期佛教不作為的說法越演越烈，但其實，這只不過是一部分本身就品行敗壞的僧人的個人行為；但從整體上來說，其實無論是佛教人士還是道教人士，在面對外敵入侵的時候，絕大部分都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接下來要說的這個佛教高僧就是如此。

這裡要說的這個佛教高僧名叫釋圓瑛，法號宏悟；乃是福建古田縣人。釋圓瑛自幼飽讀詩書，聰慧過人，但是在他18歲的時候卻在福州湧泉寺禮增西上人出家。先後從當時禪宗名師冶開、寄禪修習禪定，又從通智、諦閑、祖印、慧明、道階法師聽經研教，廣獵大小乘諸經論，對《楞嚴經》造詣尤深。

但是這裡不是要說圓瑛法師的佛法究竟有多高深，而是要說說圓瑛法師的個人品性；從個人品性上來說，圓瑛法師絕對算得上是一位愛國主義的楷模，是位愛國愛教的高僧。他主張「國家存亡，匹夫有責；佛教興衰，教徒有責。」

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他寫下了「出世猶垂憂國淚，居山恆作感時詩」心愿，通告全國佛教徒，啟建護國道場。同時致書日本佛教界，遣責日本的這種侵略行為。由於圓瑛法師在整個佛教界都有相當崇高的地位，導致日本佛教界也非常被動，而日本整體的尚佛文化非常濃厚，此舉也給了日本高層很大壓力。

尤其是在蘆溝橋事變後，他召開中國佛教會理監事緊急會議，號召全國佛教徒參加抗日救國工作，並擔任中國佛教會災區救護團團長，召集蘇、滬佛教青年，組織僧侶救護隊，積極進行救護抗日傷員工作。「八·一三」滬戰開始後，這支僧侶救護隊，出入炮火紛飛的戰場，出生入死，救護傷員，受到社會各界的讚揚。

這期間，圓瑛法師把圓明講堂開闢為難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醫院、掩埋隊，從事救護收容工作。並且在國家窮困之際，圓瑛法師多次奔走在東南亞各國，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組織華僑募捐委員會，借講經說法機會宣傳救國道理，提倡「一元錢救國運動」，廣大僑胞踴躍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運動。

前期的時候，鑒於圓瑛法師的身份和地位，日本方面並沒有把圓瑛法師怎麼樣，但是隨著戰事的發展，日本整體已經陷入癲狂狀態，也就不管圓瑛法師是什麼人了；1939年秋，圓瑛法師正在圓明講堂主持法事活動，日本憲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圓瑛法師和明暘法師。

隨後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憲兵司令部進行刑訊，企圖威逼圓瑛大師承認並聲明抗日有罪。圓瑛法師大義懍然面對侵略者的刑具，毫不屈服，高聲念佛。隨後，日寇又將他押往南京的日本憲兵司令部，由日本的所謂佛學專家進行刑訊。這些專家被圓瑛大師高深的佛理駁得啞口無言。理屈詞窮的日寇惱羞成怒，對圓瑛法師進行百般肉體折磨，每天都折磨至深夜不止。

圓瑛法師幾度被折騰的昏厥不省人事，日本方面企圖以此迫其就範。但圓瑛大師已進入無我境界，他心繫民眾，深信自身的痛苦可以減免眾生的痛苦。最後，日寇無計可施，又因圓瑛大師名播中外，眾望所歸，在日本也有很高的聲譽，加上日本佛教界的施壓，最後，日寇只好將他釋放。

脫離虎口的圓瑛大師，仍然不改初衷，為抗敵救災而奔走呼號。而像圓瑛大師這樣救國救民的佛教高僧也是不少，其實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是非常不錯的，在明朝時期，抗倭英雄俞大猷還曾組建過一支武僧兵團，在抗擊倭寇如今的戰役中立下了赫赫功勛；而且就連馬、恩都對佛教的教義稱讚不已；只能說，是黑是白，主要還是看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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