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不同時期，內閣和六部哪一個地位更高？

自六部創建以來，明代的六部是歷史上地位最高的（包括清代），這一點沒有疑問。可是明代六部之上還有一個內閣，那麼內閣的地位、權力就真的要比六部要大嗎？實際上不盡然，有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這主要還得看是哪個時期。

自明初以來內閣作為皇帝的決策輔助機構在宰相化進程中地位逐漸崛起，兩者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衝突。由此形成了明代官僚政治中一種獨特的形象——閣部之爭。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後，六部成為最高的行政機構。內閣制度的形成主要是在永樂時期，當時的閣臣雖然很受重用，但從品級上來來說，閣臣僅為翰林官，官止五品，地位無法與各部尚書相比。仁、宣時「三楊」加公孤，兼尚書銜，但其品序仍然在吏部尚書之下。總體來看，宣宗以前，六部仍處於絕對優勢地位。

至正統時，票擬權歸內閣，形勢發展才有利於內閣。雖然內閣的權力在擴大，同時閣臣的出身也在發生變化。自景泰時期王文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入內閣後，以部尚書、侍郎入閣者越來越多，閣臣的地位顯著提高，這時，六部和內閣進入相持階段，地位相近。

從正德時期焦芳起，閣臣開始兼有吏部尚書之例，如方獻夫、嚴訥、呂本等，至隆慶年間高拱以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竟達三年，直接侵奪部權。

此間雖然內閣的地位漸隆，但六部仍然受到皇帝的眷顧，有時在參與機要上竟獲得比內閣更高多的信任。弘治時期劉大夏為兵部尚書就很受弘治地信任，時任閣臣劉健、李東陽、謝遷三相所議之要務，弘治帝都會詢問劉大夏的意見。

嘉靖、萬曆兩朝是內閣勢力最大的時期。張璁、夏言、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相繼擔任首輔。在這些權相的壓制之下，六部不得不屈服。史稱「六曹文武之柄，政為極重」。嚴嵩為首輔時，「操權自利，六卿皆束手。」張居正為首輔時，「政事一決居正」。閣部之間的平衡被打破，閣權全面壓制部權。嘉靖以後，閣臣朝班位次，俱列六部之上，這標誌著閣部之爭中內閣優勢的確立。

張居正之後，再也沒有出現有作為的閣臣，而且張居正由於專權被清算，閣臣對六部的干預較為收斂，六部的地位也有所回升。在幾任吏部尚書（宋纁、陸光祖、孫瓏）努力下，部權有所振作，六部在受到閣權壓制的時候，敢於從制度出發，理直氣壯地加以抗爭。

正是在這幾任吏部尚書期間，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的局面有所扭轉。天啟初，吏部尚書周嘉謨、趙南星與閣臣葉向高、劉一燝等頗能各守其職，同心相濟，閣部關係趨於均衡。

雖然六部權力一度被內閣侵奪，但從制度規定上，內閣不具備干預六部的權力，這是內閣與宰相制度的深刻區別所決定的。內閣雖然在權力和地位上逐漸建立起對六部的優勢，但並不能夠最終直接控制六部，六部仍享有獨立的行政權力。內閣只能利用其政務處理和決策上相對有利地位來達到干預和牽制六部權力的目的。

實際上，內閣和六部的爭權主要集中在人事任命上，即與吏部的矛盾。按明制，廷推是朝廷用人制度的主要程序，必須由吏部尚書主持，就連閣臣的人選也在廷推上最終確認。所以，內閣幾度上奏皇帝採取「特簡」的方式，因為特簡只要內閣票擬便可，這樣便能插手人事權。

整體來看，內閣可能在實際權力上超過六部，但從官品上，六部遠較隸屬關係上屬翰林官的內閣為高，內閣大學士須領部尚書銜或保、傅銜以自重，內閣大學士在官方的署名上也必須先言某部尚書，次言兼某某殿閣大學士。實際上，明代的閣部之爭，反映了原屬宰相的權力被分割的現實，誰也不可能在分權體制中獲得絕對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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