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長訪談｜張軍：聽講座是我學術生涯的起點
【編者按】
近幾十年，世界承平日久，樂觀的人們以為，個人命運可以握在自己手中。回頭看來，在逝去的歲月里，個人命運是隨時代起伏的，個人命運與時代有極強的關聯。在跌宕起伏的大勢中，經濟學家群體經歷了怎樣的生活和個人選擇，他們的經歷和治學與國家時代命運又有著怎樣的交織？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經濟學家長訪談」系列，講述中國經濟學家個人成長、治學故事，以及大時代背景下的家國情懷。
今天我們刊發的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的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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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教授近照。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37年前我作為安徽考生以高分考入復旦大學時，今天我們的經濟系當時還叫政治經濟學系。實際上，那個年代，全國都一樣，只有政治經濟學這個學科。與今天千軍萬馬搶學經濟金融不同，在當年那個「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並不吃香。不過，作為文科生，復旦的政治經濟學系那一年居然錄取了90多位同學，後來分成兩個班，一個讀了經濟學，另一個班專攻人口學。我在經濟學的班。
張軍高中時期照片。
政治經濟學系的課程雖然也涉及高等數學、英語、統計和經濟史，甚至計算機語言，但我們當時課堂學習的主要內容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包括政治經濟學原理、《資本論》、國民經濟計劃管理、財政、社會經濟統計等，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這樣的經典原著是花了較多時間的。要知道，那時候除了課堂學習之外，校內校外的一些講座更是對我們有巨大的吸引力。
上世紀80年代是年輕人思考人生價值的年代，所以我們最喜歡聽的講座毫無疑問是哲學。我們那一代人都喜歡哲學，校園的3106教室或3108教室的講座最受歡迎的也一定是哲學講座。講座大多數都是安排在學生們吃了晚飯和洗了澡之後。現在想來那是校園生活最美好最幸福的時候。
我喜歡哲學，但對科學哲學尤其感興趣，覺得物理哲學是特別重要的一門學問，因為科學哲學要回答的基本問題是，科學是什麼，科學不是什麼，科學和真理的關係是什麼，科學會不會錯，科學是怎麼進化的，科學是怎麼發展的等等這些問題。
張軍在自己的畫作前留影。
講科學哲學的學者往往是研究物理學，或者自然科學科學史的人。這些人那時候稱自己是研究自然辯證法的。我聽過的科學哲學講座大部分講物理學歷史與量子力學這些內容。我買了很多這方面的書，也向圖書館借了一些。我有一本澳大利亞的學者寫的《科學是什麼》，這本書在我的書櫃還能找到，中國科學院有一本自然辯證的期刊，叫《自然辯證法通訊》，我也喜歡看。我中學就喜歡數學和物理學，對化學興趣不大。在大學校園裡又開始對物理學特別是量子力學情有獨鍾，讀了很多書，當然也不見得完全看得懂，但還是經常到書店去看有沒有這方面的書，我讀過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德國人海森堡寫的《物理學與哲學》。讀了卡爾·波普爾的《科學的結構》後，覺得非常重要，一定要去研究這本著作，費了很大勁去弄懂它。後來我還讀了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也是研究科學結構的著作，它講的是關於科學如何由內核和外圍來構造出來。
你一旦接受這些理論，就想去看有關物理學家寫的東西，也特別喜歡聽物理學名師做的報告，有些我不大聽得懂但還是要去聽，用今天的話講就是典型的物理粉。記得大概在1982、1983年的時候，周培源先生來複旦做一個講座，我蹭進去聽，那個講座關於天體物理的，由谷超豪教授主持，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周培源先生，相信我是現場唯一的文科生。
對於周培源先生的印象從我少年時代就有了。我在念初中的時候訂閱了《人民畫報》，我記得有一期上面有一幅愛因斯坦的黑白照片，愛因斯坦坐在一個躺椅上，照片攝影者的署名是周培源，我那時候就猜周培源是不是愛因斯坦的學生，他怎麼能給愛因斯坦拍照？這給我帶來很多遐想。所以後來我對周培源這個名字就有了深刻印象。
那個講座給我的印象很深，因為周培源講了一句話我一直記得，他說建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國門封閉，在國門再次打開後，他發現國際物理學雜誌上發的文章他基本都看不懂了。聽到這句話我很驚訝，連他那樣的著名物理學家都看不懂了，一方面說明物理學已經成為年輕人的工作，也說明國內物理學研究和國際物理學前沿脫節了很久。類似的話我們的蘇步青校長在那個年代也講過，他說自己已經不能跟上學科研究的發展步伐，今後不想再參加數學系博士論文的答辯。
張軍在復旦大學本科時期的留影。
我去聽的另一個大物理學家的講座是1984年冬天楊振寧教授的。他到復旦來接受名譽博士證書，之後做了非常有意思的報告。那天正下著雪，講座先定在復旦數學系的小禮堂，蘇步青老校長、謝希德校長他們都在，謝校長主持報告會。但那天人太多，禮堂比較小，還分上下兩層，二樓上站了很多人，怕承受不了，謝校長說我們得改地方，就換到不遠處的相輝堂，當時叫大禮堂。所有人冒著雪跑到大禮堂。我衝到了大禮堂的主席台，就站在旁邊聽完楊振寧教授的報告。他報告的題目叫讀書教學40年，講他從抗戰時到西南聯大念書，後來去美國讀書和做研究，結識國際上很多物理學家，包括愛因斯坦。當時國內還沒有講座用幻燈的習慣，但楊振寧教授帶了一台幻燈機，幻燈片是自動翻轉的，像一個圓的轉盤，可以有上百張照片。我記得他的幻燈片中有很多我特別敬仰的物理學家，包括狄拉克、海森堡、波爾、吳大猷、李政道、吳健雄等。我記得他有一張照片，是他的兒子在電梯里跟愛因斯坦站在一起的一張合影，他的兒子那時候還很小。這是我在校園裡聽得比較完整的關於物理學家個人成長的講座。1994年我到香港訪學，在香港三聯書店發現三聯書店為楊振寧教授的這個講座出了書，名字就叫《讀書教學40年》，我一看基本就是那個講座的文字版，裡面所有的照片就是那天講座播放的照片。我如獲至寶，趕快買回來收藏。
自從聽了那個講座，對楊振寧先生的個人成長以及他後來在物理學界的人脈、學術研究，甚至包括他跟李政道之間的糾紛都很感興趣。現在關於楊振寧所有的傳記，大概有六、七個版本我都有，我也很喜歡看他寫的文章，包括翁帆編的《曙光集》我也認真地讀過。我見過楊振寧教授三次，其中有一次在他的講座中我還問了他一個問題。
張軍在復旦大學本科時期留影。
當時復旦的校園裡有很多著名的物理學家，謝希德校長、華中一校長、楊福家校長都是研究物理的，我跟楊福家校長和華中一校長後來成為私交甚好的朋友。楊校長前不久還送了一本別人為他寫的《楊福家傳》，裡面有很多楊校長接觸過的國內外的著名物理學家照片，我還發現了一個錯誤。有一張照片是李政道教授75歲生日時，周光召教授率團去紐約參加生日party。有一張照片圖說寫的是周光召、李政道、楊福家。我看了那個人應該不是周光召，就發簡訊給楊福家教授，楊教授回復我，你看得很仔細，確實寫錯了，那是李政道在大陸的一個研究助理。物理學界的很多著名學者像吳大猷，鄧稼先，還有吳健雄，我都關注他們。
當然在校園裡我也聽了很多經濟學的講座。
1980年代的大學校園雖然已經很開放，思想解放的氛圍很濃重，但坦率講課堂上的內容還是有點陳舊，我們反而喜歡聽高年級學長做的一些講座，他們是研究生或者大三、大四的學生。當時流行這種講座：先介紹一個外國經濟學人物，再關注他個人的研究，主要是講美國經濟學關注的東西，那時候大家不注重對經濟學方法的研究，更多是了解某個理論或思潮。
一旦接觸這樣的東西，就特別想把英文學好，只有熟悉了英文才能去讀文獻，這對我有很大的刺激，一定要把英文學好，每天晚上都在學英文，拿一個無錫出產的紅梅牌無線電，聽美國之音慢速英語，後來慢慢到正常語速，那是很小的收音機，聽短波不穩定，聽得很吃力，但很有幫助。
張軍（左）與復旦大學經濟系主任尹伯成教授。
到我1985年留在復旦讀碩士時，復旦校園裡的老外多起來了，1985年前後復旦謝校長跟美國一些大學的交流搞得很好，來了很多美國的學者，經濟學界也來了不少人，大部分是從美國和英國來訪問，大概待幾天或者稍微長一點，那時候我們這邊還沒有能力請一個老外在復旦待上一個學期，基本上都是來訪問，然後做個講座。為了練習說英文的能力，我喜歡主動跟老外交流。
大部分來的訪問學者研究自然科學，也有一些政府的官員，比如總統的科技顧問這樣的職務。我也去聽這樣的講座，還有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我們經濟系也有一些老外的講座。這些外籍演講者只是短期過來，不是長期任教。
我聽這些講座主要是為了訓練英文表達，所以每次不管什麼樣的講座我總是坐在第一排，還要準備一個問題。後來我們老院長注意到，我每次聽講座很積極，還要去提問，他不認識我，就問我是否是世經系的？因為世經系的同學考進來的時候英文都很好，而經濟系的學生英文一般都不好，他覺得我是個例外。
老外講授經濟學的機會並不多。但對我經濟學的學習影響比較大的是這一次，1983~1984年上海海運學院（現在上海海事大學）跟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有一個關於海洋經濟方面的合作項目，在海運學院辦一個班，這個班大概有二十個學生，將來搞海洋經濟方面的研究，由曼徹斯特大學派經濟學教授來講經濟學基礎課，如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還有產業組織理論。我們自己的課表裡還沒有這些內容。
我不知道怎麼得到了這個消息，和班裡的幾個同學商量後，決定去旁聽，這個課程每周有好幾節。海運學院在浦東，復旦在浦西，當時交通非常不便，我們每天晚上從復旦騎自行車到黃浦江碼頭，再坐輪船擺渡到對岸聽課，下課再趕回宿舍，回來時已經是後半夜了。就那樣，旁聽的人還蠻多，在那裡我認識了一個英國教授，海運學院那個班的很多學生和我成為朋友，他們大多數人去英國留學了。海運學院的課真是讓人大開眼界，英國教授帶來一些英文教材，那是很難得的。這個經歷實在是意外之喜。
我從海運學院課堂上聽到普林斯頓大學的William Baumol的理論，專門研究公用事業的市場結構。聽講之後對產業組織理論感興趣了，一直影響到我研究生的階段。我的碩士論文寫的就是產業組織。我的碩士論文選題是美國航空業在撤銷管制之後的市場結構變化。我對這個題目特別感興趣，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閱讀文獻，還讓復旦圖書館去買了這方面的書，當時圖書館可以由我們的建議購買外文書籍，如果覺得某本書重要，圖書館通過中國圖書進出口公司把這本書買來。儘管很麻煩，還是買到了威廉·鮑莫爾關於產業組織的書。當時那個理論叫可競爭市場的理論（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還有這方面其他的書，後來也看了《美國經濟評論》上的一些論文。我們經濟系資料室的外文期刊，美國主要期刊我們都有，時間比美國那邊晚半年甚至更長時間，但每一冊我們都能看到，就這樣看了很多文獻。
我們雖然在研究生階段已經開始系統學習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但我那時候還沒有真正用這些理論來思考中國的經濟。當時中國雖然改革開放了，但我的注意力還沒投向中國經濟自身。那時候我們對中國經濟的變化還沒有什麼感覺，更沒有能力去解釋。在我的這個西方經濟學的專業方向上，我們似乎對美國的經濟學家和里根時代的美國經濟的變化更感興趣。
不過，學院和學校的各類講座中已經有一些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主題了。因為改革開放，校園內吹進來很多新思潮。當時中科大的溫元凱到美國去了一段時間，回國後他到復旦做講座，介紹美國的科技。偶爾也有一些中國本土研究者的講座，周其仁來講過一次，講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他們跟杜潤生先生下去調研，掌握了一些情況和數據，很開眼界。朱嘉明後來也來講過一次，我有印象。後來世界銀行對中國有個援助項目，是關於中國大學發展的項目，涉及經濟學科的課程表改革，謝希德校長請來了很多世界知名的經濟學家來複旦出席研討會，包括鄒至庄。我也蹭進去旁聽。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鄒先生。
那時候復旦經濟系也有一些年輕學者，試著用現代經濟學來看中國經濟。我估計很大程度是受到了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的影響，那本書的英文版不知道怎麼進入國內，大家就複印，讀來特別有勁，覺得他的分析方法很實在，大家就模仿那套方法來思考中國的問題。
當時復旦經濟系的幾個青年教師（如符鋼戰、史正富、羅首初、朱民等）成立了一個國民經濟研究小組，他們嘗試用現代經濟學的語言來描述中國經濟現象，讓大家耳目一新。後來他們寫了書，還得了孫冶方獎。我和我的部分同學也會蹭進去參加他們的討論。
我這個年齡段基本上沒有參與那個年代的重要會議，譬如莫干山會議什麼的。在校園裡我還是對物理學、自然辯證法這些東西感興趣，沒有完全把精力放到現代經濟學上。
1982年張軍本科期間《資本論》考卷，由任課教師張薰華教授保留至今。
現在回頭看，當年復旦的那些講座深深地影響了我的學術人生。復旦畢業之後我留校任教，30年來我的足跡遍布國內、歐美和亞洲各地，這讓我有機會對西方的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有了更直觀的看法。我覺得，西方在科學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受到文藝復興以後自然科學發展的影響，經驗科學的思維方式已經從傳統變成文化。無論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經驗科學的傳統都一樣影響科學工作者的行為和思維。科學，即便是社會科學，建立在實證意義上的理論的構造都是最核心的工作。科學可以錯，科學不是真理，它是我們不斷接近真理的工具。
【口述人簡介】
張軍，1963年1月出生在安徽亳州市電力系統的幹部家庭。自幼學習琴棋書畫，念小學時是籃球隊員，念大學時則是復旦詩社的早期社員，還曾參與創辦演講協會。
現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經濟」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上海市經濟學會副會長。入選國家萬人計劃，榮獲上海市先進工作者稱號、上海十大傑出青年稱號以及復旦大學校長獎，更是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獲得者，以及美國比較經濟學會最佳論文獎Bergson Prize獲得者。曾受邀參加李克強總理主持的經濟形勢座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