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南京大屠殺的罪人，因冷戰的開啟、「亞洲」的位置而從歷史審判台上逸走

天下 12-14

原標題：戴錦華：南京大屠殺的罪人，因冷戰的開啟、「亞洲」的位置而從歷史審判台上逸走

「若以某些地名來提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慘絕人寰的悲劇，那麼它們間或是奧斯威辛、南京、廣島。但眾所周知的是，除了奧斯威辛所提示的納粹滅絕猶太人的罪行受到了清算、並在此後的六十餘年間被反覆言說，南京大屠殺的慘劇或則因「死難者人數」成為「懸案」，或者索性「蒸發」為一團曖昧不明的歷史煙雲。

……

然而，更發人深省的是，無論是作為南京大屠殺中的加害者還是廣島浩劫中的受害者，都未曾影響日本與二戰的勝利者美國、西歐一道，成為冷戰的勝出者。於是，聯繫著二戰和冷戰的歷史，便不難看出，二戰暴行史上南京元兇的曖昧與廣島罪人的缺席，在國際政治牌局上，原本是同一張紙牌的正反面。」

今天是第五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活字君和書友們分享的是戴錦華教授在二戰結束六十年後，所寫的一篇反思二戰遺留問題與觀照國際政治格局的文章。這篇名為《和平的真義》的文章告訴我們，一種與現代世界主流和平理念所迥異的和平——「不只是相對於戰爭與暴力的和平，而是相對於生命、人類生存和明天的和平」。

和平的真義

文/戴錦華

二○○五年十月六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公布了二○○五年的評審結果：國際原子能機構及其總幹事穆罕默德·巴拉迪因「防止核能被用于軍事目的並確保最安全地和平利用核能而共享這一榮譽」。

對被提名人（團體）數量空前（一百九十九）的這一年，評委會稱和平獎得主的產生「沒有特別困難」；國際輿論稱「不出所料」。似乎只有歐洲網站上押寶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好事者，為最終爆出這麼個大熱門而黯然。

然而，這一如此「名正言順」的結果，與其說是出自眾望所歸，不如說由於「別」無選擇。

因為不同於諾貝爾的其他獎項，和平獎始終是對本年度全球境況、大都是危機境況的一份曲折回應。它經常展現的，是一種全球張力，一場現在進行時態中的危機狀態，此番則更是一次微妙而尷尬的國際政治力量間的較量。

二○○五年，正值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六十周年。自那一夢魘時刻之後，超過半個世紀，地球和人類始終籠罩在核威脅與核恐怖之中。於是，國際原子能機構為「防止核能被用于軍事目的」所做出的長期努力，彌足珍貴、寬慰人心。

然而，似乎沒有太多的質詢：如果說，廣島、長崎悲劇六十年是本屆和平獎得主產生的重要參數，那麼，這一年另一個更為直接而正面的被提名人——日本原爆被害者團體和其候選人何以不曾獲獎。

1946年3月：廣島核爆後的廢墟(美國國家檔案館彩色照片)

若以某些地名來提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慘絕人寰的悲劇，那麼它們間或是奧斯威辛、南京、廣島。

但眾所周知的是，除了奧斯威辛所提示的納粹滅絕猶太人的罪行受到了清算、並在此後的六十餘年間被反覆言說，南京大屠殺的慘劇或則因「死難者人數」成為「懸案」，或者索性「蒸發」為一團曖昧不明的歷史煙雲。

而廣島，則成為被無數悼亡哀歌、和平祈願所籠罩的一處無名廢墟。

如果說，南京大屠殺的罪人，事實上因冷戰的開啟、「亞洲」的位置而悄然從歷史的審判台上逸走；那麼，廣島悲劇的主犯，則始終成為歷史敘述的一處懸置。

歷經六十年，已有足夠的第一手資料、包括當事人披露的資料粉碎了「被迫動用原子彈以結束世界大戰」的「神話」，於是，廣島、長崎，便成了人類歷史上唯一一次使用原子彈，而且是用於一次空前（但願）絕後的巨型人體試驗場。

核爆前的偵查地圖，靶心是預定爆炸中心(美國國家檔案局)

還記得讀到的一則細節：廣島、長崎浩劫之後遭受嚴重放射性沾染的倖存者，在其漫長而痛苦的死亡過程中，周身散射著熒熒磷光，甚至可以在暗夜的牆壁上投下蒼白可怖的影子。

然而，更發人深省的是，無論是作為南京大屠殺中的加害者還是廣島浩劫中的受害者，都未曾影響日本與二戰的勝利者美國、西歐一道，成為冷戰的勝出者。

於是，聯繫著二戰和冷戰的歷史，便不難看出，二戰暴行史上南京元兇的曖昧與廣島罪人的缺席，在國際政治牌局上，原本是同一張紙牌的正反面。

12月12日，在日本東京，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常志強之女常小梅（中）在「南京大屠殺81周年2018年東京證言集會」上講話。新華社記者杜瀟逸攝

而挪威諾貝爾獎將二○○五年和平獎授予國際原子能機構及其總幹事巴拉迪的直接動因，則如評委會主席米約斯所言，是「全球核威脅正在升級，希望可以通過國際合作化解」。

似乎無需多言，此處提及「升級」中的「核威脅」，所指正是近年來牽動世界矚目的朝鮮和伊朗「核危機」。

但稍加細查便不難發現，這是一個如此真切卻又荒誕不經的國際政治焦點：製造了全球「核威脅」的，不是總儲量足以三十次將整個地球化作焦土的既有原子彈，不是現今擁有核武器的不足十個國家，尤其不是擁有數量驚人的毀滅性原子彈與可用於「常規戰爭」的核彈頭及最先進的運載導彈的若干大國，而是被「推測」、懷疑已「具有核武器製造能力」的兩個亞洲中、小國家。

而這兩個國家，如此「巧合」地剛好是美國政府所確認的「邪惡軸心」三國：古巴、朝鮮、伊朗之二。

此外，關於此次授獎的真義，在國際社會幾乎成為共識的是，授獎予國際原子能機構及其總幹事巴拉迪，是出自一番不便明言的褒揚，旨在表彰其在伊拉克戰爭問題與美國的對抗。

在美國出兵伊拉克之際，國際原子能機構及巴拉迪不斷申明：尚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伊拉克已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要求將核查延長「數月」時間；繼而又未能配合美國對伊朗「核威脅」的判斷，不時「還伊朗以清白」。

為此大感惱火的美國曾動用合法、非法手段阻撓巴拉迪第三次連任國際原子能組織的總幹事一職。

在此需要贅言的是，諾貝爾和平獎始終不同於其他諾貝爾獎項之處，首先是，其他各諾貝爾獎項固然從不曾真正自外於國際政治格局與意識形態爭端，但畢竟多少受制於不同專業領域的遊戲規則；而和平獎卻始終是風雲突變的國際政治局面的動態回應。

其次，不同於由瑞典主持的、各專業專家評審產生的其他獎項，諾貝爾和平獎是由挪威國會——挪威各政黨間的聯合機構組織評審。

於是，和平獎，這一關乎人類生存的議題，便首先基於挪威這一民族國家內部的權力格局，並進而成為這一權力格局與國際政治情勢間的對話。

而在後冷戰的坐標之上，由諾貝爾和平獎所呈現的挪威的國際立場與姿態，首先聯繫著歐盟，以及歐盟與美國這一新帝國間的諸多聯手與爭端。

二○○五年，柏林國際電影節上，一部關於一九九四年盧安達大屠殺的影片《四月的某時》（Sometimes in April）的首映，引發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場景。

《四月的某時》(Sometimes in April)——描寫西方世界沒有參與調停的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的悲慘影片

影片中，在瘋狂的大屠殺進行的當口，主使這場屠殺的胡圖族軍官如是回答美國官員：「你們不會插手的。你們怎麼會來呢？我們沒有石油，沒有鑽石，沒有任何你們需要的東西。」

此時，觀眾席上掌聲雷動。筆者也加入了百感交集的鼓掌之中，而眼中是乾澀燒灼的淚。

是的，一九九四年，盧安達。這個僅有八百萬人的國土上爆發了空前規模的種族屠殺。在一百天之中，近一百萬圖西族人被殺，二百萬人流離失所。

而屠殺伊始，原本已駐紮於此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因英美的觀望態度，以不「越權」為由拒絕行動；長達三個月內，整個國際社會置若罔聞，袖手旁觀，儘管只需出動約五千名聯合國維和部隊，便足以制止這場人間慘劇。

如果說，那曾在柏林電影節上引發意味深長之掌聲的對白，原本出自編劇導演的創作，那麼，在盧安達大屠殺發生之時，美國高層官員確曾表示：「我們並不在乎盧安達或蒲隆地發生了什麼，美國的利益不在那裡，不能把這些無聊的人道主義問題和諸如中東、朝鮮等重要問題混為一談。」

致使哈佛大學教授薩曼塔·帕沃爾在《地獄難題——美國和滅族時代》一書里寫道：「美國的習慣思維是利益，這利益體現在石油和選票上。」（轉引自李新烽：《「非洲人的命不值錢」——盧安達大屠殺誰之過？》）

也正是在能源危機和爭奪的意義上，美國和歐盟有著共同、卻裂隙漸廣的利益訴求。在柏林牆的創口上嘗試彌合的歐洲，儘管不時嘗試在這新一輪的環球爭霸中小試刀鋒，但畢竟在更多的時候只能將自己隱蔽在影片《三色·藍色》式的哀悼、歌吟與祈願之中。

或許這便是國際原子能機構及巴拉迪一經獲獎，法、德首腦即刻致電祝賀的微妙之處。

若說二○○五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真義在於國際原子能機構及巴拉迪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正面抗衡美國政府，那麼，相當反諷的是，近年來國際原子能機構所重點核查的對象，卻始終與美國的經濟、政治關注點高度同步。

最富反諷意味的是，美國出兵伊拉克的絕大部分「合理」依據，正出自國際原子能機構提交聯合國的多達數十頁的報告書，輔以之英美情報機構的（現已證明為「有誤」的）諜報。

換言之，國際原子能機構與美國政府的衝突，並不在於是戰爭與和平，並不在於是否以「人權高於主權」或「國際安全」為名對一個主權國家發動戰爭，而僅僅在於是否「師出有名」。其分歧所在，只是該機構的運作程序與美國軍方的作戰時間表之間的吻合程度。

若借用傳媒用語說，該機構一直在伊朗問題上出演著「青天」的角色，那麼，二○○六年伊始的一則新聞，相對和平獎而言，可謂「耳光響亮」：二月四日，國際原子能機構最終決定將伊朗核問題報告提交聯合國安理會。

其含義眾所周知：相對於美國，這便是並非必需、但不無益處的戰爭背書。風暴尚未平息的波斯灣再度戰雲密布。

在此，討論二○○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寓意，並非質疑或論證這一頒授的「正確」與否。亦非出自筆者參與的「全球千名婦女爭評二○○五年諾貝爾和平獎」行動落敗的怨聲——因為介入之初，我所矚目的，正在於這是又一次「註定失敗的事業」，或者用行動的發起人、瑞士國會和歐洲議會議員維爾莫的說法，是實踐「一個瘋狂念頭」。

於筆者看來，儘管在百年諾貝爾和平獎那一長串名單上，有著馬丁·路德·金、德蘭修女、納爾遜·曼德拉、戈韋塔·門琴等屈指可數、名副其實的和平鬥士，但一般說來，正是二○○五年的和平獎得主，更具代表性地呈現了諾貝爾和平獎、也是現代世界主流的和平理念。

德蘭修女

和平，只是戰爭的對立項，甚或是暫停鍵；和平的努力便是與戰爭相推移；和平的贏得，只能是延遲的戰爭，或勝利者稍感滿足的片刻，或各種勢力達成某種岌岌可危的平衡或曰制衡的瞬間。

而戰爭或暴力，卻是現代社會邏輯內部、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世界體系中註定的劫數。

面對這樣的主流邏輯與和平理念，「千名婦女爭評諾貝爾和平獎」的行動只能是「瘋狂的念頭」，是幻想，乃至夢囈。然而，儘管雜訊紛揚，但我們畢竟完成了這次行動。

超越政治精英主義邏輯、超越民族國家的疆界，一次不可能的匯聚達成在一份長長的名單之中，達成在一個迫使主流世界側目的行動之中，達成在一卷二千二百頁的巨書（此書贏得了瑞士文化部頒發的「年度最美圖書獎」）之中。

在此，匯聚起的是一個集體，一個由形象各異、獨立而平凡的個人匯聚起的群體，一個種族、年齡、宗教、政治立場、政治信念、性取向千差萬別的群體。

但是，這不是任何意義上利益的結盟，或為分享、獵取權力而集聚起的力量。這只是迥異其趣的另一扇窗、另一面鏡：令世界看到為全球化的大屏幕所略去的畫面，一幅幅日常生活的畫面，為生命而抗爭的畫面，自救而至助人的畫面。

迥異的和平理念是：不是、不只是相對於戰爭與暴力的和平，而是相對於生命、人類生存和明天的和平；不是、不只是戰爭、災難、浩劫過後的橄欖枝，或無助、祈禱的黃絲帶，而是無言而倔強地站立著的生命之樹。

在中國區，北京、香港和昆明舉行的和平婦女聚會上，一向恥於真情流露、淚水輕彈的筆者，一次次地淚流滿面，乃至不能自已。但那淚，是為動乎於衷而淌，是為終於窺見了希望而流。

如同面對意氣勃發的王選，深深地知曉這美國人口中的能「令日本沉沒」的「中國女人」，不僅是在為日本細菌戰的中國受害者討還公道，不只是在為中華民族的尊嚴而戰，而且是在為人類的尊嚴、人類記憶的權利、書寫記憶的權利而戰；為了「活著，並且要記住」。

王選來到抗日戰爭期間曾任義烏縣縣長的朱文達老人家中，向這位96歲的日軍細菌戰目擊者採錄當年義烏鼠疫流行、民眾暴死的慘狀。(註：朱文達老人已在2002年春節去世。)（新華社記者譚進攝）

如同面對雋朗熱誠的高金素梅，體認著她帶領台灣原住民、自己的泰雅族人前往東京靖國神社討還祖靈，將靖國神社、日本首相小泉告上大阪法庭；和自己的族人前往紐約，向聯合國控訴日軍對台灣原住民犯下的種種暴行；不只是在國族的意義上伸冤雪恥，也是在向日本、向世界昭示原住民——這一在現代世界上飽受苦難與剝奪的群體的存在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