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為什麼搞不了「明治維新」？

文史 12-14

問：今年是日本明治維新150周年。編輯能否講一講為何日本的明治維新可以成功，學習明治維新的清末新政卻失敗了？

文 | 諶旭彬

很有意思的問題。

確實，在具體的改革內容上，清末新政與明治維新幾乎如出一轍。

比如，政治上，明治維新追求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清末新政也在追求愛新覺羅皇權的重振。經濟上，日本殖產興業，中國也在獎勵工商、鼓勵實業。教育上，日本派人出國考察、辦新式學堂；中國也組織了五大臣出洋、廢科舉辦新學、選派留學生。軍事上，日本向西方學習改革軍制，中國也在編練新軍。……

甚至在改革的步調上，清末新政也充分借鑒了明治維新——日本1868年啟動維新，17年之後，才開始實施內閣制；再過4年，才頒布憲法；又再過1年，才開設國會。清廷於1901年宣布新政，7年之後才頒布《欽定憲法大綱》，計劃再過9年才頒布正式憲法，然後再召集國會（後因形勢所迫宣布縮短時限）。

最終的結果，也確實可以說是大相徑庭。明治政府在東亞確立了自己的霸權，愛新覺羅家族卻在辛亥年喪失了他們的皇位。

何以如此？學術界有很多很多研究，或側重於改革領導層的能力與見識，或強調兩國民族性格的不同，或歸因為改革策略的失誤。

其實，所有的改革，實質都是「權力與利益的重新分配」。檢討改革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自然也應該從「權力與利益的重新分配」這個角度著眼。

先說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是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的直接產物。為了能夠回到紫禁城而不被聯軍清算，慈禧不得不對列強擺出開明的接納姿態；京城淪陷帝後外逃，如此奇恥大辱，也使得清廷內部再無人能成為有影響的改革反對者。

改革成了共識。但往哪個方向改，因為直接關係到權力與利益的重新分配，仍然存在爭議。

太平天國之後，地方督撫在財權、人事權和兵權方面的坐大，一直是清廷的一塊心病。期間，慈禧也採取過一些有效的壓制措施，比如1870年代曾利用「楊乃武案」整肅江浙官場。1900年，慈禧操弄義和團，引致京城淪陷，讓之前的所有努力付諸流水，地方督撫拒絕響應詔書北上勤王、越過朝廷與列強簽訂「東南互保」協議，這是清廷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事情。

也就是說，庚子之亂沉重打擊了中央朝廷的威望，地方督撫的財權、人事權和兵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在1901年啟動的新政里，中央朝廷希望效仿明治維新，走「日式立憲」之路，重申君權的至高無上，將財權、人事權和兵權從地方督撫手裡奪回來；地方督撫則希望效仿英國，走「英式立憲」之路，將自己手裡的財權、人事權、行政權、司法權乃至軍權合法化。

甚至於，當時還出現了一種將愛新覺羅變成虛君的傾向。

比如，兩廣總督陶模1902年上奏，請求朝廷設立議院，變更決策機制，「議院議政，而行政之權仍在政府，交相為用，兩不相侵」，將國家事務的決策權交給議院，不再由慈禧等一、二人獨裁。陶模敢上奏談這種問題，與慈禧在庚子年的昏庸決策鑄成大錯，有直接關係。往前回溯4年，因為擔心光緒不滿，康有為在對「開議院」一事隻字不提。往前回溯18年，中法戰爭期間，兩廣總督張樹聲只敢用「遺折」的形式呼籲朝廷開設議院、建議用「內部民主決策機制」取代慈禧的個人獨裁。

以上，是清末新政期間，最核心的利益衝突。

至於鼓勵工商發展實業、廢科舉興學堂、改革兵制編練新軍……這些其實是朝廷和地方督撫都認同的改革措施。分歧實際上在於：實業放在誰的碗里？學堂控制在何人之手？軍隊究竟是誰的軍隊？朝廷的禁煙令，無法肅清地方的罌粟種植；朝廷想通過贖買實現鐵路國有，也會引發地方士紳的保路運動；……都是上述分歧的產物。

1906年是雙方衝突激化的一個重要節點。這一年，宗室載澤從伊藤博文處取經歸來，以密折成功說動慈禧開啟「日式立憲」的序幕，擬用「立憲」的名義，通過改革官制，從地方督撫們手裡「合法」奪權。結果因地方督撫的抵制，直接導致官制改革流產。在地方督撫的運作下，「日式立憲」在輿論上也陷入了「人人喊打」的困境。督撫們甚至還反將一軍，給朝廷施加壓力，要求改軍機處體製為內閣總理體制，逼得慈禧下詔宣布「五不議」——軍機處事不議，八旗事不議，內務府事不議，翰林院事不議，太監事不議。

如此，朝廷無法壓迫地方督撫進入自己的軌道，地方督撫也無法讓朝廷屈服於自己的訴求，權力與利益的重新分配難有結果，那些雙方都認同的改革措施——鼓勵工商發展實業、廢科舉興學堂、改革兵制編練新軍，自然也只能是陷入內耗，徒有其表。再往後，慈禧去世，中央朝廷實力驟減，而向地方督撫奪權的力度加劇，雙方衝突急速升級，1911年，終於一拍兩散，清廷與改革一併壽終正寢。

圖：充斥著各種「議院不得干預」的清廷《欽定憲法大綱》

再來看明治維新。

1853年黑船事件之前，日本近似於一種「封建諸侯」的狀態，天皇並沒有多少實際權力，國家控制在幕府將軍手裡，下面還有許多大名。大體上，天皇類似於周天子，將軍類似霸主，大名則是諸侯。在長達600多年的時間裡，三者保持著一種動態的權力與利益平衡。

黑船（美國艦隊）的到來，打破了這種平衡。幕府被迫開國，於1858年與美、英、法、俄、荷簽訂《修好通商條約》。這對幕府的威望而言，是極大的打擊（類似於庚子之變對慈禧威望的打擊），社會上出現了對幕府不滿、主張「攘夷」的力量。同時，幕府與諸藩之間，在權力與利益的分配上，當時也存在著很尖銳的衝突，不少藩的財政陷入破產，藩內武士生計艱難，不滿在財力上再被幕府控制。這兩股力量以「尊王攘夷」的名義合流，對幕府的統治構成了挑戰。

幕府的一種應對之策是「公武合體」。公，指的是天皇；武，指幕府與強藩。通過「公武合體」，天皇與幕府聯姻強化了存在感，幕府獲得天皇和強藩的支持鞏固了執政地位，強藩可以獲得政治上更大的發言權，看似是皆大歡喜之事。但強藩要與幕府爭奪對外貿易的權利，天皇不滿自己虛君的地位，「公武合體」最終歸於流產，留給彼此的，只剩下刺殺與戰爭。

如果以是否支持「開國」為標準，來評判倒幕運動中的各方勢力，那麼，天皇、強藩與攘夷志士恐怕很難被歸為正面力量。攘夷志士自不必說，鎖國是他們的核心訴求；天皇在「公武合體」中應允與幕府聯姻，其中一個條件是幕府將集結軍事力量驅逐夷人重新鎖國；薩摩藩、長州藩認識到西方國家的先進與強大，立場由攘夷轉向開國，得等到1863年的薩英戰爭和1864年的馬關戰爭之後。

倒是幕府，如井上清所言，因為「直接受外國的壓迫」，知曉國力差距所在，所以對殖產興業、新式學堂、軍事改革這些舉措，並不反對。當然，和中國的情況一樣，幕府更關心這些改革的成果（比如軍隊）最後會掌控在誰手裡；在攘夷鎖國的聲浪佔據絕對優勢時，為了維繫自己的權勢，幕府也曾宣布將每年的5月10日定為「全國攘夷日」。

幕府被武力推翻後，1868年，明治天皇對天地神明起誓，發布了五條誓文。其中第五條是：

「吸取世界上的先進文明，使天皇中心的國家更加興隆。」

這標誌著天皇正式放棄了攘夷思想，轉向了開國。明治維新也由此起步。

與慈禧的新政相似，明治天皇的維新，最核心的利益衝突，也在於中央朝廷與地方諸藩。中央希望實現中央集權，將財權、人事權與軍權從諸藩手裡收上來，諸藩（尤其是強藩）希望將自己在倒幕運動中獲得的財權、人事權與軍權方面的利益，固化乃至擴大。

明治二年的中央財政，實際上是完全破產的。當時朝廷控制的賦稅主要來自從德川幕府及其他敵對藩屬手中奪取的土地。雖然對外號稱「八百萬石之政府」，但實際估算能收到的穀米只有320萬石，而最終實際所得，不足200萬石，不必說推動維新事業，連維持朝廷的基本支出都很困難。所以，當時提出來的目標，是要變成一個「三千萬石之朝廷」。

自然，只能向諸藩開刀。

第一刀叫做「版籍奉還」（1869年）。簡單說來，就是各藩藩主將自己的版圖（封地）和戶籍（臣民）返還給天皇。如果是真還，藩主們肯定不會樂意，所以當時的辦法是先由藩主們「主動」把封地和臣民還給天皇，天皇再把這些領地重新委任給藩主們去統治。

即便如此，當時在徵求各藩代表意見時，仍是贊成、反對不相上下，且只有不到一半的代表參與意見署名。最後，為了安撫各藩，又出台政策，將285家舊藩主的諸侯、142家公卿列為華族，將之定性為僅次於皇族的貴族，以保障他們的政治、經濟特權。

「版籍奉還」後，藩主成了藩知事，其統治領地依舊，但統治的名義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圖：表現薩摩等四藩「主動版籍奉還」的繪畫

第二刀叫做「廢藩置縣」（1871年）。這個容易理解，以前叫做藩，藩主擁有相對獨立的財權、人事權和軍權；現在改成縣，由朝廷直接管轄，其財權、人事權與軍權俱被收歸到了中央。由此，明治政府完成了自己的中央集權。

與清廷重塑中央集權所遭遇的挫敗不同，明治政府的廢藩置縣比較順利。這種順利，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1）宣布廢藩置縣之前，明治政府已從薩摩、長州、土佐等藩抽調了相當數量的藩兵，組成了天皇的親兵隊。

如谷川岳所言，「（廢藩置縣）這是繼王政復古（也就是推翻幕府）後的第二次政變。……廢藩置縣之所以在沒有遭到舊藩主對抗中實施了，在於各藩主已經向御親兵提供了藩兵，自己手頭並沒有多少兵力，也就是說他們上了新政府的當。」勝部真長也說，「廢藩置縣的命令對這些藩知事無異于晴天霹靂。新政府實施廢藩置縣之前，先設置了御親兵，然後依靠這一武力基礎來進行地方制度的改革。這種做法簡直就是一種政變。」

（2）倒幕運動之前的日本存在著300多個藩，這些藩大多數在經濟上陷入困境。進入明治維新時代後，境況也沒有什麼改善。

首先，多數中小藩處於一種無力兌現藩札（各藩獨自發行的貨幣）的破產邊緣，如果中央願意替他們承擔債務，藩主們並不抗拒歸附中央。去東京做富家翁，不比做沒油水還欠債的藩主差。

其次，大藩當中，因為支持天皇參與倒幕的緣故，很多也已不堪龐大的軍費開支而瀕臨財政崩潰。長州藩是其中的典型。戰後，該藩無力支付承諾給士兵的賞賜，也無力維持5000餘人的部隊規模，最後不得不拋棄下級武士和民兵。1869年，長州奇兵隊過半數的士兵因不滿參加了叛亂。

唯一可能對中央構成強力威脅的，只有薩摩藩。依賴與琉球交易所獲得的財富，該藩在戰後兌現了給士兵的賞賜，還將本該遣散歸農的下級士族收編為藩兵，軍事力量擴充到了1.3萬人。不過，長期維持如此規模的軍隊，對薩摩藩而言，仍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所以，當西鄉隆盛被邀請進入中央政府後，他提議從薩摩藩的軍隊里抽調士兵援助中央成立正規軍，既可以強化自己在中央的力量，也減輕了薩摩的財政負擔。如此，薩摩藩也不再擁有反對廢藩置縣的力量。

當300多個藩被改造為3府72縣（明治4年），日本也就正式完成了從「諸侯封建」到「中央集權」的轉型。政治框架穩定下來之後，殖產興業、新式學堂、軍事改革這些事，也很自然地開始漸見成效。

綜上，清末新政之所以與明治維新命運迥異，有兩個核心原因：

（1）一切改革的出發點，都是糾錯。清末新政的出發點是庚子之亂，它要改革經濟、改革教育、改革軍制，但它最核心的改革訴求，是糾正釀成庚子之亂的朝廷決策機制，也就是要用一種新的制度，來取代慈禧的「一、二人決策於深宮」，以求不要再出現操弄義和團、引致八國聯軍攻陷京城、巨額賠款全民遭殃這樣的慘劇。改革的出發點如此，慈禧仍試圖借「日式立憲」重塑「君上大權」，二者的衝突顯而易見。反觀明治維新，其改革出發點是「幕府被黑船強迫開國」，然後天皇聯合諸藩及攘夷志士合力推翻幕府，改革的核心訴求是變「幕府封建制」為「中央集權制」，改革出發點與改革訴求之間，沒有衝突。

（2）一切改革的實質，都是權力與利益的重新分配。清末新政與明治維新的成敗，均取決於中央政府與地方督撫（諸藩）能否達成妥協。區別在於，在中國，清廷中央是庚子年的犯錯者，是需要改革的核心對象；地方督撫是庚子年挽救危局的功臣，而且轄地廣闊、實力強勁。後者為自身利益計，不會同意前者走「日式立憲」之路；前者不具備壓制地方督撫的實力而又孜孜於此。反觀日本，犯錯者是無力抵禦黑船的幕府，它已經被推翻。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朝廷，與地方諸藩同為挽救危局的功臣。天皇在倒幕運動中積攢起了可觀的政治資源（如「天下為天皇一人之天下，而並非為幕府之天下」這類思想宣傳已深入人心），而地方諸藩在戰後多已處於經濟破產、軍事難以為繼的困境。

最後，有必要補充的是：明治維新的「成功」，需要打上一個引號。它完成的是一種從周制（諸侯分封）到秦制（中央集權）的轉變，而非由秦制變為現代民主社會。它所宣揚的爹親娘親不如天皇親的武士道精神，最終於走向了一條非常殘暴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