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於揭露黑暗的人，下場都不會太好？我就是不信！

今天是第五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國家公祭日，就是以國家的名義來祭奠，來緬懷。

雖然沉重，但是必須。

因為罪惡總是希望人們儘快地忘記，逃避著記錄。

現在有不少小朋友，對南京大屠殺已經沒有什麼深刻的認識，對日軍在南京犯下了多大的罪行沒有什麼概念。

要了解這段歷史，波叔推薦三本書：《魏特琳日記》、《拉貝日記》和張純如（點擊藍字閱讀）的《南京大屠殺》。

希望各位小菠菜能夠讀一讀。

你會了解到，要揭露暴行，是一件多麼艱難但是值得尊敬的事情。

有反人類的暴行，就有人類共同體的抗爭。

來自全世界各國的人們，一起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記錄下真相。

這種努力，讓1937年12月那猶如人家煉獄的南京，仍透著一束光亮。

今天波叔就來講一講。

南京安全區

當年日軍攻陷上海後，南京城內的一群歐美人士，在南京城中心稍偏西的地方圈出一塊區域，作為安全區。當時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美國大使館以及許多中國政府機構都在這裡。

為了管理安全區，他們還成立了由20多人組成的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其中大部分是美國人，還有德國人、丹麥人、蘇聯人和中國人。

設立安全區的目的在於，在中日兩國交戰的情況下，為受困的平民提供一個避難所。等南京平穩過渡到日本人手中之後，他們再關閉安全區。

這事兒日本能答應么？肯定不答應，但反對也沒用，人家背後都有強大的祖國撐腰，日軍不太敢跟這些人正面杠。

當時，身為德國納粹黨員的約翰·拉貝被推選為委員會的主席。

拉貝出生於1882年11月23日，1908年來到中國，1931年供職於西門子南京辦事處，是納粹主義的忠實擁躉。

小菠菜不要一見到「納粹」就著急鄙視，不是所有納粹黨員都像希特勒那麼變態。拉貝有自己的一套「納粹哲學」：

我們是工人的軍隊，工人的政府，也是工人的朋友，我們在危急關頭絕不會拋棄工人。

他是這麼想，也是這麼乾的。當大多數的德國同胞都離開中國的時候，他選擇留下來。

守住安全區不是件容易的事。

正值寒冬臘月，安全區的面積只有2.5平方英里（約6.5平方公里），卻擠進了數十萬難民。

所有房子都被塞滿，草地上搭起無數的草棚、大馬路上的難民拖家帶口露宿街頭，戰壕里、防空洞里都是人。

難民人數遠遠超出委員會當初的預想，立馬就引出了兩個最現實的問題：糧食和衛生。

早在日軍攻入南京之前，南京市長就送給國際安全區委員會3萬石大米和1萬袋麵粉，但有個棘手的問題：這批糧食貯藏在城外。

開戰之前，軍隊早就把城內所有的運輸工具都徵用了，拉貝找不到卡車把糧食運進城內。沒辦法，他和一群外國人只好開著自己的小汽車，瘋狂地穿梭，儘可能多運一些糧食進城。

最終只獲得了1萬石大米和1000袋麵粉，這些糧食就是他們一個多月的口糧。

條件再艱苦，人還是得吃喝拉撒。那麼多人，廁所顯然不夠用。

剛開始的時候，難民營臭氣熏天，遍地「黃金萬兩」，難民個個驚魂未定，哪能顧及那麼多？

拉貝的好言相勸沒人聽，最後他被激怒了，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演說，難民們才開始自覺起來，動手自建臨時廁所，恢復秩序。

寒冷、飢餓、混亂，這些問題與日軍的威脅比起來，根本就不值一提。

安全區外，日軍在瘋狂搶劫、強姦女性、虐殺百姓，能抓到的女人和軍民越來越少，他們就開始把手伸向安全區。

當時，有一些中國軍人混入安全區的難民中，日軍則以抓捕軍人的名義，闖入安全區。他們依靠查看手指上的繭，來斷定是不是軍人，這樣一來，那些黃包車夫，或者做手工活的工人，一律被劃定為軍人，全部帶走。

更令人髮指的是，日軍三翻五次，半夜偷偷潛入安全區，搶劫財物，見到女人就拖上車帶走。

有一天晚上，一群日本兵闖入拉貝的住所，拉貝打著手電筒迎上去，一名日軍掏出手槍準備射擊，突然他意識到「殺死德國人會惹出亂子」時，便住手了。

電影《約翰?拉貝》

與其說日軍懼怕拉貝，不如說他們忌憚的是他手臂上戴著的納粹袖章。

然而，他的納粹身份和袖章只能保障他自己的人身安全，並不能保那些難民不死。

拉貝眼睜睜地看著日軍從安全區拖走成百上千的是中國人，他一封一封地給日本大使館寫信，譴責日軍的行為。

當時留在南京的27個西方人以及中國居民都被你軍在12月14日進行搶劫、強姦和屠殺等恐怖活動所震驚了！

不論在安全區內還是在安全區入口處，我們沒有看見一個日本巡邏哨。

昨天，而且是在大白天，在大庭廣眾下，在神學院的大廳里，日軍士兵當著許多男人、婦女和兒童的面，強姦了數名婦女。我們22個西方人不能養活20萬中國平民，也不幫你們白天黑夜地保護他們。這是日本當局的職責。如果你們能為他們提供安全保障，那麼我們能夠幫助養活他們！

假如目前這種恐怖局面持續下去的話，很快連工人也找不到，基本的服務根本無法進行。

拉貝要求日本大使館出面制止，但他得到的只是一味的敷衍。後來他才明白過來，下令屠殺的是軍方，大使館根本就無能為力。

紀錄片《南京之殤》

他看見昔日繁華的南京城已成焦土一片，斷壁殘垣下屍橫遍野，瘋狗般的日軍到處搜尋獵物。他一次又一次將壓在婦女身上的日軍推開，他跟奄奄一息的人交談，替他們收屍……

日本人有手槍和刺刀，而我……只有納粹黨標誌和我的袖章。

如果說，眼前的恐怖大家可以攜手挺過去，那麼，內心的煎熬以及精神的摧殘隨時可能將人逼上絕路。

拉貝失望至極，疲憊不堪，20幾人的如何保護20幾萬難民免受日軍的傷害？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和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部分成員合影

他心裡清楚這根本不可能，但是不能讓日本人察覺到他們有絲毫的軟弱，境況再危險，也要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氣勢，否則不僅是難民，就連國際委員會也自身難保。

屠殺整整持續了6周，終於結束了。安全區完成了它的使命，也關閉了。

1938年2月，拉貝告別他生活了30年的南京，返回德國。

臨行前，他向南京人民保證，一定要把日軍的暴行公諸於眾。但很遺憾，他沒有做到，連後來的東京審判他也沒有出庭作證。

因為他的噩夢才剛剛開始。

一回到德國後，拉貝就向德國當局報告了日軍的暴行，德國當局也因為他在中國的出色工作而嘉獎了他。他在德國傳播從中國帶回去的影像膠片，最後還給希特勒寄去了一份膠片......

之後，他就被蓋世太保抓去審問，被警告不許演講，不許傳播日軍暴行，更不許談論、寫作關於這一話題。

接下來，他被派往阿富汗工作，好不容易回到柏林，自家房子又被炸毀。德國戰敗後，他由於納粹黨員的身份，先被蘇聯人抓去審訊，然後又被英國人抓去審。

他失去了工作，全家人擠在一間小屋子裡，變賣了所有值錢的東西，依然饑寒交迫，朝不保夕，全家人幾乎餓死。

1948年，拉貝的遭遇傳到了中國。

幾天之內，大屠殺的倖存者為拉貝募集了1億中國幣（不是人民幣），由南京市長帶到瑞士。然後在瑞士購買了大量的奶粉、香腸、茶葉、咖啡、牛肉、黃油和果醬等食品，用了4個大包裹將這些食品寄到德國。

接下來的兩年，南京市民每個月都給拉貝寄去一包食品，這才解了拉貝一家的燃眉之急。

可惜，拉貝最終還是沒能挺過來。1950年，他中風去世了。

雖然生前被禁止傳播日軍的暴行，但他還是悄悄地留下了一份記錄他在中國工作情況的文字遺產：2000多頁關於南京暴行的材料，包括拉貝及其他外國人的目擊報告、報刊文章、廣播消息、電報及屠殺的照片。

拉貝似乎早就意料到這些資料一旦公諸於世，會給家人帶來災難，所以他叮囑家人，一定要把資料收藏好。

直到一個勇敢的女子的出現，《拉貝日記》才重現人間，這個女子就是張純如。她在為寫作《南京大屠殺》調查、搜尋資料的時候，請邵子平協助收集史料，邵子平向她提到拉貝。

然後，張純如通過德國在華僑民組織「東亞之友協會」輾轉找到拉貝的外孫女賴茵哈特。但因為外祖父曾被德國政府要求對「日本對中國犯下的戰爭罪必須保持沉默」，賴因哈特還是很「畏懼和顧忌」的。

直到1996年12月初，賴茵哈特才將日記全文複印兩份，一份給了邵子平，並允許張純如複印邵那份。同年12月12日，賴茵哈特和邵子平在紐約召開記者會，向各國記者公開《拉貝日記》，引起世界關注，它證明了南京大屠殺根本不是日本所言的子虛烏有。

拉貝只是當年在南京守護難民的外國人中的一個，請記住下面這兩張名單上的人：

因為他們的守望相助，拯救了成千上萬的生命；

因為他們的善念，和辛勞奔走，讓全世界知道了日軍的暴行；

感謝每一個在危難時刻，還在堅持、勇敢做有良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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