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悖論：性格形成應該歸咎於命運還是父母或者小夥伴？

來源：《家族企業》雜誌

（微信公眾號ID:jiazuqiyezazhi）

作者： 馮 媛

關於教養的爭論在心理學界從來都有涇渭分明的兩大門派，一派叫先天派，主張由遺傳基因決定，另一派叫後天派，主張在後天教養中習得。先天派稱自己是行為遺傳學派（Behavioral geneticist），後天派則通常被歸為社會化研究學派（Socialization Research）。社會化研究學派又通過各種實驗試圖研究心理成長的「環境效應」（The effects of the environment）, 他們主要關注父母教養方式和他們對待孩子的行為對孩子心理發展的影響，認為兒童在早期經驗中所學的親子關係和行為規則決定孩子往後的一生。

然而區分父母帶給孩子的基因效應和環境效應一直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

很多行為遺傳學對人格特質的研究，結果都非常一致：遺傳和環境的作用各佔一半。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性格，比如決定一個人是不是謹慎或衝動、易相處或難相處的歸因一半來自基因一半來自環境。

然而在1995年有個名不見經傳的學者朱迪·哈里斯（Judith R. Harris）在著名的《心理學評論》刊登了一片論文《教養的假設》（Nurture Assumption ）， 她從遺傳學、社會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的角度完全推翻了「孩子的好壞是父母的責任」的說法，認為孩子的性格和孩子的小夥伴有關，而和父母的教養方式無關，在心理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我們姑且把朱迪的理論稱為「團體社會化」理論。

那麼到底人的性格和行為心理究竟是基因、還是父母教養，抑或團體社會化決定的呢？一個孩子性格和行為心理的缺陷到底該歸咎於命運，還是父母或小夥伴呢？

基因的力量

行為遺傳學派最喜歡用雙胞胎的性格，特別是被不同家庭領養的雙胞胎的性格發展，來證明「龍生龍鳳生鳳」的遺傳規則。當行為遺傳學派發現被兩個不同國家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被領養的同卵雙胞胎在成年後重逢時卻穿著相似顏色的衣著和配飾，行為表現和習慣相似，就會異常振奮。

行為遺傳學派給適婚的男女帶來了焦慮，「選擇怎樣的配偶會影響孩子的一生」 無疑會給婚姻的選擇帶來困擾，孩子出生之後所有不良表現又可能會帶給父母揮之不去的自責，認為孩子的缺點是自己甚至自己父輩的基因缺陷造成的。

童年的影響

而社會化研究學派不承認遺傳的決定作用，他們認為孩子的人格來自父母的教養。他們非常喜歡用類化（generalization）的方式推測，並為了證實類化的推測做了很多著名的實驗來研究父母的表情（expression）和情緒（emotion）對孩子心理的影響。

創造出「教養假設」的開山鼻祖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認為罹患心理疾病的成年人，病因可以一直追溯到童年時父母的教養方式，根據弗洛伊德的觀點，父母因為性別差異給孩子造成了不可避免的痛苦。所有的小男孩都必須經過「戀母情結」（Oedipal crisis），所有小女孩都要經歷「折價賤賣」 （reduced-for-quick-sale）的階段。

弗洛伊德的理論在20世紀的前50年代非常流行，甚至廣泛被心理治療師和精神科醫生採用。然而，弗洛伊德的理論從未真的被科學證據所支持。

20世紀中葉紅極一時的「行為主義」 （Behaviorism）完全反對弗洛伊德的學說，甚至反對「本我」(identity)、「超我」(superego)和「意識的心靈」（conscious mind）。然而行為主義者舉著反對弗洛伊德的大旗卻接受了弗洛伊德理論的基本前提：童年經驗對性格形成極為重要，而父母責無旁貸負有重要責任，只是他們反對父母作為性對象的角色，代之為制約者或獎懲的施與者。

行為主義的代表人物約翰·華生（John B. Watson）認為兒童可以被塑造，並且是環境而非他天生的能力、脾氣、性向來決定他的前途。當然這方面的結論並未找到統計上的相關性。之後又誕生了發展心理學家，代表人物是安諾德·格塞爾（Arnold Gesell），他認為父母也是兒童成長環境中本來就該存在，但不顯著又可替換的角色而已。再後來的發展心理學家中的佼佼者斯坦福大學教授伊蓮娜·麥可比（Eleana Maccoby）試圖發現父母教養孩子方式的哪些層面對小孩人格的形成有影響，最終她本人未能成功通過科學證據證明，然而後來的研究人員成功找到統計證據證明了這種影響的假設。

總之，社會化研究學派強調環境效應，其基本觀點認為性格是來自環境的後天塑造。

人的性格一旦形成，我們的注意力就具有了傾向。性格的主要特徵控制了我們能夠看到的世界，性格限制了人的自由。人開始變得有所選擇，形成了屬於自身性格的世界觀，只會對那些支持這種世界觀的信息感到敏感。性格的主要特徵是在孩童時期形成的一種自然習性，但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性格也會發生遷移。因此，一個人在孩童時期的生長環境包括監護人的行為和態度對性格的形成起著決定性的作用（The Ennergram by Helen Palmer, 1988）。

家庭的差異

然而，丹麥社會學家拉爾斯·丹席克（Lars Dencik）指出，「童年生活對人的一生命運會產生影響，這是現代才有的教條，」而在幾個世紀以前的看法則非如此，他們認為人是因為他的命運才變成什麼樣的人，成人的生活是一出生就決定了，因為職業是世襲的。童年是一個不被注意的階段，它也不曾引起這個社會中所見到的揮之不去的焦慮。相反地，那個時候沒人會去想這個問題，孩子常常被忽略、被虐待，或未被善待，但沒有人因此而有罪惡感。像這種指責我們對小孩不夠注意、使很多父母煩惱的罪惡感，在現代其實也相當新、相當奇特。丹席克稱之為「意識形態的教條」（ideological dogma），就是成人的生活決定於童年的經驗。

社會化研究者對「不同家庭中差異」和「家庭內微環境差異」的追蹤從來都沒有停歇過。

1967年發展心理學家黛安娜·鮑姆林（Diana Baumrind）把父母的不同教養形態區分為：權威型（Authoritarian）、威信型（Authoritative）和溺愛型（Permissive）。然後她和她的學生髮現威信型的父母的孩子長大後最有出息。社會化研究的基本觀點是要想了解一個人的性格，必須了解他童年的家庭關係和生活環境。父母嚴厲苛責，孩子可能會壓抑或叛逆；父母縱容寵溺，孩子可能會自我中心和情緒化；父母注重溝通，孩子的交流能力會強；父母的關懷多，孩子就更有安全感……社會化研究者認為社會化是父母教導給孩子的。

出生序列的不同

除了研究雙胞胎，研究家庭出生序列差別對人格影響也是非常流行。瑞士一對研究者希塞爾·恩耐斯特（Cécile Ernst）和朱利斯·安戈斯特（Jules Angst）曾經做過一個人格測試，測量了十二種不同人格層面：社交性、攻擊性、緊張性、易激動性、憂鬱性、外向性神經質、抑制性、冷靜、男子氣、跋扈、外向性、開朗性。

研究發現，在兩個孩子的家庭中，兩個孩子的人格特質沒有顯著差異，在三個孩子的家庭中，會存在些許差異。

研究出生差別效應的還有法蘭克·蘇洛威（Frank Sulloway），在他的著述《生而反抗》（Born to rebel）中他提出科學上、宗教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革新，都是老大反對革新、老二或老三贊成變革。但針對這個觀點又可以找出數不清的反例，比如勇於社會革新的毛澤東、馬丁·路德·金在家中就是排行老大，而科學界頗具影響力的伽利略、愛因斯坦、牛頓在家中也是老大。父母對孩子們的關愛從來都不是完全平衡和一視同仁的。與之相關的訪談顯示，超過一半的父母承認自己有偏心，而在承認偏心的父母中又有87%的母親和85%的父親承認偏寵最小的孩子。

丑嬰兒效應

反對社會化學派的首先是遺傳學派，遺傳學派的觀點是後天的效應是「基因效應」(genetic effect) 的效應 , 或者叫「 間接基因效應」 （Indirect genetic effect）。遺傳學派引用維多利亞女皇寫給出嫁女兒的信（她生了九個孩子）上的一句話，「一個丑的嬰兒是非常令人討厭的東西。」

德州大學的一項研究也佐證了這個觀點，母親比較會照顧長得可愛的嬰兒。

他們在實驗中發現，雖然所有嬰兒可能都得到好的照顧，但是長得可愛的嬰兒會得到比較多的人去看他、陪他玩，給他較多的關愛。也就是孩子天生性格和特性會受到成長過程環境的影響，確定環境影響還是環境受到基因特質的影響很難明確。也就是說間接基因效應是孩子環境的一部分，可以理解為孩子基因的後果。

小夥伴的影響

主張團體社會學的朱迪更不同意社會化研究學派的說法，她不相信家中所習得的經驗會決定他們以後的行為形態。她認為兒童在家中所學的東西可能和外面世界無關，當孩子們踏出家庭大門可能會很輕易地將這些東西拋棄，就像一出門立刻把媽媽逼著他們穿上的毛衣脫掉一樣。

朱迪舉出了很多反例試圖推翻社會學研究學派對父母教養影響孩童個性行為心理的假設。比如她觀察她鄰居家俄羅斯移民的孩子們，他們講著和他們同學夥伴一樣標準的英語而沒有一點他們父母的俄羅斯口音。又比如白人家庭搬到黑人貧民社區之後，很快就滿口髒話；與之相似，低層黑人家庭搬到中層白人社區之後，這些黑人孩子也會變得彬彬有禮、溫文爾雅，因為他們學校的所有人都是這個樣子。

朱迪認為孩子因為有附和群體的壓力，他們有動機想要變得和其他同學一樣，否則很難和其他孩子打成一片，會受到排斥。

同樣的例子，英國上層社會的父母一年也很少有機會見到自己的孩子，特別是父親，甚至一年難得和孩子們見一兩次面。孩子出生後就交給保姆或家教照顧，大概八九歲的樣子送到寄宿的貴族學校讀書，等到18歲孩子們畢業的時候已經變成一個個英國紳士、淑女的樣子，滿口的英語談吐更像他們很少見面的父母，卻完全不像照顧他們起居生活的保姆或學校老師。

於是朱迪認為孩子們是和他的夥伴們一起社會化的。她的觀點是孩子們不是從大人那裡接受文化的，小孩子無從真正接觸成人的世界，相反所有成人都曾接受過孩童的文化，因為所有成人都曾經是個孩子。英國上層社會的男孩子雖然很少見到父親，但其舉手投足更像父親的原因是他們來自同樣的社區，被同一種方法社會化。

有機的社會化過程

沒有博士學位的朱迪在1995年用假名發表的關於團體社會化假設的文章《教養的假設》，引起心理學界的廣泛關注，甚至在1997年獲得美國心理學會的最佳論文獎。然而，團體社會化的假設同樣也存在無數無法解釋的現象，比如，對同一個社會化群體中的個性化特徵的解釋。即使操著完全一樣的語言，一個班上的孩子還是有著涇渭分明的性格表現，有的孩子大膽，有的孩子怯懦，有的孩子溫和，有的孩子暴力，有的孩子有領導力，有的孩子則永遠是個追隨者……同一個貴族學校畢業的孩子雖然語言行為舉止相似，但仍然會在成年後選擇完全不同的工作，與不同類型的人組建家庭，加入不同的黨派，甚至成為敵人。

可見團體社會化並不是同一批次機械複製的，而是有機的社會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基因和父母的教養又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無論是行為遺傳學派，還是社會化學派，再到團體社會化學派，事實是絕大部分的觀點都來自於假設和現象，並沒有足夠多的實證證據的支持。傾向於相信遺傳學派的父母或准父母可能有的是焦慮的，有的是放鬆的；而傾向於社會化學派的父母或准父母更無法擺脫對養育責任的焦慮感；那麼傾向於團體社會化的父母難道真的會如釋重負，還是會因為擔心孩子的同伴是決定孩子是不是成才的關鍵因素，當孩子離開自己的視線投入到一個不確定的群體中時更加焦慮？

面對教育的悖論，父母們似乎更焦慮了。

（作者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財富管理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家族辦公室課程聯合主任。本文詳見於【《家族企業》雜誌2018年12月刊】 未經本刊授權，不得轉載；經本刊授權轉載的，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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