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及中國策略

【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高潮在廣度和深度上都超過了以往，以致許多工業化國家的國內經濟社會政策跟不上其步伐，造成就業崗位損失和收入停滯，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成為「輸家」，日益強烈地表達不滿，政治家則傾向於把問題指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以美國信貸擴張為代表的應對政策緣木求魚，未能從供給側解決生產率滯緩的問題，也未能通過再分配解決全球化收益的分享問題，反而對房地產泡沫推波助瀾，及至導致泡沫的破滅，釀成國際金融危機繼而歐洲債務危機，使世界經濟陷入平庸狀態?隨著西方國家政治結構的民粹主義化，貿易?投資和移民等領域保護主義政策盛行，全球化趨勢有逆轉的危險?中國在其二元經濟發展時期充分利用了上一輪全球化機遇，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和就業擴張，從而使全球化成果得以在廣泛的基礎上分享?面對式微的全球化，中國應以其經濟體量和潛在消費力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優勢，主動有所作為，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推動因素?

【關鍵詞】全球化；金融危機；政治經濟學；民粹主義

【作者簡介】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北京郵編：100732）

【中圖分類號】D8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9550（2016）11-0004-21

一、引言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世界商品和服務貿易出口的實際增長率，除個別年份波動之外，始終高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率，這充分說明了我們所處的經濟全球化時代特點?因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世界貿易總量於2009年驟降之後，2010年和2011年都得到恢復性的增長，也大大高於GDP增長速度?然而，自2012年以來，世界貿易增長率持續低於GDP增長率?諸如全球經濟增長疲軟等需求側經濟因素以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轉向內需驅動等供給側經濟因素，可以或多或少地解釋世界貿易的減速，然而，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加劇，應該是產生這一現象的重要的政治經濟學因素?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貿易下降或許是在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的背景下反全球化的政治生態致使經濟全球化受阻的一個特徵性表現?與此同時，全球資本流動數額佔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從2007年的峰值水平上驟跌?

這種現象不難理解?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國紛紛設定新的貿易壁壘，其中，作為最發達經濟體的美國以及德國和英國就分別出台了數百項措施?諸如此類的政策變化也反映了西方國家政治結構的變化，即以反對全球化為核心主張的政治民族主義化和民粹主義化，並迅速演化為非合作性的反全球化策略?截止到2016年，這種趨勢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而且呈現政治上的極端化與指向上的趨同化並存的新特徵?歐洲民粹主義在政治上節節逼近，形成遏制接受移民（難民）?阻礙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退出國際一體化機構等反全球化浪潮，其中，英國公投脫歐只是在可以預見的逆全球化事件中最具新聞性卻遠非完結的一樁而已?無怪乎人們說：英國脫歐並不出乎意外，問題在於「誰是下一個」?

政治經濟學可以很好地解釋這種現象?全球化本身並不是利益中性的，最初人們看到的是發達國家及其政治經濟精英和智囊們主導著全球化，使其朝著有利於發達國家的方向演進?不論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金融與貿易機構，還是歐盟這樣的一體化共同體，做決策的都是那些握有生殺予奪權力的大國，由代表這些國家的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和貿易部長行使權力，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不能從全球化中均等獲益?進而，人們又發現，發達國家中主宰利益安排的實際上是跨國公司和其他代表資本的利益集團?不難想像，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和低收入家庭同樣未能從全球化中獲益?

如果說，發展中國家的呼聲難以實質性影響全球化進程和方向，發達國家內部數量眾多的「輸家」終究要通過「投票箱」機製表達自己的意願，最終影響一國的政治和政策取向?然而，對此做出反應的諸多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經濟政策，往往釀成更為嚴重的後果，激起民眾更大的政治對抗?例如，美國實施寬鬆的信貸政策以刺激房地產泡沫，引致次貸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使國內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陷入更加深重的災難，導致「佔領華爾街」等群眾運動及左翼和右翼極端政治勢力抬頭?

歸根結底，全球化這一事物本身並沒有錯，錯的是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管理和治理的方式以及由此產生的利益分配格局?但是，根本調整既有利益格局需要做出顛覆性的制度變化，是任何希望以最具蠱惑性的承諾上台，或者希望在有限的任期內以儘可能低的政治成本?儘可能高的政治收益保住權位的政黨和政治家都難以做到或者不情願做的事情?因此，把矛盾引向經濟關係的夥伴身上，甚至把矛頭指向全球化本身，是他們做出的最符合政治經濟學邏輯的選擇?

本文結合經濟理論的前沿動態，回顧20世紀90年代前後開啟的這一輪全球化在廣度和深度上的演進，揭示經濟增長和經濟全球化的同源性及相互關係?正是由於西方發達國家未能把本國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與全球化良好對接，把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置於日益邊緣化的境地，造成了經濟衰退和政治危機?西方政治體制中的民粹主義基因最初驅使決策者採取金融寬鬆的政策，刺激起一輪又一輪資產泡沫，演化為國際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進而，無所適從的政治家們轉而把矛頭指向全球化本身，毫不掩飾地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和其他反全球化政策，導致全球化面臨倒退的危險?

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把二元經濟發展與經濟全球化有機銜接，勞動力的重新配置不僅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源泉，也保障了城鄉居民在經濟發展中的廣泛參與度，從而在這一輪全球化中獲益並實現了相對均等的利益分配，大幅度地減少了貧困現象?因此，在可能出現去全球化趨勢的情況下，作為潛在的受害者，中國面臨的挑戰無疑是巨大的?本文建議，中國應立足於應有的戰略高度和歷史縱深度，把握和適應全球化新趨勢，並利用自身經濟體量龐大的優勢，通過各種全球性努力引領和構造新一輪經濟全球化，使自己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從中獲益?

二、不一樣的本輪全球化：廣度與深度

正如對任何事物做出概念界定一樣，對於全球化的定義也有寬派和窄派之分?與此相應，研究者對於全球化始於何時的判斷也莫衷一是，不同的說法竟然可以相差數百年，從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到反戰運動和社會風潮瀰漫西方國家的1968年，及至信息和通信技術全面影響各國社會生活的2000年，各種說法不一而足?

經濟學家傾向於從較窄的外延上定義全球化，換句話說，他們關注的是經濟全球化，同時也承認全球化可以包含更廣的內容?例如，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方面把經濟全球化界定為「通過擴大商品和服務?資本甚至勞動力的流動而促進世界各國之間更緊密的經濟互動」，另一方面也承認，全球化還包括創意和知識的國際流動?文化分享?全球公民社會和全球環境運動?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則認為，全球化是一個關於日益增長的世界貿易?各國金融市場連接以及把世界變得更小的許多事物的包羅萬象的表述?

而非經濟學家則傾向於從更廣的維度為全球化做定義?例如，政治學家曼弗雷德·斯特格爾（Manfred Steger）概括道：全球化是一系列多維的社會過程，旨在創造?擴大?延伸和強化世界範圍的社會依賴性和溝通，同時喚醒人們關於本土與外部聯繫日益加深的認知度?此外，人們還可能要在社會維度之外再加上宗教?戰爭?體育?恐怖活動和環境等因素?

其實，對全球化定義及起始時間界定不同的寬派和窄派各有各的事實依據和研究意圖?所以，歸納各家學說的最好辦法不是有意識或盲目地選邊站，也不是採取折中的立場，而是著眼於我們意欲討論的問題的本質和對中國的相關性?從歷史和邏輯統一的角度，我們可以把諸如貿易和資本流動這些經濟全球化最重要的標識作為全球化的動機從而也是最直接的特徵，進而把這類特徵顯現出關鍵性轉折的時間節點作為全球化的起點，觀察全球化如何在其廣度上和深度上演進以及其後果對各國的政治過程和政策制定的影響?

據此，結合經濟全球化的定義即著眼於貨物和服務貿易及外商直接投資的擴張?地緣政治的顯著變化以及中國在高速增長中擁抱世界經濟的表現，我們可以把1990年前後作為本輪全球化的起始時間?一方面，中國於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了改革開放，作為其必然進程和進一步推進的催化劑，1986年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另一方面，1991年蘇聯解體標誌著長達40餘年世界範圍冷戰的結束，隨後，前蘇聯國家和中東歐國家開始進行經濟轉型?也恰好在那個時期，世界貿易和資本的全球流動邁上一個新的台階，標誌著以這些歷史性事件作為引爆點（tipping points），全球化從此進入一個新的高潮?

正如圖1所描述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前後，世界貨物和服務出口呈現出一個跨越式的擴張，其總額邁上一個新的數量級，按照流入量統計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隨後也大幅度增長?在此基礎上，在21世紀以來的一些年份里，兩個指標都一度呈現急劇的提高，直至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陡升的勢頭才得到明顯遏止?值得注意的是，大約在同一時期，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和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都呈現了相同的迅速擴張趨勢，甚至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仍然保持了相對穩定的增長?

圖1 貿易和資本流動：世界與中國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資料庫，http：//data.worldbank.org/，登錄時間：2016年9月2日?

世界經濟史呈現出一個特點，即越是到晚近的時代，長期經濟演進的過程就越是濃縮在很短的時間裡發生（及至完成）?後起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趕超過程就是一例?與先行國家和地區相比較，新大陸（相比歐洲）?日本（相比美國）?亞洲四小龍（相比日本）?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相比四小龍）都取得了更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並且，除了新興經濟體前景尚未可知外，此前的趕超經濟體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所需的時間也更短?全球化也是如此，經過短短二三十年的演進，其廣度和深度超過了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出現了未能預料到的顯著新特點?

相比而言，全球化在廣度上的變化或多或少是可以預期的，雖然在激進程度上越來越超越了各國承受能力?對於具有不同資源稟賦的各國，彼此之間進行貨物貿易以獲益，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初動機和初等形態，這類貿易隨著制度性壁壘的消除以及運輸成本的下降得到不斷擴大?鑒於服務業與製造業之間的產業關聯度提高以及現代信息技術提高了通信效率，服務貿易加速發展擴大了全球化的廣度?伴隨著貨物和服務貿易的發展，資本作為流動能力最強的生產要素也空前地擴大了流動規模和流動範圍?隨著國際政治地理格局的變化，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的流動進一步助長了全球化浪潮?

如果說上述全球化廣度的擴展局限在經濟全球化範疇內，仍然只是貨物?服務和生產要素的全球範圍流動的話，其與經濟一體化程度加深的互動和相互影響，特別是在一系列全球和區域性一體化協議或協定的促進下，全球化全方位地擴展到經濟?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如果說狹義的經濟全球化面對的主要方面是互惠互利?次要的方面是由此產生的摩擦，定義和實質內容都更廣的全球化則帶來全方位的融合?摩擦甚至衝突?進而，在地區性衝突和國際恐怖活動泛濫的環境下，在政治層面，恐襲困擾和難民危機帶給全球化更多的是負面的代價?

然而，真正值得深入考察的問題在於經濟全球化在深度上的演進，即國際貿易的性質因全球化條件的變化而與以往不盡相同?傳統上，人們解釋國際貿易通常遵循原創於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進而由伊·菲·赫克歇爾（Eli F Heckscher）?戈特哈德·貝蒂·俄林（Bertil Gotthard Ohlin）和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發展定型的比較優勢理論，即各國在生產不同產品上的相對生產率（或相對機會成本）差異而非絕對差異，決定了國家間進行貿易的必要性和共同獲益性質?早期的國際貿易經驗顯示，這種比較優勢差異主要表現在資源（要素）稟賦上，也的確驗證了傳統理論的正確性和解釋力?然而，人們逐漸觀察到，資源稟賦結構相同的國家之間也存在著大量的貿易往來，諸如此類的現象引得經濟學家紛至沓來，形成了諸多新貿易理論假說?

雖然眾說紛紜，新貿易理論的主流仍然在下面這一點上能夠得到相互認同或形成共識，即從報酬遞增或規模經濟以及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等人力資本積累?研究開發等內生性技術進步諸角度，尋求國際貿易的源泉和動機?值得指出的是，新貿易理論並沒有改變比較優勢原理本身，只是在全球化發展到更廣更深層次上，把比較優勢從單純的要素稟賦因素擴大到更廣的範疇，把國際貿易的理論解說與當代現實做出更好的邏輯銜接?不過，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一系列新的觀察和新的理論概括應該有助於增進人們對於經濟增長和貿易發展的認識?下面，我們從兩個方面予以概括並揭示其相互之間的邏輯關係?

第一，經濟增長驅動力與國際貿易必要性同源?在很長時間裡，人們有意無意地認為「對經濟增長源泉的探索」與「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是兩碼事，因而，在經濟學說史上，通常認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通過破解前一命題催生了現代經濟學，李嘉圖則因在後一命題上的貢獻，奠定了長盛不衰的貿易理論基礎?隨著新貿易理論和新增長理論的發展，並被應用於解釋當代經濟發展現象，在人們回歸經典時，毫無意外地發現，斯密不僅應該被認作這兩個新理論的思想來源，而且早在他的時代，他便嘗試在增長理論與貿易理論之間搭建起橋樑，在邏輯上與結構上將兩者融為一體?

當代研究者從兩個方面挖掘了斯密的這一貢獻?首先，斯密鼓吹的自由貿易原則無非是其專業化和分工理論在全球範圍的應用?對他來說，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兩者之間並不存在截然的不同?人們熟知斯密的分工理論，卻鮮有人注意，他不僅把分工論證為經濟增長的源泉，也將國際貿易的發生歸因為分工的必然（擴大）趨勢?其次，斯密不僅認識到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更突出強調了技術進步的作用，並且通過其分工概念，把干中學與規模經濟統一在一起，認為只有通過市場的擴大，技術才能得到改進，並且反過來推動市場的擴大?

無論是受到斯密的影響，還是在經濟增長和全球化更加豐富多彩的現實中獨立發現，新增長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主流都把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內生於分析框架之中，因此，經濟增長與國際貿易乃至全球化成為不可分割的過程?例如，在保羅·羅默（Paul M. Romer）的經濟增長理論和全球化主張中，具有非競爭性（nonrivalry）特質的技術?規則等創意均居於核心地位?

第二，貿易收益不會自然而然地得到合理分配?國際貿易和投資既然發生，必然源於其非零和性質?然而，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經驗和教訓都表明，這一在理論和整體意義上成立的非零和性質並不必然意味著參與國際分工的各國均等獲益，更不意味著一國內部所有參與主體均等獲益?現實中發生的與傳統認識相悖的事情引起主流經濟學界的理論反思，有些成果固然具有積極的建設性意義，有些則成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學理依據和行動集結號?

如果國際貿易主要產生於國家之間的資源稟賦差異，貿易很容易被看作國家之間的互惠或競爭關係，在強調非此即彼競爭關係的情況下，極而言之便形成歷史上的重商主義思潮和政策取向，而其現代版本則被稱為「戰略貿易論」或「國家競爭力論」?雖然克魯格曼常常被當作這一論點的理論依據始作俑者，不過，他對於該觀點及其相關的「國家競爭力」概念給予了認真而尖銳的批評，認為既然國際貿易不是零和博弈，國家之間也不存在非輸即贏的關係，國際貿易並不能被簡單比擬為國家間的競爭?不過，這類觀點的流行也值得思考：既然經濟增長與國際貿易同源，影響經濟增長績效的企業生產率?產業結構以及與之相關的資源配置效率都影響國際貿易進而影響分工格局;反過來，國際分工也影響一國的企業和產業結構，乃至收入分配格局?

可見，「戰略貿易論」錯誤的實質不在於使用「國家競爭力」這個表述，而在於把看似源自國際貿易，卻根植於一國內部的經濟乃至社會和政治問題歸咎於國際競爭中的失敗?聽任這種論調盛行的一個弊端是，如果把國家比喻為一家要在全球範圍內競爭的企業，則巧妙地把跨國公司的利益與國家及其全體人民的利益混為一談，也為實行以鄰為壑的保護主義政策提供了合理性依據，而保護主義正如自由貿易一樣，自身並不保障自然而然地惠及普通國民?

嚴肅的美國經濟學家不願意承認國家競爭力的式微，也不願意背上保護主義的名聲，畢竟他們中的多數都曾經宣誓：「我相信自由貿易」，而且他們無法否認，無論國際貿易演變到何種形態，貿易之所以發生，必然是由於它能給一國帶來總體上的凈收益?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承認，國際貿易或全球化的其他形式所帶給一個國家的收益並不能自動為所有群體均等合理地分享，配套的經濟體制和社會政策是不可或缺的?

以美國為代表，發達國家的比較優勢在於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因此，其與發展中國家進行貿易的特點是以出口這類產品為主，同時進口簡單勞動密集型產品?按照這種分工邏輯進行的產業結構變化影響到這些國家的就業結構從而影響收入分配格局，並且，其影響方式和方向與它們的發展中國家貿易和投資夥伴不盡相同?所以說，在這一輪全球化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國家分別塑造了不盡相同的產業結構?產業組織和收入分配格局?

三、全球化的後果及其政治反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20世紀90年代這一輪全球化開始之前，具有類似生產要素稟賦的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的產業內貿易在這些國家乃至全球貿易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收入分配效應與本輪全球化主要發生在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大不相同，在後一種情形下，貿易收益的分配不利於那些相對稀缺的生產要素擁有者?換句話說，在勞動相對稀缺的工業化國家，勞動者獲益較少;在資本相對稀缺的新興經濟體，資本所有者獲益較少?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 Spence）等發現，在1990年至2008年期間，美國處於價值鏈低端的製造業大量轉移到海外，與此對應的就業崗位也隨之喪失?因此，在此期間的新增就業幾乎全部來自以服務業為主的非貿易部門?

由於留在國內的製造業生產率不斷得到提高，非貿易部門生產率提高較慢，形成對人力資本的不同需求，也誘導了美國教育發展的兩極化?相應地，美國勞動力市場形成兩極化的趨勢，即高科技領域的技能型崗位和低端部門的非熟練崗位增長較快，中間層次的崗位相對減少?這種格局導致傳統意義上的中產階級收入增長緩慢甚至停滯?在政府未能把收入分配問題置於恰當的政策優先序，從而再分配政策執行不力，甚至產生向精英群體傾斜的情況下，國內收入分配狀況必然惡化?收入分化及大學費用高企使得教育出現兩極化趨勢從而社會流動性降低，低收入家庭的劣勢地位得以固化甚至在代際遺傳?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自詡並被公認為比較優勢理論的最忠誠信仰者，曾經宣稱該理論是社會科學中唯一既正確且重要的理論?然而，對全球化及其國際國內影響的現狀觀察，使之或多或少改變了看法，認為各國並不必然從貿易中均等獲益，並且無可奈何地承認，由於一個國家內部的全球化受益者並不會自動對受損者做出必要的補償，那些崗位被競爭者所替代掉的美國工人，無疑承受了全球化的代價?正如否認經濟增長可以通過「涓流效應」使所有國民獲益的傳統觀念一樣，經濟學家終於認識到全球化也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所有人獲益?這無疑是理論上的一個進步?然而，問題在於許多人特別是政治家們並未止步於此?

其實，早在斯密之前甚至重農學派之前，處在現代經濟學（甚至貿易理論）嬰兒形態的重商主義及其政策主張就反映了政治和政策對貿易可能導致的利益格局變化的立場?此後，從斯密倡導自由貿易到李嘉圖創造了比較優勢理論，直至後來佔據主導地位的貿易理論及其補充性研究，都在重演著這種政治與經濟（或經濟學）的作用與反作用的互動過程?因此，在上一節討論全球化演進過程的基礎上，了解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隨之發生的變化究竟如何影響經濟社會政策乃至政治氣候，有助於我們對全球化的可能前景做出更確切的研判?

美國的政治家和政治學家通過回顧美國政府決定政策因素的變化，證明過去20—30年間美國社會是朝著有利於富人而不是窮人或中產階級變化的?例如，馬丁·吉林斯（Martin Gilens）等人採用計量方法，對1981年至2002年期間1779項影響收入的政策進行了分析，發現經濟領域的精英和代表商界的利益集團對美國政府政策具有重要的影響，而普通選民和大眾團體的政策影響力則微乎其微?許多觀察者認為，不是全球化中哪個國家獲益的問題，而是具有強大的談判力從而產生政策影響力的跨國公司絕對獲益，贏家只是發達國家中的1%，而普通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體則被推向邊緣化?

或許，1999年在西雅圖首次以激進形式爆發的反全球化運動主要還只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各國社會活動者的情緒?思潮和行動的反映，歐美大國的政府尚未認識到其嚴重性，在政治上對其加以利用也沒有成為主流?然而，在西方代議制民主體制下，贏得選票是政治家高度關注的事情?因此，政策也不得不對國內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現狀做出必要的反應?例如在美國，政府試圖通過擴大信貸刺激消費，以緩解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的深層次焦慮，就是這樣一種具有悠久歷史的政策傳統?而其後果即金融過度發展則導致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錯配?更有甚者，打著「居者有其屋」的「美國夢」旗號，藉助金融衍生工具的技術手段，倚仗政府的信用背書和鬆弛的金融監管，美國掀起了以次級貸款支撐的房地產熱，大批收入水平不高甚至陷於長期停滯的普通家庭也紛紛辦理了房屋抵押貸款?這種並非由真實支付能力拉動的需求，靠次貸的推波助瀾，必然導致大規模?大範圍的泡沫，直到2007年在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並進而演化為國際金融危機?不僅在社會保障體系相對不健全的美國，而且在歐洲?新興經濟體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千千萬萬中產階級和低收入家庭因此而陷入深重的災難之中?

各國為應對金融危機而採取了多種宏觀經濟手段，美國和歐洲主要經濟體也緩慢乏力地得以復甦?然而，在世界經濟總體陷於新平庸的同時，普通家庭收入增長停滯的狀況並沒有得到解決?例如，美國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的復甦雖然在發達國家中算得上強勁，及至2015年12月實施了9年多以來首次加息，但是，危機之前業已存在並且成為危機導火索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等問題並未得到真正解決?例如，雖然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降到較低的水平，似乎擺脫了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反覆出現的「無就業復甦」魔咒，但是，觀察勞動力市場的另一個重要指標———勞動參與率，卻可以發現情況並不像失業率下降所顯示的那樣樂觀?截止到2016年，16歲以上美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仍然比2007年危機爆發之前低3個百分點?據美國學者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並不在於勞動力供給側因素，而在於製造業崗位長期流失和技術變化導致對中低端技能需求減少等需求側因素?也就是說，即使整體經濟得以復甦，在部分產業的空心化?勞動力市場以及人力資本兩極化等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的情況下，對中低端勞動力的需求就不夠強勁，持續處於結構性失業造成部分勞動者退出勞動力市場，產生所謂「沮喪的工人效應」?

美國的情形也可以作為許多其他發達國家的縮影?孱弱的需求繼續壓制普通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談判地位，使得工資和收入得不到明顯改善，移民的湧入產生了競爭壓力和相對剝奪感，使情況進一步惡化?可見，就業崗位不足不僅僅表現為收入不足，更被人們深切感受為在全球化及其相關政策中成為輸家?普通家庭固然不能像精英階層那樣，總是可以憑藉有利的談判地位，通過影響政策制定保護自身的利益，然而，他們也必然以某種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

一般來說，在西方政治體制下，民眾和社會可以主要通過三種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方式，即分別以投票（vote）?呼籲（voice）和退出（exit）表達其不滿?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無論是在位還是在野，政治家總是要充分權衡所主張和實施政策的政治收益和政治成本，以取得凈收益的最大化，即執政機會儘可能大，執政時間儘可能長?從此出發，他們不能長期無視民眾的意願?然而，或者是他們看不到面臨問題的真實所在，或者是他們難以觸動既得利益格局去做出調整，或者他們急於上台而等不及從根源上解決問題，所以，無論是從左的方向還是從右的方向，祭起民粹主義的大旗，把問題歸咎於全球化，不啻為一種成本低廉卻取巧的政治策略?

托尼·巴貝爾（Tony Barber）在《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批評歐洲乃至整個西方無力應對其面臨的文化?經濟?政治和技術挑戰，借用希臘詩人康斯坦丁·卡瓦菲斯（Constantine P. Cavafy）的著名詩作《等待野蠻人》刻畫的一種情形：一種無力應付其衰落的國家或組織，往往製造出或者誇大外部威脅，期冀轉移批評者和公眾的視線?我們不妨讀一讀這首詩的最後一句———「沒有了野蠻人我們該怎麼辦？他們，那些野蠻人，本可以成為一種解決方案」?由此不難想像和理解，為什麼在西方國家（且不限於西方國家），如此之多且五花八門的民粹主義政治力量如雨後春筍般滋生出來?

關於民粹主義及其政策傾向，有時很難做出一個明確的界定?如果從學理上做定義的話，民粹主義也是一個眾說紛紜的概念?例如，有的學者傾向於將民粹主義視為一種意識形態，其信奉者代表一國人民對精英階層無視甚至剝奪普通人的權利?價值?成就感?認同感和聲音的行為進行抵制?然而在現實中，民粹主義並非總是以一個褒義的辭彙出現，而是常常被政治家用來批評對手所持的偏頗而冠冕堂皇的政策主張?綜合該用語的某些定義?流行歷史和當前針對性，我們把民粹主義看作一種政治語言，主要被政治家用以因應平民訴求的形式或政治外殼，兜售特定的政治主張，不僅並不必然代表平民利益，甚至會被某些特定利益集團所俘獲?

據此來看，我們今天遇到的挑戰便是：西方國家的一些政治家利用本國中產階級和（或）弱勢群體在全球化中未獲益這個事實（或認知）推銷反全球化的理念及政策的政治思潮和政策取向，以贏取政治支持（選票）?雖然許多輿論界精英，例如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和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都認識到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不是當前問題的有效解決方案，但是，從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內在具有的追求選票而不是追求自我完善的性質來看，民粹主義政策的出現甚至泛濫終究是不可避免的?

四、作為全球化受益者，中國為什麼不一樣

一般認為，以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標誌，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年代?這具有兩層含義：第一，改革與開放是同時發生的，也是緊密聯繫?相互促進的?改革是開放條件下的改革，開放也是在改革過程中得以推進?所以，國內經濟發展與融入全球經濟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第二，對外開放又是具有獨立和確切內容的?初期的對外開放還帶有實驗性和地域性，從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等入手；及至20世紀90年代，中國為加入WTO做出努力，開始了全方位地擁抱經濟全球化?無論是從經濟特區的成功經驗，還是從高速經濟增長與深度對外開放的一致性，我們都可以得出結論，中國是這一輪全球化毋庸置疑的受益者，對此我們也從不諱言?

本節將從理論和實證的角度著眼，回答為什麼在許多國家質疑自身是否在全球化中獲益時，中國卻在同一時期藉助改革開放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長，並且，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進入新平庸的條件下，仍然保持著與自身所處新常態相符的中高速增長以及經濟增長總體上具有為廣大人民群眾分享的性質?

在全球化高潮背景下的中國經濟恰好處於最適於從經濟全球化獲益的發展階段?從經濟發展的歷史長河看，一國經濟發展通常會典型或非典型地依次經歷馬爾薩斯貧困陷阱?格爾茨內卷化?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劉易斯轉折點和索洛新古典增長五個階段或類型?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時期，恰好與其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及其即將結束的劉易斯轉折點時期相吻合，發展的關鍵是通過資本積累推動工業化進程，為中國大量農業剩餘勞動力找到出路，得以把過剩生產要素轉變為產業比較優勢?這種類型的經濟發展不適合用新古典增長理論來解釋，而且，中國也的確沒有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及西方經濟學家四處兜售的「華盛頓共識」奉為圭臬?

事實表明，中國的二元經濟發展在時間上恰好與這一輪經濟全球化完美對應，而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也與利用全球化機會實現了充分對接?包括美國?歐洲?日本和四小龍在內的發達經濟體，相對於物質資本而言勞動力是稀缺要素，不斷提高的工資和福利成本削弱了製造業比較優勢，在全球化條件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以雁陣模式相繼向外轉移?而中國（主要是沿海地區）正處在最有利的承接產業轉移的發展階段，農業中剩餘勞動力被吸納到製造業，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在全球市場上表現為比較優勢和競爭力?這期間，中國出口中佔主導地位的是製造業產品，這充分反映了中國所處特定發展階段的比較優勢?

中國對外開放程度不斷加深的一個外在表現是貿易依存度顯著提高到大國中罕見的水平?按現價計算，中國進出口貿易總值與GDP的比率從1978年的97%大幅度提高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30%以上，2014年更高達41.0%?然而，貿易總額及其比率這種指標尚不能充分反映中國對外貿易的實際性質?

圖2出口總值與凈出口的GDP貢獻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登錄時間：2016年8月15日?

在圖2中，我們展示兩組按照現價計算的數據：一是海關統計的貨物和服務出口總值，二是作為支出法GDP構成部分的貨物和服務凈出口額，也即凈出口對GDP的貢獻?雖然兩個口徑計算所依據的價格不同，即海關數據是按照到岸價格計算，支出法數據是按照離岸價格計算，兩個數據之間的巨大差異仍然可以表明，快速增長的大規模貨物和服務出口支撐了同樣快速而大規模的進口，其中裝備及資本品所內含的先進技術有助於中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可見，貿易擴張從供給和需求兩側推動了高速經濟增長?

雖然中國的製造業在很長時間裡處於價值鏈的較低端，但是，以勞動密集型製造品為主的出口結構創造了大量非農產業的就業機會，促進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是中國二元經濟發展的主要需求因素和產業結構變化的驅動力?與此同時，大量外商直接投資也進入這些製造業部門?這不僅反映了對外開放對高速增長所做的貢獻，也揭示了這一外向型經濟增長所具有的分享性質?據估算，1978—2014年，農業勞動力比重從70.5%大幅度下降到19.1%?中國高速經濟增長以及從經濟全球化獲益的全部奧秘幾乎都隱含在這個符合經濟發展鐵律（即農業份額下降）的就業結構劇烈變化中?

對應斯彭斯等從分析美國就業結構的變化而得出「產業外移毀滅了美國經濟」的方法和結論，我們可以從中國的就業結構變化理解在二元經濟發展時期中國經濟作為整體層面以及城鄉勞動者和居民從個體層面分別是如何從全球化獲益的?

直到2010年以前，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都處於不斷增長的動態之中，構造並強化了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的有利人口結構特徵，形成潛在的人口紅利，而大規模吸納轉移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迅速擴張，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佔有龐大份額，則是人口紅利得以兌現的關鍵?我們可以採用與斯彭斯等類似的分類方法，基於中國分別在2004年?2008年和2013年進行的三次經濟普查數據，將非農產業中按照法人單位（corporation）進行統計的就業，按照可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進行分類，分別觀察其增長規模和結構變化（如圖3）?

從圖3可見，在數據所覆蓋的時期，中國（包括城市和農村）非農產業就業增長十分迅速，2004—2013年期間年均增長率為5.9%，2013年達到總數35213萬人；同時，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就業增長速度相對平衡，同一時期前者年均增長率為6.9%，後者為4.7%?其實，這裡使用的法人單位就業數據尚遠遠不能充分反映實際非農就業的增長情況?下面，我們對城鎮就業的幾種不同統計口徑進行比較，便可以看到這個差異，即實際就業及其增長顯著高於圖3所顯示的情況?

圖3非農產業單位就業增長與結構

資料來源：三次經濟普查數據參見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http：//www.stats.gov.cn，登錄時間：2016年8月15日?

在按年度進行的城鎮就業統計中，一種口徑是單位就業，包括法人單位和產業活動單位（establishment），所以該口徑得出的就業數必然會大於前述法人單位就業數?根據這一「基本單位統計報表制度」獲得的數據，2014年僅城鎮單位就業總人數就達18278萬?不僅如此，由於單位就業數還不包括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所以一旦把這兩類就業加入統計中，城鎮就業數便提高到34861萬人?此外，由於城鎮單位大量使用臨時僱用人員和勞務派遣工，卻往往不將他們作為僱員記錄在報表中，致使這些就業者在統計中被遺漏?所以，以城鎮住戶為基礎，按照國際勞工組織推薦的口徑進行調查，得出實際城鎮就業總數竟高達39310萬，其與單位就業數之間的差異則可以被看作非正規就業人數?即使這個數字也遺漏了大量穩定在城市就業的農民工?根據計算，在現行統計的城鎮就業總數之外，尚有4710萬進城農民工未被納入就業統計?換句話說，如果把穩定在城鎮就業的農民工全部包括在城鎮就業統計中，2014年城鎮實際就業人數可達44020萬?

此外，我們還可以把農民工作為城鎮非正規就業者的代表，觀察其就業的部門結構?2015年農民工總數為27747萬，其中16884萬離開本鄉鎮（大部分進入各級城鎮）6個月及以上，佔全部城鎮就業的38.4%，另有10863萬在本鄉鎮從事非農產業?同年，農民工在第二產業就業的比重為55.1%，其中，在製造業（可貿易部門）的比重為31.1%，在建築業（非貿易部門）的比重為21.1%；在第三產業（大部分為非貿易部門）的比重為44.5%；從事第一產業的僅為.4%?與法人單位甚至所有單位就業的結構相比，農民工在建築業就業的比重更大，也可以說，農民工就業和建築業就業具有更明顯的非正規性質?

在資源配置市場化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勞動力的重新配置為高速經濟增長提供了充分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供給?較高的資本回報率以及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為特徵的生產率改進等必要條件，把人口紅利兌現為經濟增長奇蹟?然而，在得出中國是全球化的獲益者結論時，主要不應該從其出口產品份額和引進外資規模看，而是要依據城鄉居民對改革開放和發展成果的分享程度進行判斷?

總體而言，中國城鄉居民在不同時期分別或同時通過三種形式得以分享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第一，在典型的二元經濟發展階段上，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雖然阻礙了工資水平的提高，卻保持並強化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創造了更多的就業崗位，非農產業就業的參與程度顯著提升，由此提高了城鄉居民收入?第二，在2004年中國經濟迎來劉易斯轉折點之後，普通勞動者工資和低收入家庭收入加快提高，自2009年以來，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都持續縮小?第三，與劉易斯轉折點的時間點相吻合，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明顯加大了再分配政策力度，通過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充分化和均等化，使經濟發展的共享程度進一步得到提高?

五、去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戰和中國的策略選擇

無論是從政治經濟學邏輯還是從長期的歷史觀察，我們都可以看到，西方式的代議制民主制度與經濟政策的關係決定了歐美乃至拉丁美洲國家呈現經濟政策及全球化政策時左時右的周期變化?很顯然，至少西方國家的政策牽引力在一段時期內將朝著不利於全球化的方向偏斜?在出現這種不利的全球化走向的情況下，對於一些國家來說，自掃門前雪的政策可能會大行其道?然而，對於中國來說，經濟發展既要做到免受其累，以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及至實現國家現代化的目標，也不能採取與全球經濟脫鉤的政策，而是要利用自身在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大國中對外依存度最大的國家，引領今後的全球化並使之於己有利?

首先，認識到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邏輯?中國在清晰認識到全球化倒退可能性的同時，應該充分利用自身的政治制度優勢，不糾纏於一時一事或一城一池的得失，在政策選擇和制定中，在方向上保持戰略定力，在時機上保持歷史耐心，在力度上保持分寸感，避免與其他主要國家一起盲目地「向左轉?向右轉」?既然國際貿易和經濟全球化都不是零和博弈，那麼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政治影響下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去全球化政策都會造成全球福利的凈損失，並給參與各方帶來傷害?然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應對哲學並不能減少任何一方的損失，只能給各方帶來更大的利益傷害，而中國龐大的經濟體量也決定了一旦陷入「冤冤相報」的貿易戰，可能遭受的損失將會十分深重?

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在去全球化潮流中真正受益，只不過對於不同的國家來說，需要花費不盡相同的時間來認識到這一點?在這個「試錯」的時期，合作的機會窗口仍然存在，並且每個參與主體都會按照「梯波特效應（Tiebout effect）」而趨利避害?這一效應是指，通過改善對外合作的宏觀政策環境，讓善於「用腳投票」的潛在合作者「近者悅?遠者來」，從而創造全球化的微觀氣候?因此，具有更高的戰略眼光，穩住陣腳，善意相待，哪怕是單方面地創造更好的經濟合作條件，仍然可以使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處於低潮時繼續從中獲益?

其次，利用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日益提升的地位，提高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按照有利於廣大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分享權益的原則，調整全球化的方向和規則，並抓住全球市場的新機遇?去全球化的一個具體舉措就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大都對已經參與其中的一體化機制進行反思甚至重新選擇，或者醞釀著對已經簽署甚至實施的協議進行再談判?雖然這種再選擇和再談判旨在把利益向發達國家進一步傾斜，畢竟也將為中國?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機會，藉此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提升自身的話語權，爭取自身的合理權益?

此外，西方國家在政治上和政策上抑制全球化發展的一些做法，固然不排除進一步向資本所有者的利益傾斜，但是，出現另一種情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即作為對工業化國家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群體呼聲不可迴避的回應，貿易協定的再談判等新的全球化框架產生抑制跨國企業既得利益?注重普通勞動者和消費者利益的後果，從而或多或少地改善其國內收入差距過大從而中低收入家庭消費力不足的問題?如果不失時機地抓住與自身比較優勢相對應的商機，中國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可以獲得新的貿易和投資機會?

再次，推動中國經濟內外聯動，開創對外開放的新格局，製造有利於各國共建共享?互惠互利的經濟全球化新成長點（或引爆點）?亞歷克斯·麥吉利弗雷（Alex MacGillivray）列舉了全球化歷史上出現過的4個以十年為單位導致地球顯著縮小的標誌性事件作為全球化的引爆點，分別為1490—1500年伊比利亞瓜分世界?1880—1890年不列顛國際制高點?1955—1965年人造衛星世界以及1995—2005年全球供給鏈?他並且預測，下一個引爆點應該是所謂「熱力全球化（thermo?globalization）」，即以全球氣候變化為焦點，世界範圍合作得以廣泛開展，激發新一輪全球化高潮?

中國向全世界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借用古老的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歷史符號，旨在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體，體現了全球化的本質內涵，著眼於構造嶄新的全球治理框架，預期可以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引爆點?該倡議著眼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聯動，在國際範圍內以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實體經濟和產能合作，發展投資和貿易關係?世界經濟曾經出現過若干次依比較優勢動態發生的雁陣式產業轉移，中國具有的大國經濟特徵決定了雁陣模式首先經歷一個從沿海地區到中西部地區的國內版，繼而可以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將其推向國際版?

在全球化治理體系尚未根本改變並且現行格局可能長期存在的條件下，「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配套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推進方式可以補充現行全球化格局中忽視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缺陷?為了使參與各方相信其比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更關注各國共同獲益，讓西方大國相信其作為現行規則的補充而非挑戰，需要從戰略層面到務實環節做出預期目標明確?短期收穫與長期成果結合?實施環節緊密銜接，從而在執行中不會走樣變形的整體機制設計?

最後，實踐新發展理念使參與經濟全球化最大限度地促進創新發展，並通過共享發展使全體中國人民獲益?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改革開放期間充分利用全球化機遇，在大幅度提升國力的同時使城鄉居民明顯受益，根本還在於這一時期的趕超型經濟增長體現了共享理念?在世界經濟進入新平庸甚至可能出現去全球化趨勢的條件下，中國經濟發展也跨越了劉易斯轉折點，隨著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明顯弱化，進入以增長速度減慢?增長動能轉換和增長模式轉型為特徵的新常態?在這個發展階段上，經濟增長必然伴隨著微觀主體的創新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實現從要素投入驅動到全要素生產率的驅動?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通過企業之間的競爭實現優勝劣汰，可以在整體上達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目標?在中國正在進入的發展階段上，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這種大規模的效率改善機會也將減少，生產率提高的源泉越來越依賴於「創造性破壞」?然而，與其他生產要素不同，作為勞動要素載體的人本身不僅要得到社會政策的保護，而且預期分享生產率提高的成果?美國的教訓也表明，如果勞動力市場制度等社會保護機制不健全，普通勞動者在創新中成為「輸家」，即使充分參與了經濟全球化，國民經濟得以發展，企業整體獲得了競爭力，也不能被稱作共享發展?因此，從以人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出發，必須在增強競爭的同時，堅持社會政策托底，使勞動者能夠跟上創新發展的步伐，成為新一輪全球化的贏家，才能實現全體人民共享的全面小康社會?

六、 結語

針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政治轉向，據說智利前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Miguel Juan Sebastián Pi?era Echenique）說過這樣的話：「好的時光國家向左轉，糟的時光國家向右轉?」有著投資銀行背景的暢銷書作家魯奇爾·夏爾馬（Ruchir Sharma）以自己的研究對此做出註解，國家政治傾向於遵循這樣一個循環往複：危機催生改革———改革帶來繁榮———繁榮導致自滿———自滿扼殺改革，造成又一輪危機?然而，正如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所說：「這是最好的時刻，這是最糟的時刻?」判斷某一歷史時刻是好是壞的標準不一，往往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並且，在偏激的政治情緒支配下，由於缺乏平和心態，缺乏政策執行的平衡性，即使掌權者意欲實行改革也難以實際推進?例如，在歐洲，既然旨在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改革會導致部分工人失去工作，怎麼能夠設想此項改革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

歸根結底，把拉丁美洲國家與西方國家結合起來觀察，受到民意或選票引導的政治上的時左時右?或左或右，不論稱其倒退或是改革，其實都在廣義上符合關於民粹主義泛濫的定義?關鍵在於，國家政治或政策是在每一次周而復始中有所進步，還是僅僅重複著西西弗斯（Sisyphus）式的不可能使命?

無論從總結成功經驗的角度還是從吸取失敗教訓的角度，過去幾十年的經歷皆表明，全球化能否使所有國家以及一國全體居民均等獲益，不僅在於充分抓住全球化做大蛋糕的機會，更在於良好治理全球化以合理分配蛋糕的做法?中國是上一輪經濟全球化的參與者，然而卻不是規則的制定者?在預期的新一輪全球化高潮中，中國應該也必將發揮更加重要的引領作用，同時成為推動者和規則制定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為應對全球化新趨勢提供了政治保障，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也為認識?適應和引領新一輪全球化提供了經驗依據?中國不斷提升的全球經濟地位和治理話語權不會成為妄自尊大的資本，也不應該成為故步自封的借口，而是形成更強烈的國際責任感?更開闊的全球視野和更高屋建瓴的應對策略的基石，在促進全球化的同時，實質推進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把提高生產率與加強社會保護有效結合起來，使未來的全球化本身以及中國參與全球化的實踐更加符合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五中全會確定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發展理念，應該同時作為引領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和新一輪全球化的戰略思想和策略指導?

（截稿：2016年9月 責任編輯：主父笑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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