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夢華錄》版本發微

原標題：《東京夢華錄》版本發微

長期以來，學術界是比較尊崇《東京夢華錄》的，這主要如日本靜嘉堂文庫景印元刊《東京夢華錄》本解題所說的那樣，它「是學術研究上很有用處的一部書」，社會科學研究者，甚至包括建築、交通、造船、兵器、氣象等諸多自然科學領域的學者也將它視為必查必備必用之書。

正因如此，《東京夢華錄》版本歷代均有刊刻，以至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之中，綿延不絕，繁衍為龐大系統，最為常見的主要是十卷本系統，即《秘冊匯函》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源》本、《四庫全書》本、《三怡堂叢書》本、《叢書集成初編》本等。此外尚有《說郛》、《唐宋叢書?別史》的一卷本。

但是很少有人想到，學界頻繁使用的《東京夢華錄》卻是一個有著嚴重缺失和錯誤的本子。筆者以為，為了更有效地使用《東京夢華錄》，十分有必要就其版本問題作一考證。

眾所周知，《東京夢華錄》問世於南宋淳熙丁未（1187）。據趙師俠為之所作的《跋》云：「鋟木以廣其傳」，可知淳熙丁未前《東京夢華錄》尚無刻本。孟元老自序說他靖康丙午之明年即1127年起寓東京二十四年，直到六十二年後，《東京夢華錄》始有刊本。如像鄧之誠所說那樣，孟元老「其人蓋已百歲，必不及見其書之行世，其書亦未必手定，故多訛誤」。

這一見解極為明確，等於告誡我們，傳世《東京夢華錄》不是孟元老手訂之本，也就是說此刻本問世，距孟元老手寫的稿本完成又歷四十七年之久，在這近半個世紀的時間中，《東京夢華錄》因其傳抄，其錯誤與缺失是難以避免的。以我們目前使用最多、最為常見的元刻《東京夢華錄》本而言即是如此。

所謂元刻《東京夢華錄》本，實際是元至正年間刻、明初印行的《東京夢華錄》本，也就是由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所廢藏的元刻明國子監紙印刷而成的《東京夢華錄》本。應該說它是所有流傳於世的《東京夢華錄》中最早最好的。所謂最早，是因為南宋《東京夢華錄》刊本早已失傳；所謂最好，不是說它沒有問題，而是較之其他諸本而言，比如從外觀著眼，此本字大醒目，結構方正，紙張潔白，筆畫樸厚，頗具宋本之風，以至一度幾乎蒙蔽了以目光犀利而著稱於版本目錄學界的黃丕烈，黃將「精美無比」之譽冠以此本。

此書後為日本靜嘉堂文庫收藏。1934年，靜嘉堂文庫為研究者便，將此書影印刊行，由於印刷精良，遂為行家推崇，成為通行的《東京夢華錄》本中的標準本。1958年古典文學出版社亦據此元刊本校點出書，1962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復又以此本重印，並用秀水金氏影印古閣景元鈔本，《秘冊匯函》本、《學津討原》本和《說郛》本加以校勘，並加以斷句標點，較為認真嚴謹，故印行後，甚至外國的漢學家都為之遵從。如日本京都大學以入矢義高為班長的《東京夢華錄》共同研究班，就是以此本為定本而開展翻譯註釋的。

然而正是這樣的一個本子，卻存有著相當多的問題。明代胡震亨《秘冊匯函?東京夢華錄》本，就曾校正過元刻《東京夢華錄》本中的多處錯誤。如卷四《軍頭司》的「司」，元刻誤為「目」，《秘冊匯函》本校正為「司」，卷一《河道》中「遺火舟船」，《秘冊匯函》本校正為「遺失舟船」。又如卷二《宣德樓前省府宮宇》條「百鍾圓藥鋪」，清代張海鵬《學津討原?東京夢華錄》本校正為「百種圓藥鋪」，卷三《相國寺內萬姓交易》條中「諸路罷任官員」，《學津討原?東京夢華錄》本校正為「諸路散任官員」。

如此之類，時或有之，20世紀30年代鄧之誠先生以元刻《東京夢華錄》本作注時，也做了大量這樣的校正工作。日本京都大學的漢學家們在譯註《東京夢華錄》過程中亦如此，校正了元刻《東京夢華錄》本的許多錯誤。鄧之誠與京都大學兩個校注本，僅在異體字、錯別字一項上就糾誤為數不少。直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種校正工作仍在繼續，如孔憲易先生為《東京夢華錄》的糾誤也是以元刻本進行的。

所有這些，究其原因，是因元刻《東京夢華錄》本為當時極為流行的坊間本所致。這一點從元刻《東京夢華錄》本內證中就可以得到證實。一個重要之點就是：刻書用簡體字，南宋已始，元代則更甚。當時的坊間因求速成以取高利，故力求簡易，習以成風。《東京夢華錄》就是這樣一個較為典型的例子。

簡化字在《東京夢華錄》俯拾即是，竟近三十個之多，它們是：處（處）、岳（岳）、糧（糧）、臘（臘）、腳（腳）、筍（筍）、姜（姜）、屍（屍）、糕（餻）、灑（灑）、蓋（蓋）、綉（綉）、劃（劃）、趕（趕）、寶（寶）、邇（邇）、攜（攜）、繼（繼）、蔥（蔥）、干（干）、雙（雙）、鐵（鐵）、群（羣）、斷（斷）、萬（萬）、與（與）、卻（卻）等等。

更為重要的是，元刻《東京夢華錄》本，充斥著文理不通、敘述混亂、誤錯遺漏的毛病，有的甚至到了難以理解的地步。如本書第四卷「肉行」條一句：「凡買物不上數錢得者是數」，即令中外漢學家莫衷一是，至今尚未有公認的確解。其因源於元代書坊所刻之書，完全面向市場，圖快贏利，因此拼湊嫁接、竄亂臆改，疏於校勘則廁身於坊刻本之中。元刻《東京夢華錄》當然不能免俗而例外。現略舉一二，以管中窺豹。如元刻《東京夢華錄》卷八《七夕》：如門神之像，蓋自來風流，不知其從，謂之「果食將軍」。

倘用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集卷一七《節序門;京師舊俗》引

又如本條結尾處，元刻《東京夢華錄》為「爭以侈靡相向」，而《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引宋本《夢華錄》則是「爭以侈靡相尚」。

兩文相較，不難看出，雖一字之差，卻失之千里。同時，這也等於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之所以能夠對元刻《東京夢華錄》中的這些錯誤進行校正，依賴的是留存在南宋類書中的宋本《東京夢華錄》的原文，比如依據陳元靚《歲時廣記》，竟然校正元刻《東京夢華錄》卷六《十六日》錯誤達二十餘處之多。

如元刻本「十六日」前缺「正月」二字，據《歲時廣記》補，元刻本「臨軒宣萬姓」，據《歲時廣記》校為「宣百姓」，元刻本「華燈寶炬」，據《歲時廣記》校為「華燈寶燭」，元刻本「動燭遠近」，據《歲時廣記》校為「洞燭遠近」，元刻本「寺之大殿」，據《歲時廣記》校為「元夕相國寺大殿」，元刻本「笙簧未徹」之後，據《歲時廣記》補「自古太平之盛，未有斯也」。如此等等。

如果我們不利用留存在宋代典籍中的《東京夢華錄》的記錄文字，眾多讀者還將繼續誤讀。其實早在元刻《東京夢華錄》本流傳之際，就有有識之士覺察到了這一點，明胡震亨的《秘冊匯函》本中的校正就說明了這一點。還有黃丕烈就針對當時的《東京夢華錄》版本提出「一本有一本之佳處」、「不必定以刻本為勝也」的觀點。並且為此專「取弘治甲子重新刊行本手校，其異於別紙，間有勝於校本者，擬仍錄諸卷

因此，元刻《東京夢華錄》本並非是完全可靠的，故有必要尋求除元刻《東京夢華錄》本外的、載有元刻《東京夢華錄》本相同內容的宋代版本。如南宋署名為袁褧的《楓窗小牘》就有不少可以和《東京夢華錄》互補互證的文字，如其書卷上有一段文字就可以校正元刻《東京夢華錄》本卷七《駕回儀衛》中的失誤，茲例如下：

駕回則御裹小帽，簪花乘馬，前後從駕臣寮，百司儀衛，悉賜花。大觀初，乘驄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小鳥，其馬至御前，拒而不進，左右曰：「此願封官』",勃賜龍旗將軍，然後就窖蓋小鳥平日御愛之馬也。

駕回則御裘小帽，簪花乘馬，前後從駕臣寮，百司儀衛，悉賜花，大觀初，徽廟乘撼馬至太和宮前，忽宣平日所愛小鳥，其馬至御前，馬足不肯進，左右鞭之，益鳴跳，不如調訓時，閨人進曰：「此願封官耳！」上曰：「猴子且官供奉，況使小鳥白身邪？"，勃賜龍眼將軍，然後貼然就轡，蓋小鳥平日御愛之馬也。

兩段文字相對照，元刻《東京夢華錄》本可謂丟三落四，像「徽廟」這樣關鍵的主語，竟然遺漏，其失之質使人由此一下子就可以得出《楓窗小牘》是接近宋《東京夢華錄》本原貌的結論來。這不僅因為《楓窗小牘》系南宋刻本，更為主要的是從遣詞造句方面則較之元刻《東京夢華錄》本更合乎邏輯。將元刻《東京夢華錄》本所遺與《楓窗小牘》所有相照，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據此，我們可以開闢出一條這樣的道路，即從不同的宋籍版本中找到宋《東京夢華錄》本的蹤跡，從而來校正元刻《東京夢華錄》本。現就筆者視野所及已經尋找到的有：陳元靚的《歲時廣記》、《事林廣記》，金盈之的《新編醉翁談錄》，袁褧的《楓窗小牘》，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謝維新的《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無名氏的《錦繡萬花谷》，還有夾雜在許多宋籍中的《東京記》之類的地理風土之書。

之所以選取這些版本，就是因為這些書都是南宋時期的著作，與南宋《東京夢華錄》刊行本年代相去不遠，即以陳元靚《歲時廣記》、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而言，兩書所徵引的宋《東京夢華錄》本中時令歲序風俗活動為最多，而且兩書在徵引相同內容時，徵引文字亦相差無幾。這就表明南宋時期的類如《歲時廣記》、《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之書，必遵從一祖本，也就是我們現在無法尋覓到的宋《東京夢華錄》本。

所以，依靠已經找到的記載《東京夢華錄》許多內容的那些宋代版本，或稱之為《東京夢華錄》第三個版本系統（前提十卷本，一卷本為第一、第二系統），可以與元刻《東京夢華錄》本比異校勘，會逐漸整理出一個十分接近宋《東京夢華錄》原貌的本子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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