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民盛宴》：張怡微，老爺子奄奄一息，團聚的家人各說各的

《細民盛宴》：張怡微，老爺子奄奄一息，團聚的家人各說各的

張怡微的最新長篇題為「細民盛宴」，「盛宴」二字語帶雙關，一是好比魯迅先生筆下展開了一幅「吃人的筵宴」，她的筆下則是上海市井小民的筵宴，生死愛恨情仇，無所不包，二是她的這部長篇的確就是由幾幕具體的家族飯局所構成的，從祖父死前的家族飯宴，到父母離婚後「我」與父親的再婚家庭的生澀聚會，再到「我」赴婆家面對的冷漠宴請，以及父母為解決「我」的嫁妝問題的尷尬重逢，直至最終「我」與父親難得的獨聚，這些「盛宴」的聯綴，其實就湊成了一個人的人生版圖。

華人的飯宴和其他國家的人似乎很不一樣，我們都喜歡借吃飯做幌子談一些事情，有時候飯菜反倒成了點綴，談事情才是真的。中國人的飯宴確實如此，因為承擔了過多的功能到頭來反而顯得不倫不類，令人啼笑皆非。《細民盛宴》的開幕就是一場盛大的袁家聚會，和逢年過節的例行飯局還不同，祖父將死的音訊召齊了所有的家族成員，然而，本應哀傷的死生契闊卻在家族成員的吃吃談談中充滿了荒誕感。

父親自作主張地安排他再婚的妻子與「我」的初次碰面，二姑趕緊幸災樂禍，而「我」心裡卻在念叨「啊呀你爸都要死啦你還那麼開心。」小爺叔向「我」炫耀他找師傅渾身開過光的器物，大伯父則「手指熟練地翻轉著長方形的麻將牌，有揮斥方遒的氣宇，淡淡吭了一句鏗鏘有力的：『碰』。」 連牌局都嚴重過祖父的死，怪不得大表嫂五歲的兒子也全然不覺得死是一件多麼恐怖的事情，「他從圓檯面的地洞里鑽到我爺爺床邊，指著他的鼻子問：『太爺爺，你到底什麼時候死啊？我要吃瀨尿蝦啦。』」

張怡微特別擅長在處理飯宴的宏大場面中營造強烈的對照感，開篇的飯局即是生與死的照面，祖父被撂在一旁默默等著閻王來接，家族成員則忙著把各自的生活過個風生水起，否極泰來，父親要再娶，小爺叔要「開光」，大表嫂的兒子要吃瀨尿蝦。而之後的飯宴則多是「你家」與「我家」的照面，譬如父親再婚後，「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和『梅娘』之間，已經從『我爸爸的意思是』，過渡到了『你爸爸的意思是』。」

又譬如「我」與小茂商談結婚事宜，小茂說：「你媽媽最好能給我兩千塊錢，這樣我媽媽會覺得比較開心。你沒有的話，我先給你。」滑稽，冷漠，可是逼真，張愛玲早就說過，上海人有著「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所生出的「奇異的智慧」，這智慧在於，如果要活下去，就非得把一切煩惱拋諸腦後不可，必須學會沒心沒肺地活，不然就得發瘋，可是每個人都機關算盡之後，親緣註定趨於涼薄。

令人揪心的是，這樣一棵「智慧之樹」是不容仇視的，因為每個人都是好人，沒有一個人算得上十惡不赦，可以任由別人徹骨的嫉恨。張怡微筆下的細民也是如此，袁家人雖然各懷鬼胎，但畢竟沒有把父母親扔到大街上隨他們餓死；父親也很難說是多麼不稱職，他雖然從沒想過賣掉房子為「我」陪嫁，但至少當年隨船去澳洲時會特地背兩床被子回來預備將來作為「我」的陪嫁；還有那個小爺叔，一直抱怨自己和前妻生下的女兒無情，不來看自己，也一直嘮叨說自己對她很好，他的理據充分得很：「我么，按法律判決的，一個月三百塊，半年一千八百塊。一分不少。」

我讀這些片段的時候，不由想起《封鎖》里好的人與真的人之間的參差對照，吳翠遠到頭來覺得呂宗楨是個「好人」，感慨「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個」，而她寧願邂逅一個真的人。這座高壓城市把每個細民都打磨成按部就班的「好人」，我們似乎心裡預知好人的底線在哪裡，做人做事只要貼著那條底線走就好了，逾越了底線會遭人口舌，做得太好也沒人封賞，在上海人眼裡，這種事情「划不來」，是的，我們時刻用經濟頭腦來把握現實的尺度。

只要是上海人，讀起《細民盛宴》來都會感到震恐，震恐根源於自己就活在這場宴席中，自己也在幫襯著這場宴席。這麼有限的親緣究竟該如何維繫呢？張怡微的小說給出了「我」所選的一條保守路徑，發現這個「有限」，體諒這個「有限」，然後在這個限度中支取愛並感到滿足。

.最後一場「我」與父親的私人宴席中，「我」發現了父親在有限的額度中確實竭盡全力在愛「我」，他在看「我」燒菜，然後看不下去要來幫「我」，明明有糖尿病卻還要勉強吃下「我」做的紅燒肉。這位父親，不能因為他不願掏錢幫自己辦嫁妝就否認了他的愛，雖然他的愛確實吝嗇得可憐，但一經諒解，父女還可以憑藉這顆真心一起照面過個十年八年相濡以沫的日子，這也是絕大部分上海人拿出來面對生活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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