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金壁：《中庸》是關於君王道德修養的講義
原標題：富金壁：《中庸》是關於君王道德修養的講義
朱熹《中庸章句序》開頭便說：「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他把道學的核心稱為「道統」，並說這就是堯之所以授舜的「允執厥中」，也即舜之所以授禹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明刊本《中庸章句》
我們認為，用「允執厥中」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來概括孔子在《中庸》中提出的「中庸」觀念則可，以之概括《中庸》全篇內容則不可——「中庸」只是《中庸》篇講的第一個問題，一個比較重要的方法論問題（詳見拙文《「中庸」是富於辯證精神的思想方法》，見古代小說網微信公眾號）。
而《中庸》篇內容實際主要講君王的道德修養，正如《大學》從「大學」講起，實際通篇講君王之道一樣。
《中庸》，唐陸德明解題引鄭玄云：「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主之德也。」「記中和之為用」是解題，「昭明聖主之德」才是概括全篇內容。鄭玄的說解顯然比朱熹更確當。
鄭玄所謂「聖主」，一部分是孔子尊崇的儒家先公先王。因為儒家認為，天子是膺受天命治理國家的，是聖人，儒家便把古代的幾位先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稱為聖王，《中庸》的作者就以他們為榜樣，希望後來的君王效法他們。這樣《中庸》就成了歷代君王必讀的教科書。
章太炎節錄《中庸》語
君王是君子們效法的楷模、儀錶，當然《中庸》也就成了君子的必讀書。也就是說，《中庸》是培養君王道德觀與思想方法的講義。
又因《大學》也是講君王之道的，君王在專制社會中極其重要，所以朱熹把《中庸》《大學》從《禮記》四十九篇中挑選出來，與反映儒家之道的《論語》《孟子》合編為《四書》並作了集注，作為君王與士人的必讀書。
《中庸》開篇就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性，指萬事萬物（包括人）膺受「天命」（天，大自然）而具有的屬性，順應這些屬性而存在的規律即是「道」，闡示這些規律就是「教」。
這些自然、社會的法則規律當然常伴人類，須臾不可離（按，說這些是為了引出「中庸」的話題。而以下「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一段，説「慎獨」事，與「中庸」無關，疑是錯簡，當移下，見下文）。
然後說人性有喜怒哀樂，聖人因而制定禮與政教，對人性加以節制，是為「中和」，也即「中庸」。
李孝萱繪《二翁話中庸》
接著闡述「中庸」的實質（既不過，亦無不及）及其重要意義，讚揚了舜能「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顏回能「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論述了君子固執中庸，在立身行道、行孝持家、交友為人、修身行事諸多方面的種種美德——也即君王之美德。接著，為了講「慎獨」「至誠」這種美德，先講君子的鬼神觀。
應該說明，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人們多迷信鬼神。孔子雖然也說不清楚，在某種程度上又難以免俗，故亦崇敬鬼神，但他卻不篤信：「敬鬼神而遠之」「不語怪、力、亂、神」。 子路問孔子：「如何敬事鬼神？」，孔子斥責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問：「死是怎麼回事？」孔子又斥責他：「未知生，焉知死？」
清道光己酉莫氏刊本《中庸集解》
但孔子也希望利用人們對鬼神的崇敬，提倡敬慎祭祀之事，以達到尊重先王及「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的目的，推行「慎獨」的主張。《中庸》的作者引孔子的話說：
「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筆者上文所謂錯簡「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實際應置於此段之後，才能文從義順：
孔子說：「鬼神的威力太大了！看不見、聽不到，卻體察萬物，毫無遺漏。能讓天下人穿著整齊的祭服，莊敬地進行祭祀。太美好了！就好像在人們的上下左右。《詩》說：『神若到來，人是不能預測的，何況是亂猜呢！』人們的隱私在神的眼中是那樣顯明，其真實情況不可掩藏的道理，是這樣明明白白的啊！」
陸隴其書《中庸》句
所以君子對他人看不見、無聲無息的事也戒慎恐懼。沒有比隱微更明顯的了，所以君子要慎獨。
可知慎獨與敬鬼神，二者是有內在聯繫的。順便言及，儒者經常藉助於鬼神，使那些無法無天的君王心懷戒懼，不敢胡作非為、過分放肆。
當然，《中庸》的作者還是重在正面教育、鼓勵與引導：他讚揚舜的功績，讚頌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的顯貴與榮耀，講述了「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的道理，引用了頌揚周王美德及功業、祝福其福祿無疆、子孫千億的詩《嘉樂》（今本為《假樂》），並說：「故大德者必受命。」
又具體地頌揚文王「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的偉績，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讀爲「殪戎殷」，滅亡大殷）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的功烈與富貴榮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的大業與功勞，說他們這樣光宗耀祖，為子孫傳萬世之業，才是「達孝」，從而激勵君子們成為「大德者」，以「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舊高麗抄本《中庸章句》
君位對那些貪圖享樂的儲君們誘惑力是可想而知的：「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呀！財寶、美女，臣子會拱手奉上！一旦這樣的「王種」手握「大寶」，不就是夏桀、商紂、周幽之流，天下豈不「岌岌乎殆哉」？
所以儒者們極力用「為民父母」「功流萬世」「名垂千載」等桂冠與高尚的義理激勵他們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來抑制其貪婪、淫蕩之心，這對君王中的一部分人，也並非毫無效果，對某些人甚至產生了相當大的教育作用。。
大約從周代起，就很重視對年輕君王或儲君的教育。《周禮?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鄭玄註：「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王父子長幼之道。」
又《保氏》：「《周禮?地官?保氏》：「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藝，即禮、樂、書、數、射、御。
大約最晚不過從漢代起，《孝經》《詩經》《論語》之類書籍已被作為年輕君王、世子的主要教科書了。如《漢書?昭帝紀》五年六月詔書：「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栗，夙興夜寐，修古君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能有明。」
《漢書》
《漢書?宣帝紀》元平元年霍光奏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
但《詩》《論語》這些書籍，內容寬泛，不似《中庸》《大學》主題明確，中心突出，純為述君王之德、治天下之道。
如《中庸》還記述「哀公問政」，引孔子之說，講為政之理：
「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意思是：「周文王、周武王治理天下的政教，保存在典藉中。但是只有具備君王品德與智慧的人在，那政教才能得以貫徹施行；如果具備君王品德與智慧的人不存在了，那政教也就不能得以貫徹施行了。」
于右任書《中庸》句
後來，此段話凝結為一個成語「人亡政息」，「人亡」與「政息」兩者之間是條件關係。而今人引用時，往往將「人亡」與「政息」誤解為並列關係，並講成「人死了，政權也滅亡了」——從語義到語法，全錯了。
這段話實際強調「執政者」——君王的重要性：其人本身要正直高尚而有智慧，才能貫徹「好政教」——「人存政舉」；否則，主張雖好而人非其人，其政教也必廢止——「人亡政息」。所以下文說「故為政在人」。而最大的為政之人，即為君王。
《中庸》又接著講政治：「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敏，是努力，樹，是栽種。蒲盧，即果蠃。一種細腰的蜂。
《詩經?小雅?小宛》：「螟蛉有子，蜾嬴負之。」螟蛉是一種桑蟲，蜾蠃常捕螟蛉，麻醉之，在其體內產卵，卵變為幼蟲後，即在螟蛉體內靠其營養發育，成熟後即破其體而出。古人不知，誤認為蜾蠃養螟蛉，讓它成長變化為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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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庸》作者用自然事物打比方：君王的道理是致力於行政，地的道理是致力於栽種。君王對於百姓，如同蒲盧教養桑蟲一樣（養活他、改善他）——這是「君王為百姓父母」之觀念的一個來源。
然後講為政在於賢人。君主是最大的賢人，要成為賢人，就得以君子之道修身，君子之道的核心是仁。而天下有五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後來稱為五常、五倫），有三達德：智（古字作知）、仁、勇——五達道、三達德，君王都要力行。
智，源於「知」，於是講如何能知——「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有知識是共同的；「知」後必須「行」，否則就無用。「行」也分三種——「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有人認為理所當然就欣然去做，有人為了利益去做，有人被強迫而去做）——成功卻是相同的。這些說教對於啟發君主認真求知、力行都是很有作用的。
「智、仁、勇」，是聖人的道德標準，君主們可能望而卻步，《中庸》作者卻引了孔子的幾句話，以消除怯懦君王的顧慮。他說：「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中庸朱子或問》
原來只要做到「好學、力行、知恥」，就接近於「智、仁、勇」，就知道如何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了，那麼，那些「望之不似人君」的中等智力的君王，一定會為自己能「王天下」、成為名垂青史的「聖王」而躍躍欲試了！
孔子、孟子當年就是以這種勉勵的態度誘導那些智力平平的君王，希望他們為民興利的。我們看本篇中孔子與魯哀公、《孟子》中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的對話，不皆如此乎？
《中庸》所引孔子語又有君王治理天下國家的「九經」：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論述了各經的重要性及具體實施方法，並提出了「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的重要行政原則——皆為君王治國要道。
《中庸》接著強調，君子修身、行事必須真誠，認為「誠」是「天之道」；對「天之道」誠，那是「人之道」。這對君王修身當然也十分重要——君王手中掌握的，是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君王不誠，國家衰亡，人民遭殃。
胡漢民書《中庸》句
《中庸》作者勉勵君王：「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要他們「擇善而固執之」，並要勤奮學習：
「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這對激勵君王的上進心，有絕大的作用。
清同治十年刻本《中庸衍義》
《中庸》強調君王「誠」的重要性：
「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是說，達到「至誠」，就可以發揮自己、他人、萬物的一切潛能，而幫助大公無私的天地教化養育萬物，參天立地。什麼人有資格「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非君王而何？
《中庸》尚有幾句話，足以使君王驚心動魄：
「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錢穆書《中庸》句
這是警告君王，必須清醒地關注預示國家興亡的社會現象、動態：「禎祥」與「」妖孽」。此語至今對執政者當仍有警示作用：我華滄桑，循環往複，勃然而興之國，忽焉而滅之朝，老大龍鍾之邦，當時之「禎祥妖孽」，歷歷可數，某些則的的可信。今之「禎祥妖孽」為何，必有能知之者。
《中庸》接著歌頌天地山海的浩瀚廣大，然後歸結到受天命的周文王的偉大，聖人之道的偉大；以及如何「王天下」，君子怎樣才能享譽於天下。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的仲尼的功德，那「天下至聖」的種種品質：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溥博淵泉，「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配天」是什麼？就是作為天子，被百姓與天一起受到敬仰、祭祀！還不是歸結到要做一個英明君王嗎！
明初內府刻本《中庸或問》
最後作者說，這都是「至誠」的結果，「闇然而日章」，才是「君子之道」。君子重以德化民，而不重以「聲色」（疾言厲色）。
因為《詩經?大雅?文王》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上天之事，毫無聲息，只是默默地滋養化育萬物）啊！——還是孔子的意思：「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
朱熹引程頤的話說「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複合為一理」，這還是合乎《中庸》結構的：從孔子關於君子的世界觀講起，多方面闡述君子、聖王的品質、道德、治國方略，「末複合為一理」：成為君王，參天立地，化育萬民。故曰：《中庸》是關於君王道德修養的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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