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司的力量越變越大，它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2018 商業大事件⑥

有一些是持續變化的結果——它會進一步改變我們的生活；有一些是更不可控制力量對商業社會的干預，它使得市場參與者要不時調整自己的戰略；更有一些，它來自於公司自身，當公司發展到一定規模，它如何與公眾、消費者、公權力等環境因素調和。

有什麼樣的國家，就有什麼樣的企業。2018 年，商業世界一如既往變化很多。2018 年商業大事件，更多證實這一點。

2018 年 11 月 13 日，經過長達一年多的考量之後，亞馬遜宣布其第二總部落戶美國紐約市的長島和北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的水晶城。為了能夠在數十個城市中獲得亞馬遜的青睞，紐約和弗吉尼亞開出了累計高達 21 億美元的資金補貼，可以幫助亞馬遜回收第二總部 50 億美元總投資的超過四成。這引起了不少人的擔憂，亞馬遜體量過於龐大，這使得他們在與美國各地方政府的談判中，獲得了巨大的優勢，以及不受限制的話語權。

而在中國，廣東人譚秦東由於在網路上發布文章指責鴻茅藥酒有一定毒性，而被鴻茅藥酒所在地的內蒙古涼城警方抓獲。新華社援引中國人民大學法律學者劉明祥的觀點，「譚秦東的言論即便有不對的地方，也至多是構成民事糾紛。當地警方不應干預民事糾紛，不應成為地方保護主義的工具。」其所說的地方保護主義指的是，鴻茅藥酒生產商是涼城的納稅大戶。按照鴻茅藥酒董事長鮑洪升的說法，2017 年鴻茅藥酒預計納稅額達到 2.7 億元，而涼城每年的財政收入也就是十幾億元。

商業與政治的關係，公司與政府的關係，一直是學者們爭論的焦點。以上兩個案例都指向了這樣一個問題，當企業快速發展、體量迅速增加，對於政府的影響力也隨之增強，甚至可能會侵蝕原本的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邊界。

「由於國家、公司以及經濟結構的不同，兩者關係的性質隨著時間不斷發生變化。在最基礎的層面上，商業運用自身力量的方式會對民主造成影響。有人會視其為一種威脅，但也有人會將一個成功的自由市場經濟看作是民主的前提。」《牛津商業與政府手冊》如是寫道。

而倫理學者奧諾拉·奧尼爾則如此概括這樣一種擔憂，由於公司的目的是為股東創造利潤，因此他們會利用一切的資源來追逐利潤，「他們又怎麼可能會關心社會正義問題，除了正義在最狹義的層面上被定義為遵守法律？」

如果將整個社會視為不同力量之間的角力場，那麼它顯然會是一個雙向影響的過程。此前，我們已經討論過政府監管對商業運行產生的影響，那麼現在當大公司的力量超越各級的政府部門，他們又會如何影響整個社會的運行？

在宏觀層面上，大公司對於政治的影響力通常表現為影響政策的制定。這個問題在美國重新得到重視源於 2015 年政治學者李·德拉特曼 (Lee Drutman) 的一本書《美國公司正在遊說》 (The Business of American is Lobbying) ，其中德拉特曼提到每年大公司花在遊說美國國會成員上的資金是 26 億美元，高於美國政府對於國會撥款的 20 億美元。他相信，這意味著國會成員在立法時，會將更多的關注放在大公司身上，而不是本來應該被他們所代表的納稅人。

此後，他又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指出了美國政治遊說中的另一個變化。他援引一位政府說客的說法稱：「25 年前……遊說的目的還只是『讓政府離我們的生意遠一點，我們想做我們想做的事情』。慢慢地，這種想法變成了『我們怎麼能把政府變成我們的夥伴？』這是一種從『別管我』到『一起干』的變化。」

大公司均有自身的訴求。CNN 的報道指出，通用電氣在奧巴馬執政的前 5 年花費了 1.34 億美元進行遊說，以獲得稅收減免。而娛樂業巨頭康卡斯特則用 4500 萬美元說服政府放鬆反壟斷監管，2011 年他們以 300 億美元收購 NBCUniversal 的計劃得到通過。格林奈兒學院和波士頓大學的兩位政治學者研究發現，在 2008 年大選期間，醫藥公司為民主黨人提供了更多的資金，因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倡導全民醫保，而這會擴大醫藥公司的市場以及收入。

時至今日，美國有了一位商人出身的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年，他就推出了一項大規模減稅計劃。在毫無公眾參與的情況下，他為大企業提供了巨額稅收減免，或許這是企業界對於政治施加影響的最新一個證明。

「公司現在擁有足夠的資源，能夠在幾乎所有的第一要務的事項上，同時進攻以及防禦。」德拉特曼寫道。他指出，在 1970 年代早期，商業公司還沒有意識到遊說的重要性。後來成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路易斯·鮑威爾認為，在美國社會中，沒有哪一種力量在政府中的影響力要比商業公司來得更小。

直到後來商業公司的公眾形象開始被大眾質疑，並且隨著二戰後的經濟繁榮在 1970 年代逐漸消退，商業公司才開始意識到，政策對於公司運營的重要性。此後通過遊說，國會改革勞動法，降低了企業在僱傭關係中的責任，並且為公司提供了減稅政策。此後，大公司在遊說中的投入不斷增加，最終形成了當下大公司對於美國國會的影響力。

而在微觀層面上，地方政府的實力相對更為薄弱，但大公司的影響力卻並不會相應削減，因此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力量不均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地方政府的力量更容易為大公司所掌控。

有些利用的是地方政府的漏洞。2018 年 11 月，《彭博商業周刊》報道了一起案件。2008 年經濟危機之後，銀行收緊貸款政策，使得許多中小企業和個人陷入經濟困境。在此期間，一批以借貸為主要業務的公司開始在紐約興起。

在紐約，相關法律允許借貸公司將「懺悔條款」（Confessions of Judgment）納入借貸合同當中。這就意味著，當借錢的中小企業違反合同規定時，借貸公司可以將它們告上法庭，而法庭可以在中小企業缺席的情況下，直接宣判借貸公司勝訴。後者可以以此申請資產凍結，從而獲得回報。

根據《彭博商業周刊》的統計，在 2014 年以前，利用懺悔條款的案例只有 14 起，而到了 2018 年第三季度這個數字增加到超過 3500 起。「毫不意外地，很多借貸公司開始濫用這一條款。在多個採訪和法庭文件中，債權人指責債務人偽造文件，欺騙他們的負債金額，或是編造債務人應付的責任。」

更多時候，大公司憑藉著自己的實力，強行進入一個地區，從而改變當地的景觀環境，而當地政府並沒有可以與之談判的籌碼。1989 年和 1990 年，《紐約時報》用兩篇文章分別探討了沃爾瑪對於一個小鎮當地的影響。

在第一篇報道中，擁有 6100 人口的艾奧瓦州小鎮因德潘德斯 (Independence) 於 1983 年迎來了沃爾瑪。市長弗蘭克·布林姆 (Frank Brimmer) 回憶：「他們告訴我們，如果不在這裡建沃爾瑪，那麼就會在鄰近市鎮建造。而我們的居民並不會在乎是在這裡購物，還是在 25 英里之外。」

「你沒有辦法打敗沃爾瑪，所以我們加入了他們。」由於沃爾瑪體量龐大，能夠通過大批量採購，壓低進貨價格，從而能夠向消費者打出「天天低價」的口號，而當價格低到一定程度，居民就更傾向於選擇沃爾瑪，而非當地原有的商店。在沃爾瑪開業的 14 個月之後，原本開在小鎮中央大街上的商店開始關閉，甚至波及了一些區域性的連鎖零售商店。

沃爾瑪最終取代了小鎮上的大部分商業。沃爾瑪自稱在當地創造了 95 個工作崗位，但其中一半都是兼職工人，他們的收入僅比最低工資水平高上一些。由於沃爾瑪衝擊而失去的工作崗位也差不多是這個數字。

不少居民因此對市政當局不滿：「讓我不安的是，我們城市的管理者太輕易地就把沃爾瑪要求的東西給了他們。他們甚至是在取悅他們。當我在這裡開店的時候，他們可沒有為我做些什麼。」市長布林姆後來接受了沃爾瑪，並且為他們負擔水費以及相關管道的建設費用，他相信這是為了交換沃爾瑪在當地創造的工作崗位所需要付出的代價。

然而一年後的報道卻證明布林姆的想法可能太簡單了。在得克薩斯州小鎮赫爾恩 (hearne) ，沃爾瑪決定在開業十年之後關閉當地的門店。在將當地原本的零售門店盡數驅逐之後，沃爾瑪的突然撤出意味著一個巨大的商業真空。為了，當地居民需要駕車 26 英里前往附近的另一個小鎮布萊恩 (Bryan) 去採購生活必需品。

沃爾瑪的理由是這家門店業績不如預期。然而當地居民的憤怒也是顯而易見，「他們根本不關心自己對當地居民做了什麼。我不開車，去不了布萊恩。在他們來之前，我還有其他地方可以買東西，十元店這樣的地方，現在什麼都沒有了。」當地市政部門也是一籌莫展，他們試圖招來其他的零售商，但顯然赫爾恩小鎮也不會回到它原本的樣子。

這樣的事情，依舊在美國上演。2016 年，沃爾瑪宣布關閉 106 家位於偏僻小鎮的門店。儘管沃爾瑪表示將和當地政府一起協商，以保證居民的正常生活需求，但許多地方的居民都表示，沃爾瑪已經給當地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傷害。

沃爾瑪 圖片 / Flickr

相比起從宏觀層面直接影響政策的制定，大公司在一個地區的介入更直接、也更明顯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然而與大公司主動遊說政府政策始於 1970 年代不同，商業試圖改造地區的嘗試有一個歷史更悠久的源頭，而這種嘗試被學界稱為「企業之城」 (Company Town) 。

學者馬切羅·博爾赫斯 (Marcelo Broges) 以及蘇珊娜·托雷斯 (Susana Torres) 將企業之城定義成由企業建造的居住以及服務中心。它通常緊鄰或者位於生產的工廠以及開採的礦場附近。企業之城是典型的工業革命後的產物。由於生產需要大量的工人，為了吸引勞動力，企業就會試圖為工人提供所有的生活所需，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座由企業包辦一切的城市。

在企業之城中，企業不僅作為僱主而存在，同時也是地主，社會安全以及和諧事實上的管理者，以及在通常情況下會為工人的消費提供服務以及商品。企業是員工所住房屋的擁有者，管理者當地的學校和教堂。「僱主的政治控制會延伸到法院、市長、市議會、以及整個經常系統。」在《權力地景》一書中，莎倫·佐金 (Sharon Zukin) 寫道，「企業之城同時會拒絕旅行商人、工會、以及其他僱主介入企業之城的運作。」這是一個事實上的獨裁社會。

企業之城的背後通常都是強大的製造業企業，如鋼鐵、汽車等，在 20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他們都是整個世界的支柱產業。如美國西弗吉尼亞州的威爾頓 (Weirton) ，加州的斯考蒂亞 (Scotia) 就分別是由鋼鐵企業和木材企業所建設。而在中國，國企力量強盛的時代，他們也承擔了大量應該由政府承擔的公共服務，包括學校、醫院等，也就是傳統的國企辦社會。

2011 年《新聞周刊》的一篇報道以《最後的企業之城》為題，講述了斯考蒂亞的衰落。而在中國國企改革中也提出要擺脫企業辦社會的傳統觀念。然而，企業之城並沒有消失，正如《新聞周刊》提及，互聯網公司，尤其是 Facebook、Google 的造城計劃不過是更新過的企業之城方案。他們大包大攬掌握一切的方式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只要企業足夠強大，需要為大量員工提供集中辦公場所，那麼企業之城就不可避免。雖然在 20 世紀的大部分時候，美國的企業之城都由鋼鐵、汽車、採礦等行業興建，之後產業升級也催生了新的企業之城。

羅切斯特 (Rochester) 隨著柯達的壯大而繁榮。高峰時期，柯達、施樂、以及博士倫提供了當地超過 60% 的工作崗位。沃爾瑪在過去幾十年中幾乎壟斷了美國零售業，其總部所在地本頓維爾 2017 年人口大約 50000 人，而沃爾瑪僱員在經歷幾輪裁員後仍然有大約 15000 人。他們為當地帶來了旺盛的消費力，促進城市進一步擴張。沃爾瑪背後的沃爾頓家族也在當地興建酒店、藝術館等設施。

而當產業轉移，企業之城也會遇到麻煩。鋼鐵、汽車產能向新興國家轉移，失業的藍領工人轉向其他城市謀求生路，諸如威爾頓、斯考蒂亞這樣的企業之城就徹底走向衰敗，甚至會被廢棄，這也是《新聞周刊》標題中「最後」一詞的含義。

柯達被數碼成像顛覆，其在羅切斯特的影響力也大不如前。目前當地最大的僱主已經變成了羅切斯特大學，它和旗下的兩家醫院一共僱用有 2 萬人。沃爾瑪所在的本頓維爾可能不會有羅切斯特這樣的好運氣。在沃爾瑪被亞馬遜衝擊的背景下，其未來也岌岌可危。

美國企業之城的興衰也可以作為中國的參考。內蒙古涼城依賴鴻茅藥酒，遼寧本溪、鞍山則主要以當地的鋼鐵企業為生，黑龍江伊春的伐木業更是已經走了幾年的下坡路。地方過度依賴某個重要的公司可能是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情。

解決之法似乎也並不難尋，只要能夠找到替代性產業，那就還有興盛的機會。如同當下在美國，最為強盛的矽谷正在取代傳統服務業，在一片片土地上建設新的城鎮。當然，其實質也從未發生變化，對於員工全方位的家長制控制，以及對於公權力的利用以及侵蝕。

Google 山景城的規劃圖 圖片 / Engadget

Google 位於山景城的園區被《新聞周刊》形容為可能是近年來最為家長式的嘗試。「員工享受乾洗服務、理髮、按摩、以及提供一天三餐的餐廳。他們在公司大巴上通勤、在公司宿舍中睡覺、在公司娛樂設施中消遣。」並且 Google 還為員工提供宿舍，包括 60 個中等大小的套間或者是 400 個宿舍單間。這一數字在 2017 年又進一步追加到 5000 套住房。

而在中國，諸如富士康這樣的公司則取代了國企成為了企業之城的主要支持者。位於深圳的富士康園區佔地達到 2.3 萬平方公里，其中就有圖書館、運動場、IE 學院、醫院這樣的設施。而在富士康發生多起自殺案件之後，這家公司還配備了心理諮詢室。

同時，企業之城也拒絕外部力量的介入。Facebook 目前辦公的園區儘管在空間上是開放的，一座環形建築中間有一條擁有餐廳、臨時店鋪、圖書交換點和其他便利設施的街道，但卻只允許公司的員工入內。同理，富士康的園區也是完全封閉的，外人要進入園區還需要先填表登記，才能獲准進入。

企業之城的影響力也會慢慢滲透到「城牆」外部。隨著 Facebook 逐漸意識到他們需要調和自身與當地社區的關係，他們開始向當地政府提供資金支持，先是修建了一個位於園區之外的警署、承擔相應的租金，甚至還有一位警官每年超過 17 萬美元的薪水。此外，他們還計劃提供 1100 萬美元，這將會是 6 位政府官員的薪水。到了這個階段，已經很難分清，這是一種社區支持，還是一種赤裸裸的賄賂。

反過來，如果企業之城之於當地經濟意義重大，那麼地方政府或許也會不遺餘力地對其進行支持。這種支持包括資金上的，如美國各地都為爭取亞馬遜第二總部開出了幾億甚至幾十億美元的資金補助。

Facebook 總部 圖片 / Facebook

大公司利用公權力為自身牟利本不是什麼新鮮事。在小說《囚鳥》中，美國作家庫爾特·馮內古特就描寫了在 1894 年發生在芝加哥的鐵路工人大罷工。這些居住於由鐵路大亨喬治·普爾曼建造的企業之城中的工人抗議公司在裁員、降薪的情況下，並不相應降低工人需要負擔的房租。持續超過兩個月之後，罷工在美國軍隊的鎮壓下宣告結束，並造成 30 名罷工者死亡以及 57 人受傷。此後一段時間，美國工人運動陷入沉寂。罷工的領導者尤金·德布斯被逮捕，並被美國最高法院判處監禁。這一判例也被用作政府介入罷工的法律依據。

不過，德布斯在獲釋之後繼續從事勞工權益方面的工作，甚至一度作為總統候選人參與選舉。隨著勞工權益的問題日益受到重視，勞工的罷工權也在 1914 年國會通過的克雷頓反壟斷法案 (Clayton Antitrust Act of 1914) 中得到保護。法案允許勞工組織去追尋合法的目標，從而保護了抗議、和平罷工、以及集體談判的權益。只有當勞工組織出現暴力行為時，才允許國家暴力機關的介入。

同時，時任美國總統格洛夫·克利夫蘭也組成委員會調查罷工事件，最後認定普爾曼運營企業之城的做法並不美國 (un-American)。4 年之後，該城所在地伊利諾伊州最高法院要求普爾曼放棄對於這座城鎮的運營，因為這並不在公司章程的規定之上。

無論是勞工權益的進步還是企業之城的解體，最終都仰賴於美國相對較為均衡的政治體制，立法、行政、司法可以從各自的角度去尋找悲劇的發生的原因，進而糾正這背後的錯誤。然而，在全球許多地方，由於制衡機制的缺失，大公司對於公權力的濫用最終都不了了之。

在南美洲，透明國際將智利、波多黎各、哥斯大黎加列為最腐敗國家。來自 MIT 的政治學者本·羅斯·施耐德就將腐敗列為一個重要的商業影響政治的方式。儘管他強調透明國際是以民眾的感受為標準，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排名至少顯示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在這些排位較低的國家中，商業公司更可能利用腐敗。」

中國的鴻茅藥酒事件則以另一種不體面的方式收場。即便法學界、包括中央級媒體在內的輿論都指責內蒙古涼城警方是將民事問題當成了刑事來處理，但最終譚秦東在被釋放後，公開向鴻茅藥酒道歉，而鴻茅藥酒則寬宏大量地表示，已經原諒了譚秦東的行為。而跨省抓捕背後的法理問題，以及是否存在政商之間的權力濫用，則都不了了之。

作為當今世界的兩個重要力量，公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始終處於一個微妙的動態平衡當中。有時候政治強勢，但這並不意味著商業就始終處於弱勢地位，尤其是在面對地方政府的時候。這也同樣需要公司慎用自身的力量，作出審慎的選擇。

迪士尼在 2018 年夏天的一個選擇或許能夠說明問題。作為當今最強大的娛樂公司，迪士尼最近一個財年的收入接近 600 億美元，營業利潤超過 150 億美元。長期以來，它都享受迪士尼樂園所在地安納海姆 (Anaheim) 的退稅以及其他優惠政策，《洛杉磯時報》援引相關估算稱，20 年來迪士尼享受的資金優惠或許達到 10 億美元。

當地居民和市政府逐漸對迪士尼感到反感。他們相信，迪士尼已經不需要當地給予的各類優惠政策了。而在雙方的矛盾逐漸激化之後，作出讓步的是迪士尼。他們主動要求市政府取消相關政策。迪士尼方面稱，這是為了修復與當地社區之間的關係。

儘管有批評者認為，這只不過是迪士尼的一場交易，目的是為了能夠在幾個月後的選舉中，將自己所支持的候選人推舉上市長的位置，並且在最低工資談判中贏得主動權。但對於這家一貫強勢的公司來說，這已經是他們少見的妥協之舉了。

題圖 /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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