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周紹傑：為什麼我們有錢了，卻更焦慮？
原標題：清華大學周紹傑：為什麼我們有錢了，卻更焦慮？
來源：伍治堅證據主義
「你幸福嗎？」「我姓曾。」這句神回復一度在網路上引起了中國人對於「幸福」的熱烈討論。毋庸置疑，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財富在過去40年中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我們在人均收入、平均壽命、教育程度、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比40年前要富足很多。但是清華大學周紹傑教授的研究顯示，我們對於生活的滿意程度卻沒有像GDP那樣同步上漲。這個研究發現不免讓人有些吃驚，於是今天我們就來討論一下這個關於「你幸福嗎？」的話題。
嘉賓介紹
周紹傑是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國際發展與全球治理研究所副所長。他擁有清華大學本科和碩士學歷，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博士學位。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勞動經濟學、幸福經濟學與社會指數、公共財政、區域經濟與發展規劃。
以下內容是我們的對話記錄，對話錄音見文末的參考資料。
伍治堅：您在論文（Graham, Zhang and Zhou, 2015）中提出了生活滿意程度（life satisfaction）概念。請您先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概念？
周紹傑：生活滿意度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影響人的生活滿意度的因素很多，包括收入、家庭生活、婚姻、健康狀態、就業、生活環境等等一系列因素。生活滿意度相對於這些具體的指標而言是一個比較綜合的指標，也是一個主觀的指標。
我們的研究數據是怎麼來的呢？國際上一般都是通過調查問卷。通過調查問卷問這樣一些問題：就你的總體的狀況而言，你對生活有怎麼樣的評價，會有非常滿意、比較滿意、一般、不太滿意、非常不滿意等一系列選項供選擇，代表總體的生活狀態。在學術研究中，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經常是等同用的，衡量了一個個體對自己的生活整體狀況的判斷。
需要指出的是，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感有的時候是有差別的。幸福感實際上更多是強調情緒性。比如一個男人早上剛跟妻子吵完架，你問他現在幸福感是怎麼樣的，他肯定是感覺不幸福。但是生活滿意度強調是綜合生活各個方面，總體評價一下你的生活狀況，而不是說基於一時情緒上的反應。所以生活滿意度是個體對自己的生活狀態更加理性的判斷，當然這種判斷是基於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對比評價的。
伍治堅：您在論文中提到一個關於中國人精神健康和生活滿意程度的調查問卷，這個問卷覆蓋了多少樣本？歷時多長，調查了多少問題呢？
周紹傑：在2011年和2012年的時候，我們有一個課題組叫中國民生調查課題組，由原人民銀行副行長吳曉靈女士牽頭。我們設計了一個覆蓋了人生活各個方面的問卷。這個問卷覆蓋了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同時包括城市和農村的居民。調查方式實際上是通過各省的社情民意調查中心，通過電話自動撥號聯繫受訪者的形式收集問卷。這個問卷的樣本數每年保持在5萬多份樣本，這個數量其實是很大的。當然你要說相對於中國將近14億人口來講，這個數量不大。但是在同類的研究中，這個研究覆蓋的樣本量實際上已經是最大的，而且這個調查實際上是從2011年開始一直延續到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常規性的研究。
伍治堅：您在論文中指出，我們中國人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一開始滿意程度急速下降，然後在2003年以後才開始慢慢恢復上漲。這個發現與我們一般認為的有所不同，一般來說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收入增加會使人們的生活滿意程度更高，但是研究結果是反過來的。您認為是什麼原因導致這種現象的呢？
周紹傑：因為中國實行了市場化的改革，個體的就業方式以前在城市裡是鐵飯碗，但是隨著勞動力市場的改革就不是鐵飯碗了，勞動力市場對於僱傭實際上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另外，隨著人們物質收入的提高，人們對滿意生活的標準也在不斷提高，特別是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時候。雖然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可能相對於收入提高更快的那個群體來講，他會有一種相對的剝奪感。生活滿意度往往是，你自己已經實現的這種生活狀態和你預期的這種生活狀態之間的差異，如果你實現的狀態相對於你預期的生活狀態比較好的話，當然你生活就會比較滿意。
生活滿意度從2003年開始慢慢上漲，我覺得實際上跟2000年以後中國實行的社會保障體制的逐步的全面覆蓋有關係。比如說新農村合作醫療，從2003年開始試點，然後逐步地鋪開，差不多現在已經覆蓋了所有的農村的居民，包括城市也是一樣。所以說中國總體來講在2000年以後，在經濟發展水平還不太發達的這種狀態下，實現了社會保障的全覆蓋。這個對降低人的生活的不穩定感和不安全感發揮了作用。以前很多農村的居民生病了，考慮到醫療的支出，可能不會去看病；但是現在大多數農村居民如果病了的話，由於有新農村合作醫療進行保障，所以說他會去醫院看病。這個在很多研究中都得到了證實。所以，生活滿意度在2003年以後開始緩慢的上漲，這個可以用中國在社會保障包括民生方面這種發展的成就來解釋。
實際上現在很多研究也發現，收入不平等會壓制整個社會的平均的生活滿意度的提升，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由於收入不平等的存在會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那麼這種相對剝奪感會降低個人的生活滿意度。
伍治堅：同時您在論文中提到了年齡和快樂程度之間有一個U型曲線，隨著年齡增加，我們一開始會變得越來越不快樂，然後在度過某個年齡階段後又會開始熱愛生活，變得越來越快樂。能不能為我們解釋一下U型曲線背後的邏輯是什麼？
周紹傑：在幸福研究領域或者生活滿意度相關研究領域，很多國家其實也都看到了這種現象。我們這個研究同樣也印證了這個曲線形式的存在。我覺得這個可能跟我們中國傳統對於人生的看法是一致的。比如說我們講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這是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一生的總體看法。
我們的研究發現，人的生活滿意程度在20歲到30歲期間是迅速下降，正好對應了一個人從學校里畢業，然後進入到勞動力市場，然後各種各樣的壓力隨之而來。人在這個期間普遍會感覺生活壓力比較大，職業發展壓力比較大。到了30歲到40歲之間，家庭的負擔也會越來越重，這也是導致個體生活滿意度下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到了40多歲以後，生活滿意度就開始慢慢上升了。這是因為，30歲到40歲的時候，特別40歲的時候，人已經變得更加成熟了，對自己的生活預期相對來說達到了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而且自己20歲到40歲之間所經歷的生活上的壓力和困惑，他都經歷過了，心態會變得更加成熟，更加容易認清自己的生活預期應該是怎麼樣的。所以說，隨著將來40歲以後生活條件漸漸改善了，他可能會進入到一種生活滿意度程度不斷提高的狀態。
我想這個曲線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人在一生中的不同階段對於自己生活的一個認知。當然這種認知也是來自於工作壓力、生活壓力、家庭壓力。大家知道我們到了三四十歲的時候，特別是40歲左右的時候，上有老下有小，這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家庭結構很重要的一個方面。這種壓力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變成了一種人生的常態，所以慢慢地也適應了這種壓力，然後也知道怎麼樣去應對這種壓力。所以生活的滿意度可能會隨著年齡的繼續增長，在40歲以後可能又會慢慢地提高。我想這可能跟我們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生的認知是密切相關的，或者說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生的認知實際上是可以解釋這條曲線的。
伍治堅：您在論文中也提到，中國的自殺率以及精神病率在世界上都處於比較高的水平，這讓人感覺好像在中國生活壓力很大。我們的生活壓力主要來自哪些方面？哪些人群的壓力最大？
周紹傑：雖然我在這篇論文裡面提到了自殺率，但是其實沒有特別仔細去考慮自殺率的問題，因為這個實際上是另外一個研究主題。
據我的了解，中國的自殺率實際上是在下降的。中國的自殺率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比較高的一個主要原因是，農村婦女由於生活狀態、家庭暴力等導致她們的自殺率比較高。到了現在，農村婦女的自殺率相對來說已經顯著下降了。主要是因為中國在90年代以後的發展過程裡面，女性的經濟地位變得越來越獨立了。另外由於中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的女性，特別年輕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實際上是在不斷提高的。之前就有些研究也發現了，80年代的時候，我國農村女性自殺率主要體現在這種低學歷的年輕女性。所以現在這種狀態基本上就是已經不太多了。
另外中國的精神類的疾病，例如抑鬱、焦慮等等，在世界上不算最高，但是也達到了一個比較高的水平。這個問題我們要動態地看。據我個人的一些了解來看，其實很多北歐國家像瑞典，包括俄羅斯，他們的抑鬱症的比例其實比我們還要高。原因很複雜，北歐的抑鬱症比較高跟每年平均光照時間比較短可能是有關係的。中國有自己的國情，我覺得現在發展到這個階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講，職業發展的焦慮以及生活的壓力可能會是主要原因。特別是一些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輕人，他們往往是通過教育或找工作來到大城市裡面，買房、結婚、職業發展同時面對著很多的壓力，這個也是導致焦慮的很重要的原因。
現在中國普遍都會感覺生活的壓力很大，因為現在中國經濟社會是一個快速發展的狀態，在這種快速發展的過程裡面，每個人對自己的生活都有一個比較高的期望，比如住多大的房子、開多好的車、每個月的收入達到多少等等，特別是對年輕人來講，他們對這方面是很在意的，也很焦慮的，導致他們生活壓力比較大。生活壓力如果沒有得到很好的緩解，可能會轉為焦慮甚至抑鬱。
壓力最大的群體，我想可能學歷相對比較高，比如說受了大學教育，同時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時間不是特別長，正處於職業上升期，另外就是經濟狀況還不太穩固，這一類的群體應該是生活壓力最大的。特別是有一些年輕人，剛剛結了婚，很快又有了小孩，小孩的這種支出也是一個很大的壓力。綜合這些方面，特別是對於25歲到35歲甚至到40歲年齡段的受到教育比較好的這些人，他們的職業也是有上升期的，他們的焦慮狀態總體來說是比較高的。
伍治堅：您研究中提到快樂悖論，那些在農村地區教育程度比較低的農民，對於生活的滿意程度反而比剛剛說的在城市裡邊教育程度比較高的白領更高，這一開始看上去讓人感覺有些不可思議，因為不管是收入、居住、出行等各方面，城市裡的白領都要遠比農民好得多。對此如何解釋呢？
周紹傑：我覺得主要的原因還是期望的問題，因為人們對生活滿意度的判斷，一方面是要看客觀的物質生活條件、職業發展，另外要看他跟原來的生活狀態的比較。
那麼在農村生活的教育程度比較低的農民，他們對於生活滿意度比較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經濟發展也給他們帶來了經濟機會，他們的收入水平不斷的提高；一方面，可能他們對生活的期望的上升，沒有像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上升那麼快。另外，中國農村地區的發展有一個很顯著的進步，按照中國的國家貧困率來看，農村人口的貧困率在2000年左右還達到10%左右，現在已經下降到3.1%左右了。農村貧困人口的下降對農村地區的農民的幸福感的提升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在很多農村地區都有一些基本的醫療保障，對於很多貧困縣，國家還給低保，這些對他們生活來講都是一個保障，這個在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他們滿意度。
這種快樂悖論其實不單是在中國，在很多國家也是存在的。因為往往高收入群體經歷的精神壓力、生活壓力其實更大，他對生活滿意度的判斷一方面取決於他的物質生活水平，另外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與他所體驗到的壓力是密切相關的。
伍治堅：那些在城市裡的收入比較高的白領階層要達到他的期望的生活質量，他需要付出的成本也要比農村地區的教育程度比較低的農民要大很多。比如說我們在大城市一些比較好的地段買個學區房，現在一線城市的話可能至少要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然後他可能又要考慮到自己工作很忙，最好是住得離工作單位近一些，如果生兩個孩子，那麼可能還要配上保姆或者家裡老人來幫她帶孩子，那這個住房面積又有一定要求，然後還想到小孩，可能他要送去雙語學校，或者甚至是私立學校，上各種補習班等等。那麼把這麼多期望都算進去的話，可能他的成本要比農村地區的安農民高上好多倍，對吧？
周紹傑：對，你的解釋是對的。現在中國正處在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這些受過好很好教育的年輕人實際上是社會發展的重要的支柱，但對於他們本身而言，他們是要承受很多壓力的，這種壓力必然會傳導到他對自己生活這種狀態的判斷上。這個確實是發展階段的一個問題。
伍治堅：我們每個人都是希望自己過得更加快樂一些，那麼根據您的研究所得，您認為決定我們快樂的最重要因素有哪些？
周紹傑：對於大多數研究來講，收入是保證一個比較體面的物質生活的基本保障，對人的快樂是一個正面的作用。但是，收入對人的生活快樂起到的正面作用存在遞減效應。當收入達到一定的水平之後，收入再提高，生活滿意度的提高就不是特別顯著了。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後，人的生活滿意度不會再提升。從某種意義上講，生活滿意度是一個相對概念，而人的收入水平是一個絕對指標。這裡實際上是存在一種非線性的關係，但總體上來講應該是一個正相關的關係。
決定我們生活快樂的因素其實是非常多的，有個體的因素，也有經濟社會發展的因素，同時還有很多外部的因素。比如說文化方面的因素，有的研究發現拉美國家總體的生活滿意度是比較高的，拉美國家的很多人有一種比較熱情的社區生活，比如他們在足球場進了一個球，他們都會跳桑巴舞之類的。
另外，健康實際上對人的生活滿意度有非常大的影響，健康的背後又體現了一個國家公共醫療和公共衛生保障的水平。
還有生活環境，你比如說居住在北京的很多人的生活不滿意來源於空氣質量不好，交通擁擠，當然房價高那就更不用說了。但另外一方面，城市又會給人的生活帶來很多便利的東西，你可以很容易去超市，也可以很容易去看一場電影，這又是一些正面的東西。
家庭婚姻的因素，我們現在能夠看到中國整個特別是年輕人離婚率是在上升。離婚率上升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會變得越來越開放了，個體實際上對自己行為的約束相對來說越來越小了，女性的經濟地位相對獨立了，現在很多時候是女性先提出離婚的。這主要是因為她們經濟比較獨立，不依賴於家庭也能夠維持生活，這個跟中國傳統社會是不一樣的。但是家庭生活又是人的情感生活的一個很主要的因素，所以這也是導致不快樂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就是中國現在正處在社會流動性很大的狀態。這種社會流動性在很大程度上又跟中國這個傳統社會是不一樣的，比如中國在傳統社會裡婚姻關係是非常穩定的，因為你的婚姻關係涉及到周圍居住社區里很多人的觀察。有的時候你家庭生活選擇離婚或者不離婚，是有一種社會壓力在裡面，有一種輿論的壓力。但是這種壓力在大城市裡面就不存在了，甚至大家對離婚的現象看的已經比較寬容，覺得可以理解。那麼處在這種狀態的人自然也不會認為離婚是丟臉的事情，但是離婚這種結果的產生畢竟是因為兩個人的感情破裂，所以這個肯定也是導致生活不滿意的很重要的原因。
伍治堅：回顧我們剛剛討論的這些話題，發現無論在哪些方面，如果貧富差距或者是教育差距、性別差距拉開得大的話，不滿意程度就會明顯地體現出來。但反過來如果我們做一些工作彌補這個差距，讓大家在這些方面過得更加平等一些，就能夠緩解我們剛剛提到這些不滿意程度。
周紹傑：對，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政府治理的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提升社會上每一個個體的發展空間，給每一個個體都有發展機會，能夠發揮個人的才能和潛力，同時又保證社會公平。社會的公平和正義是社會發展成熟的重要標誌。
伍治堅：在節目最後，您還有什麼建議或者想法想和我們聽眾朋友們分享一下？
周紹傑：我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提出了一個命題，我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該關注社會層面的發展。我們從精神健康的角度去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精神健康背後是很多社會因素的綜合反應。我覺得這個研究的重要的價值在於，如何通過綜合的全面的社會治理，給老百姓或給每一個人更好的發展機會，然後同時通過社會制度的規範讓社會運行起來更公平，更充滿正義。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