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官討好元朝故意黑賈似道？他曾很偉大，晚年卻犯了個大錯

原標題：文官討好元朝故意黑賈似道？他曾很偉大，晚年卻犯了個大錯

歷史是一種傳承，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不同的人看待同樣一段歷史，都有可能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兩種效果。因此，無論是歷史人物還是事件，存在爭議都是很正常的，在口口相傳的過程中，甚至有些真相會被完全抹殺。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像南宋晚期權相賈似道一樣的人物，後世的人們對他的評價兩極分化如此嚴重。我們熟悉的賈似道是個專橫弄權、欺上瞞下、權勢熏天的無能之輩，但名士姚勉偏偏又評價他為「經文緯武之略，出將入相之才」。

在如今人們對賈似道的評價中，多有這樣的描述出現：此人根本沒什麼軍事上的認識，被宋理宗委以重任卻從一開始就奔著賣國求和去的。他曾藉助蒙軍撤退的機會進攻，僅殲滅170餘名外敵，卻被他誇耀成一場曠古爍今的大勝。這被視為賈似道好大喜功、欺上瞞下的罪證，但真實的歷史卻又是另一番模樣。文天祥有言：「己未鄂州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哀也！」鄂州之戰，反而是賈似道人生中的一大閃光點。

1258年2月，蒙哥決定發動對宋朝的全面戰爭，一舉征服南宋。為此，蒙哥將大軍分為兩路，自己向西親征四川，東路蒙軍則由宗王塔察兒統帥，向安徽一帶發動猛攻，企圖牽制宋軍主力。當年11月，東路蒙軍戰事不順，塔察兒也被忽必烈取代。1259年7月，蒙哥戰死釣魚城，但東路蒙軍屢戰屢勝，勢如破竹。雖被告知蒙哥死訊，被要求北歸爭奪漢位，但忽必烈眼見長江北岸百姓備受當地守將欺壓，紛紛投誠獻出漁船幫助蒙軍渡江，認為機不可失，便決定繼續進攻。

9月初，蒙軍兵鋒已直指鄂州，蒙軍在首次攻城時遭遇宋軍猛烈還擊，忽必烈下令以圍代攻。值得一提的是，宋軍雖看上去屢戰屢敗，但氣節上並不吃虧。鄂州守軍曾兩度出城迎戰，當忽必烈派宋軍俘虜到城下勸降時，守將都統張勝大怒，立刻下令殺掉降兵並再次派兵出擊。無奈的是，比起勢頭正盛的蒙軍，宋軍戰鬥力顯得有些可憐，加上鄂州城內守軍空虛，在一連串的失利後，守軍只能閉門不出，鄂州情況危急。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259年9月28日，宋理宗下詔命賈似道節制江西、兩廣人馬，共同抵禦蒙軍；10月，賈似道進入鄂州城親自督戰。接下來的一番攻防非常精彩，忽必烈在城外築起高台，每天都要登台視察城內情況。他對手下將領張柔說：「吾猶獵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獵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張柔按照忽必烈的意思，一面遣兵攻城，另一面又派人挖洞，試圖明修棧道，暗度陳倉。賈似道則針鋒相對，在抵抗蒙軍的過程中不斷修復城牆，隨後又下令在城牆內壁建造木柵。這項工程幾乎在一夜之間完成，忽必烈對此都十分嘆服：「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有人提出，是士人勸說忽必烈下令不準濫殺百姓，導致鄂州遲遲不能破。忽必烈聞之大怒，當即指責這些人說：「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眾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

忽必烈被卡在了鄂州，但局勢對宋朝來說依舊是岌岌可危。此時其他地方的蒙軍已經攻入南宋腹地，宋廷首當其衝。不得以，11月1日，宋理宗又急令賈似道從鄂州突圍到黃州重新構築防線，在只有700人護送的情況下，賈似道驚險地突圍成功，「下流之兵始振」。1259年冬，忽必烈得知自己漢位即將不保，意欲撤兵，賈似道趁機提出請和。對於這段歷史，《中國史綱要》是這樣描述的：「南宋的權臣賈似道統率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卻暗中向蒙古軍求和，願意向蒙古稱臣納幣，雙方劃江為界。」不過，學者們為此可是爭議極大。

首先，有學者提出，雖然在鄂州之戰前，南宋就多次派遣使者求和，但這是宋理宗的意思，與賈似道沒多少關係。其次，歷史文獻中本身就缺乏支持賈似道「從一開始就想要求和」的證據，相反，有人提出，鄂州一役之後，南宋同蒙古的議和中只是交納歲幣並沒有稱臣。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歲幣本身就是慣用的緩兵之計，況且鄂州之戰對南宋來說幾乎是可以決定生死的，以「歲奉銀、絹二十萬」的代價換取蒙軍撤兵，這是十分值得的。另有人認為，大肆宣揚賈似道「賣國求和」本身就是忽必烈的計謀，一來可以掩飾他在鄂州一役的失利，二來很可能會引起南宋君臣之間的猜忌，說不定還有奇效。顯然，後者並沒有起到預期效果，賈似道班師回朝時，宋理宗親自迎接，稱賈宰相「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

鄂州一戰，賈似道表現出來的勇氣和智慧令人欽佩，當然，我們不能就因此將其視為歷史偉人。在鄂州之戰立下大功、相當於挽救了南宋的賈似道為何會成為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呢？筆者認為大概因如下兩點、其一，賈似道是個官二代，骨子裡有一種紈絝習性。《宋史》記載：「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台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賈似道貪玩，身居高位卻懈怠朝政，生活奢靡放縱，甚至把蟋蟀帶到朝堂之上。文獻多有記載，自從鄂州之戰後，賈似道居功自傲，愈發荒淫。實際上，鄂州之戰後的賈似道著手做了另外一件事，此事不但讓他在當時變成眾矢之的，日後更是要了他的命，這件事便是推行「公田法」。

所謂公田法，就是打破豪強貴胄對土地的兼并，強行從富人手中征回國有土地，將土地租給私人經營。公田法在歷史上的爭議較大，但總的來看無疑是利大於弊的。此舉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有效減少了資源浪費，還在極短的時間內融進了一大筆可用資金，緩解了迫在眉睫的軍費問題，同時懲戒了不法官僚。公田法徵收的資金，七成上繳國庫，三成留給地方，主要用於減少底層民眾賦稅，降低百姓壓力。公田法看上去很美好，然而它卻破壞了權貴階層的利益。如此一來，賈似道自然就成了不少士人的眼中釘，南宋滅亡後，這些士人為元朝所用，元朝修宋史時，賈似道的評價自然不會太好。

如果此前賈似道的諸多做法還有討論的餘地，那麼晚年的他便是確鑿地犯了大錯，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輕重不分。公元1267年，襄陽之戰爆發。文獻記載，此時的賈似道忙於內鬥，有意隱瞞戰事，這一點真實性有待商榷。實際上，六年的襄陽之戰，中樞所花費超過兩千萬，宋度宗多次下詔詢問戰事；僅最初兩年，宋軍前後8次救援但均告失敗。另有一說，當皇帝要求賈似道親上前線督戰時，他擔心朝中政敵會趁機發難，局勢難以掌控，因此百般推脫，最後迫於壓力才親征出戰，還急於議和。在國家存亡之際，賈似道如此輕重不分，的確是十分糊塗。

作為權臣，賈似道內鬥手段強硬，加上公田法推行，著實得罪了不少人。1275年，賈似道擅自拋下魯港（今安徽蕪湖一帶）13萬宋軍精銳逃跑，致使宋軍慘敗，元蒙兵鋒直指臨安，宋廷上下一片震恐。群臣紛紛上奏要求誅殺賈似道，重壓之下，謝太皇太后只能將其貶到當時較為偏遠的廣東一帶。在押解的過程中，曾遭到迫害的縣尉鄭虎臣趁機誅殺了賈似道，一代權臣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殞命了。丟掉襄陽沒幾年，南宋便滅亡了。

客觀地講，賈似道曾對南宋有功，內政外交均有可圈可點之處；晚期的他則忙於內鬥，生活奢靡，貪圖權力，輕重不分，大有誤國之嫌。元朝修的《宋史》將他從頭到尾貶得一無是處，多少有點矯枉過正的意思，我們也決不能一舉將他洗白。也許正如一些學者所說，那些投降元朝的宋朝文官正是為了討好忽必烈，同時也想公報私仇，最終共同將賈似道塑造成了一個徹徹底底的「奸臣」。值得玩味的是，南宋滅亡後，忽必烈曾問宋朝降將：「爾等何降之易耶？」（你們怎麼這麼輕易就投降了？）對方回答說：「宋有強臣賈似道擅國柄，每優禮文士，而獨輕武官。臣等積久不平，心離體解，所以望風送款也！」（大概就是說賈似道大權獨攬，優待文官，輕落武將，武將們心中不滿，所以就投誠了。）忽必烈聽後說：「正如所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假如當真如此，賈似道這樣做還真沒啥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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