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受大禹精神熏陶 公而忘私為民憂民

原標題：周恩來受大禹精神熏陶 公而忘私為民憂民

大禹，是中華民族在同大自然作鬥爭中勤勞、勇敢、智慧的代表。大禹勞身焦思、艱苦奮鬥，因水之力，改堵為導；造井示民，賞功誅惡；納言所諫，舉賢任能；沐首捉髮，嚴以律己。傳說，大禹「葬會稽」、「禪會稽」、「朝群臣於會稽」，與紹興有密切關係。周恩來故鄉紹興，自幼就多次聽父輩說過大禹為解萬民於倒懸之苦，立志根治水患，三過家門而不入的事迹，以及秦始皇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刻石頌秦德的故事。他深受大禹公而忘私、為民、憂民精神的熏陶，在幼小的心靈里埋下了愛民為民思想的種子。

1939年3月，周恩來因抗戰機緣自重慶輾轉來到故鄉紹興，出於對大禹的敬佩，特地轉道赴禹陵，瞻仰大禹像，對大禹為征服洪水，勞身焦思，居外13年，過家門而不入的精神倍加讚揚。他看得很仔細，問得很詳盡。並和族人、親友在通往禹王廟大殿的百步禁階上合影留念，以示對大禹的紀念之情和崇敬之意。周恩來對大家說：「大禹在人類向大自然作鬥爭中，打響了第一炮，在科學萌芽的時代，能同大自然作戰是不容易的。中國歷代統治階級都沒有學好大禹治水這一課，他們只曉得遏制，不曉得利導，所以成了專制魔王，到處受到人民的反抗。他們是註定要失敗的。」周恩來離開紹興後，於4月2日又以懷念故鄉之情，特在《東南日報》上發表感想，其中強調：「紹地民族精神之史略，如大禹與越王勾踐之耐苦奮鬥意志，均足以資模仿。」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上，精闢地論述了自然科學工作的環境、自然科學工作與各方面工作的聯繫和關係，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崗位與前途等問題後，深情地說：「我們有信心在這一輩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強的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開步走，為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子孫打下了萬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為中華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國科學家的努力，一定會比大禹創造出更大的功績。」

周恩來始終崇敬大禹，熱衷於頌揚大禹精神。我們通過對大禹精神和周恩來精神風範的比較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之間共通之處。

以濟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天下」，是中國特有的一個辭彙，它比「國家」、「民族」等辭彙有著更為豐富、廣大的內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中國歷代的志士仁人，無不以濟天下為己任。而大禹堪稱為第一人。按古籍記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盜」。可見，當時的洪水災害非常嚴重。

古籍又載，在四岳推薦下，堯命鯀去治水，「九載，績用勿成」，「功用不成，水害不息」，舜「觀鯀之治水無有形狀，乃殛鯀於羽山」。

鯀是禹的父親。大禹是在父親治水9年無成被殺後接受治水重任的。任務艱巨也是明擺著的，否則，鯀也不至於治了9年而以失敗告終。面對這種局面，倘使沒有一種大無畏的精神，是不可能有勇氣承擔這個重任的，禹卻承擔了這個重任。而禹作出這個抉擇的內在動力又是什麼呢？大禹自己說：「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蒼生」。由此可見，以濟天下為己任精神的核心或思想基礎是愛民。以天下蒼生為念，以為全人類謀幸福為人生奮鬥目標，這是歷史上一切偉大人物的基本生長點。

周恩來也是如此，1922年他在一文中寫道：「共產主義為物，在今日世界上已成為無產階級全體的救世良方。」世界上只有共產主義「能使中國民族列於人類中間彼此一視同仁。」於是他做出了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抉擇：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念。以消滅剝削，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為己任，要「把整個身心放在共產主義事業上，以人民的疾苦為憂，以世界的前途為念。」1922年他給友人的信中說：「我認的主義 定是不變的，並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只要與共產主義將來的發展有利，一切全可犧牲。」從此，他把自己一生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無保留地獻給了共產主義事業。

以共產主義事業為己任的周恩來視國家管理的「力量的源泉是人民」，是人民的「支持和信任」，是政府與人民的溝通和共治。因此，他一生熱愛人民，關心人民，心裡時刻惦記著人民，他把自己看作是「中國人民的兒子」，他深深地愛著他的祖國和人民。

正是基於上述觀念，周恩來對人民恃德恃誠，從不高高在上，始終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欺壓百姓的霸道作風。他自己總是視民如「天」，對人民懷著一種深深的道德責任感，懷著一種強烈的深厚的感情。在對國家的管理活動中，人民的任何一點疾苦都會引起他的切實關注；任何一點對人民要求的不重視，他都會認為是對人民缺乏高度的責任心；對在維護人民利益上的任何一點粗疏，他都不能容忍。他胸中始終裝著億萬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因而從制定國家的大政方針到安排老百姓的生活，周恩來時時處處能夠考慮到人民的需要。

周恩來既操勞於國計民生，同時也在許多最細微處為人民著想。他關心人民的行路問題。當他得知北京市市內公共交通擁擠，就自己去乘公共汽車，體驗群眾乘車的困難，獲取解決問題的方案。

周恩來就是這樣以恃德恃誠風化天下，懷民而興邦。他在管理國家中的這種崇高形象，不是純形式上的刻意追求，而是與人民心靈相通的內在精神自然流露；不是宗法制度下的所謂「仁德」風格，而是在為最大多數勞動群眾謀利益中所表現出來的風格特徵。

大公無私，公而忘私的精神

「公」和「私」雖然也有其一致和貫通的一面，但在道德領域內，二者大都處在相互對立的狀態。「公心」、「私心」的力量消長，決定著人們的道德面貌。「天下為公」歷來是中華民族道德建設的最高目標。《吳越春秋》說，大禹為了治水，無暇顧及成家，以至「三十未娶」，後「恐時之幕，失其度制，……因娶塗山」；至於結婚，又「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婚後4天，便告別新婚嬌妻，回到治水前線；這一去竟「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以至啟生不見父，晝夕呱呱啼泣。」這些都表明，禹為了治平洪水，解除百姓的痛苦，達到了因公忘私、為國忘家的精神境界。

忘我無私，一心為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周恩來的突出特點。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革命第一，工作第一，是周恩來考慮和處理一切問題的出發點。周恩來192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從1927年起，就一直參加黨中央的領導核心。1932年底他到達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就任中央蘇區中央局書記。當時毛澤東正受到「左」傾的臨時中央的排斥，周恩來是了解毛澤東的，他一直贊成毛澤東開創的井岡山道路，因此，他力主恢復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說：「毛澤東的經驗與長處」是指揮戰爭，還說：「有澤東負責，可指揮適宜」。

周恩來從不突出自己，也不讓別人宣揚他。在重慶時，他堅決不讓《新華日報》上登他的照片。他出國時，發現我國有的駐外使館中，掛有他的像，他就讓把他的像取下來，只掛毛主席的像。他一再堅決不許把他在延安、淮安等地的舊居闢為他的紀念館。

周恩來夜以繼日，爭分奪秒地工作，是盡人皆知的。僅舉在他身邊工作過的人回憶他常說的一些話就令人十分感動：

「爭取一分鐘時間，就多做一分鐘工作。」

「有急事，隨時叫醒我。」

「我老了，為人民服務的時間不多了。要搶時間工作才行啊!」

「我們要像蠶一樣將最後一根絲都吐出來，貢獻給人民。」

周恩來對人民的事業有高度的責任感，他平時對工作十分認真，一絲不苟，容不得任何粗枝大葉的工作作風和拖拉推諉的工作態度，他經常告誡身邊工作的同志：「絕對不能不負責任，草率從事」。他對核試驗工作提出的「嚴肅認真，周到細緻，穩妥可靠，萬無一失」

16字方針，也正是他對自己工作的一貫要求。

他在患癌症不得不住進醫院後，仍堅持工作，直到病情十分嚴重時，他還要求醫生：「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隨時如實地告訴我，因為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個交代。」病危時，他還跟人談對台工作，心繫祖國統一大業。

周恩來的一心為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特別突出的表現在他的光輝生命的最後 10年。在那「文革」的狂風惡浪中，他一直堅守自己的崗位，與黨和人民同呼吸、共命運。他說：「既然歷史把我們推上歷史舞台，我就得完成歷史任務。」他以「我不入虎穴，誰入虎穴？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獻身精神，忍辱負重，嘔心瀝血，頂著風暴，極力挽救危局。當時，各條戰線的工作幾乎都不能正常運轉了，生產遭到嚴重破壞，鐵路交通時常中斷，國民經濟遭到巨大損失。1972年，他又查出了癌症，但是，他對人民事業的責任感使他根本不能考慮休息，反而更加爭分奪秒地抓起工作來。他心急如焚地對經委的同志說：「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在他奮力拚搏地搶救下，才使得已經極度惡化的國民經濟免於崩潰。

與此同時，他還殫精竭慮，採取多種方式，保護了許多黨和國家領導人、黨政軍領導幹部、黨外知名人士和各行各業著名的英雄模範人物。他自己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個字：『鞠躬盡瘁，死而後己』」。

人民群眾說得好：「周總理生前沒有自己，死後也無須保留自己。他似乎什麼也沒有留下，卻又把什麼都留給了我們。他一生對人民奉獻的極多極多，向人民索取的卻極少極少。」這是人民對他這樣一個自覺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崇高贊語。

嚴以律己，廉潔自律的精神

大禹個人生活上淡泊廉潔，嚴於律己。這固然是受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但同時更多的是大禹本人的自覺行為。對這一點，《墨子》書中有較充分的闡述：「《夏書》曰：『禹七年水』……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另外，大禹的節儉自律也表現在他的薄葬舉動上：「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緘之，絞之不合，通之不陷，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壟若參耕之畝，則止矣」。墨子認為，大禹「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節葬並非「憂財用之不足」，而是為了貫徹其節儉自律的生活原則。

大禹原有飲酒的嗜好，一次他飲了儀狄進獻的美酒之後，覺得特別甘美，陶醉之餘，忽然驚覺，「遂疏儀狄，絕旨酒」，從此毅然把酒戒去。這個傳說生動地反映出大禹近乎苛求的嚴以律己的精神。大禹是一個領袖人物。領袖人物號令天下，歷來有兩樣東西可以憑藉，一是手中掌握的權力、權勢、權術；一是個人自身的道德品格。大禹所憑藉的當然是後者。這種藉以感召大眾，凝聚人心的道德品格，歸結到一點，就是「嚴以律己，以身作則」這八個字。一切要求別人做的，都從自己開始。據《史記》記載，大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從而使他的形象具有領袖和榜樣的雙重影響力。當時的皋陶就下過一道特別的命令，要人民都以禹為榜樣，以禹的言行作為自己言行的準則。

周恩來在這方面有了新的發展。為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周恩來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他對國家和人民立下的豐功偉績猶如滔滔江河，可他從不居功自傲。他以謙虛謹慎、嚴於律己而著稱於世，連西方人也公認他是個善於嚴格要求自己，並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的人。他也從不介意自己的個人得失。對己嚴，對人寬，是他的一貫風格。他強調「我們國家的幹部是人民的公僕，應該和群眾同甘苦，同命運。」為此，要堅持「對自己應該自勉自勵，應該嚴一點，對人家應該寬一點，『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別人。」「沒有人是專門改造別人的，自居於領導，自居於改造別人的人，其實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對這種人大聲疾呼：『請你自己先改造』」。周恩來這樣說，也這樣做。他善於把自己作為客體來解剖，正確地認識自己在革命事業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對自己所做的工作，總要進行反思，自我總結，自我考察和評價，其目的是為了完善自己，並對不正確的東西加以約束，以便保持清醒的頭腦，正確地認識和處理主觀和客觀的矛盾，掌握主動。他從不文過飾非，從不標榜自己一貫正確，不僅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自覺地進行自我批評，而且一旦發現別人犯了嚴重的錯誤，他都要站在中央工作崗位上，「覺得自己有失察之咎」。他總是這樣嚴格地對待自己，直到他要與之創造的一切永別時，他還覺得工作做得不夠，內疚不已。他那種把自己作為客體來解剖的主體自我意識與實踐，不僅在他生前成為促使人們進行自我改造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而且在他身後，這一崇高風格仍然保持著不可熄滅的餘烈。

在廉政建設方面周恩來幾十年如一日，始終弘揚和發展中華民族廉潔奉公、樸素謙遜的美德。革命勝利前是這樣，革命勝利後仍然是這樣。

一方面，他身居高位，大權在握，卻從不為自己謀取任何私利，從不為親友謀取任何私利，像一條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奶。為中國人民奉獻出自己的全部智慧、身心和生命。這種高風亮節不僅在中國，就是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少見的，這使周恩來在中國乃至全世界贏得普遍仰慕。另一方面，樸素謙遜，平易可親，不擺架子，不願表現自己，不想惹人注目，從各方面來約束自己，「不使人感到是領導人。」這兩方面的統一，就是周恩來獨特的風格之一。這種獨具魅力的崇高風格，同馬克思、列寧的偉大風格一樣，是以往人類歷史上一切「英雄偉人」和「聖賢豪傑」所不可比擬的。

周恩來身居高位，可他絕不允許自己的親屬由於他的關係而有一絲一毫的特殊。他還專門給親屬規定了10條家規。

周恩來出差，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都要帶一隻舊行李箱。裡面放著一床薄薄的被子，一條舊毯子，一個枕頭，兩件睡衣，外加洗漱用具，而所有這些東西，沒有一件是新的，也沒有一件是高檔的。

幾十年來，周恩來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建立的功績是這樣偉大，但他老人家始終保持了勤儉節約、艱苦奮鬥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崇高本色。

實事求是，因勢利導的精神

大禹治水成功的重要之點是實事求是，因勢利導。他不高高在上，而是深入實際；不搞形式主義，而是注重實效；不因循守舊，而是富有開創精神。他總結前人的經驗，尤其是失敗者的經驗，採用一套符合實際的疏導之法，引洪水入大海，終於獲得成功。《孟子》中多處記載並讚揚了這種疏導方法，如說：「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諳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就是說，按照水勢就下的規律加以疏通，使之注入江海。這種疏導方法，不僅利於治水，而且對於治國治民也具有借鑒作用的。

周恩來「冷靜」、「合理」、「實際」、「決不行險僥倖」，斯諾這些詞用得十分貼切。的確，周恩來從來不是那種只憑主觀想像或一時衝動就採取行動的人。他總是苦苦地追求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所嚴格地合乎實際，而且以此為準則，時時審慎地檢查自己的工作。可以說，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這是理解周恩來的思維方法的一把重要鑰匙。

周恩來強調，管理中國這樣一個仍不發達的農業大國，並爭取在幾十年或更長一段時間內趕上發達國家，絕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因此，他告誡全黨同志和自己要「戒慎恐懼地工作」，「應該有臨事而懼的精神。」這種「戒慎恐懼」、「臨事而懼」的管理心態，使他以真誠的「務實」精神去努力解決「幾億人民的溫飽」，「使中國人民富裕起來」這個最大、最重要、最實際的問題。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稱周恩來的「務實主義」是「奉行一種經濟逐步現代化的政策」。這正是周恩來管理國家的意識中心，它支配著周恩來在操持政務26年中始終保持審慎務實精神，始終保持對「民生溫厚，衣食豐足」的切實關注。

「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這是周恩來多次反覆強調的經濟工作必須遵循的科學態度。他說：「實事求是」就是「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

在「冒進」中，周恩來「敢於抗大流」，敢於對那些頭腦發熱的領導潑冷水。他讓秘書范若愚查找馬克思的話：「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他認為，大抓經濟建設的方針是正確的。但是，也不能做是太過分，否則就會重蹈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覆轍，忽視人民生活的必要改善。

周恩來有清醒的頭腦，敏捷的思維，聰穎的才智，過人的膽略和果敢決斷能力。在一生的奮鬥中，他既同黨外的敵人斗，又同黨內的錯誤斗，並領導過軍事的、政治的、思想的多方面、多形式的鬥爭。在鬥爭中，他堅持革命原則，毫不讓步和動搖；又靈活地運用策略，針對不同對象採取不同方法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在與國民黨的談判中，在與民主人士和派別的交往中，他把原則性與靈活性運用得恰到好處，使別人無懈可擊、無計可施。其中最出色的要數外交談判了。新中國建立後，為改變我國孤立的地位，周恩來多方尋求與儘可能多的國家改善和建立關係，最後終於逐步打開了關閉的國門，使中國走向了世界。

知人善任，尚賢使能的精神

大禹認為，治國之道重在知人安民。他曾說：「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禹舉益」傳說就是他知人善任的一大佳例。據文獻記載，大禹在禪讓問題上也與堯、舜一樣，堅持尚賢使能的原則。《史記·夏本紀》云：「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援政焉，而皋陶卒。……而後舉益，任之政。」不僅如此，大禹還禮待「有道之士」。如《呂氏春秋·謹聽》：「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道乎己之不足也」。

司馬光《資治通鑒》中有妙語「惟才德皆備賢士也」「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這是古人的議論。周恩來從參加革命之日起，就強調對各色人才的吸納和利用，但是這種吸納和利用，是求賢不求全，若求全責備，則人才難得之。

在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們共同奮鬥的周恩來看來，為了實現整體共同目標，就要廣泛吸納人才，包括有缺點、有過錯的人才。他認為，只有廣納賢士，兼容萬端，才能使我們的事業興旺起來。

周恩來強調對各色人才的吸納和利用，但是這種吸納和利用是通過求賢不求全來實現的。古人說得好「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周恩來深諳其中的真諦，他堅持德才標準，但並不過分看重有才幹的人的弱點。對賢者，他主張要看本質，看大節，看主流，不能求全責備。對海外遊子，對具有不同世界觀的知識分子，周恩來認為也要看大節，也不能求全責備，在周恩來關懷下，像錢學森、李四光等著名學者和科學家紛紛回國參與社會主義建設，並擔任了要職。

周恩來求賢，還突出地表現在他對賢者、能者的過失，不計前隙。即使是對曾經反對過中國共產黨的人，他也能以海納百川的宏大氣度，廣納兼收，委以重任。周恩來就是這樣求賢不求全，納賢任能，能夠在為國為民的共同基礎上廣納兼收，最終能夠服人，團結人，團結起一切可以團結的賢者，攜手並肩地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

以上分析比較我們得出，周恩來與大禹精神是密切相連的。以大禹為代表的傳統優秀民族精神是周恩來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礎。這裡我們要弄清楚的是，大禹並不是一個人或一個神的思想，而是一種集合。中國數千年的倫理型文化範式，決定了中華民族精神豐富的文明的聚合。正如黑格爾所說，中華民族的文化在整體上是建立在一種「道德的結合上」的。而大禹治水，是華夏部族習俗道德活動的反映，它在中華民族精神上的聚合和奴隸制國家雛型的孕育過程中，豎起了一塊堅實的界碑。

大禹，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純粹傳統中的人，而是中國上古時期傑出的氏族部落首領。大禹治水，為後世留下了千古佳話。大禹精神是大禹及其古代人民在與自然界長期鬥爭過程中的道德沉澱，是中國的脊樑。

這裡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在大禹形象的復原和再現過程中，先秦時期的典籍記載，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其中《尚書》、《詩經》、《左傳》、《國語》等主要追述了大禹的生平事迹以及歷史貢獻，而儒、墨、道、法等諸子著作則在編製大禹歷史面貌的同時，更按自己學說的基本立場和觀點對大禹形象的事功進行價值層面的判斷和評估。在他們所復現的大禹形象中，歷史和現實是溝通的，本相與理想化人格是重合的，即在反映大禹本來面貌的同時，注重在大禹的身上投入時代的影子，寄託自己的理想，使大禹的文化精神超越時間的界限，在新的歷史背景下獲得再生和升華。大禹作為古代君主理想人格的塑造，是通過先秦諸子的具體詮釋而基本得以確立的。大禹精神不僅由大禹本人的輝煌業績所產生，還包括了後人在漫長歲月的實踐中不斷的發展和提煉，表現了中國人民對於優秀民族精神孜孜不倦的追求。

周恩來與大禹精神作比較，我們可以得出，一、周恩來十分注意弘揚我國優秀民族精神。大禹是中華民族的英雄，集中了幾千年人們對道德的理想，周恩來十分推崇大禹精神，顯然是認同大禹精神，並致力於繼承和發揚民族的優良傳統及其美德，為中華民族創造更新更光輝燦爛的精神文明。二、周恩來把大禹精神發揚光大。周恩來與大禹的一生都貫穿著公而忘私的精神和愛民為民的思想，正是這種精神和思想，把他們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周恩來發揚大禹精神，身體力行，以身作則，努力使大禹精神在自己身上充分體現，發揚光大，使自己一生為國除害，為民造福，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贏得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衷心愛戴和敬佩。三、周恩來把共產主義思想和傳統美德相結合。周恩來的道德觀，是他的共產主義信仰和他自身具有的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精華交互作用的結晶，即大公無私與仁厚純樸的結合，再加上淵博的學識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作用，造就了周恩來完善的道德修養。他愛國、為民、公心、無畏、民主、刻苦、勤政、謙恭、剛毅、豁達、平和，他的道德豐滿、輝煌而崇高，他為人民無私奉獻、鞠躬盡瘁的形象是一座巍然豐碑，達到了中華傳統美德的新境界。

(作者單位：浙江紹興市社會科學院)

《周恩來百周年紀念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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