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字獄：因字定罪甚荒唐

在封建時代，因文字著述被羅織罪名，鍛煉成案，叫做文字獄。明清時，尤其是清代，因迭興文字大獄而因文罹禍者，大有人在。

清代文字獄大案始於康熙朝，而乾隆朝尤烈。康熙朝著名的大案有「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

庄廷鑨，字子相，浙江湖州府南潯鎮人。庄氏乃當地巨富。廷鑨雙目失明，欲效左丘明，以盲史自居，著書傳世。於是以千金購得明大學士朱國禎所撰《明史》稿本，聘請浙中名士多人修訂增刪潤色而成《明史輯略》，署名己作。順治十二年（1655），廷鑨病逝。順治十七年（1660），該書刊刻付梓，於坊間發賣。書中將清人自視的「龍興」稱為「茲患」，稱清先祖和清兵為「賊」「夷」，奉南明弘光、隆武、永曆為正朔（指帝王所頒的曆法。古代帝王易姓受命，必改正朔），在評論明亡之時流露欷歔悲惜之情。當時有個叫吳之榮的人慾藉此敲詐勒索不成，於是向刑部首告，鑄成大案。庄、朱兩家及相關諸人被拘捕者數百人。康熙二年（1663）五月，刑部定讞，以讚揚故明、詆毀清朝、悖逆已極的罪名，將庄、朱兩家及參與該書編撰者及其父兄弟子侄年15歲以上者70人處死，其中18人凌遲，流徙給披甲人（清代八旗兵丁的別稱）為奴者數百人，庄廷鑨被掘墳碎屍。

康熙五十年（1711）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南山集》案與雍正時的呂留良案，也都是牽連數百人的大案。戴名世頗負才名，身任翰林院編修，曾稱頌「今天子（康熙）聰明神聖」「亦思自奮起，以期無負於世盛」。對清廷歌頌備至。他有志於明史，併網羅史文，搜求明季野史，著有《南山集》、《孑遺錄》，因奉南明桂王永曆等為正朔，不用清朝年號，且尊明崇禎帝為「上」，被斥為「罔視君親大義，國法之所不容」，處斬。

乾隆時文網愈密，動輒犯忌。《清代文字獄檔》輯有六十二案，皆為乾隆年間事。《文獻叢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清高宗實錄》等，亦載有文字獄案多起。當然，這遠不是文字獄的全部史料。

在當時，明、清二字切不可隨便使用，因清統治者猜疑過甚，辦案大員往往「推求其意，悖逆顯然」，使不少人因此而喪命。如胡中藻《堅磨生詩鈔》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徐述夔《一柱樓詩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李驎《虯峰集》中有「翹首待重明」，都被羅織成文字獄。卓長齡《憶鳴詩集》案則是把詩集中的「憶鳴」二字，經「推求其意」之後，被指「憶明」，然後照「大逆」定罪的。如此「推求其意」置人於死地，清統治者也知道難以服人心。乾隆說：「恐胡中藻正法之後，或有黨惡好事之徒，妄為不平，造言誹謗，此舞弄筆舌，所關世道人心甚大，不可不嚴密訪拿。」

清代文字獄之苛細殘酷遠過歷代。只要一經成為大案，作者及其親屬（不論知情識字與否），作序的、參訂的、刻板印刷的、接受送書的，都在追查之列。一旦發現案情，即令「速行嚴密訊鞫，務得實情，按律問擬，勿得稍存漏網」。追捕牽連人犯，往往牽動很多省份。各省督撫奉到諭旨，立即「實力查繳，俾狂吠詩詞，搜毀凈盡，以正風俗，而厚人心」。被牽連人犯即使在數千里外，也要緝拿歸案。倘若作者和作序的早已亡故，則追究其後人，直到曾孫。戴移孝《碧落後人詩集》及其子戴昆《約亭遺詩》案就是如此。《約亭遺詩》中有「長明寧易得」等句，被指為「詩內悖逆狂吠之處甚多」，而成為大案。此書刊於乾隆九年（1744），乾隆四十五年（1780）案發時，戴移孝、戴昆二人早已離世，其曾孫戴世道被捕審訊的口供稱，乾隆九年刊刻《約亭遺詩》時，「彼時年幼，不知詩內有犯悖逆」，但仍以「大逆」定罪。戴移孝、戴昆被刨墳戮屍示眾，曾孫戴世道斬立決。為《約亭遺詩》作序的魯之裕及其子也早已去世，其孫5人分居湖北、湖南、廣西、直隸，因系「罪人之孫」，均遭懲處。魯之裕作序時其孫僅3歲，亦不能倖免。

當時，大案層出不窮，湖南安化縣有一位86歲的老人劉翔，希望清統治者不要猜疑過甚，向巡撫衙門呈進紙狀一本，冒死規諫，被捕下獄，其審訊記錄有如下一段：

問官：「（你書中說）『自古國運接續之際，妄生議論，何代無之？』又云：『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鳴』。是何意見？」

劉翔答：「因聞皇上查繳違礙藏書，自必生疑士民妄生議論。備述我朝（清朝）聖聖相依，恩深百姓，縱有昧心狂筆，何忍存留？少釋聖主之疑，冀免查繳。這便是不得已之鳴。」

明明是為了「稍釋聖主之疑」，何嘗「狂吠」「悖逆」？故而才敢於自行呈遞巡撫衙門，然而，卻「忠而獲咎」，其罪名是「妄揣聖意」「妄干朝政」「妄布邪言」。乾隆下令：「不得因其八旬，稍為姑息。」劉翔被斬首，以示懲儆。

《文獻叢編》第十五輯載有《書詞狂悖比照大逆緣塵清單》，共開列文字獄各案親屬緣坐147名，多為婦女孩童。其中汪景祺「《西征隨筆》語多狂悖」一案，其子汪連枝發配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汪連枝在配所生子，子又生二人。汪連枝死後，其子孫3人仍然為奴。這就是說，案發時尚未出世的子孫，也世襲為奴。

由於清統治者刻意深求，辦案大員望文生義，製造冤假大案，助長了挾嫌誣告之風。御史曹一士向乾隆上疏說：「比年以來，小人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文句。有司見事生風，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非今返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由此可知，當時人業已指出文字獄之濫及用法之嚴酷，不僅造成了冤案、假案，而且煽起告訐之風。

文字獄造成的社會惡果是極其深重的。

魯迅在《買〈小學大全〉記》中說：「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個，尤其是後兩個皇帝，對於『文藝政策』或者說得較大一點的『文化統制』，卻真盡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獄只是由此而來的辣手的一種，那成果，由滿洲這方面言，是的確不能說它沒有效的。」其效果就是使當時的士人鉗口而不敢言。而所謂「尊君親上」的「大義」則是文字獄衡文的準則，如果被指為謗訕君上，不避聖「諱」，妄議朝政，隱喻譏諷，眷戀故明，心存怨望，便是「違天叛道，覆載不容」的罪人，其懲創之慘烈，不但使「士子以文為戒」，更是聞文字獄而色變，避之惟恐不及。

道光十九年（1839），文字獄的凶焰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龔自珍寫了乙亥雜詩一組，其中膾炙人口的一首是：「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龔自珍痛感於當時沒有一絲生氣的「萬馬齊喑」的時局，大聲疾呼振聾發聵的「風雷」，他認為造成這種有如古井局面的原因，就是恐怖的文字獄帶來的「懲創」。龔自珍還認為，由此而造成的人才的缺失，是清王朝衰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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