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高華：改革者也是思想者

來源：12月16日《新華每日電訊》成風化人

作者：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劉荒

歷史總是以驚人的巧合宣示使命：今年11月26日，謝高華入選黨中央擬表彰100名改革開放傑出對象名單；而34年前的同一天，一紙調令將他調離義烏

與其過度聚焦於那些早已標籤化的改革成果，不如沿著深藏於人物故事之中的思想脈絡，追尋激勵改革者砥礪前行的觀念更新曆程。這些通往義烏市場奇蹟的「臨門一腳」，更多源於深水潛流的思想交鋒，而不是由表面壓力匯聚而成的機緣巧合

謝高華自稱一生犯過很多錯誤，在痛苦中總結經驗教訓。他認為最大的錯誤是「共產黨要我為人民服務，我卻弄得老百姓沒有飯吃！」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個大道理後，讓老百姓吃飽、穿暖、有錢花，就成了他思考與行動的邏輯起點

2018年10月20日，謝高華參加義烏小商品市場舊址公園揭幕儀式。王建明 攝

謝高華身材瘦削，相貌平常，煙不離手。

與聞名全球的義烏小商品市場相比，聽說過謝高華這個名字的人，恐怕連個零頭都不夠。這位當年冒險開放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縣委書記，主政義烏僅兩年零八個月，卻被當地民間一直感念至今。

歷史總是以驚人的巧合宣示使命：今年11月26日，謝高華入選黨中央擬表彰100名改革開放傑出對象名單；而34年前的同一天，一紙調令將他調離義烏。

這個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國家最高榮譽，首次從國家層面肯定他「催生了義烏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場，為全國小商品市場的改革發展樹立了榜樣」。

幾個月前，88歲的謝高華在衢州寓所，接受了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的專訪。按照謝老的起居習慣，專訪從下午兩點鐘開始，一直到夜裡12點半結束。除了晚飯時間外，連續9個小時的交談，這位耄耋老人竟毫無倦容，令人驚異。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中）在謝高華家中採訪。 鄒躍華 攝

謝高華不僅思路清晰，記憶力驚人，還是一個會講故事的高手——他把那些親歷的重要事件，用對話和場景串聯起來，不動聲色地融入自己的講述之中。

一切改變都是從觀念開始的。以整頓市場的名義開放市場，靠市場機制的力量疏通關卡，用定額徵稅的策略興商建縣，義烏市場早期獨特的發展之路有著深刻的國情印記，也彰顯出改革者謝高華的使命擔當與遠見卓識。

與其過度聚焦於那些早已標籤化的改革成果，不如沿著深藏於人物故事之中的思想脈絡，追尋激勵改革者砥礪前行的觀念更新曆程。這些通往義烏市場奇蹟的「臨門一腳」，更多源於深水潛流的思想交鋒，而不是由表面壓力匯聚而成的機緣巧合。

謝高華一口夾雜著北方口音的衢州土話，連本地人都很難聽懂。幸虧衢江區委宣傳部請來同行鄒躍華幫忙「翻譯」，採訪才得以順利完成。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那些傻事不能再幹了。」在回賓館的路上，記者腦海里浮現最多的，就是這句當時居然聽懂了的衢州土話。

於是，便有了改革者也是思想者這個更有張力的主題。

謝高華愛好書法，退休後經常義務為群眾寫春聯。圖為謝高華對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的寄語。記者劉荒 攝

「一把刀」殺豬，生人骨頭熟人肉

1949年5月6日，衢州城宣告解放。這個窮人翻身的日子，對12歲開始當長工的謝高華至關重要。時隔這麼多年，他還清晰記得這一天。那年，他剛好18歲。

「根紅苗正」的謝高華一路進步，從老家橫路鄉賀邵溪村農協委員，升任為杜澤鎮團委書記，後來又被選為地方幹部「苗子」，送到省委黨校脫產培養。當時，區級黨政機關以上領導崗位，全部由南下轉業幹部擔任，亟須培養地方幹部隊伍。

1956年，謝高華任衢縣杜澤區委書記，一干就是10年。這位深信「農民的兒子就要為農民辦事」的基層官員，在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中，開始了獨立思考的思想歷程。

「大躍進」時期，各地糧食產量都在「放衛星」。衢縣一位副縣長坐鎮杜澤區，要求搞百畝高產田，任務不落實，工作組就不走。為了達到高產目標，區里派人到外地學習取經，最後勉強搞了10畝樣板田。

他們參照外地典型的經驗，有樣學樣，用高度密植的方式栽種稻穀。由於莊稼密不透風，只能用鼓風機來通風，甚至還要給稻穀做理髮、洗澡等特別護理。幾個月折騰下來，竟連一斤稻穀都沒打出來。

「關鍵是去參觀的人沒有告訴我，人家是稻穀熟了才栽到一塊兒的，小孩子當然可以坐到上面玩耍了!」謝高華不堪回首的一句話，揭開了那張全國聞名的高產豐收景象新聞照片的謎底。其實，當年參觀者不可能知道這個「關鍵」。

謝高華書記近照。王建明 攝

遇事喜歡動腦子琢磨的謝高華，開始思索這種荒誕的鬧劇為什麼會上演，並暗下決心：「這種勞民傷財的傻事，以後不能再幹了。」後來曾有人說，謝高華當年執行上級政策很堅決，大鍊鋼鐵時也很堅決，但後來就開始有自己的一套了。

為了解決群眾沒有飯、菜、油、豆腐和豬肉吃的問題，謝高華決定自己下去蹲點，而且一蹲就是五年。當時省里號召集體養豬，規定一頭豬只給80斤飼料，大隊和生產隊都養不好。他就組織黨員帶頭養，自己也在家裡養，可照樣還是養不好。

「這個豬要拉出來殺的時候，瘦的比狗還跑得快!」謝高華覺得這個政策行不通，悄悄改了個辦法：把生產隊的小豬買來，分戶給老百姓私養。還出台新的激勵政策，如多1斤分量給3斤糧食，一石肥料換兩斤糧食，農民養豬積極性一下子高漲起來。

當時，這個「私」字是不能出現的。謝高華他們商量了好幾天，最後起了個「公有戶養」的名號。他發現那幾個集體養豬養得好的典型村，主要是飼料供應有保障，沒有普遍性，所以不具備推廣價值。

為了新品種繁育，他們還從歐洲引進了種豬。「文革」時紅衛兵把種豬殺了，給老百姓分肉吃，人們一邊吃肉一邊罵娘。謝高華回憶時笑著搖頭，「當時有人批判我，說謝高華什麼都是外國的好，連豬都是外國豬好。」

謝高華自稱一生犯過很多錯誤，在痛苦中總結經驗教訓。他認為最大的錯誤是「共產黨要我為人民服務，我卻弄得老百姓沒有飯吃!」認識到「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這個大道理後，讓老百姓吃飽、穿暖、有錢花，就成了他思考與行動的邏輯起點。

說起義烏「一把刀」殺豬的故事，一點都不比小商品市場開放來得輕鬆。

義烏是金華火腿的傳統產地之一。為了控制豬肉銷售渠道及火腿生產原料，只允許食品公司屠宰廠「一把刀」殺豬。老百姓養的豬不能自己殺，必須拉到屠宰廠統一屠宰，群眾意見很大，找不到地方講理。

新任義烏縣委書記的謝高華，在向縣食品公司負責人了解情況時，忍不住問對方：金華火腿的歷史悠久，又不是食品公司創造的品牌，憑啥只能你一家生產呢?人家自己養的豬，為啥必須也得由你來殺?在另外一些場合，他還以自己女兒買肉為例，說營業員知道是縣委書記的女兒，每次都會多給一些肉，別人的骨頭就會多一些。

「刀都有眼睛了。食品公司賣肉的人，熟悉的多給你肉，不熟悉的就剩大骨頭了。」謝高華不相信這麼大國家只能「一把刀」殺豬，他決定放開生豬屠宰市場。

這個看著不起眼的小事，卻差點捅破了天。一位主管副省長召集農業廳、商業廳等部門，聽取義烏彙報為何取消「一把刀」殺豬，會還沒開到一半就吵起來了。雖然省里意見也不一致，最後還是決定先把這個事情停掉。

「義烏在浙江中部，中間開花怎麼了得?」謝高華被省委主要領導找去談話，雖然沒有嚴厲批評他，但要求推遲放開市場的時間。謝高華只得表態說，推遲幾天是可以的，但市場還是要放開的，可以晚一點，慢一點。

後來，他自己也有過反思。認識到放得太快確實也有問題，「比如說主管副省長是要保證供給的，這塊東西都沒了，整個體系都要變了。這位領導還來過義烏，提出我給你一些自行車什麼的，你別給我搞這些事了。」

不過，當時省市領導中也有支持謝高華的。時任金華地委書記厲德馨私下問他：「高華，你要不要投降?」鼓勵之意不言自明。在謝高華的堅持下，沒多久屠宰市場就徹底放開了。

計劃經濟體制重圍下「開閘放水」，僅靠政治勇氣是遠遠不夠的。此前省里就有人告誡他，原料在我手上，再搞就把原料給你停掉。這回人家還真的兌現前言了。謝高華沒有辦法，又跑到省城找對方彙報，「原料不給我不行的，我這裡國有企業改制，沒有原料生產怎麼辦?」經過一番軟磨硬泡，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

「翻兩番」目標，關掉紅燈開綠燈

早在擔任衢縣縣委書記時，謝高華就發現計劃經濟有一個缺陷——統購統銷指標脫離實際，卡得太死。當時衢縣一年只產8萬擔柑橘，統購上交就要6萬擔，趕上歉收年景，農民很難完成統購任務。航埠的農民吃不飽，有的討飯到了省城。

更有甚者，還發生過這樣的醜聞：村幹部迫於完成統購任務的壓力，竟把一個老太太綁在院里的柑橘樹下，強行摘了人家用來換點油鹽的橘子完成任務。

「死命令是我們下的，不能再干這種蠢事了!」謝高華自我反思的同時，對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計劃感到失望。柑橘統購與市場的差價里，就有這些討飯農民的口糧。他開始為橘區農民打起了「鐵算盤」：在完成國家計劃前提下，柑橘哪裡價格高就往哪裡賣。

消息傳開，外地人紛紛跑到衢縣來收購柑橘，幾乎高於統購價格一倍。農民收入大幅增加，討飯的人陸續都回來了，當年國家定購的6萬擔柑橘任務卻沒有完成。國家統購計劃這個前提，在市場價格機製作用下，失去了原有的剛性。

謝高華書記近照。王建明 攝

這件事被一家中央媒體當成反面典型曝光，並與遼寧農村一位大隊黨支部書記的境界做對比——人家號召農民寧可自己不吃，也要把最好的蘋果賣給國家，還同時配發了「比比誰的風格高」的短評。

「不光破壞國家計劃搞市場自由化，還破壞工農聯盟基礎，這個帽子挺大!」謝高華呷了口茶水，足足沉默了半分鐘。

如何看待計劃經濟，謝高華有自己的觀點：「新中國成立後，一段時間內必須搞計劃經濟，不搞計劃經濟政權不能鞏固。但時間一長，如果繼續搞單一的計劃經濟，就會搞到死胡同里去。」

他剛調來義烏時，不是上班就是下鄉，連理髮時間都沒有。縣裡有一家國營理髮店，用謝高華的話說，「我幾點上班他幾點上班，我下班他也下班了。」好不容易趕上下班沒關門，他進去叫聲老師傅，人家連理都沒理他。

後來，他找到一家私營店理髮。店主不光手藝好，人也熱情周到。一有客人進店，吃飯都會放下碗筷，趕緊給人家理髮，幫人節省時間。謝高華在義烏工作期間，一直都在這個店理髮。有人就拿這個說事，說謝書記連理髮都不去國營店。

謝高華也不客氣，在一次大會上公開表態，「這樣吃『大鍋飯』的國營理髮店，散夥越早越好!」

1983年2月初，途經江蘇來到浙江考察的鄧小平，與浙江省委書記鐵瑛、省長李豐平等領導談話時問道，江蘇到1988年前後可以達到「翻兩番」的目標，浙江能不能實現這個目標?聽到鐵瑛等人表示「翻兩番」不成問題時，鄧小平非常高興，提出江蘇、浙江恐怕要多翻一點，不止「翻兩番」。

與全省「翻兩番」的發展目標同步，謝高華開始謀劃義烏靠什麼「翻兩番」?從義烏縣情實際來看，農業帶動能力弱，人均可耕地不到半畝，水稻產量也翻不了兩番；工業缺少支柱產業，沒有什麼像樣的企業，短時間很難有大作為。

他也曾想過搞工業，嘗試後發現推不動。當時，義烏最有名的一家工廠是紅旗電視機廠，主要生產黑白電視機。謝高華決心很大，想給它改造成彩色電視機生產線。他跑省里、進北京，結果一無所獲，人家「省里還要保杭州西湖電視機廠呢」。

眼看著這個興衰皆由計劃經濟主宰的工廠走向沒落，謝高華深感國有企業改革的複雜艱難。他只能做一件好事，就是給廠里的子弟在義烏安排些出路。

既然有形的資源不行，謝高華再次把目光聚焦到已經放開的小商品市場上。

義烏小商品市場舊址公園揭牌儀式上，表演挑起貨郞擔，手搖拔浪鼓的「敲糖幫」藝人。王建明 攝

幾百年來，義烏農村有雞毛肥田的傳統。每到農閑季節，農民就會將飴糖和生薑糖自製成「敲糖」，挑起貨郎擔，搖響撥浪鼓，走村串戶換取雞毛等動物毛髮給水稻作肥料。

改革開放前後，貨郞擔里增加了針頭線腦、紐扣玩具等小百貨，交易物品也由「雞毛換糖」變成小百貨買賣。一些專為貨郞擔在當地配貨的小攤販，開始在廿三里鎮和稠城鎮聚集形成小商品市場的雛形。

表演挑起貨郞擔，手搖拔浪鼓的「敲糖幫」藝人。王建明 攝

從雞毛換糖「投機」到自由市場「倒把」，這個「資本主義尾巴」越長越長。有關部門採取了禁、阻、限、關等措施，依然打不倒、關不掉、禁不住、趕不跑。雖然中央文件號召「發展多種經營，要集體與個人一齊上」，各級政府部門仍強調要「按計劃辦事」，開放市場找不到政策依據。

1982年3月，義烏縣召開兩次研究市場問題的縣長辦公會，也討論過全面放開、徹底關閉或集體衝掉等方案，但爭論激烈，沒有人敢拍板。一個月後上任的謝高華，不但拍板給小商品市場發放「准生證」，還提出後來著名的「四個允許」為城鄉經濟鬆綁。

「小商品市場是一大優勢，要想辦法發揮，不能把搞活的經濟搞得死死的!」謝高華在縣委常委會上一錘定音，關掉紅燈開綠燈。當年，湖清門市場攤位爆滿，每市交易人數少則3000多人，多則達5000餘人，成交額較上一年增長221%。

義烏小商品市場強勁增長的勢頭，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這也使謝高華聯想起「文革」被關在石灰窯里時，從馬克思的《資本論》注釋本中讀到一句話：從產品到商品是一個驚險的跳躍，跳得過去就實現價值，跳不過去就沒有價值。

謝高華書記近照。王建明 攝

這使他從中領會到產業發展的運行邏輯——雖然第一、二產業是創造財富的，沒有第三產業實現整個循環，倉庫裡面產品就變成了廢品。因此，不能小覷第三產業，它完全有這個力量去實現翻兩番。

義烏「興商建縣」的發展戰略，終於被「翻兩番」的國家目標激發出來。1984年10月，義烏縣委、縣政府正式提出要「以貿易為導向，貿、工、農相結合，城鄉一體化，興商建縣。」

「當時有的地方工業立縣，有的地方現代農業建縣，還有的地方時髦一點——科教興縣。我們反覆推敲後提出興商建縣，就是要制定最符合義烏特點的發展道路。」謝高華說。

此前，他曾讀過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蕩的百年史》，對日本明治維新提出貿易立國，經濟得到快速發展的印象很深，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這個話他是不敢講的。

「定額稅」風波，放水養魚為哪般

與深圳特區、浦東新區等國家戰略的頂層設計不同，推動義烏改革開放的動力更多來自於民間。改革開放初期，成千上萬洗腳離田的義烏農民，在既缺乏資源要素支撐、又沒有政策資金扶持的條件下，創造出連經典經濟學理論都難以解釋的發展奇蹟。

表演挑起貨郞擔，手搖拔浪鼓的「敲糖幫」藝人。 王建明 攝

從1982年僅有459戶小百貨攤販的縣城馬路市場，到2017年成交額高達1226億元的中國小商品城，一個由「雞毛換糖」演繹的源頭故事，已被「世界超市」的宏大敘事所替代。義烏小商品成就大市場的草根逆襲，得益於順應民心，釋放民欲，煥發民力。

水大魚才大，這個道理通俗易懂。但高度集權的計劃體制、嚴格控制的財稅紀律，加上捉襟見肘的地方財政，地方政府「放水養魚」的說法，大多都是一句空話。

對於義烏小商品市場來說，謝高華不光「開閘」而且「放水」。水大魚大的市場經濟規律，使義烏市場在迭代擴張中保持活力。這也是它長盛不衰的秘訣之一。

義烏市場開放初期，生意一天比一天紅火，問題也一個比一個棘手，特別是稅收管理矛盾突出。一方面當時實行八級累進稅制，賺錢越多交稅越多，偷稅漏稅現象時有發生；一方面市場上人多貨也雜，價格隨行就市，很難憑稅票計稅。

按照當時批量購銷的規定，一次成交額達到30元以上者，就得到市場管理部門開發票，交管理費。一段時間以來，稅收幹部頻繁突擊抽查，苦不堪言，商販們被追來趕去，怨聲載道。

謝高華深入小商品市場調研，看到「很多商品都沒有價格，也沒有發票，往往上午一個價，下午一個價，如何收稅成了一個大問題。這樣繼續搞下去，連生意都做不成，還哪來的稅收?現在要『放水養魚』，不能『殺雞取蛋』。」

謝高華與主管副縣長陳正興商量，得想個切實可行的辦法，既要執行稅收政策，又要讓利給農民。陳正興和稅務部門研究後，提出將營業稅和增值稅兩稅並一稅，試行「定額徵稅」辦法，即對每個攤位設固定的計稅額，目標額度之外的營業收入不再計稅。

「跟農民打交道，要把複雜的問題用簡單的辦法去處理。這樣不但能調動生產積極性，老百姓心裡也高興。」對這個「定額計征、源泉控管」的辦法，謝高華打心眼裡贊成支持。雖然他知道拍這個板有風險，卻沒想到引發了一場震動很大的「稅收風波」。

「定額徵稅」試行後，賣雞蛋的老太婆不用開發票了，個體商販稅負也降低了，周邊市縣的小商販們蜂擁而至。據統計，「放水養魚」當年的稅收竟比兩年前提高了3倍。

在此期間，有人向省里寫信告狀，對義烏這種做法提出批評。一位來義烏採訪調研的新華社記者，認為這種「定額徵稅」的做法簡單易行，對各地搞活市場也有借鑒意義，就通過內部刊物向中央高層做了反映。

很快，財政部就有了明確態度，認定「定額稅」屬於稅收包干，違反稅法政策，要求浙江省嚴肅處理。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王芳作出批示，由省財政廳派員到義烏調查，並提出具體的處理意見。

調查組通過幾天調查走訪，聽取各方面意見，也找謝高華談了半天，最後在調查報告中給出結論，大意是「辦法可行，欠妥，在實踐中完善。」

與以往犯「錯誤」受到的批評不同，這次謝高華確實感到壓力很大，也做好了接受處分的準備。雖然是讓利於民，方便征管的稅收創新，畢竟被定性為違反稅法了。他從調查組人員口氣中，也能感覺到省領導壓力也不小。

後來，省里又專門聽取「定額徵稅」彙報，也沒有進一步追究。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的謝高華，卻「好了傷疤忘了疼」，仍然堅定不移地推行「定額徵稅」，極大地受惠於民。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第一代經營者，直到現在提起這件事，沒人不豎大拇指。

改革者必然在爭議中前行。從衢縣的「柑橘事件」到義烏的「稅收風波」，謝高華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帽子」沒少戴。有的「帽子」既不知道怎麼扣上的，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摘下來。據說，針對他的告狀信少說也有一麻袋。

這位深諳講話分寸的老人，言及仕途中的個人際遇，總是輕描淡寫，並無怨言。不論記者如何追問因由，他都始終守口如瓶，既不評價組織決定，也不臧否同僚下屬。這種政治自覺與人情練達的境界，遠非常人所能達到。

謝高華書記近照。 王建明 攝

1984年11月26日，謝高華被免去義烏縣委書記職務，平級調任金華地委農工部長。有人認為這次調動與稅收風波有關，沒處分他說明省里領導在保他，不挪動一下沒法跟上面交代。也有人說縣委書記是省委管的，農工部長是地委管的，這屬於明升暗降了。

謝高華則既不贊同，也不在乎，認為義烏的派性問題解決了，縣委班子人員配齊工作理順了，縣域經濟發展也找到出路了，省委交給自己的任務基本上完成了。

結果還不到半年，金華地委撤銷並進行區劃調整。省領導徵求他意見，問他到西(衢州)還是東(金華)。謝高華還是和過去一樣，只說了一句「東也可以西也可以，聽組織上定了」。

後來，他被安排到衢州市任常務副市長，一直到退休再沒離開過衢州。這次屬於提拔，似乎印證了此前省里保他的說法。

從當年離開義烏至今已經整整34年了，義烏老百姓對謝高華的感念之情，卻越來越深厚。自從1995年第一屆義烏國際小商品博覽會開始，他每年都會受邀來參加「義博會」。每次到這個時候，都會有很多義烏商人和群眾，自發組織到高速路口迎接這位老書記「回家」，已經持續了整整24年。

義烏商人和群眾，自發組織到高速路口迎接這位老書記「回家」。王建明 攝

有一年，有100多台豪華賓士組成的車隊來接他。人們甚至打出「謝天謝地謝高華」的標語，來表達對這位義烏市場奠基人的感念和敬意。

謝高華自己卻從不這麼看。每次面對人們的溢美之詞，他總說這樣一句話：「義烏市場不是我腦子憑空想出來的，而是義烏人民創造出來的。」

沒有改革開放，一切都無從談起。

往期文章

監製：易艷剛 | 責編：張慧 | 校對：趙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