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力量亞洲首屈一指的清廷，為何總是敗給西方？不只是腐敗問題

文： 許華

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爭奪勢力範圍，強租軍港，構築炮台，修建軍事基地，控制了南起廣州灣、北至旅大的眾多沿海戰略要地，並將炮艦駛入渤海灣內和長江之內的多處重要港口，從而形成了一個中國門戶洞開，藩籬盡失，京畿腹地處於列強炮口之下的嚴重危機局面。

1911年秋，腐朽沒落的大清王朝被推翻。1912年12月4日，中華民國第一任海軍總長兼海軍總司令黃鐘瑛將軍病逝。面對當時中國所處的嚴峻外部形勢，孫中山先生寫下了這樣一副情真意切的輓聯：「儘力民國最多，締造艱難，回首思南都儔侶；屈指將才有幾，老成凋謝，傷心問東亞海權！」

的確，恰如孫中山先生所發出的「傷心問東亞海權」的時代浩嘆，中國在自鴉片戰爭後的百餘年中，英、法、日、俄、美、德等列強，從海上入侵84次之多，入侵艦艇達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約達47萬人。中國無海權則國家無興盛，甲午戰爭就是最慘痛的歷史教訓。

在甲午戰爭前幾年，美國海軍學院院長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以理性思維總結出海權理論而享譽世界。馬漢的海權理論，將控制海洋提高到國家興衰的最高戰略層面。馬漢後來又高度概括地指出：「海權包括憑藉海洋或通過海洋能夠使一個民族成為偉大民族的一切東西」；「無論平時還是戰時，對海權的運用便是海軍戰略」。馬漢的海權理論昭示世人：海權是一個戰略範疇，是國家海洋戰略與海軍戰略的核心與基礎；海權的實質是國家通過運用優勢的海上力量與正確的鬥爭策略，實現在全局上對海洋的控制權力。1890年，小羅斯福（後於1901年當選美國總統）在拜讀了馬漢早期的海權著作之後，立即激動地寫信給馬漢說：「如果我不把它當作一部經典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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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權論的創立者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

在以海軍制勝為顯著特徵的中日甲午戰爭中，中日兩國對海權的認識和利用的程度高低，從根本上決定了這場戰爭最終的勝負結局。我們不應否認，在鴉片戰爭中領教到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厲害之後，清政府在海軍海防建設方面投入巨大力量，甚至建成在亞洲首屈一指的龐大海軍艦隊，但為什麼換不來國家的興旺發達，反而在反侵略戰爭中接連失敗？一言以蔽之的答案是：清政府建設和發展近代海軍，從來就不是海權意識的產物！從來就沒有與發展海權緊密聯繫在一起！

19世紀之後，世界已進入這樣一個時代：每個國家，尤其是沿海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都無可選擇地開始與藍色的海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國家的興衰榮辱也與海軍戰略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資本主義國家為貿易和海外拓殖而拚命發展海軍；海洋和海軍，實際上已成為西方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戰略問題。

擁有漫長海岸線且處於封建專制統治之下的古老中國，就這樣被迅猛發展的時代無情地裹挾進這個世界大潮。但是，清政府在建設和發展近代海軍時並沒有真正認清這一不可抗拒的世界大潮，而始終局限於對西方列強炮艦政策的一種本能反應，僅僅是一種企圖重新關上國門的較低層面的軍事防禦對策。因此，清政府建設和發展海軍的整個過程，始終呈現著一種海患緊則海軍興、海患緩則海軍弛的被動、消極和短視的現象。即便是在中法戰爭結束，光緒皇帝發出「懲前毖後，自以大治水師為主」的戰略動員令時，封建統治者也沒有透徹洞悉世界發展趨勢，改變和更新那種將汪洋大海僅僅當作天然屏障的陳腐落後的海洋觀念，仍然頑固地將建設和發展海軍作為重關國門之策。

中國建設和發展近代海軍的起步並不遲於日本，並曾具有與日本同等的在亞洲崛起的歷史機遇。可惜的是，清朝封建統治者缺乏明確的海權意識，企圖將一個新軍種納入封建主義的陳腐軌道，企圖用代表和體現著資本主義先進生產力的堅船利炮，去維護和挽救瀕臨死亡的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說，正是海權這一把無情的時代利劍，決定了近代中日兩國不同的歷史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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