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和他的「落霞三部曲」
來源：解放軍報·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 作者：張書恆
二月河和他的「落霞三部曲」
張書恆
「留下巨著《康》《雍》《乾》，人間再無二月河。」當代著名作家二月河因病突然離去，讓廣大讀者在深感遺憾的同時，對他的多達500萬字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四卷）、《雍正皇帝》（三卷）、《乾隆皇帝》（六卷）產生了新的閱讀興趣。如何解讀和評價三部作品，它們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何在，應當如何認識三部作品的藝術成就，這些都將貫穿到讀者的整個閱讀過程之中。因此，弄清上述問題，對我們認識作家二月河，閱讀和理解他作品的深層內涵是大有禆益的。
愛國主義的文學表達
一部作品的思想內容，是作家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審美追求等主觀思想的文學活動與表達。即使思想內容再曲折隱晦的作品，也都是作家思想活動的外化產物。作為一名出身軍人家庭、又受部隊十年培養的轉業軍人，二月河在他的創作初期就把作品的思想定位提升到了一個相當高的層面。當年，他把《康熙大帝》的主題概括為四個字：「愛國主義」。他說：「我寫這書主觀意識是灌注我血液中的兩種東西：一是『愛國』，二是華夏文明中我認為美的文化遺產。我們現在太需要這兩點了。我想借滿族人入關時那種虎虎生氣，振作一下有些萎靡的精神。」
一個時期以來，二月河作品在思想內容的表現上存有較大爭議。誠然，在延續數千年的中國封建統治中，清朝畫上了一個並不漂亮的句號。由於晚清統治者的無能，致使中國歷史跌進了「血和著淚競淌」的近代社會。對於民族衰落的感慨，對於喪權辱國的恥辱，晚清成了一個集中清算的對象。但在二月河的眼中，清代的統治階級在16世紀末到18世紀中後期，創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輝煌——一個生機勃勃的部落長，以十三副甲起兵，統一了諸部落，與大明王朝爭雄；他的孫子、曾孫、玄孫們櫛風沐雨、勵精圖治，奠定了中國這樣一個版圖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基礎，給苦難深重的平民百姓帶來了一個半世紀的和平與安定，也即歷史上有名的「康雍乾盛世」。作者以客觀、歷史的態度，承認清朝歷史存在的合理性和現實性規定，無疑是一種更加開放、科學、先進的創作理念。
我國幾千年的封建歷史上出現過三次大的民族融合，游牧民族主動融入中原文明，對中華文化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長期以來，在對待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問題上，由封建正統觀念引申出來的「姓氏正統論」（劉漢、李唐、朱明正統論），乃至「民族正統論」，仍然在歷史學界和文學創作界佔據著重要地位。孔子所說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與孟子所說的「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便是這種思想的根源。誠然，辛亥革命期間，以孫中山為首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者們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旗號，在推翻清朝封建政權的鬥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不能用更加開闊的視野與理念看待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融合與發展，不能從正面積極肯定「康雍乾盛世」在中國封建社會發展中所起的積極重要作用，至少所持的態度不是辯證的、歷史的和唯物的。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二月河作品所表現的封建統治階級，是落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代表。對此，作家二月河是有清醒認識的。理解了這一道理，我們就能理解當初二月河在為自己作品的思想定位時所說的那句話，這也是二月河將自己的作品命名為「落霞三部曲」的原因。所以，不顧時代與歷史的局限性，將狹隘的民族主義任意放大，是我們在閱讀歷史小說時所要擯棄的先入為主的思想。
藝術真實下的歷史真實
二月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多次談到「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係問題，這也是談歷史小說的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反映到具體創作中，就是如何處理好「歷史」與「小說」的關係。魯迅先生在談及歷史小說的做法時，曾將它分為「博考文獻，言必有據」和「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兩類。魯迅作為我國新文學小說創作的大家，他對歷史小說的分類法也是歷史小說的兩種基本創作方法：前者更注重嚴格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結構故事，注重史料的可信與考據，力圖最大限度地還原歷史的真實；後者則更注重作家自我內心對歷史的感受，或「只取一點因由」，以「六經注我」式的寫作寫出自己心目中的歷史。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歷史小說創作領域出現了各種創作思潮，二月河的創作就是在這種思想解放的形勢下開始的。在小說的審美追求方面，它與時代的思想同步，又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具體講，在對待「歷史真實」的態度上，二月河歷史小說繼承了歷史小說以考據、實證等「正史」資料為依據的純歷史小說的基本品格，使小說表現出純歷史小說的嚴肅性與歷史可信性，卻又不為「正史」資料所拘囿，在一些事件和人物的描繪上敢於發揮自己的想像力和重構力，真正描繪出作家「我心中的歷史」的歷史基本形態。由此，作者為讀者演繹出了「康雍乾盛世」130多年的歷史。
二月河對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的描繪所持態度是嚴肅謹慎的，他嚴格按照「正史」資料進行書寫與描繪，注重考據與實證，力求做到「書必有據」。比如《康熙大帝》中的智斗鰲拜集團、平定「三藩」之亂、東收台灣、西平噶爾丹的鬥爭，以及《雍正皇帝》中的九王奪嫡、清理虧空、攤丁入畝制度、士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西南改土歸流、火耗歸公等清初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政策措施，作品都有或詳或略的交代與展現。作品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表現，對提高小說的「純歷史」品位不可或缺。
其實，歷史小說創作中的所謂「書必有據」，往往是作家一廂情願之談，它只能說明作者的一種創作態度，而並不是小說創作的全部。即使是嚴格遵守歷史上存留下來的史料書寫，作者在創作過程中也帶有愛憎好惡。事實也證明，在歷史小說的創作中，忠於歷史的真實，處處「悉遵正史」「考核甚詳」者，成功的範例是很少的。因此，二月河在談及《康熙大帝》的創作時戲用《紅樓夢》術語，稱其為「真事不隱，也要假語村言」。他說：「我覺得最難辦的是實寫與虛寫。太真，便像一枚義大利金幣，干黃枯，而寫得太假也未免招人非議。於是，我採用了『真事不隱，也要假語村言』的用筆原則，庶乎使它同時具備『歷史』和『小說』的雙重特性。」
二月河的這種創作理念或許正是他小說的吸引人之處。作為一個研究清史多年的《紅》學研究者，二月河在創作之初就深得《紅樓夢》的成功秘訣，在大量佔有歷史資料的情況下，他在自己的小說世界裡自由馳騁，充分發揮文學的想像力，在尊重歷史卻又不拘泥於歷史的情況下，用藝術的眼光與手法對歷史進行合理的虛構與想像，為讀者構築了一方波譎雲詭、錯綜複雜卻又引人入勝的「歷史」之域。
雅俗共賞的平民意識
在當代小說創作界，如果只有一位作家聲稱是為大眾創作的，那一定非二月河莫屬。他在談及歷史真實與個人創作原則的關係時稱：「我認為兩者是可以統一的，如果必然要得罪一邊的話，我得罪資料，在不違背大的歷史史實的原則下，那些小的歷史史實我並不拘泥，因為我必須討好我的讀者。」可見，二月河的創作始終與讀者的興趣好惡緊密相連，作品帶有強烈的「平民化」特點，通俗的色彩很濃。他的「必須討好我的讀者」的創作觀也包含有通俗的因素，是其創作「平民意識」的體現。
那麼，應當如何「討好」自己的讀者呢？就歷史小說本身而言，讀者的閱讀目的更多的還是從作品中了解當時歷史的脈絡走向，以及自己感興趣的諸多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應當承認，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歷史小說一直肩負著向大眾傳播歷史知識、增強大眾歷史觀念的任務。人們的歷史知識往往不是通過《史記》《資治通鑒》《二十四史》等這樣的正統教科書獲得的，而是通過一系列的民間故事、民間曲藝以及通俗小說獲得的。對此，二月河是深解其中三昧的。「宮廷秘聞，帝王行止」，歷來都是大眾文化、通俗文學關注的熱點。創作伊始，在小說題材的選擇上，二月河便倒向了大眾的一邊。
金聖嘆在評介《水滸傳》所取得的藝術成就時，認為作家要寫出好作品，必先「十年格物」。二月河在創作之前有著近20年的讀書儲備，40餘歲才開始創作的他終於找到了知識儲備的展示平台。他在以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為小說總脈絡的創作中，充分發揮他20年格物所得，為讀者奉獻了一場豐富的知識盛宴。其實，二月河歷史小說最撩人興趣的，同時也最值得被人稱道的，並不是他在作品中為讀者展示了多少歷史的真實，或者他在歷史研究中有了哪些新的突破或發現，恰恰是那些為所謂「正史」所不屑一提的大俗的東西。作者在作品中表現出的對醫學、棋藝、天文地理、陰陽八卦、宮廷生活知識、文壇奇聞軼事、插科打諢等知識性、趣味性知識的全方位的掌握，增強了作品的可讀性和趣味性。甚至作者也自稱，寫到有趣時自己也會莞爾一笑。
其實，歷史小說的「雅」與「俗」在任何時候都是相對的。沒有「雅」的因素支撐，文學或將走向「惡俗」的深淵；同樣，過於追求「雅」而忽略了「俗」，文學或只會成為少數人的享宴，就失去了它的大眾娛樂性。我們肯定二月河「討好讀者」的創作理念，並不意味著否定作品「雅」的存在，而是在探究他作品受大眾喜愛的內在原因。這種所謂的「俗」，正是由他將大眾讀者視為作家衣食父母的平民意識決定的。
（解放軍報·解放軍新聞傳播中心融媒體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