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個「世紀性」話語興衰進退的歷史反思

王先明（1957-），男，山西屯留人，歷史學博士，南開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史、文化史、中國近現代鄉村史研究。

文章來源：《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18年第6期

摘 要：20世紀的時代話語只能是「革命」。「革命話語」(The RevolutionaryDiscourse)典型地揭示著一個時代的歷史取向。革命話語的形成演進約可略分為個階段，呈現為三大類型。但政治革命卻是主導性的，即使在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階段也是如此。它集中而典型地揭示了20世紀的歷史進程和時代特徵，也留給我們必要的歷史警示。對它的理性思考就成為今天和未來方向選擇的基點。

關鍵詞：革命；革命話語；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

一、引言

話語模式反映了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關係的論述，它同實際的社會變革是聯繫在一起的。一種話語模式的存在及其演進狀況，也典型地揭示了歷史演進的軌跡與特徵。從這樣一個角度進入歷史，我們或許會得到別樣的歷史景觀和歷史體悟。

從中國晚近歷史來看，沒有任何一個話語能比「革命話語」(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更廣泛、更久遠，更那麼刻骨銘心地影響著人們的生存狀態和心態。這是一個世紀性的話語，也具有跨世紀的影響。作為時代性話語，它典型地揭示著一個時代的共同趨向，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歷史取向。作為一個時代或一個世紀交替的比較，我們不難分辨出19世紀的時代話語是「師夷」「自強」，這是從鴉片戰爭後直到洋務運動就已經形成的一個話語模式（從林則徐、魏源到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從洋務新政和晚清新政，無論新派舊派，他們可以反對西學也可以指斥舊學，卻不能不認同「自強」）。那麼，20世紀的時代話語就只能是「革命」。

對於中國歷史而言，20世紀就是「革命的歷史」。直至今天，其實無論是正面的評判還是反面的指斥，對於「革命話語」的論題仍然在持續著，儘管它已不是中心話語了。我們知道，今天時代的主流話語其實是改革開放。因此，從時代話語歷史演進角度來看，19世紀的「自強」、20世紀的「革命」、21世紀的改革開放，正是一個完整的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進程。

在此，我們僅僅立足於實證性言說，從「時代話語」層面上展開討論。

二、「革命」潮起：20世紀之初的流行話語

進入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一開始張揚出的旗幟就是「革命」。 按當時梁啟超的說法，「近數年來中國之言論，複雜不可殫數，若革命論者，可謂其最有力之一種也已矣。」[1]（P420）「革命」是中國百餘年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之一。20世紀的革命在相當長的時段內並非「民不聊生」的產物，而帶有強烈的士大夫造反的色彩，反政府的主導力量並非「民」而是「士」。而究其所源，正是在庚子年間由勤王運動拉開了「士變」中國的帷幕。戊戌庚子之間，中國政治正進入一個轉折點。在新世紀的第一年（1901年），當時的《國民報》第一期發表《二十世紀之中國》文章就揭櫫了「革命」言說，號召「種吾民革命之種子，養吾民獨立之精神」，預言20世紀乃革命之世紀！[2]（P69、71）

由此開始，革命話語成為時代性話語，它使得上個世紀風靡社會的「自強」和「師夷」話語已經失去了主導價值(《海國圖志》——「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接踵而起的是洋務自強。從師夷直到自強，是19世紀後半期的時代主題)。「革命」已經構成標領時代的中心話語，不僅僅是革命黨人的言說如此，即使是屬於保皇黨的康有為，在言說中也並非反對革命，而是反對「攻滿」（章太炎所以作《正仇滿論》）。康有為對於「革命」話語雖言之不多，卻也持肯定立場。在其1902年的《辨革命書》中說：「夫革命之義，出於孔子之稱湯武，而孟子以誅紂為誅賊，不謂之弒君。」並強調說：「君而無道，不能保民，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3]可知，即使康有為對於革命話語，也是秉持慎重的肯定態度。這至少可以說明，「革命」話語已經是超越了一個階級或階層的專屬概念，而具有時代性的意涵。

梁啟超對於「革命」話語作了相當系統的闡釋。1902年他首先從定義層面上加以解說，作《釋革》一文（《遊學譯編》第一期），其要義是：（1）革命之名詞始見於中國者，其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並以此與西文之Reform 和Revolution作比較性辨別。（2）革命三特徵：頓（突）變（非漸變）；整體變革（非部分變革）；激進性（非累積性）。（3）革命不限於政治領域，而存在於社會、文化、經濟諸多領域，按梁氏所說「凡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因此，「則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學術有學術之革命，文學有文學之革命，風俗有風俗之革命，產業有產業之革命。」[2]（P244）對於當時革命話語的普適性問題，梁啟超也有深切之感受，指明道：「即今日中國新學小生之恆言，固有所謂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音樂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種種名詞矣。」[2]（P244）「革命」一時間就成為相當流行的話語，並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行為選擇和政治取向。梁啟超還為此作了學術層面的考察，專門寫了《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此文將革命分為廣義之革命和狹義之革命，前者指一切之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制度)，後者則指推翻現政權之一切暴力行動[1]（P420）。

可以說一進入20世紀，革命就成為一個浸透於社會各階層和界別的時代性話語。當然，導致話語轉換形成「共和革命」輿論氛圍的，還是清末革命書刊。當時，年輕的革命黨人曾有預言：「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這個預言很快得以實現。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上海成了留日學生行前的主要出發地和回國後的重要居住地，成為國內翻譯和出版日本書籍的主要地區和革命派在國內的最大宣傳中心。據顧燮光《譯書經眼錄》，1901至1904年間，中國譯書533種，其中321種即約60%是「從日本重譯過來的」。而其中大多是在上海出版和發行的[4]（P283）。再之，馮自由在清末《海內外革命書報一覽》中收列115種圖書，其中40種在日本出版，11種在香港出版，5種在歐美出版，4種在南洋出版，4種在漢口出版，而其餘51種都是在上海出版[5]（P136~156）。另據《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所列，武昌起義前海內所出刊物103種，上海65種，外地38種；其中革命刊物33種，上海24種，外地9種，有近四分之三集中在上海。可以說，上海是清季國內輿論傳播中心，它對清末共和革命思潮的興起和發展，厥功甚偉。

「自由花發春何處，革命風潮卷地來」[6]。「革命」和類似於革命的言說到1905年時就風靡天下，成為全社會共同的中心話語。中國歷史進入一個革命的世紀，即「文字收功日」。由此，革命話語構成了一個世紀的主體選擇，構成了幾代人共同的話語模式和理想追求。一個世紀的歷史從某種意義說，就是被革命話語及其行為所建構的歷史。

三、「革命話語」演進的四個階段

從革命話語形成的演進過程來看，約可略分為四個階段。

（一）生成與傳統（1901—1926年）

這個階段是革命的孕育和生成階段，也是革命傳統形成階段。1903年革命風潮已經形成，革命團體已經遍及天下，至1905年中國革命同盟會之成立，革命大勢已經不可逆轉。及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共和成立，革命之價值和意義已成為社會生活中的不二選擇，並由此成為一種傳統（革命傳統取代倫理傳統），從而影響和制約人們的普遍的生活。這裡有一個典型的其實也是極為普遍的史例，說的是辛亥革命後一個鄉村生活情景：「最滑稽的是，我們這窮鄉僻壤里也鬧什麼民主黨、共和黨。許多秀才、舉人、紳士老爺、鄉下的讀書人又找到新的出路了，有的參加民主黨，有的參加共和黨，還有的來了個雙保險，民主黨、共和黨都參加了。在他們看來，革命了，反正了，參加一個什麼黨，才能升官發財，這個機會不能錯過。」[7]這個時期，因了革命的時代性勝利，革命便成為普泛性價值取向。直到1924年國民革命（亦稱大革命）運動的興起，革命幾乎席捲了整個社會階層。這個時期，革命成為時代風尚，也成為人們價值評判的唯一尺度：社會最終被劃分為革命與反革命兩個陣營。1925年3月12日，被尊為中國革命之父的孫中山病逝，其懸掛於靈堂前「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囑，就成為所有站在歷史或試圖站在歷史舞台上人們必然標示的口號或信念。「革命」成為了一種口號，一種不由分說的傳統，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一種獲得歷史正當性的標誌！（當時，一切轟轟烈烈的活動無不以「革命」的名義：國民革命軍、革命青年、農民革命、婦女革命、家庭革命……只要是群體團體，就稱為革命團體。只要是以革命的名義，就能夠獲得道義上、法理上的正義性而不受一般法條和制度的制約。「反革命」的罪名在這時已經是很慣見的一種「新罪」了。）

（二）擴展與衍變（1927—1949年）

1927年國共分裂標誌著大革命的失敗。就社會革命運動而言，革命陷於低潮。但是，革命話語卻仍然是分裂了的兩黨，甚至是多種政治集團和政治力量的主導話語，沒有哪種力量可以或能夠脫離這一時代性話語。毛澤東1928年寫就的《井岡山的鬥爭》、1930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6年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等，革命的中心話語無可置疑。即使國民黨人也仍堅持革命的話語。戴季陶對三民主義重新詮釋後，蔣介石把三民主義具體歸納為五大建設（心理、倫理、社會、政治、經濟），由此闡發出自己的「力行哲學」，說「這樣力行，就是革命」（即指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就是從國民黨分化出的中華革命黨，還有改組派等，也一樣堅稱自己的「革命」立場，認為只有他們才是「繼承孫中山先生四十年來革命不屈精神，為中國革命惟一的新集團」等等。各方的政治力量均將自己定位於「革命」的時代坐標上，把自己的反對派定位於「反革命」的坐標上。

應該提出的是，就革命的向度來說，1926年是一個關鍵。正像美國學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言，「隨著1926年革命運動如火如荼的展開，鬥爭的矛頭已經從中國人民的政治壓迫者擴展到了與工農利益相矛盾、從而阻礙革命進程的其他階層。換言之，1925年以前的革命被認為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五卅運動之後的革命越來越呈現一種社會性的向度」[8]（P49）。但也恰恰是這個向度的發展最後導致了國共的分裂，使中國革命再次陷入「政治向度」——兩大政黨之間的鬥爭。

此後，雖有1937年國共合作形成「民族革命」的形勢，但兩黨之間的「政治革命」鬥爭仍是歷史的主流。當然，1949年是一個歷史性轉折。新中國的成立不僅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全國政權，而且最終贏得了「革命」話語的主導權。勝利者，獲得了歷史的天然裁判權。在這裡，革命與反革命的分別，將以勝利與失敗而判明。由此，革命話語在主導現實的同時，也主導了歷史。

（三）變型與極端（1950—1976年）

新中國成立標誌著共產黨奪取政權的成功，如果僅僅從狹義的「政治革命」（僅僅從政權更替）角度看，可以是革命的勝利。按毛澤東所說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就是「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但是，「革命」的勝利已經使得革命本身成為一種目的，成為一種生存狀態，甚至成為唯一的價值追求。革命具有巨大的慣性力量，它經過了半個世紀幾代人的行為選擇和價值追求，已經成為一種不容分說的自覺。革命形成了歷史，革命的歷史成就了現狀，而未來的選擇依然是革命。這就是革命的悖論（原本，革命的目標是要消滅革命的原因。結果卻是革命後依然革命，所以有了不斷革命、繼續革命的理念）。所以，獲得政權勝利後的言說體系仍然是「革命話語」，所以，毛澤東奪取全國政權的勝利只不過是革命的「萬里長征的第一步」的論斷，具有必然認同的歷史前提。因此國家建設和制度建設的任務繁重和複雜，但必然繼續在「革命話語」中才能被賦予意義和價值，於是，新中國舉國上下的一切行為和言說就納入了「繼續革命」的理論體系中。不說公私合營和社會主義改造，也不說互助組和合作社運動，即使是以發展經濟為目標的國民經濟計劃等等，「建設話語」都被籠罩在「繼續革命」的話語之下。可以說，這仍然是一個舍革命而無話語的時代。

中國革命的成功是以暴力方式奪取國家政權為標誌的。但是，奪取政權並不意味著革命的終結。這在於，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只是「一種統治方式對另一種統治方式的替代」，而應該包括共產黨奪取政權和獲得權力後所「發動的結構變遷」。因此，「很難將49年的解放視為革命的終結，因為其後還發生了大規模的革命性變遷：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幾近全國耕地面積43%的土地被再分配，作為階級的地主和富農也同時被消滅；隨後發生從53年到57年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國有化了幾乎全部的城市私有財產，集體化了幾乎全部的農村私有財產，以及在大躍進失敗後的短暫的革命退潮後，出現在66年到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運動的目的是全力剷除舊傳統，建立一種全新的革命文化」[9]。事實上，中國共產黨早就公開宣示：「對於工人階級說來，取得政權只是革命的開始，而不是革命的終結」[10]。持續的革命話語，從具有社會革命特徵的所有制改造運動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革命話語就達到了其歷史的極端——即泛化革命時代。革命群眾、革命組織、革命小將、老革命、新革命、革命文藝，甚至革命婚禮、革命樣板戲……在人們的姓名擇取、地名、街道店鋪擇名上，也都浸透了革命話語。由此，歷史一定會走向它的反面。

（四）消退與排斥（1978—2000年）

革命營造了一個浪漫的時代，同時也是包含有點殘酷的浪漫。經歷過那個大革命時代（即20世紀20-30年代）的青年，都深切地感知，「所有的革命者都很浪漫。沒有浪漫，誰會參加革命呢？ ……理想主義、激情、不滿現狀、追求美好生活——如此，你就擁有了浪漫主義的精神。」[11]（P141）。國民革命時期的浪漫小說，幾乎都與浪漫的愛情與性有關，當然也與革命有關。列奧·李《中國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說到郁達夫的發現：「一種革命職業的出現，可能只是因為微不足道的情慾，它的培育與一位溫柔純潔的女子的愛無法分開。那種情慾如果擴展開來，其熱情足以燒毀暴君的宮殿，其強烈足以摧毀巴士底獄。」[11]（P143）但是這種浪漫到文化大革命後就開始迅速消退（所以有今天《血色浪漫》的影視言說）。《於無聲處》話劇的雖然是「革命」底色，但它委實在宣告一個革命時代的結束，因為此後的「反思文學」的主流傾向是「改革」和「開放」（儘管當時還有點遮掩）。

正是從此開始，「告別革命」先是作為學者或思想者的倡導，爾後成為一種瀰漫性的社會心理。到20世紀80年代，「革命話語」就被「改革開放」 話語所取代，雖然期間的反覆和衝突不斷。「告別革命論」提出，如果不是「革命」，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不會如此緩慢。在他們看來「革命只是一種破壞力量」，革命把中國給「弄糟了」，咒罵「革命的殘忍、黑暗、骯髒」[12]（P69）。因此，近代以來的中國道路選擇革命是歷史的錯誤。「直到現在，『革命』還是一個好名詞，褒詞，而『改良』則成為一個貶詞，現在應該把這個觀念明確地倒過來」「中國在二十世紀選擇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嘆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12]（序言）學術界或思想領域中的這種認識，極端性地反映了「革命」話語消退時代的到來。從此，「非革命」的話語開始成為新世紀的主流。

新世紀以來「非革命」的思潮一直活躍，它使「顛倒了的歷史被顛倒過來」。頗具弔詭的是，即曾經以「革命」為激進的取向，在今天卻成為以言革命而為保守和落伍，是不合時代的標誌。至此，革命話語不僅完全消退，而且成為一種落後和保守的象徵。一個世紀的話語終於退出的歷史舞台。

四、三種類型的「革命話語」

整整一個世紀中四個階段的「革命話語」演變，體現為三種類型。正是這三種革命類型的依次遞進和互相推演，構成了這個世紀「主流話語」的社會存在。革命有多種類型，英國革命不同於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不同於蘇俄革命，它們的起源不同，方式不一；革命成功後建立的政體和社會結構也不一樣，革命可能有多種多樣的後果。就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而言，革命話語大體上呈現為三大類型。

（一）政治革命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是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政治革命目標和成功的標誌都十分明確和具體：奪取政權。由此而言，辛亥革命及其後來的二次革命、國民革命均大體屬於這一類型。尤其是發生在國共兩黨之間的衝突、政爭，更多地體現為政治革命的色彩。毛澤東認為自己一生做了兩件大事，1949年完成了政治革命，「文革」實現了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向來以政權的獲取為勝利的標誌。這成為毛澤東本人足以自傲的人生資本。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詩情如潮：「彈指三十八年，人間變了，似天淵翻覆。猶記當時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這實在說到了正在享受著勝利成果的革命者的心坎上。

（二）社會革命

《辭海·哲學卷》解釋「社會革命」為：人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中所進行的重大變革。人們改造自然的重大變革，有技術革命、產業革命等。人們改造社會的重大革命，即社會革命。《辭海》中很明確的講，社會革命主要是社會經濟基礎的根本性的變革以及維護其運作的上層建築的變革。按照考茨基的理解，社會革命的重要特徵可以表述為：社會革命表現為一個長期受壓迫的階級通過暴力革命來奪取國家權力的政治活動。社會革命是必須同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奪取政權這幾個概念緊密聯繫起來的。三個要素中缺一不可，只有三者的組合才構成了社會革命的意義。實際上，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的分界是不確定的，經常是相互交錯的。1920年代的國民革命以政治革命開始，針對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卻以社會革命而告終，其矛頭對準的是地方自治運動的社會基礎[11]（P249）。社會革命是立足於革除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以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為目標的運動。從實現目標而言，土地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等屬於社會革命類型。但實際上，即使是政治革命它也要通過廣泛的社會動員而建立革命的基礎，因此，消滅社會不平等和要求人的解放和自由的訴求就成為最具感召力的革命召喚。「也許在一個青年，對家族與婚姻問題有深切的關係。社會問題主流的勞工問題亦漸從知識分子的空想轉入社會的實際生活。」[13]（P77）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革命總是包含了社會革命的內容[8]（P35~36）；而政治革命也常常以社會革命為旗幟。曾志說過，「中國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但由於社會革命的對象之一是包括『三從四德』在內的傳統倫理，由於革命動員以『解放』『自由』為口號，因此對於參加革命的青年男女來說，革命也包含著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還有性自由的意義。」[14]（P51~52）同樣，政治革命的成功，為社會革命的開展提供充分的條件，所以共產黨人獲得政權後的社會改造運動（所有製革命），就能夠在超過預期的時間內順利實現。據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的判斷，這場社會革命的成就是：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小於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六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中國的國民收入在1952年—1978年的25年間增加了4倍，即從1952年的600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3 000億元，而工業在增加的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最大。人均國民收入指數（以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20年間，而且連大躍進的經濟災難也估計在內，中國的國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間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15]。

（三）文化革命

20世紀的中國革命一開始就孕育著兩個走向：反帝與反封建，雖然因了時代的不同和現實的需求其內容也有所變化。革命，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後的每一次革命運動，幾乎都具有反叛傳統文化的指向性。西方學者看到，國民革命是「一次文化革命運動」[11]（P205）。史料所示，大革命運動中的1927年，在一次模仿新年儀式的革命表演中，「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正如毛澤東所觀察到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它仍然是一場聚會。暴動的農民不僅給地主戴高帽遊街，也不僅殺死他們的豬，吃光他們的糧食，而且也要躺在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滾一滾。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鄉村的一個節日」。甚至在許多鬥爭形式上，如戴高帽、遊街等，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與1926年的「大革命」也如出一轍。

可以說，從20世紀初梁啟超、胡適到魯迅「新文化運動」一直到「五四」，這種「文化革命」的趨向一直伴隨著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不是簡單的偶發事件，它的許多致因和酵素早在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中的「文化」層面中被激發過了。簡略回顧歷史，我們可以從四個階段和三種類型方面，對一個世紀的「革命話語」形成扼要概括。

五、「革命話語」演進的歷史特徵

一個世紀的「革命」話語推演出一幕幕歷史活劇。在許許多多以「革命」的名義為主導下的社會實踐中，我們不難看到這樣一些特點。

（一）政治革命的一貫主導性

雖然從革命的內容和特徵上看，可以分為三大類型，但政治革命卻始終是主導性的，即使在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階段也是如此。這是在革命萌生時期就已經生成的特徵之一，因為革命之父孫中山就堅持「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其後也」[16]的宗旨。

但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或文化革命畢竟有著完全不同的內容和目標。暴力行動在權力的轉移過程中其效力是顯著的，其成功率也史有明證。但是，暴力行動對於社會公平和正義的實現，對於文化規制的建構卻力不從心，而且常常引致相反的結果：歷史上難以找出「以暴易暴」的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成功的範例。社會革命或文化革命不應該以消滅人的肉體為目標，而應該以制度更易和建設為原則。事實上，「繼續革命」之所以引發一系列不良後果，就在於其以政治革命的手段或經驗來進行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至少，歷史已經證明，在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領域，靠「暴力革命」手段或群眾動員方式難以實現其應該達致的目標，或許還正好相反。

（二）繼續革命的困境

最為廣義的現代中國革命作為應對１９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社會總體性危機的一種最為激烈的選擇，自有其興起與鼎盛的因由。不過，最終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又自有其獨特之處，即它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社會革命的一部分。所以，以奪取政權為標誌的武裝鬥爭的成功，在共產黨人的辭典里就只不過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政治運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替代武裝鬥爭，成為實踐社會革命的一種方式。因此，政治運動不僅影響著新中國建立以後前３０年的歷史，而且經由政治運動所擴散的政治話語本身就成為構建這一歷史的重要力量[17]。

阿倫特（Arendt）在《論革命》（Ｏｎ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６３年出版）理論著作中，表達了她「自由憲政的共和主義」思想。阿倫特就分析了在「革命」這個人類創造性活動中所包含的難以逃脫的悖論，她稱之為「自由的深淵」：一方面，革命意指砸碎枷鎖、推翻舊體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時意味著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且通常被說成是「前所未有」的「新天新地」。對於革命者來說，它所帶來的一個難題是——當革命推翻舊體制而著手建立新體制時，革命者如何繼續保證它的最初的原創性或自由發揮力？經常出現的情況是革命者最終變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惡魔。

面對革命（政治革命）之後的社會與文化，高爾基認為「革命者力求改變社會存在的外部形式，但他們沒有能力使新的形式充滿新的內容，反而把他們曾經反對的舊的情感帶到新的形式之中」[18]（P45）。所以高爾基不無困惑地聲稱：「你們摧毀了君主制度的外部形式，但是它的靈魂你們卻不能消滅。」[18]（P110）嚴格地說，沒有一場革命能完全擺脫過去。毛澤東曆數中國革命史：從「盜跖庄屩流譽後,更陳王奮起揮黃鉞」，直到辛亥革命。革命此起彼伏，可哪一次革命建立了不再需要革命的秩序？奴隸通過革命成了奴隸主。新的統治秩序只不過是革命理想的嘲諷。共產黨取得政權之際，這個問題就擺到了眼前。毛澤東對此耿耿於懷：「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19]（P596）所以毛澤東要繼續革命：「一百年後還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後要不要革命？總還是要革命的。總是一部分人覺得受壓，小官、學生、工農兵，不喜歡大人物壓他們，所以他們要革命呢。」既然權力的轉移並不等於革命的勝利，那麼真正的革命就是與傳統徹底決裂，是繼續革「革命者」的命，是徹底改造人性。革命沒有解決「奴隸成了奴隸主的問題」。既然「政權是奪取了，革命卻剛剛開始」。那麼除非我們承認革命就是目的就是一切，否則我們就要問：革命何時能了結？總不能讓人類永遠處於魯迅所說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之中吧？!

但是，革命起源於社會不平等的社會現實，它以消除社會不平等為基本訴求。以暴力為基本手段的政治革命，只能是實現社會革命的前提，而不是唯一的原則。政權轉移後的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才具有真正實現公平正義的持久性價值和意義。但實際上，迄今為止，除了以權力制約權力，除了從制度上保證公民權利之外，還沒有什麼更有效的辦法維護窮人利益。政治革命的目標應當是有限的、具體的，到達目的地後，就應當真正改變壓迫性的社會結構與政治體制，禁止奴隸與奴隸主的新生。而且，在社會革命、文化革命領域，就像技術革命與工業革命一樣，政治革命的手段和經驗尤其是暴力手段，不僅無濟於事而且還適得其反。

六、關於革命話語的歷史反思

從1901年開始生成的革命話語，具有巨大的歷史慣性，即使在20世紀80年代後改革開放已經成為時代潮流後，革命話語也還或隱或現地存在著。作為一個標誌性歷史節點，我們可以說革命話語的徹底退出，應該是在2001年。這年的1月11日，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潘岳發表了《對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思考》的文章，提出「執政黨應該是一個甚麼樣的黨，執政黨的黨員應該怎樣才合格，黨怎樣才叫善於領導？」他說：「三個代表」「依法治國」這八個大字的提出，從理論與治國方略上回答了這一間題，從此開創了黨的建設、國家政權建設、民主政治建設的新階段。中國共產黨提出「三個代表」是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根本性的標誌。從「立黨為革命，執政為階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轉變，其實質就是我們黨在思想觀念上和工作原則上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革命話語的消亡當以此為歷史界線。如此說來，革命就是20世紀的一個世紀性話語了。阿倫特對於20世紀的時代特徵有過一個宏觀性解說。她認為，「迄今為止，戰爭和革命決定了二十世紀的面貌。」「即使我們能成功地改變這個世紀的面貌，使它不再是一個戰爭的世紀，它充其量也依然是一個革命的世紀。」[20](P1,17)它最集中也最典型地揭示了20世紀的歷史進程和時代特徵，舍此之外，難道還有什麼其他的話語能取而代之么？！

歷史啟人心智。當歷史風煙逐步消散後，對它的理性思考就成為今天和未來方向選擇的基點。至少，我們可以明白客觀歷史進程所給予的必要的警示：

首先，革命不是哪個個人（即使是領袖）的主觀選擇。革命是因勢而成的一個客觀歷史發展的選擇。近現代歷史告訴我們一個基本的事實是，那些革命的先行者們，最初的選擇其實都是「非革命」的行動。即使是毛澤東，青年時代也認為恐怖性的革命是其他辦法走不通以後的「變計」。

其次，革命並不是作為現代化的對立物而出現的歷史選擇。具有現代化特徵的近代中國歷史進程，如果從洋務新政開始，到20世紀之初，現代化進程已經經歷了近半個世紀。現代化努力已經從軍事工業、民用工業擴展到體制變革（維新變法）和政體變革（清末新政）等。革命話語的興起恰恰是在現代化的制度變革慘遭失敗，並且在庚子之役（自立軍大批士人被殺）後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革命是現代化進程受挫的一個歷史結果。而革命話語的消退和被取代，又是中國第二輪現代化進程的全面展開。從歷史長程看，革命話語與現代化話語同構了中國近現代歷史。這也是黑格爾所說的正題、反題、合題的一個邏輯進程。革命進程與現代化進程是相關的歷史程序，其相關性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中國近現代歷史進程，這裡不存在以革命史取代現代化史，或以現代化史取代革命史的問題。

第三，「革命」作為客觀歷史存在，不能被主觀地無視或抹殺。歌德早就說過：「我完全相信，任何一次大革命都不能歸咎於人民，而只能歸咎於政府。只要政府辦事經常公正和保持警惕，採取改良措施來預防革命，不要苟且因循，拖延到非受制於下面來的壓力不可，這樣革命就決不會發生。」[21]（P24）革命，是20世紀抹不去的事實；革命話語從正反兩個方面同構了一個現代中國歷史進程。這是必須面對卻「無法告別」的歷史。

這本來就是一個客觀歷史存在，是整整一個世紀幾代人的人生選擇的價值和追求，是整整一個世紀的客觀歷史進程！對此，我們必須面對也只能面對！

注釋

即使是堅持「告別革命」的精英，其實也是革命話語心態的折射。直到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在民眾的心靈深處。也還保留有革命話語的遺痕：上班窮，下班富，開除就成萬元戶；家裡有個勞改犯，一年就賺好幾萬。一輛摩托兩個框，收入超過胡耀邦；騎著鈴木背著秤，跟著小平幹革命。而鄧小平同志事實上也將改革開放本身認同為革命——《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81頁，第113頁。

丁守和：《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第一至第五集，人民出版社，1982～1987年出版。

《人民日報》，1976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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