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評價戴笠的個性:他就是自負的孫悟空
對於20世紀40年代在中國的大多數外國人來說,戴笠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認為「不是中國的卡納里斯上將,而是海因里希·希姆萊」。這些文字被美國戰略情報局官員途納·麥克班引用在1944年6月一份遞交給多諾萬上將的報告里。
戴笠給人的印象是聰明而有想像力,殘酷而不擇手段。他幾乎是所有美國民主理想的敵人。在蔣的統治下,他企圖通過鐵腕來統一中國。他冷酷、狡猾而殘忍。「作為中國秘密警察頭子,戴笠經常被認作是希姆萊第二……」
讓所有人感到恐懼的人
戴笠最大的優勢是具有揣測蔣介石意圖的本領。他為自己選擇的這個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戴雨帽」,其象徵意思是「一個僕人」,即強調了這種動物般甘做其主人蔣介石爪牙的奴性,同時又代表了封建觀念中的相互尊敬。戴笠這個名字還指一個人的臉被一頂尖頂帽半蓋住的意思,即含有掩藏的意思。就像中國畫里河流上的老人,頭戴一頂斗笠坐在一葉輕舟里釣魚,背對著看畫人。從這個意義上講,「戴笠」是指一個衣著平常的孤行者,一個你不會注意到的消失在景色里的人。戴笠這麼對別人解釋自己的名字:「有一首古詩這麼說:『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戴笠為自己能夠「秉承領袖意志,體念領袖苦心」而感到驕傲。而在他的對手們看來,這種自負是戴笠狂熱地效忠於蔣介石「有公無我,有我無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專制政治的奴僕一樣,戴笠是一個強和弱的矛盾結合體。「作為一個強大秘密組織的頭子且負有總司令本人的信任,戴笠在政府與軍隊中都處於極為有影響的地位。而他在軍隊里強有力的『黃埔』小集團的身份又強化了他的影響。」他作為蔣介石內部圈子裡的人,大權在握。然而他對蔣的謙卑、對領袖的服從,最終又證明了他個性上的軟弱。
戴笠是最受總司令信任的下級和警衛,「南京秘密警察直屬於戴笠將軍個人,而他只服從總司令的命令。」戴及其無處不在的特務組織,被認作是中外之間非正式「業務」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他的秘密警察組織在當時被用來抗衡「CC」系控制下的黨部警察,具體體現了總司令控制國民黨最基本的政策原則之一,即在各勢力之間通過制約達到平衡。
像所有的警察頭目一樣,戴笠的威懾力來自人們相信他的人無所不在。軍統特工被某些人誤認為有上百萬人。在中國和外國均有人認為:「眾所周知,軍統是中國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間諜網來,它在特工人員的數量上要更加龐大,在地理覆蓋面積上要更加遼闊。」戴笠甚至有在美國的網路。還有其他更離奇的說法,如戴笠領導著700萬男女云云。1946年,美國軍事情報機構估計戴笠有18萬便衣特工——其中4萬人全天候為他工作。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國的間諜大師」的文章說,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報人員在活動。
美國的讀者——公開的與秘密的——對有關戴笠無所不及的特務網路的例子十分著迷。「戴笠以中國人特有的駕馭錯綜複雜關係的能力掌握了一系列驚人的組織。他綜合了相當於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陸軍情報這樣的系統。」據報告,一位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邊的住宅時,發現他的翻譯正在與兩位身著深色長衫的陌生人說話,那兩人一見他進來便離開了。這翻譯嚇得渾身發抖地告訴他這兩人差點兒殺了他,因為他回到上尉的房間時正見他們在翻上尉的東西。他乞求上尉保護他,當上尉責怪他莫名其妙時,他又開始發抖,並說:「不,這不是莫名其妙。他們是老闆的人。」這位軍官回憶說:「於是我一夜沒睡,整晚在膝蓋上架著把該死的衝鋒槍,因為那兩個來訪者是『老闆』的人。」戴笠被他的下級稱為「老闆」。
另一個美國情報官在日佔區執行秘密任務時路過一個小村子,在當地的客棧下榻。他與客棧老闆一起喝著地方酒並成了朋友。於是這位美國人冒昧地建議他們去搜索所有顧客的行李。說到底,這難道不是客棧主人的「老闆」要他乾的嗎?後來,當他們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間後,美國人說他原以為這個小村子對於安置一個常駐的秘密警察特工來說太小了點。「多小沒關係」,據說那店主這樣回答,「在中國每個地方都有老闆的特工。」「外國人儘管勉強,但仍對他表示出敬畏,並經常發展成一種『恐戴症』。在戰時很多人相信每一個廚師、每一個跑堂都是戴笠的特工。」「在中國沒有一個村莊里沒有戴笠的間諜來彙報顛覆活動情況,這是該組織的榮耀。」
當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並不足以使戴笠贏得他所得意的對他的普遍恐懼。他在外國人和中國人眼裡的形象部分出於他殘酷的名聲。駐中國別動行政部門的頭目約翰·凱斯維科這麼形容戴笠:「沒文化,缺德,狡猾且能幹。從來是殺人不眨眼。一個真正的爆破者。」美國觀察家認為:「許多中國人悄悄傳說他用火車頭內燃爐燒烤的方法來懲罰叛徒,而且他操縱了關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營。」「在1927年上海的清洗中,據說戴笠把火車頭排列在一段岔道上,不停地往裡面的火爐加煤直到它們燒紅了為止,然後把捆綁著的囚犯們扔進爐內,一面拉響汽笛來掩蓋他們的慘叫聲。」有些中國人,如蔣介石的對手李宗仁,他們對戴笠「作為一個聰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時對他「笑里藏奸」感到震驚。儘管在他的組織里他偶爾會以漫不經心的樣子出現,但據說萬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紀律,他便殘酷無情地懲罰他。戴笠的批評者們因此向外國人指控戴笠應對許多文科教授和其他進步人士的監禁負責,同時把他形容為「中國的法西斯分子」。
亞洲的神秘人
儘管他最終喜歡施刑,殘酷本身卻並不是他那威懾力的關鍵所在。他雖然殺了很多人,但並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並不喜歡這麼做。他對殺手們下令行刺時,通常總是略與計劃保持距離。他無疑為自己能在遠距離外置他人於死地的權力有種變態的快感:死神既遙遠又近在咫尺。於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變得無法預測,於是在人們的眼裡變得更加奸詐危險。
他許多讓人費解的特點與他不讓人察覺他在場及保持隱姓埋名的奇妙能力有關,部分也與他不願被拍照有關。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別能刺激美國記者們的想像力,因為他完全符合他們把他當作現代的傅滿洲博士的形象。「著名的戴笠,因為他的傳奇使其成了惡魔、希姆萊和曾經流行的電影——《陰險的傅滿洲博士》里的壞人的混合物。」
戴笠被認為是經歷過戰爭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長什麼樣的中國人通常不這麼看。據說近四億五千四百萬的人從沒有見過他,也不知道他長什麼樣。他從不公開露面,也不讓記者採訪,而且幾乎從不讓人給他照相。《柯萊爾斯》雜誌管他叫作「亞洲的一個神秘人物」。
戴笠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員里,都很少有人認識他。他在受到一些人讚賞的同時,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懼怕。他「製造了這麼一個幻象,好像他只是一個名字而已,可能實際上並不存在」。
而且,他無疑總是力圖隱藏自己的蹤跡。「他的行動和衣著都不引人注目。他讓自己便於扮裝旅行,以便出現在一個鬥爭激烈的地帶接近他自己的人。」在二戰時期的重慶,他一個人住。「平常有一群衣著普通,且毫不引人注意而又在任何地方都圍繞著他的人。過路的人看見一個40來歲表情有力並帶職業模樣的人,似乎在獨行。但是在他近處的幾步以內,總有分散在人群中、步行謹慎的秘密警衛人員。當他坐車時,其他的車輛就尾隨在他的車身邊。」這個秘密警察的頭目故意隨意地往返移動於三個住處間:曾家岩151號的公館,上清寺康莊3號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館。
幾乎沒人知道戴笠準確的近況。他在中國到處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線和去處總是隱瞞著的。戴笠使用兩輛一模一樣的軍統汽車,這是為甩掉跟蹤者而配置的。一個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國人曾經告訴我:「他從來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從這一刻到那一刻將去哪兒,而且他在去任何一個地方之前,總是散播謠言。說他要去X地,然後他總是去了Y地。」在城市裡他的人總給人打電話說他上路了,他們知道這電話會被竊聽的;與此同時,戴笠去了另一個什麼地方。正因為有竊聽,所以他禁止他的辦公室在電話上為他安排約見。美國人發現,他們約見他的要求必須封在信封里,而且答覆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遞交的。為了安全的緣故,他在旅行時很少攜帶文件,而依靠自己出色的記憶力。戴笠收集大量的事實和細節,加以組合,然後訂出一個有效的行動計劃,他能一直高速工作。
他甚至能在別人的面前隱藏自己。記者愛潑斯坦回憶起在他去延安採訪共產黨之前國民黨為他召開的一次會議。會議由被美國人認為最受蔣信任的何應欽將軍主持,國民黨的日本情報專家王本勝也出席了,還有董顯光。只是在會議結束時愛潑斯坦才記得還有第四個人在場,他在屋子的後面幾乎沒被注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膚,鬍子拉茬,雖然不見得陰險,但在愛潑斯坦看來有副癩蛤蟆樣,他自然就是戴笠。深色的皮膚也是他給別人包括他後來的副手「瑪麗」留下的強烈印象。「他是個矮個、壯實的人,作為一個中國人來說,他的皮膚顯得較黑。他的某些面部特徵,如臉的長度及寬大突出的下巴,一點也不像中國人。他穿一套簡樸的無軍銜的中山裝,舉止有禮且有力。」
從外表上看戴笠在許多美國人眼裡與其說是中國人不如說是拉丁美洲人。他矮個子,壯實,深色的皮膚。他在戰時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馬靴,普通的藍制服,過時的歐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雙手。「它們奇怪但可愛」,一個美國人曾經這麼對我說。「它們還沒我的三根手指大。你見他坐在書桌前,穿著絲織的中國長袍,臉上掛著狡詐的微笑,突然出現了中國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這之前就以為他是一個殘酷的人,他此刻就顯得更加陰險。」
別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為這個特點而驕傲。他衣著的暗淡單調更增強了這一點,同時使他更能有意地隱姓埋名。夏天,戴笠總穿件土黃色衣服或者深藍或深灰色的派力斯中山裝。秋天他換一件馬褲尼的外套,冬天穿一件深黑色羊毛大衣。儘管他對個人的清潔非常講究,每穿一套乾淨的外衣時,總是在早晚都要洗澡,但他很少改變穿衣的風格或樣子。正因如此,儘管他經常大宴賓客——尤其在重慶,他在公館的馬殿或虎殿里的宴會在美國人中以其精緻的餐具、絕妙的咖啡和拿破崙白蘭地而聞名——但他的生活其實相當簡單。
比如在南京時,他以對自己的生活條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雞鵝巷53號的房子里用的是草織墊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楓林橋附近租的一座兩層樓房子也非常普通,跟當時他的那輛小斯特德貝克車一樣不起眼。雖然有人認為他發了大財,尤其發了戰爭橫財,但另外一些人認為他除了在與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從根本上對錢不感興趣。
一般人認為戴笠財產數額巨大,然而還是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稱為蔣介石政府無償工作,這使他的個人收入變得非常神秘。有人說他的收入來自與敵人的秘密交易。美國空軍飛行員曾說是來自鴉片,說他們曾從西面的成都起飛把水銀運往北方各省來換取鴉片,然後交給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蔣介石對任何與鴉片有關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對蔣和他的各項原則的忠實向來是無可指責的。
據梅甘主教記載,戴笠作為反走私機構的頭子(當時掛名在財政部下),他所處的地位使他極容易了解(並獲利於)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動。然而,對當時中國的情況信息十分靈通的梅甘認為,戴笠自己並沒有捲入任何這類活動。
一次次捉弄死亡的人
戴笠對機密和匿名的執迷使他的權力帶有另一個特點,那就是所謂的刀槍不入。《柯萊爾斯》雜誌那篇使他在美國傳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脫逮捕、定時炸彈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無懈可擊的說法很快就成為他個人傳奇的一部分。」
另一個美國作家曾描述戴笠怎樣「以其慣用的銷聲匿跡的方式」逃脫了159個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報道說他死於飛機失事時,他仍然可能在與死亡遊戲而不傷一根毫毛。「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敵人想逮住或殺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結果使他享有刀槍不入的傳奇式名聲。」
儘管戴笠孤僻詭秘,他仍在社會各階層有廣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數人對他有用,這些人包括老警衛隊的人,也有重要的軍官、銀行家、海外商人、上海黑幫和四川秘密社會的頭子們。他的朋友圈和職業關係包括程潛、湯恩伯、杜聿明、曾擴情、何浩若、貝淞蓀、伍仁碩、林可勝、杜月笙、黃金榮等人。他與四川幫會「袍哥」頭子田得勝、馮什竹、唐紹武和石孝先等也很熟。《蘇報》和《甲寅》周刊的主編章士釗也曾是他的好朋友。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戴笠認為佛教的自我修身能使人延年益壽。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國的紅衣主教田耕莘,法國在重慶的主教,還有中國天主教牧師于斌。正是通過於斌,戴笠才得以在河南陝甘邊界區的一個當地的天主教教堂里,開展起在軍事委員會西北站控制下的情報收集活動。兩個義大利神父雷鳴遠、雷振遠相繼為該教堂的頭目,而他們直接向軍統彙報情報。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則超出了簡單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劃分,尤其是在他取得名望之後。他後來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 、招待會女王陳雲裳、南京《救國日報》的頭目龔德柏及京劇演員言慧珠建立了關係。
在上海咖啡館社會的所有成員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經常陪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賭場。唐生明是唐生智的兄弟,他後來成了汪精衛傀儡政府的江蘇省保安司令。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對於這一點唐曾說:「戴笠是個奇怪的人,他簡直離不開女人的魅力。」也許這就是唐生明為什麼一定讓他的妻子徐來把電影明星胡蝶介紹給戴笠的原因。胡蝶後來在太平洋戰爭中成了這個特務頭子的情婦。為了不讓胡蝶感到孤單,戴笠後來讓她到舊金神父路唐氏兄弟那兒住。
戴笠所有的老搭檔都強調他們的頭目具有極強的記憶力和旺盛的精力。據說,他能夠幾天幾夜不睡覺而一點兒也不顯得累。而且即使累了,他也能立刻察覺出一個局勢或一個人的動向,然後設法來充分利用局勢。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況下對這位秘密警察頭子隱瞞真相都是徒勞,因為他總能戳穿騙局。而且,他斬釘截鐵的領導作風和雍容大度的氣量,一再證明了他的果斷、左右局勢的能力和才幹。「他在中國傳統禮節上一點不浪費時間……相反,他非常直接果斷……他提出的關於地方狀況的問題非常尖銳,而且他以軍事方式撮合事情辦成……許多次他回答問題簡單到了一個堅定的『是』或『不』。」
國民黨將軍胡宗南用這樣的話概括戴笠的個性:「雨農,這位自負為孫悟空的人,認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來,幾乎沒有過不去的難關。他最大的長處是深諳人情世故,最大的缺點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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