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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清詩作品較之前人毫不遜色

文/劉利俠

對清詩的價值認同,在學術界經歷了一番波折。自清代王國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標舉唐詩,之後便有了三唐之後無詩的定論。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不僅將清代文藝的價值徹底否定,並且特別指出:「其文學,以言夫詩,真可謂衰落已極。」[?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01. ]清代學者的自我否定,為後世對清詩的評價定下了基調。之後,又有過魯迅「好詩被唐人做盡」,聞一多「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上也就完了」的論斷,使清詩的被冷落成為必然。新文化運動對舊體詩的責難自然無可厚非,其不利的影響卻一直延續了半個世紀。1983年,蘇州大學召開了首屆清詩討論會,是新時期第一次對清詩認識價值的反思和糾正。這次名家雲集的學術盛會,是當代清詩研究的重大轉折,開創了清詩研究的新局面。在這次會議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對清詩歷史地位的重新審視,並且得出以下結論:

一、從數量而言,清詩作家的眾多和作品的豐富遠遠超過唐宋;

二、從作品質量上說,許多名家、大家的優秀作品,較之前人不僅毫不遜色,而且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和超越;

三、清代詩歌根植於特定的歷史環境之中,其反映的思想內容是新鮮而獨特的;

四、在藝術形式上,清代詩歌流派之多,詩學研究之深,亦非前代可以相比的;

五、從歷史地位來看,清詩是對中國古典詩歌的完美終結。

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清詩作品較之前人毫不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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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以來,清詩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包括清詩選本、別集的出版,文獻資料的彙編,幾本重要的清詩史的問世,都使我們深切感受到前輩學者為之付出的努力。然而,正如嚴迪昌在《清詩史》緒論之一中所說:「從整體看,該領域的開掘和研究是滯緩的。無論其涉及的廣度抑是深度,均與中國詩史的這一不可或缺的組合部分極不相稱。」[?嚴迪昌.清詩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1.]在近三十年里,每一時期雖不乏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清詩研究專著問世,但「近年新出的幾種文學史中,清詩所佔的分量和論述,並沒有很大改觀」[?王飈.清詩歷史地位再評議[J].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1.]。這說明,對於清詩文學價值的認識和發掘,依然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後輩學人付出加倍的努力。

詩歌是數千年來無數文人騷客創作的首選,其博大精深之處,更是難以想像。就詩歌形式而言,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有古體、近體,有樂府、律詩、絕句,可謂異彩紛呈。就詩歌題材來說,有詠物詩、詠史詩、宮怨詩、應制詩、邊塞詩、貶謫詩等等,更是不勝枚舉。此外,又有風格、流派的不同,還有官宦台閣、文人士子,以及布衣平民、遺民隱士等不同的創作群體獨特的審美體驗與藝術追求。胡行之在《中國文學史講話》中說:「所謂歷來中國傳統文學的各種,都復興於清朝,把它重現,把它做個總結束。」[?胡行之.中國文學史講話[M].上海:光華書局,1932.]有清一代,作家數以萬計,詩歌數量更是難以想像,對清詩「復興」與「總結」的文學史意義的探究與闡釋,是一個龐大而艱巨的工程,絕非數人之力能夠完成,也並非區區幾部數十萬字的論著能夠盡言。在此情況下,將選題專門化、細緻化是可行和必要的。選取一個文學現象,或者一個角度,或者某一個詩歌樣式、某一種題材、某一個流派、某一種風格進行研究,在廣泛了解其在清代的發展狀況之後,展開與其他歷史時期的縱向比較,融入詩學理論和審美文化的研究,得出具有文學史意義的結論,這是一種研究清詩的新思路。

本書選題「清初詠物詩研究」是對清詩的分題材斷代研究,旨在探討詠物詩這一詩體在清代初期的發展及其對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創新。

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清詩作品較之前人毫不遜色


蔣寅在《清代文學論稿》中說:「清代文學的歷史分期較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困難,難點在於清代二百多年的歷史上橫跨著一個比附政治史上的『近代』概念而生的『近代文學』概念。」[?蔣寅.清代文學論稿[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6-7.]清代橫跨「古代」與「近代」兩個不同概念的歷史時期,又是農業文明向工業化轉型的重要時期。新舊、中西文化的相互干擾造成了清代文學現象的複雜化,給清詩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難度。清詩的分期,學術界主張四期者居多,只是對各期的斷限稍有分歧。清代學者楊希閔在《詩榷》中的劃分方法為:清初至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中至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中至道光末(1850)及咸豐以後。[?蔣寅.清代文學論稿[M].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8.]本書在此基礎上,將清初從順治至康熙三十年的時段稍作後延,主要為了保證對一些重要詩人的創作進行較為完整的研究。此外,康熙四十五年編選的《佩文齋詠物詩選》,是詠物詩史上的重大事件,作為詠物詩的重要專集也不得不察。所以,本書選取順治至康熙中後期六十餘年的詩歌為研究對象。這一時期,遠離「近代」西方與工業化思潮的影響,保留了較為純粹的農耕社會的文化積累,不論是文人的思想還是藝術表現方法,都表現出較強的民族性和傳統性。而且,這一時期是社會動蕩趨於穩定的關鍵時期,也是亂世文學向治世文學逐漸過渡的時期。詩人群體構成極為複雜,遺民、貳臣和新進士人共享著同一片天空,道德、慾望和人性相糾纏,悲憤、愧恥和希望相交織。這些,使得詩歌表現出一種既慷慨悲壯又沉鬱哀婉的深刻與厚重,具有較強的文學和藝術價值。與此同時,生活在這一複雜惡劣的政治環境下的知識分子,面臨著社會動亂、民族敗亡的雙重災難,承擔著生存與道德的雙重責難,他們的抉擇和體驗,是對民族性格和中國傳統的文人精神最生動的詮釋和考驗。

詠物詩是我國最古老並且蘊含著豐厚文化底蘊的詩歌樣式。傳說中葛天氏的《玄鳥》、黃帝的《雲門》和虞舜的《南風》,都已頗具詠物詩的風味。自原始歌謠始,詠物詩便根植於中國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萌發、生長,最終枝繁葉茂,成為古典詩歌中的一棵參天大樹。詠物詩的內容極為豐富,宏觀來說,一些山水詩、詠史詩和題畫詩,都可包含在詠物詩之列,並且,詠物是中國詩歌「賦、比、興」手法最突出的體現,也是中國古典文學含蓄、蘊藉的藝術美的典範。詠物詩作為中國古代抒情詩的一大類,具有特殊的研究價值。

「詠物」作為一種抒情手段,是詩情和技巧的完美結合。詠物詩的繁榮,離不開詩歌藝術技巧的成熟和文人士子詩情的高漲。清代是中國古代詩歌的最後階段,也是幾千年深厚的文學創作積澱最後勃發的時期。清初的幾十年,社會動蕩,知識分子所經歷的政治的、道德的、人格的和身體的各種考驗,使得埋藏在內心深處的正義之心、民族意識和悲憫情懷被喚醒。這些深厚的情感,融合了現實的巨大痛苦和強烈的人生挫敗感,構織成這一時期抒情文學蕩氣迴腸的主旋律。或畏於清政府的政治恐怖,或礙於繁密的文化禁錮,清初詩人習慣於用一種曲折隱晦的方式書寫自己內心激蕩的情感。他們或以花落之景遙寄故國之思,或以良禽香草喻己之忠貞,或借舊物古迹抒寫一種感時傷亂的情懷。那些為形勢所迫,失節仕清的文人,由於多了一層道德的負累,其內心的諸多幽怨更需婉轉道出。於是,詠物成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抒情方式。而隨著社會的穩定,成長於清初的一批文人步入仕途,並且在詩歌領域取得了主導的地位。這時,亂世文學的氣氛逐漸消退,一種承平的盛世氣象展露出來。然而,文字獄、禁書令等獨斷而恐怖的文化政策,嚴重束縛了知識分子的思維和創作。出於對惡劣的政治與文化環境的適應,詩歌的現實性與抒情性也隨之減弱。以臨摹物態來展現才情,達到怡情遣性目的的詠物詩也成為文人風尚。還有圍繞詩歌的審美趣味而展開討論的「神韻說」「格調說」「性靈說」「肌理說」,都與詠物詩的美學內涵的發掘相關。這種風氣,貫穿清統治的整個歷史時期。由此可知,詠物詩是清詩重要的組成部分,不僅能夠代表清詩所取得的成就,而且集中體現了清代獨特的時代精神、文化風貌。清代在詠物詩創作和詩歌理論研究上所取得的豐碩成果,不僅是對古代詠物詩最完美的終結,更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包容與自信,為我們提供了傳承文化傳統的精神典範。

本書選取清初詠物詩進行集中討論,從詠物詩這一傳統而又特殊的視角,揭示清初詩歌的獨特風貌,體察清初文人沉痛而複雜的心靈。這不僅在清詩研究中顯得極為必要,而且對於詠物詩來說,更是對其文學表現力和藝術價值的重大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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