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晚年口述實錄
我始終是一個不及格的說明員
我十五歲就離開了家鄉，到本地的破爛軍隊裡面當一個小兵，前前後後轉了五六年，大概屈原作品中提到的沅水流域，我差不多都來來去去經過不知道多少次，屈原還沒有到的地方，大概我也到過了，那就是鄉下。所以我對沅水的鄉情，感情是很深的。後來有機會到北京去學習的時候呢，能夠寫的多半也就是寫家鄉的事情。
我對家鄉新的事情知道得還是少，比較少，知道的還是過去的。關於比較下層的生活，划船的船夫、縴手，小碼頭上的人士我比較熟悉。但是我的寫作應該說是失敗了，前前後後寫了三十年。我的思想比較落後，也許是嚴重落後吧!所以到了解放以後我就離開了寫作，又不能做空頭作家呀!因為沒有生活，思想又比較保守，一下子適應不來了，就轉到歷史博物館工作。
當時歷史博物館大約有十三個教授級的，我們在一塊。我清清楚楚記得，大家談到學習時都坐下來學習，我一天就泡在陳列館，什麼原因呢?因為我對文物沒有一點知識，有興趣沒知識，我只覺得這個東西應當好好地學。因此有個很好的機會，每一次歷史博物館的展覽，我都要參加，從開始展覽一直到關門，我都參加。什麼輝縣的，鄭州二里崗的展覽，安陽展覽，麥積山的，炳靈寺的展覽，楚文物展覽，全國文物展覽，我都參加了。特別是敦煌藝術展覽，我呆得特別久，差不多前後一年。我的基本常識就這麼點兒。所以剛才講我是專家，絕對不能相信的。我始終是一個不及格的說明員，主要原因就是東西越來越多，來不及了，人也老了，所以到了快八十歲了，又轉業了，轉到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怎麼是歷史所呢?我歷史又沒有底子，我主要是文物的常識，所以到這裡很顯然也做不出什麼東西。但是得到領導和各方面的支持，才起始，把六四年著手的、一本通俗性的、關於服裝發展同衍進的圖錄，得到大家的幫忙，特別是在坐的大家都知道的王▲同志的幫忙，才勉強完成。
這幾十年社會變化太大，這個工作遠遠配不上我們的要求，遠遠地落後。再一個原因，我是一九二八年就混到大學教學這一行，教散文——那也是騙人了——教散文習作，一直到解放我才離開學校。離開學校以後，我就直接到歷史博物館，名分上是做研究員，實際上我是甘心情願做說明員。
我深深覺得這幾十年生命沒有白過，就是做說明員。因為說明員，就具體要知識了，一到上面去，任何陳列室，我就曾一點不知道，什麼仰天湖的竹簡，二里崗的新的黑色陶器。我也有機會跑北京最著名的琉璃廠，我記得是三反五反的時候，參加三反五反關於古董業的問題清點。當時北京有正式掛牌的一百二十八個古董鋪，我大約前四十天就看了八十多個古董鋪，就是珠寶、皮毛我沒有資格看，其他的關於雜文物類的東西我幾乎都看到了。這個時候我長了不少的常識，我就總覺得——我有那麼一個偏見吧，就是要理解文物文化史的問題，恐怕要重新來，重新著手，按照舊的方式，以文獻為主來研究文化史，恐怕能做的很有限。放下這個東西，從文物制度來搞問題，可搞的恐怕就特別多了。
談談我到美國得到的印象
這個地方——美國，總的來說思想是相當混亂，在學校這些方面迷信錢啊，簡直是無以復加了!館子里到處貼了恭喜發財，到處都畫著錢的樣子，這就是唯錢是問。但是僅限於錢也不一定，研究還是相當出色的。
我就想知道他們研究的博士論文寫什麼，本來更詳細地了解應當去國會圖書館去看材料。研究中國文化，不一定有中文系，但都有一個東亞文化系，照例有一個中文專業。
他們做的論文照例都有一些很奇怪的，比如前不久到北京開中美史學會的人——我有機會參加啦，就聽到副秘書長談到，他們的論文啊，沒法子稱讚，沒法子對話。比如說「《金瓶梅》同荀子的關係」，這個太荒謬了，這題目還是向中國方面提出來的，中國專家沒法子對手，就好像打拳用另外一種方法打。還有人問我，他想研究「袁中郎」，我說我不懂沒辦法。
博士論文還是很莊嚴的，外國人對博士論文還是滿尊重的，他要有一個博士論文才能當教授，這個學位還是挺重要的。也有人做杜甫《秋行巴蜀》做了多少年。
有些東西我們是不可想像的，認真是認真，搞材料也很方便。讀書那兒的條件是太好了，一個不是研究生的在看書，有那麼大的一個位子，都有微型的看書的放大鏡，燈，還有打字機，要複印什麼材料，外面的廊子上有很多複印機，投個五分的▲兒，書擺在上面立刻就印出來了，要多少材料有多少材料。所以我去了。
他們把我當一個作家看的，其實我這個落後作家早就沒有資格了，承蒙他們的好意，也還有專門研究我的。我的很多文章他們都知道，不但知道，還知道是哪年哪月的，不是他知道，是圖書館知道。圖書館的不一定是入了名人錄的，不一定是名人。知名人士和比較知名的，按照他的習慣，都很詳細入他哪年做什麼，哪年做什麼。所以他們講笑話，錢偉長出去，人家知道他哪年寫檢討。所以人家要問到我，我也同樣不知道，但是他們知道。所以很多外國朋友、中國朋友充滿了好意，一定要我談寫作，我說這個我沒有資格說話，只能夠說二十年代我怎麼初學慣用筆，到三十年代這一段的社會背景和它的文學運動的情況。
儘管談這個，我還要爭取時間，達到我另外一個目標。所以幸好我還帶來一些服裝的幻燈片和另外一個專題的幻燈片。談一談，他們倒相當有興趣，完全出於他們的意外，有些問題太新了，他們是按著規矩——因為別人都是用轉手材料談中國問題，所以隔得很遠。
也有學考古的，都有考古系。他們的材料太少了，哈佛大學的中國東西算是最多的，我看了一個外國人捐的古玉，那就可觀了，恐怕科學院，故宮啦都不及了。
但是也有很多可笑的地方，有一個民俗博物館，他把最好的長沙出土的那塊▲床——國內沒有了——放到幹了，擺在那裡，怪可憐地油漆了，再加上一些不相干的戰國罈子罐子，他弄不清楚這個東西，從這個陳列法就看出他沒有發言權。特別可笑的是他把商朝的玉魚——玉雕的魚可以做切割工具用的，上面有個眼兒，他把它用塑料絲懸掛起了，叮叮噹噹的，讓人又擔心又難過，完全不解決問題。證明他們一般情況，特別是民俗部分，東西是應有盡有，但是不行，談到研究他們好像也不懂。這些有待於我們中國怎樣更大量地把這些材料整理，想法子印出來。
教中國文學的也碰到這個問題，研究明清小說，「三言二拍」，也做博士論文，《紅樓夢》有，陳獨秀有……再上去的古代的沒有。但它有一個好處，圖書館好，這是太值得我們學習了。陳列方面，看書的便利不能夠設想，一個人吃飯也可以看書，看書的條件實在太好了。
美國一面又重視錢財，一面又尊重知識，沒有中國人那麼多忌諱，當然政治情況不同啦!但是也麻煩。目前科技方面有好多成果，但情緒方面，某些方面的不安的情緒，是失業。反映到讀書人身上更容易見出來，資本家方面不消說。但是他的學校在社會上雖然有充分的自由，但還是在學校的圈裡。他特別的現象很奇怪，很不如中國。比如說每個人到六十五歲都要退休，退休也慘，沒幾個錢。現在有的就像楊振寧他們，吳健雄，還有我的一些朋友，都是第一流的科學人才，一年也就五萬美金，也是自己開車，自己做飯，生活都是平等化了。
還有一個問題很有趣味，就是為什麼博物館的東西，收藏那麼多中國的書啊，整理得真好，你到博物館的圖書室里就感覺到，我們哪年哪月能夠做到啊!這不是錢的問題，基本上都把書處理好，任何一個像我們都不大知道的雜誌，他都整理研究的。放到那裡，你複印東西五分錢一張。
——以上摘自在湖南省博物館的講演
文學方面我沒有資格
談到文學方面，我沒有資格說，我只能來學習，這次我有機會出來，是先到廣州，再到長沙，主要還是學習。至於文學方面我沒有資格，事實上沒有發言權，已經隔了三十年。我在解放以後，就轉到歷史博物館，離開了學校，離開了創作界、文學界。
說到文學了，我就隨便談談吧。我的書呢，五三年就燒掉了，再加上這多少年的變化，我在這個文學方面是絕對沒有發言權的，絕對沒有發言權。
過去的呢，我當時動筆寫作，我只想做一個好像打前哨的，小哨兵樣子，來做些試探，探路子。路子通，大家都可以走上去，分頭並進，可以共同形成一個效果吧。因為當時我離開家鄉時，我的本錢就是小學畢業，資格就是小學畢業。所以大家知道我不能夠考進北京大學。那麼，我沒有別的能力，我非要靠著這一隻手撐著活下去，願望儘管好像很偉大，工作能力很低。
到北京充滿了幻想，總是以為最不得意可以去賣報哇，可以活下來。可又不能賣報，各個地方都有規矩嘛，像這麼一個鄉巴佬出去，說話人家都搞不懂，搞不清楚的，怎麼能賣報呢?再不成去討飯吧，那更難了，北京討飯非常之嚴格，大都市有規矩，每個街道都有一個討飯的頭頭，手裡拿個棒棒。我到歷史博物館後還專門買這麼一個收藏。
但是呢，真是奇蹟啊，居然能夠活下來，活下來靠什麼呢，就是在軍隊裡頭什麼苦都吃過，說一切不在乎。餓還是餓的，沒有飯吃就沒有飯吃，飢一頓餓一頓是很平常的。當然啦純粹靠節食恐怕是抵不過消化這東西的。幸好我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農業大學這四個大學很快就結識了一些朋友，這些朋友都是在讀書的，都是搞文學的，有的搞政治的，知識啊常識啊都比我豐富；大概勇氣呢，我妄想沒有我的多。
一到吃飯困難餓得受不了的時候，我就到那裡去解決問題。農業大學在當時也很奇怪，就是好像是個家庭制的，有農場，學生可以分白菜，每個月每個人可以分得大量的幾百斤白菜，學這個園藝的；學家禽畜牧的可以分雞蛋。所以我一到困難的時候，就到那裡吃飯去。
「三·一八」的時候，我也跟他們搖旗吶喊啦，跟在前面走，拿一個小旗子，散傳單，我也不懂傳單內容，到東交民巷口都不能進去，只能遠遠的拿著傳單向裡邊撒，就是說那時候沒有結果。
我慢慢地來寫作，大概是在二二年。其實我連標點符號都不知道，要做作家?根本不是的，不是這麼打算的，不敢這麼設想，只是說萬一有一天我的作品能夠在報的尾巴上發表了，那我就興奮極了，就是天賜的恩惠了。
我頭一次發表大概是在一九二四年左右，都兩年多了；在什麼地方，在《晨報副刊》個小的角落裡面，是小孩子的作品裡面；得到多少錢呢，得到七毛錢，那是書券，大概是比當時抄稿子還要低一點。因為抄稿子當時是一塊錢一千字，我那個大概不值一千字，得了七毛錢的書券。但是對我說來，是一生的影響大，覺得有出路了。我的新的文章，作品，能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簡直是高興得不能設想了，真是做了王爺了，太高興了。
但是我曉得我隔得太遠，我的作品隔得太遠，從任何角度出發看，都是很幼稚的，非常之幼稚的。
剛才聽到什麼同志講呢，講嚴文井寫篇文章，談到我，提到有天我幫他改文章的事，我總是要寫得太快，改三次。其實我的那個文章，我還覺得最有趣味的，大家經常提到我的一個不成熟的《邊城》小說——那是一九三三年秋天，那時候巴金正住在我家裡，跟我住在一塊，我剛結婚，他一個月就先把《雪》那個長篇寫出來了，我那時候其實寫《邊城》都是到院子裡面寫，他到我書房裡面寫，我寫半年才寫完，他一下寫十萬字，十二萬字——我半年中間才寫六萬字。一方面也可以說我不善於寫中篇，另一方面，我總是有那麼一個認識，就是說寫得好的恐怕不在字數多少。你要達到效果，明白它的效果，你明白文字的效果，又明白它的內容什麼樣子能夠產生效果來，恐怕有幾萬字還是能夠的了。
一直到好像大家都稱我為作家的時候，我實際自己慚愧得很，我從來沒有想到過當作家，從來沒感到過我是作家。我生平也沒參加過公開講演，從來沒參加過，公開的集會我也很少參加。只有一次，「一二·九」的這些學生，北京各方面的負責人，他們在清華大學、燕京大學開了一個歡迎我們的會的時候，我是參加了那麼一次。所以我寫了那麼多，好像我熟了那麼多的人，實際上我對文壇的問題是完全隔膜的。
到了作家要排隊的時候我就不大習慣了
我是關到房門裡面來寫，讀書。到了學校以後就根本不同了，一天到晚談的短篇小說，寫的是，教人家的是，幫人家改的是，整個是成天滾到短篇小說裡頭了。再呢，就是給我有個機會，能夠活下去以後繼續學習的機會。
但是當時毛病也看出來了。就是在這個時候，快到三十年代，文學革命轉到革命文學。因為轉到了實際問題來了。另外我還知道文學革命是什麼：自由寫作，自己找出路，各自打天下；還有好處，在當時，可以說不管你李大釗先生也好，陳獨秀先生也好，胡適之先生也好，魯迅先生也好，那麼多沒有說是哪個第一，先排隊的。縱然他是第一，上帝也不指定這個，沒有人能指定這個，每個人一起始都是開步走，這個我認為好，能夠鼓勵年輕人朋友，不作興哪個在先，這是對我們後來的發展情況說，不同的一點，這也許在我思想上是個包袱，到了作家要排隊的時候我就不大習慣了。我總覺得寫嘛，是個職務，是個義務，不是個權力。這個寫得好么，是必然的。寫得好，寫十年八年二十年，寫幾篇像樣的文章，那是應當的。寫得不好是你活該不中用的，你努力不夠的。這是我的想法。我總是有這麼一個還是鄉巴佬的想法，沒有近代化的這種。
大家講我有天生啊，那是天知道，絕對沒有。我是相當蠢笨的一個人，我就是有耐煩，耐煩改。特別是改，這改大家不能一下想像，有朋友寫道——巴金什麼的說我「最耐煩改了」，因為我改來去，改來改去我文字就通順了。
那個時候我最抵抗這個批評家，我總覺得一個作家到某種程度，他自己是最細微的批評家，少少的一句話，一個標點，都非常之掂斤播兩地在那裡考慮。前後幾萬字，觀察上哎，這個地方同前頭有點矛盾，性格上或者他都考慮到，一個細心的作者。但這是從我們這些比較低能的學習者而言吧。有些聰明朋友那不是這樣，聰明朋友像老舍、巴金他們，稿子燒掉以後他都能夠複寫一篇。我要假定被燒掉以後，大家問我，沒目錄我都不知道了。為什麼呢，我是慢慢的湊攏來的，慢慢地湊呀!湊攏來的看起來好像很舒服，實際上很費功夫。
他們講到我是多產作家，這在當時是批評多於褒獎，都是開玩笑的說法。你沒有別的嘛，就是大量生產。他們不知道那個時候，我是完全當作學習來寫的，學習過程總覺得是寫來寫去。這多呢，不是因為要露面的，那麼這樣子試完再這樣子試，完全是個學習過程。但是這個社會變化太快，我原來是想學五十年，我也許有機會拿這個作品面對社會，但這個社會變化得太快了，不到三十年就變了，我是真正沒有發言權啦。所以就不能不改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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