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鋒：歐洲正失去社會流動的階梯

原標題：姜鋒：歐洲正失去社會流動的階梯

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人用「疊加危機」形容歐洲的局勢，這些危機疊加合成的結果就是政治危機，導致歐盟國家傳統政黨紛紛從權力舞台中央坍塌下來。筆者不久前撰文，提到歐洲中產階層從社會穩定的基礎變成不穩定因素，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事實上，歐洲傳統政治難以應對社會現實的內外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在於財富分配不均和中產階層角色轉變，還有教育的社會功能異化、精英設定的價值體系遭到挑戰等等。

教育門檻改變歐洲制度模樣

歐洲國家教育正失去社會流動階梯的功能，變成大眾難以逾越的門檻、精英獨享社會權力的專屬區、社會分裂的凝固劑。

歷史上看，歐洲社會圍繞權力分配，即誰有資格享有權力成為統治階層，大致有過三個門檻：先是血統門檻，以確保貴族獨享權力和統治地位;之後是財富門檻，以保障新興的資產階級分享權力;再後是教育門檻，使形式上受過高等教育的階層成為國家和社會各領域的權力精英，儘可能把沒受過高等教育的民眾擋在權力大門之外。

可以說，以學歷為表現形式的教育門檻總和並代替了血統和財富門檻，至今保持著分配社會權力的關鍵標準。與前兩個門檻不同，教育門檻擴大了社會選擇的範圍，把以往血統和財富門檻隱含其中，形式上顯示出更多民主特性，賦予了教育作為社會選擇工具的合理性。

但現實中，不是所有受教育者都能逾越教育門檻，只有受過精英階層通過各類行政措施和排名確定的精英教育才有機會，血統和財富人群依舊是少數精英教育的主體，只有一些滿足精英需求的社會中低層個體被容納和補充進來，大眾則被淘汰出這個精心設計的「產業鏈」，成為服務權力精英的一般腦力和體力勞動者。

數據顯示，上世紀60年代德國聯邦議會議員受過高等教育的不到全部議員的一半，其中不乏工人、農民議員。現如今，聯邦議員幾乎全部接受過高等教育。教育門檻在容納血統和財富門檻後，成為現今歐洲社會選擇的綜合關卡，把精英和大眾分割為上下兩個階層，上邊是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經濟精英的聯合體，下邊是大眾。按照傳統制度的分工，主要由議會政府組成的政治精英代表人民，由媒體和教育構成的知識精英教育人民。

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融合導致技術主義盛行，政治決策被拖延在煩瑣的技術程序中，由知識精英組成的各類專業委員會登堂入室影響著政治過程，形式上由議會和政府做出的決定實質上被「外包」給「外腦」，傳統的議會民主制度在行政和行政外包中縮水，民眾被排除在外。

有學者指出，經合組織基於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教育排名和報告，比民選產生的各國政府威力還大，左右著各國教育政策，使教育成為經濟的勞動力供應商和社會競爭的工具。歐盟更是各種專業委員會和專家小組林立，其決策機制被普遍認為缺乏議會監督，主要由政府和行政精英運作。隨著布魯塞爾官僚體系不斷強化對各成員國政府和民眾的影響，民眾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感覺自己在「高高在上」的政治精英面前成了「看不見的」存在。

可以說，今日泛歐洲之民主制度已失去原有模樣，變成一個讓許多民眾恐懼厭煩的龐然大物，以反歐、厭歐起家的民粹主義政黨正是迎合這種民眾訴求，原本「代表人民」的政治精英被「民粹主義」攻擊為「人民的叛徒」，肩負「教育人民」任務的媒體被稱為「謊言宣傳」。從這種意義上說，被精英階層稱之為民粹主義的運動是歐洲傳統政治變化和民眾不滿的結果，不是原因。

傳統價值體系遭到內外衝擊

除了教育門檻，另一導致歐洲傳統政治危機的變化，是自由主義思潮不斷滲透並形成普遍反權威的意識形態，瓦解了歐洲傳統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大眾基礎，傳統政黨依靠的大眾日趨小眾化，小眾不斷碎片化。「全民黨」漸漸無力回應社會深度碎片化時代的多重要求和期待。

上世紀60年代後期，歐洲爆發被冠名為「學生運動」的教育和思想革命，思想政治和社會生活各領域都要反權威、反傳統、反制度。「平等」「自由」和「民主」被奉為判斷是非、真假、優劣的道德標準，甚至被詮釋為歐洲自古就有的傳統，也是放之全球而皆準的普世價值。在那場運動中，「批判」被推到崇高位置，不僅被當作方法，還被認定為絕對真理和價值本身。精英既是批判者，也是價值判斷者。

在國際上，深懷價值自信的歐洲精英成了全球道德問題的教育者和裁判員，到處都有來自歐洲的批評、譴責。但不斷批評別人的歐洲，有著它自己難以逾越的矛盾。比如，德國魏瑪是歐洲文化大家歌德、席勒生活工作的地方，曾被確立為1999年的歐洲文化之都，展現著歐洲文明的燦爛，但就在魏瑪近郊，矗立著當年納粹建立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昭示著那段陰暗歷史。以殘酷反證文明，這是歐洲思想精英們難以逾越的一個矛盾。

美國總統特朗普隔空對法國總統馬克龍喊的那句「你們當時在學德語了」，杵到了歐洲很多國家的痛處。歐洲從道義制高點上構建價值共同體的路徑充滿矛盾和糾結。對兩次世界大戰的反思還遠沒在歐洲各國發生，至今的紀念活動還停留在儀式的重複，著力發掘戰爭中的人性和英雄精神。讓戰爭來體現人性，這本身就充滿荒誕。

在歐洲社會內部，精英們設定的先驗價值在現實面前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歐洲民眾越來越發現，所謂的輿論自由實際是精英們控制的媒體發表輿論的自由。「誰上台都一樣，我們都要交更多的稅，社會負擔更大，夠了!」這是近來參加法國「黃背心」示威運動的年輕人表達的憤怒。這已是整個社會關係出了問題，導致上層精英失去社會感受，中下層民眾在焦慮和不安中反抗。

難以應對社會關係多重變化

綜合來看，戰後歐洲社會關係發生了深刻變化：

經濟增長使人們財富增多，但自由主義全球化造成財富分配不均;教育門檻使社會權力向精英積聚，社會中底層因無法有效參與政治而不安、不滿;民眾知識層次普遍提高，信息獨立能力和意識增強，傳統政治和知識精英壟斷政治與信息資源的能力、程度極大減弱;隨著自由主義思想高度滲透，每個個體都成為具有製造、評判和傳播信息能力的基本政治單元，在競選政治中受到黨派「賄賂性」追逐，傳統政治失去往昔的尊嚴、權威和支撐;自由主義全球化極大削弱了歐洲各國政府治理國家的宏觀戰略能力，使其無力應對現實變化和民眾不滿;互聯網加速和提升了自由化程度，也進一步瓦解了精英階層對知識、信息和思想的壟斷。

這些都改變了政治生活的模式和結果，加速了歐洲傳統政治的崩潰。(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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