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改開成功不是必然的，取決於正確的選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范勇鵬】

作為改革開放的同齡人，改革開放首先是一種切身的體驗，比如對食物的心態。回憶起少年時期，吃不飽是一個深刻的印象，我家是城市居民，按糧本供應糧食，基本夠吃，但是長期饞肉饞蛋。

20年後，我出國學習，雖然感覺歐洲乾淨、精緻，但已經沒有感覺我們有什麼實質性差距了。讓我很唏噓的一件事是，在國際會議上，看到來自俄羅斯東歐地區的學者，吃自助餐時他們的眼睛放光。要知道，他們曾經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我們是第三世界。看起來我們的生存狀態調了個，俄羅斯和東歐走了一條和我們相反的道路。

對食物的態度，很可以反映一個人的物質生活狀態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自信感。這種態度的變化，中間就隔著一個成功的改革開放。

個人體驗變化的背後，是宏觀面貌的滄海桑田。

1978年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33.5倍，年平均增長率為9.5%。

同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22.8倍，年均增長率達8.5%。而美國同期工人實際工資幾乎沒有增長。

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今年中國也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

鋼產量，曾經被視為判斷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一個指標。我們一度為了鋼走了彎路，也長年被鋼卡了脖子。改革開放前夕，鄧小平曾這麼問：「28年只搞了2300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

今天呢？5、6年前就流行這麼一個段子：

世界鋼產量

第一名，中國（不含河北）

第二名，中國河北（不含唐山）

第三名，唐山（不包括隱瞞產量）

第四五六七八，日美印俄韓

我們再來看看統計數字：

2018年10月粗鋼產量

中國8260萬噸

印度880萬噸

日本860萬噸

美國760萬噸

從這個數字就能看出，什麼叫數量級的差距。

我個人的親身經歷和這些誰都能看懂的數字告訴我們，改革開放怎樣改變了中國。我們走對了路。

如何評價改革開放及其成功的原因，國際國內有很多說法，有各種版本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理論，很多人都在認真探索成功秘訣。

但是也一直有人不看好中國發展道路，從80、90年代以來，世界上就有一些人不斷地講中國失敗論、崩潰論，甚至還有人給出準確的時間表，說某年中國就要崩潰。

西方媒體「那些年一起追過的」崩潰論

結果，這些人不斷地被打臉。但是打了臉，他們也不介意，還會繼續講，後來時間久了，我發現他們其實也未必相信中國會崩潰。所謂中國崩潰論，已經變成了一門生意，養活了不少人。批評中國也變成了一種「政治正確」。進一步講，這些中國崩潰論者，其實最不希望中國崩潰，否則他們還得重新找飯轍。

中國不斷走向成功，西方人心裡酸是正常的。比如經常被美國特朗普總統批評「假新聞」的《紐約時報》最近發了一個專題——The Land That Failed to Fail。

failed to fail，大意就是中國早就該失敗了，怎麼還沒有失敗？

下圖是專題中的一篇文章，「西方人確信中國那套不行，坐等他失敗就行。可是西方還在等」。

我認為，西方可能等不到這一天了，不過就讓他們繼續等著吧。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保持著歷史文化沒有中斷的文明。中國最不怕的就是等。

這是網友的調侃，不能當嚴謹歷史來看，但也大體是事實。習總書記在故宮和特朗普對話時說，「中國的文化是沒有斷流傳承下來的」，「中國五千年的文明走到今天，找到了一條正確的路，這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我們會堅定不移走下去。」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中國和德國這樣的國家，失敗了還是中國和德國，美國和蘇聯這樣的國家，失敗了就沒了。老先生話音未落，蘇聯就沒了。不過蘇聯的失敗也不是必然的，很大程度上是被別人「忽悠瘸」了。這種被忽悠失敗的國家有不少。中國改革開放能夠成功，很重要的一個前提就是我們沒有被忽悠。

我們沒有失敗，那麼問題來了，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怎麼成功的？

我是個政治學者，對於經濟、科技等方面沒有評論能力。但是從政治角度看，改革開放的成功有兩個層面的因素。

第一個層面，中國為什麼可以成功地開啟改革開放？我認為一是在新中國前30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使改革開放有了起跳板。二是中國抓住了難得的歷史時機，作出明智的戰略選擇，果斷地開始改革開放。

第二個層面，做出改革開放抉擇之後，什麼因素使得改革開放取得了今天的成功？那個時候進行改革的國家有很多，不少失敗了，其他的也沒有能夠取得能與中國相比的成就，為何中國會成功？這裡又分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的制度優勢。二是正確的政策。

一、中國為什麼能夠成功開啟改革開放

對於改革開放前30年與40年的關係，在網路和公共輿論空間有兩種比較常見的看法，一種是割裂論，還有一種是接軌論。

事實是怎樣呢？王紹光教授在我們推出的《東方學刊》雜誌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奠基與延續」，他認為新中國的前30年為改革開放奠定了重要的歷史基礎。

首先是政治基礎，其中包括獨立自主、國家統一、社會穩定、剷除了歷史上積重難返的分利集團。其次是社會基礎，包括社會平等、人民健康、普及教育。最後是物質基礎，包括農業基礎（解決了吃飯問題），實現了工業主導地位以及完整的產業體系（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國民經濟體系，科技教育體系，基礎設施體系）。

直到今天，全世界具備這三方面基礎的國家並不多。

一些非常發達的國家，實際連獨立的主權和政治自主性都沒有，涉及國家根本利益的問題，控制權卻在別人手裡。

多數國家都存在根深蒂固的分利集團，要修一條高鐵，會受到大地產、大資本、地方利益或部落利益的掣肘，一個基礎設施項目規劃幾十年，施工十幾年的例子比比皆是。

很多國家仍然沒有實現人的基本平等，社會深陷種族、種姓、貧富、宗教矛盾之中。

不少國家還飽受貧困、疾病、文盲等問題的困擾，工業化還是個遙遠的夢，甚至窮的久了，夢都懶得做了。

不少發達國家的基礎設施都在吃老本，我在美國、歐洲經常會看到非常陳舊殘破的公路橋樑，一翻銘牌，寫的都是60、70年代建的，也就是所謂的美國夢、歐洲夢黃金時期的遺產。

發展中國家就更不用講了，拉美地區處處讓我回想起中國80年代的樣子，非洲往往連一些基本的設施都沒有。

我去考察過中國建設的蒙內鐵路，非常現代化，但是和蒙內鐵路平行的是上一條鐵路，英國人一百多年前修建的米軌。在高鐵網四通八達的中國，我們很難想像一個國家100年沒有修鐵路是什麼樣子。在通車儀式上，肯亞人民熱情歡呼，我能感受到他們是真心高興，因為有了基礎設施，才有了發展的基石。

（照片均為作者拍攝）

還有安全的社會環境。各國遊客到中國來最直觀的一個感受就是安全，年輕女孩子可以穿著漂亮的衣裙，大半夜跑街上擼串，拍抖音，到人民廣場吃炸雞喝啤酒。我去過一些國家，才發現這樣的夜生活在很多地方都是一種奢侈品。十九大報告中關於社會治安只有雲淡風輕的一句話「加快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但這句話背後是新中國七十年來的持久努力，還是那句話，「哪有什麼歲月靜好，只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

如果沒有這些基礎，如果中國人仍然是孫中山先生說的「一盤散沙」，百姓仍然在受血吸蟲病、婦嬰死亡率的摧殘，依然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人均壽命30~40歲，是東亞病夫；中國仍然是軍閥林立、外軍橫行、匪患泛濫、旱澇連年。大家試想一下，改革開放會艱難多少倍？這個過程會多麼兇險？我們能不能走出今天這個局面？

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還需要做對哪些事情 ，才能成功開啟改革開放的事業？簡單地講，就是抓住了天時，站穩了腳跟，堅持開放，獨立自主。

抓住天時，是指我們抓住了冷戰期間難得的戰略機遇。一是美國自身經濟出問題，與蘇聯對峙占不到便宜，二是美國正好在進入資本外移的一個階段。中國在一個合適的時機，果斷與美國改善關係，幾年之後，又勇敢打開大門，加入世界經濟體系，逐漸形成與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互動和相互依賴。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雖然付出了一些代價，如環境、廉價勞動力以及一些社會問題，但是總體上實現了經濟飛躍和工業化的又一次高潮。

站穩腳跟，是指在80年代末的世界變局中沒有迷失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度過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歷史時期。保證了國家制度和社會經濟的穩定，為後來的厚積薄發積累了勢能。

堅持開放，是指在90年代初的低迷氣氛中，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撥雲見日，堅定地走向開放。

獨立自主，是指在之後的開放過程中，始終保持以我為主，不隨波逐流。由於缺乏獨立自主，1982年，拉美國家發生債務危機，陷入西方經濟學家編造出來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1985年，美日貿易戰，一個廣場協議，日本就不得不妥協，陷入金融陷阱，一蹶不振。2008年之後，歐盟成員國紛紛陷入債務危機，今天還沒有走出來。獨立自主使中國挺過了歷次經濟危機，在今天的中美貿易戰中，也是靠獨立自主積累的底氣，才可以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回顧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前30年的基礎，是改革開放成功開啟的必要條件，但是必要條件不等於必然成功。成功取決於我們抓住了時機、沒有被人「忽悠」、做出了正確的戰略選擇。

二、中國制度的優越性

習總書記是這樣總結中國政治制度的：「這樣一套制度安排，能夠有效保證人民享有更加廣泛、更加充實的權利和自由，保證人民廣泛參加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能夠有效調節國家政治關係，發展充滿活力的政黨關係、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階層關係、海內外同胞關係，增強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促進社會生產力解放和發展，促進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促進人民生活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能夠有效維護國家獨立自主，有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福祉。」

民主性

習總書記提到的第一點「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很大程度上是指中國制度的民主性。提起民主，很多人會馬上聯想起議會、選舉、政黨競爭、公投等。其實議會和選舉在西方歷史上，和民主沒有關係，而是貴族政治的標配。但是隨著西方現代政治的發展，也成了所謂的自由民主的重要組成部分。

看起來，這套政治遊戲規則和我們的不一樣。我們是什麼樣的民主？

我們一般最先想到的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我國憲法保障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要注意，這只是我們民主的一個部分。我們還有很多獨特的制度創造，比如協商民主制度。在此之外，我們還有著多種多樣正式和非正式的民主制度，比如基層自治制度。

下面，我還要強調兩種制度。

一個是幹部選拔和公務員制度。在黨革命鬥爭經驗的基礎上，新中國之初就建立了幹部制度。通過幹部制度，中國社會各個領域、地區、民族、階層，中國人民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可以把自己的優秀分子輸入到政治制度之中，成為國家的管理者。

文革期間，這個制度受到了破壞。1978年之後，我們加強了制度的理性化、法制化。1983年中央出台了《關於改革幹部管理體制若干問題的規定》。1987年十三大後，頒布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法官法》、《檢察官法》。1993年之後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公務員制度。

傳統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完備的文官制度，這套制度具有理性、客觀和中性的特點，伏爾泰曾經讚美這是不需要愚昧來統治的制度，「人類肯定想像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所以西方現代國家的建立，都借鑒中國，19世紀晚期，陸續建立了文官制度。美國比較晚，1883年才建立文官制度，但直到今天，也僅限於部級以下官員。

我們的公務員制度就是批判繼承了中國歷史的官僚制度傳統，對其進行了革命化和現代化。

中國公務員制度的全面推行，還要與高考制度結合來看。1977年恢復高考，到今天一共培養出了近一億的大學畢業生。

這兩個制度加起來，讓無數普通工人、農民家庭的孩子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到社會精英和國家管理者的行列。每年12萬以上的公務員和事業單位招錄的幹部，一年700多萬的學生進入大學。這種社會流動性，是我們社會和制度保持民主性的一個重要機制。

我要強調的第二個制度是黨的組織。近9000萬人的中國共產黨，實際上就是中國人民的一個大樣本。雖然從統計學上講，不是隨機樣本，而是一個優秀分子的群體，或先鋒隊。黨組織像一個巨大的選拔系統，用它的毛細血管——基層組織，把社會各領域各階層優秀人才和積極分子吸納到領導者的群體之中。

大家用常識智慧來判斷，中國這種由黨組織、選舉、協商、地方自治、幹部選拔、公務員考試、高等教育共同組成的國家和社會領導者選擇機制，和西方式單純靠大眾選舉和民選代議的制度相比。究竟哪個更民主？更有代表性？哪個更有資質？更能保障人民的利益？我相信答案非常清晰。

美國政治學有一個概念叫「人民的畫像」，就是說一個民主的制度，政治精英的構成應該能夠反映人民的特徵。在美國制度中有一些民主性比較強的領域，比如基層治理，比如陪審團制度，就比較好地符合這個標準。但是在更高的層面，靠選舉實際是幾乎不可能實現「人民的畫像」的統治的。而中國的制度，恰恰是今天這個世界上最接近於「人民的畫像」的制度。

高效性

制度首先要有效，要能把一個社會整合起來，抵禦外敵、消弭內亂、應對天災人禍、推行普遍的法律、實施有效治理，這些應該是人類需要制度的基本目的。

單講自然災害，最近美國加州的山火帶來了慘重損失，我十分同情加州百姓，但是看到美國的救災舉措，任誰都想吐槽。這樣的悲劇在歷史上無數次重演，比如前些年比較著名的奧爾良風災。

實際上美國的地理氣候條件比中國好得多。歷史記載，中國四千年中，無年不災，歐洲學者曾說中國是一個「饑荒的國度」（Land of Famine）。我們的歷史、我們的制度傳統就是在災害中鍛造出來的，我們的祖先正是靠著這套制度和傳統，才把這片山河改造成華夏樂土。我們黨的著名歷史學家鄧拓寫過一本《中國救荒史》，黨的經濟學先驅冀朝鼎寫過一本《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大家可以讀讀，再看看世界上哪個文明有如此厚重的改造山河的歷史。

中國每次發生自然災害之後，人民子弟兵的身影，領導人、黨員、幹部的身影總是第一時間出現在前線。

救災只是一種極端化的情況，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中國政治制度的效率也是驚人的。改革開放就是中國制度效率活生生的寫照。

比如，有過國外生活經歷的朋友們估計都會吐槽，在很多國家，一條路一座橋修個十年八年都不叫事，一個法案可以在幾十年中經歷上千次議會投票，比如美國的槍支問題，死了那麼多人，引起那麼多抗議，最後老百姓只能在悲劇過後點蠟燭、祈禱，政府一點作為都沒有。

但是看中國：

高鐵——我2006年在德國第一次坐高鐵，十分震撼。但中國馬上就有了，今天已經是鋪滿華夏大地。美國加州的高鐵論證了幾十年，奧巴馬也要建高鐵，蹉跎了八年，都是一事無成。

醫保——我們的醫保體系曾經是不大完善的，但是不到十年，就實現了覆蓋13億人的基本醫療保險。

霧霾——中國06年就已經出現霧霾，但當時我們以為就是霧，後來在媒體上熱起來，大家才知道了霧霾。十年之後，霧霾已經明顯減輕。從新聞里也可以看到，「大氣十條」全面完成。當然，霧霾還沒有消除，我們還需要更長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我查過發達國家霧霾治理的資料，像英國倫敦、德國魯爾區，大多是經過了幾十年的治理才見成效；而美國的洛杉磯，效率十分低下，政府政策受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各種掣肘。

扶貧——世界銀行數據顯示，1981年至2015年，中國累計減少貧困人口7.28億，比美國加歐盟的人口還要多，而同期世界其他地區脫貧人口僅有1.52億。2013年習總書記提出精準扶貧，甚至用了「精準滴灌，靶向治療」這樣的技術術語，這不僅僅是「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具體體現，更是中國制度能力和效率的體現。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日可待。

科技——在短短的40年間，中國科學技術取得了不可思議的成績。研發人員總量世界第一，經費投入世界第二，科學論文引用次數世界第二。十九大報告中提到的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重大科技成果，還有值得一提的神舟、量子技術、超導、超級計算機、北斗、高鐵、核電、太陽能、新能源汽車、自動駕駛、航母、第四代隱形戰機、5G通訊等都走到了世界前列。一路走來，我們不僅把短板一個一個補上了。而且重大的科研成果基本上是以年度為單位在實現突破。就拿北斗為例。2003年中歐開啟伽利略計劃的合作。由於歐盟那套令人抓狂的制度，計划進展緩慢。中國自己搞的北斗系統卻是突飛猛進，今年北斗3號又有了新的突破。這件事也顯示了中國制度效率的驚人之處。

基建——成就更是數不過來，南海島礁建設堪稱神來之筆。我在非洲和中國工程人員聊天，能感覺到他們身上洋溢的那種自信心和自豪感，一位工程師和我講，只要讓我們干，我們幾年就能把非洲建個遍。難怪網民給中國起了個外號，基建狂魔。

中國制度為何高效？

第一，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克服了特殊利益集團對制度的俘獲。

第二，黨組織成為制度中國的靈魂性元素。中國歷史上的制度比同時期的其他文明，大多時候是更有效的。如漢代賈誼所說的那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但是面對現代國家的競爭，顯然僅靠傳統官僚制度是不行了。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制度是有靈魂有主心骨的，黨的各級組織形成了一個民主集中的系統，保證了制度的效率。

第三，幹部能力。中國的黨組織和行政幹部選拔制度保證了能夠上來的都是有豐富實踐經驗，經受過執政考驗的「能人」，同時黨和政府通過不斷的考核、監督、選拔、培訓，來增強他們的能力。美國一位學者曾對我講，中國的省部級官員的能力比美國州長高多了。我問他原因，他回答說是中央黨校。其實何止是黨校一種形式，我們整個黨就是要建設學習型政黨，我們國家就是學習型國家。在學習和鍛煉中，制度的能力和效率不斷得到提升。

第四，合理的制度設計。不少經濟學家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效率之源，發現從經濟體制上去尋找解釋增長的原因，顯然解釋力不足。但是一旦把視野聚焦到中國的治理體系和組織人事制度的激勵機制，增長的理由和發展的效率就得到了很好的解釋。

總之，我們這樣的制度，有了民主，有了效率，改革開放的成功似乎是必然的。

三、堅持正確的政策

好的制度不會自動運轉，需要明智的政治家來領導，需要勤勞、堅忍和團結的人民來實現。

首先，要講務實精神

中華民族是個擁有實踐智慧和務實精神的民族，中國歷代古人就講「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中庸之道」、「過猶不及」。面對問題，我們通常不是採取玄思空想，而是理性面對，鍥而不捨。就像愚公移山的故事所反映的，不管困難再大，我們不急於求成，而是腳踏實地先幹起來。同時我們也講究方法，不和自己較勁，發現錯誤及時糾正，在不斷試錯的過程中找到正確的方向。

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就是這種務實精神的現代實踐。而鄧小平，則是改革開放精神的集中體現。

務實精神首先表現在改革路徑的循序漸進。80年代，不只有中國需要改革，隨著冷戰的降溫，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面臨改革的挑戰。

蘇聯東歐改革的慘敗眾所周知，受西方的忽悠，放棄了自己的道路，搞休克療法，結果國家解體，國家財富一洗而空，人民生活陷入困頓，人均壽命下降。

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採取的是新自由主義改革，代表人物是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他們的改革當時看起來似乎解決了一些問題，但也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比如資本的自由化導致經濟脫實向虛，資本外流，工業萎縮，甚至出現去工業化；國家經濟出現金融化、泡沫化和債務化，金融資本逐漸壓倒了產業資本，積累的矛盾產生了不斷加劇的經濟危機；國內階級博弈失效，60、70年代才開始出現的中產階級社會開始衰落，中產人數迅速減少，民眾絕對收下降，絕對貧困增加，社會兩極分化，失業人口居高不下。到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期間，美國的抗議者打出了「1%和99%」的標語。

2011年 佔領華爾街運動 外媒報道截圖

拉丁美洲國家和非洲國家在美國低利率時期，大筆借債，開發石油，到70年代紛紛陷入債務陷阱，80年代大多面臨主權債務危機，在美國西方開的藥方下，拉美國家只好搞了「華盛頓共識」改革，進行債務重組、私有化、放鬆管制，結果國家財富遭到掠奪，到今天仍然沒有緩過來。

日本經濟發展勁頭正足的當口，在美國的壓力下，搞日元升值，之後一蹶不振，迎來了「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馬上就要「失去的三十年」，天知道還要多少年。

比較這些國家的經驗，我們再回頭看中國的改革開放，不能不慶幸我們採取了一種漸進的方式。通過不斷開啟新的試點，取得經驗教訓後再逐步推廣，效果良好再全國跟進。

站在今天，回看當年那段歷史，確實能清晰感覺到「畫圈圈」的智慧。這個智慧今天仍然指導我們的政策，在剛剛過去的上海進口博覽會上，習總書記說「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越開越大」反映了同樣的漸進式改革的政治智慧。

我發現這種政策風格在國際比較中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也許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共產黨人實事求是的作風是其背後的文化根源。

其次，選擇混合，不搞非黑即白

我們有一些教條主義經濟學者喜歡純粹的東西，比如純粹的市場或純粹的計劃。其實政治學者也常常如此，一些頭腦僵化的人總是喜歡講政體，區分自由和專制，集權和分權。比如我們國內就有學者講，只有自由不自由，沒有部分自由部分不自由等等。這是一種摩尼教式的思維方式。其實即使在是西方思想中，自古就有混合的思想，從古希臘，到中世紀晚期義大利，到近代歐洲的政治哲學家們，都有人講混合政體才是最好的政體。

中國文化不喜歡非黑即白，為什麼不能什麼都有一點？只要是有利的東西，我們為何不能都吸收進來？中國文化強調一個度字，純粹未必等同於最優，不管黑還是白，適度才最重要。

鄧小平用自己生動話語，把這個道理講得深入淺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

回到改革開放的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比如80年代價格改革時，不同的觀點爭來爭去，後來中央採取的是雙軌制。按經濟學觀點，價格雙軌制既不符合計劃也不符合市場，所以後來一直有爭議，客觀上後來也帶來了新的問題。但是當時它的確以小步走的方式解決了過渡的問題，避免了大規模的震蕩。

再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的出現，體現了鄧小平作為政治家的超高智慧。鄧小平1992年的講話超越了學術界的討論，給計劃、市場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關係定了調。因為有了這個講話，才能在1993年的決議中把市場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制度中，為無休止的爭論畫上了句號。

還有，香港問題的解決，也是創造性地使用了「一國兩制」。

其實，直到今天，我們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不同形式的混合制、雙軌制甚至多軌制比比皆是。人類社會生活本來就是豐富多彩，不可能按照教科書和黑板知識來按圖索驥。這種實踐智慧、中庸智慧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大特色。

再次，延續性

務實、漸進、混合的精神，還帶來了一個政策特徵，就是延續性。因為所有改革都是有試點、有步驟地展開，所以我們黨和政府的換屆往往不會帶來政策的大幅震蕩，不會朝令夕改，不會朝三暮四。

相反，很多搞自由民主的國家，其政策特徵就是斷裂。在野黨總是喊著反對口號上台的，所以會帶來一些政策的急轉彎或猛回頭。比如奧巴馬的醫保法案，特朗普上台後一心要廢除。奧巴馬時期簽訂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氣候變化協議，特朗普上來就要廢掉。這不僅浪費了大量政治資源，損害社會利益，而且使國家喪失信用。

當然，選舉政治中也存在政策的延續性，也就是一種奇特的「尺蠖效應」：不管誰上台，都只敢減稅、加福利，不然就被選下台。結果就是國家像尺蠖一樣一步步走向債務、赤字和破產。

比較起來，回看40年，我們會發現中國的政策有著驚人的穩定性。我們可以規劃未來5年、10年，甚至更遠的事情。鄧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我們堅持了幾十年，十九大報告也提出了新的遠景規劃。相比起很多國家，政府和領導人思考問題只能以幾年甚至幾個月為周期，我們的政策不斷地得到優化，不斷產生成果，好像一點也不奇怪。

最後，追求共識

前面講的務實、延續，如果沒有了目標的共識就會失去方向，不可能持久。改革開放的政策能夠成功，就是因為中國一直在不斷地尋找和磨合出共識。

首先是價值共識。改革不是要改掉社會主義，而是要把社會主義改得更好，這是一個基本的共識。這方面鄧小平給出了榜樣。雖然很多人都說他是個務實的政治家，摸石頭過河，但是他對方向是從不含糊的，正是他在1979年代表黨中央提出了「四項基本原則」。

其次是利益共識。人類歷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會帶來利益的重新分配。一定會有人獲益有人受損。那麼如何說服人們接受利益格局的變動？就要靠利益共識。又是鄧小平的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種話，在很多國家領導人講出來，是不會有人信的。特別是在多元主義、個人主義為特徵的自由民主制度下，各個集團都是以追求本集團利益為宗旨。我憑什麼相信你富了會帶著我一起富？我憑什麼要接受利益的損害？西方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工人就被拋棄了。

而當時的中國人信了，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充分信任。改革的每一步都會觸動某些群體的利益，但是他們沒有被拋棄，而是由國家和社會給予補償和反哺：工人下崗——社保和醫保體系，長三角受損——浦東新區和長江經濟帶，東部地區先行——西部大開發、一帶一路，西部地區貢獻能源——對口援助。

在發展機會、教育資源、政策優惠、甚至發生天災人禍時，中國都像一個大家庭，各個地區、產業、城鄉之間相互扶持，暫時的利益受損總會得到更大的回報。當然，我們還遠遠沒有達到共同富裕，社會中還存在諸多問題。但只要有共識，這些問題一定能解決。

最後是文明共識。改革開放的成功，動力也來自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渴望。離不開一種對中華文明的命運共識。70年代以來，西方以及世界上很多地區都進入了一個文化多元主義的階段。雖然初衷是為了追求平等、進步、民主，但是在個人主義的觀念背景下，這種進步運動最終卻鮮有例外地走向了反共識、反共同體化的方向。所以今天西方以及很多地方，社會是在不斷走向分化，族群和種族分裂、性別分裂、地區分裂、代際分裂、宗教分裂、文化分裂以及近幾年開始冒頭的階級分裂，使很多社會開始面臨解體的危險。

與此相反，中國自80年代以來雖然也出現了一些分化傾向，但是最終共識壓倒了分裂。有鬥爭是正常現象，毛澤東同志曾說，「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黨的領導決不含糊，不做鄉愿，不和稀泥，堅決和任何分裂中華民族和社會共識的現象鬥爭，今天全國各地、各階層、各民族仍然保持著共識團結的姿態。這是改革開放能夠成功，以及繼續走向成功的基本保障。十九大報告的一句話表達了全國人民堅持這種團結共識的期望：「堅持一致性和多樣性統一，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

總結起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雖然有一些必然性，但總體上並非必然天賜，而是幾代人的犧牲和積累、制度的獨特優勢、戰略的明智選擇、政策的堅定持續以及幾代領導人英明決斷的合力的結果。這段歷史可能勝過任何的經濟學和政治學教科書，比那些被陳平教授稱之為「黑板經濟學家」或被蘇長和教授稱之為「空想自由主義者」們的說教更有說服力。認真總結改革開放會讓我們更清醒的認識到未來的路往哪走，怎麼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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