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考試機器是怎麼煉成的

考試機器是怎麼煉成的

「開學第一天，交通早高峰提前半小時到來，交通壓力明顯上升，達到『輕度擁堵』 程度。學校周邊交通壓力尤其突出。」

這是最近一篇「小升初」報道中的開篇文字。地點是北京。何以如此？報道舉出一個例子：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區的顧婷一家的境遇似乎能給出答案——早上6 點鐘起床，帶著孩子毛毛穿越半個北京城去另外一個學區上學。」

在北京，你不知道有多少毛毛這樣的孩子。這意味著家長陪著孩子每天兩三個小時耽誤在被霧霾籠罩的路上，還有8 萬的「擇校費」。而這僅僅是「幼升小」。

「有家長早就安排孩子上了幼升小的面試培訓班，準備並背下了中、英雙語的自我介紹；有的家長記錄下每個學校重視的特長，英語、體育、民樂……」

下一步當然更為慘烈，即所謂「小升初」。為了達到目的，出現了「占坑班」「共建生」「推優」「派位」等名目。因為最後效果不同，「占坑班」又被家長們分成「金坑」「銀坑」「土坑」「糞坑」等。

為「小升初」而「占坑」，最近日益引起媒體的注意。但《科場現形記》中北大2009 級社會學系本科生劉雨甲同學《小升初中的「占坑班」調查》，大概是最早對這一病態的擇校戰的社會學「深描」。為了保護被調查者的隱私，所涉及的學校、機構、學生、家長的名字都採取化名。但調查本身，則遵循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方法，建立在大量訪談基礎上，為我們勾勒出了相當複雜的教育體系。

調查所描寫的「小升初」之戰，圍繞著國有民辦的A 中學展開。要進這個學校，小學生們首先進入一所叫「果實培訓學校」的課外輔導班去「占坑」。因為A 中學每年提前從這所培訓學校秘密錄取許多學生。然而，這所果實培訓學校也有入學考試，錄取率僅40%左右，於是又催生了另一所培訓學校「紫優」。「紫優」所培訓的內容，是應付A中學的入學考試，同時輔助那些在「果實」讀書的孩子在班上能夠出人頭地。也就是說，一個好中學，有個專門為之輸送生源的「正室」，還有個「二奶」。當然，「正室」和「二奶」之間難以和諧，「正室」頻頻聲稱自己是唯一可向A中學推薦學生的機構，其他幾個機構宣稱的推薦都不屬實。但是，這擋不住「二奶」「小三」們的勢頭。大部分孩子，都會上兩個以上的課外培訓班。

「正室」的課程，是一個整上午。「二奶」的課程，則是一周2次，每次3個小時。這樣算來，一周大概就快10個小時了吧。不用說，還有孩子上第三個培訓班，也有跟著家教上課的。當然，還要算上交通的時間。許多孩子，因為忙於在學校和各種培訓班之間穿梭，連吃晚飯的時間都沒有。

家長在網上吐槽：

「霧裡看花，水中望月/你怎能分辨這變幻莫測的坑班世界/掏走錢財，花錢沒謝/你怎能把握這焦灼不安的季節/煩惱最是無情夜/測評考試難說那就是真點/成績也未必就代表一切/你知哪句是真哪一句是假/哪一句算擇校終結……」

結果如何？孩子過度培訓，重複學習，有些上培訓班多的孩子，開始在正常的學校課堂上搗亂。占坑班中競爭激烈，同學關係緊張。中學的入學考試和小學教學脫節，靠小學學的東西無法應付小升初的競爭，必須額外上培訓班，義務教育名存實亡。

當然，最為糟糕的是，孩子們如此廢寢忘食地努力，全為了考試，而且全為了A中學這一特定的入學考試。孩子們的成長，不是放眼不斷在生活中展開的大世界，而是鑽進越來越小的牢籠。

這樣培養出來的孩子，一生恐怕都會有心理障礙。比如，我指導過一個準備留學的學生，英語程度很好，人也勤奮好學，進步很大。但後來突然中斷，稱要準備雅思。可惜雅思又考得不理想，意氣消沉，有些厭學。我和家長講：以他的程度，在美國讀個像樣的大學沒有問題。家長趕緊說「不可」，因為孩子準備的是雅思，去美國則要考托福、SAT。我大惑不解：不都是英語嗎？怎麼考雅思的就不能考托福？家長說孩子早早都定向選擇了自己的「目標學校」，乃至中學裡的學生和家長中按留學去向形成了所謂「美國黨」「英國黨」「加拿大黨」「澳大利亞黨」…… 你入了哪個「黨」，就準備哪個「黨」的考試。「英國黨」只熟悉雅思的題型，搞不明白托福是怎麼回事。大家似乎已經在告訴我：學的是特定的英語考試，不是英語！

如此煉就的考試機器，還能夠應付真實的生活嗎？

美國的小升初

《科場現形記》讀來最讓人唏噓之處，是中國的孩子還在懵懵懂懂的年紀就要上科場：幼升小，小升初。

科場對兒童的心理發育有巨大傷害。歐洲幾個國家一度也受應試化的影響，幼兒園裡開始讀書識字，也有考試。結果，後來的追蹤調查發現：這些孩子雖然一時間學業領先，但上了小學幾年優勢頓消，小學畢業時則比幼兒園時不學習的孩子落後。如今德、法等國，已經明令禁止在幼兒園階段講授文化課，更不用說考試了。

那麼，在西方發達社會，孩子沒有擇校的問題嗎？大體而言，在西歐，至少這樣的問題不嚴重。那裡教育資源分配比較平均，一般學校都能保證質量。美國情況比較複雜，我也和孩子親身經歷過。不妨略述一二，作為和中國孩子的對照。

比起西歐來，美國義務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資源分配不均：以學區製為主導，學區的教育經費主要靠本地房地產稅。於是，富裕的高房價區學校資金充足，貧困學區則只能將就。這樣，貧富分化導致下一代的教育分化，教育分化進一步加深貧富分化。現在不僅僅是貧富分化，而且是貧富隔離。窮人富人根本不住在一個地方。大家老死不相往來。孩子們也自然在兩個世界中生活。

但即使如此，擇校的壓力全在父母身上，而不在孩子身上。家長為了孩子的教育， 要選擇一個好的學區，這意味著得買得起比較貴的房子。實在買不起，就租一套。只要住在那裡，拿個寫著自己名字和地址的信封，到學校的接待前台5 分鐘就入學了，不需要任何手續。另外，美國絕大部分地區，房價不像中國大都市這麼瘋狂。

以我女兒就讀的這個學區為例，高中曾幾次進過全美百強，最低也在第150 名左右，算是頂尖了。為了孩子上學買「學區房」，三口人擠一點，買個100 平方米的連體式新房，也就16 萬美元，還是鎮中心最方便的地段，走幾步就到學校了。三口之家只要有一個人工作，有六七萬的平民收入，支付起來還是綽綽有餘。一般而言，即使是中低收入，也會買個很不錯的房子。

我們搬到這裡，是因為要保證女兒上好的中學和高中。搬家是在女兒小學五年級時，希望她有一年的時間結交朋友，然後一起升中學。所以，她剛轉到這裡的小學後， 馬上就趕上了小升初。小升初沒有任何考試。但孩子們來年要從現在就讀的小學轉到馬路對面臨著湖區並和高中連在一起的中學，也是個不小的人生轉折了。

這個鎮的小學，為了小升初有個傳統的儀式，就是所有小學畢業班的學生到外州的一個野營地參與為期一周的「自然課堂」學習。問問那些本鎮土生土長的大人，小學什麼最難忘？幾乎所有人都會告訴你是「自然課堂」。對許多孩子來說，這是第一次離開父母參與集體生活，夜晚住在森林裡的小木屋，進行各種野外生存訓練。

女兒回來時還教給我們怎麼吃蚯蚓：把蚯蚓剁成幾段，因為蚯蚓有幾顆心，不會死，只要留一段放生就行。從小嬌生慣養的她，居然真試著自己烤蚯蚓吃。夜晚孩子們圍在篝火邊海闊天空，最後的一個節目則是所謂「唱倒」，即大家一起唱歌，唱著唱著，就又累又困地睡倒。畢竟在森林裡跋涉了一天，上了各種生物課，辛苦得很。

總之，「自然課堂」的主題就是讓孩子超越現有的文明，回到大自然原始狀態，讓自己的想像張開翅膀，帶著種種兒童的夢幻升入中學。

我曾一再強調，說美國的學校是兒童樂園、不用讀書、整天玩兒等等是以訛傳訛。美國的好學校中的好學生，並不比中國的孩子輕鬆。女兒現在14歲，剛上高一，上學時一天就睡6個小時，累得要死要活。這些且留待後面再說。不過，這使青春期的孩子，開始有了成人的責任和壓力。小學生則還屬於兒童，仍要保證他們有足夠的空間沉浸在孩子的世界中。童年和青春期是非常不同的成長階段，心理構造十分不同。把孩子那麼早趕到科場，無疑是對兒童的摧殘，鬧不好日後會引發各種成長障礙。

重點班的得失

中國的孩子「小升初」之後，馬上還有「初升高」，然後就是高考。科場一個接一個。和「初升高」及高考緊密相連的，就是高中的「重點班」。

在《科場現形記》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2011級研究生蔣越同學的《重點班：進入與逃離》，通過對江蘇A市B高中（即全市第二號高中）的調查而聚焦於這個問題：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僅在地區之間不公平，在同一地區的學校之間不公平，甚至在同一學校中也不公平。

「重點班」是中國的學生和家長最熟悉不過的現象。這所高中設「重點班」，也是基於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情況下爭取更多資源的戰略考慮。該高中在全市排名老二，與老大競爭力不從心。於是，就集中資源，用最優秀的師資辦「重點班」，至少保證「重點班」的教育質量和全市的老大平起平坐。這樣，一來保證能從初中吸引一批優秀學生，二來也能保證這些學生考進好大學。當然，升學的業績提高學校的聲譽，最終可以帶來更多的資源。

這個戰略，在20世紀70年代末剛剛恢復高考時就普遍使用，而且非常有效。當時，筆者就讀的北京145中學，是一所「文革」期間由小學升格的中學，質量不佳。但是，所在地區有些不錯的生源，乃至高年級中還有獲得北京數學競賽第一的學生。

高考剛剛恢復，雖然還沒有所謂「重點學校」的制度，但事實上的「重點」已經形成。附近的171中學，馬上以突出的升學率把周邊地區的好學生吸引過去。

面對這種情況，145中的老師對我們幾個「好學生」開誠布公：「我們確實不如171，但是，我們把最好的師資都集中在你們幾個人身上。你們在這裡比去171更有優勢。」

就我所在的文科班而言，班主任特彆強調：「你們三個頂尖學生，肯定上大學。其他人，怎麼努力也沒用。全校最好的四個文科老師就圍著你們三個轉，外加一位優秀的數學老師。五對三呀。到了171，你們能享受這樣的待遇嗎？」我聽了後毫不猶豫地留下。等1979年高考時，我果然考到文科類北京前15名，成績據說比171最好的學生還高20分左右。

有了這樣的親身經歷，讀蔣越同學的調查報告就備感親切。江蘇A市這所B高中，設置了兩個「重點班」。當時江蘇高考沿用3+2制，語文、數學、英語必考，另外在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等六門中任選兩科。該高中根據本校師資情況和高校錄取的口味，鼓勵學生在選擇性科目中選擇物理、化學組合，並以此作為進「重點班」的先決條件。雖然形式複雜不少，但基本做法和我們那個時代一脈相承：最好的師資用來教育最好的學生，「重點班」的學生為天之驕子，是全校的楷模。老師對非重點班的學生指指點點：瞧瞧人家，又聰明，又肯吃苦奮鬥。再瞧瞧你們，比人家笨，還不知道努力！

不過，這篇調查雖然非常細緻，其核心結論則似乎有些武斷：「那麼功利、武斷地對學生進行分等，將校內的教育資源向所謂的『高能』學生大幅傾斜的做法」，有失教育公平。

在我看來，問題似乎還遠非這麼簡單。

首先，在西方發達國家，一直都有「重點班」，只是形式不同而已。這些國家的公立學校對學生來者不拒，無權甄選，學生素質自然參差不齊；要想因材施教，只有設置「重點班」。

其實，鄭也夫的《吾國教育病理》中，專門有一章討論德國學校對10 歲孩子「分流」，尖子生走入大學軌，就是大學預科（gymnasium），普通生進入技工軌。這其實是相當嚴格的「重點班」制度。另外我們必須注意，大學預科的制度，並非僅僅限於德國，許多歐洲國家都實行。比如荷蘭，大學預科是其大學學前教育（VWO）的一種。另外，在德國，大學預科也許沒有「重點班」，因為大學預科的選拔本身就很嚴格了。但是，在荷蘭，學校里往往把不同能力的學生分到許多不同的「軌」上，其實這就是相當系統的「重點班」了。

這裡涉及非常複雜的問題。考察中國的教育，往往看到這也是問題，那也是問題， 似乎都該矯正。其實這不太可能。我們還是應該有個優先的選擇，並把每個孤立的問題放在宏觀的制度框架中來考慮。「占坑班」和「重點班」就是很好的例證。表面上看，「占坑班」和「重點班」都有許多問題，似乎都應該清除。其實，要想清除「占坑班」，往往需要大力發展「重點班」。只能抑此揚彼，不能兩者都一味反對。

在我看來，要達到教育公平的目標，首先要解決地區與地區、學校與學校之間的資源分配不公。重點學校要取消，所有學生按照居住地區就近讀書，臨時住戶有地址也能入學。

目前教育部的改革思路，仍限於初中就近入學，高中按分錄取。在我看來，這樣遠遠不夠，應該高中也就近入學。這樣，就徹底省去了擇校的競爭。但是，一旦沒有擇校問題，每個喪失了甄選學生權力的學校，就必須來者不拒，學生質量參差不齊的問題恐怕一下子會變得比現在要突出得多。面對這樣的情況，恐怕不僅要有「重點班」，還要有「次重點班」等更精微的分層。

政府作為政策的制定者，如果又要禁止擇校，又要禁止「重點班」，其實就等於同時頒布兩個互相矛盾的政策，讓學校無所措手足，家長和學生也不會滿意，最後逼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老遊戲。在這方面，還需要更為宏觀的政策討論。

從「小升初」前的「占坑班」到高中時的「重點班」，無不體現了中國教育的惡性競爭。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鄭也夫的《吾國教育病理》有不少討論，可以和他指導學生們進行的社會調查進行互證。

在鄭也夫看來，中國教育的惡性競爭之所以成為幾十年的痼疾，最大的原因就是教育目標的單一。幾乎所有中小學的學生都奔著大學這一目標。那些中職生，72%是因為沒有考上普通高中不得已而求其次。技工教育的淪落，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競爭力。

本文節選自作者為《科場現形記續編》（鄭也夫/編）所寫的序言，作者為旅美學者薛涌。中信出版社。

《科場現形記續編》鄭也夫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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