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慶新：閱讀史視域下纂修《四庫全書》的歷史意義

原標題：溫慶新：閱讀史視域下纂修《四庫全書》的歷史意義

近年來, 有關閱讀史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逐漸引起學界關注。然而, 學者主要關注當今多樣媒介與多元價值對閱讀活動的影響。從閱讀史視域關照中國古代書籍的編刻、文本價值及書目纂修, 研究仍方興未艾。而讀者對中國古代書籍編刊影響的典例, 莫過於《四庫全書》的纂修。目前, 學界對《四庫全書》纂修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其纂修過程、編目思想及學術價值等方面。從閱讀史視域探討纂修《四庫全書》的緣由及意義仍較薄弱。乾隆曾指出:「文之時義大矣哉!以經世, 以載道, 以立言, 以牖民」「禮樂之興, 必藉崇儒重道以會其條貫。儒與道, 匪文莫闡, 故予蒐四庫之書, 非徒博右文名。」 明確提出以「文 (籍) 」切入, 從文治道統角度對彼時各種學術進行規範與引導。這種官方意志的主動介入, 導致彼時的閱讀活動皆須圍繞清代政教思想展開, 從而對彼時的文獻生產、消費及社會文化的衍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 從閱讀史視域探討《四庫全書》的纂修, 將有助於還原《四庫全書》踐行乾隆「稽古右文、聿資治理」 意圖的路徑, 進而探討其書籍史意義。

一、《四庫全書》與清代統治者確立閱讀活動的「官定」文本

由於清代纂修《四庫全書》時, 首先對所錄書籍的版本來源、版刻形態、版本源流等書籍的物質形態與物質實體, 進行關注、篩選;但當有關書籍被予以收錄或著錄於存目時, 清代統治者則更加註重書籍的文本意義, 關注閱讀者通過閱讀的過程獲取書籍的文本內容時所可能產生或接受的文本背後的意義。這種做法顯然是把書籍當作了一種類似於信息載體 (或文本載體) , 從而將書籍當作是影響政治走向、社會發展、文化變革乃至人倫彝常的重要推動力, 以便最終實現「稽古右文、聿資治理」的意圖。乾隆曾指出:「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 其間毀譽任意, 傳聞異詞, 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 盡行銷毀, 杜遏邪言, 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斷不宜置之不辦。」 這種「正人心而厚風俗」的思想, 就是注重書籍改變時人觀念與進行道德整束的重要媒介。因而, 從《四庫全書》的收錄到《四庫全書總目》的編纂, 清晰可見清代統治者更加註意, 甚至有意引導、控制書籍意義的生成渠道及其可能結果。

為了實現上述意圖, 清代統治者在纂修《四庫全書》時, 則須對書籍的文本、物質形態與閱讀三大要素進行全面管控。其中, 對閱讀活動的管控尤顯重要。因為閱讀活動是閱讀者從書籍獲取文本意義的中間環節, 書籍的意義也只有通過閱讀活動才能最終生成。而書籍意義的生成則是書籍影響政治、社會及閱讀者的最主要方式。從這個角度講, 纂修《四庫全書》勢必與清代統治者限定彼時閱讀活動相聯繫。那麼, 清代統治者如何通過纂修《四庫全書》而對彼時閱讀活動進行限定呢?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曾提出閱讀史的研究可從五個方面展開, 即「What」 (讀什麼) 、「Where」 (在哪讀) 、「When」 (何時進行) 、「Why」 (為何而讀) 、「How」 (怎麼展開) , 以探討閱讀活動的讀者與文本、時間、地點及周遭環境的關係, 挖掘閱讀活動對書籍意義生成的影響。據此而言, 從閱讀活動中的讀者、文本及與周遭環境關係等角度看, 清代統治者通過纂修《四庫全書》來限定讀者閱讀活動的方式, 亦隱含上述五種典型路徑。

首先, 《四庫全書》作為清代中葉以降的閱讀者所能夠接觸到的最主要的閱讀文本, 是清代統治者進行官方意志與文本、閱讀者三方交相溝通的主要中介物。而為實現對閱讀活動各個環節的管控, 清代統治者試圖指定《四庫全書》作為彼時閱讀活動的「官定」文本, 並通過各種形式展開對各類書籍非關「官定」因素的審查。這種做法, 並非試圖以此「官定」文本作為深入挖掘讀者在閱讀活動中的內在自我感觀, 而是清代統治者以此建構文化傳播價值體系的重要突破口, 以便對書籍的書寫內容與知識體系進行甄別、篩選。

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六月初三日《上諭》, 曰:「至於《四庫》所集, 多人間未見之書, 朕勤加採訪, 非徒廣金匱石室之藏, 將以嘉惠藝林, 啟牖後學, 公天下之好。」 這種做法雖然客觀上促使了當時「天下」文獻得以被有效查詢並刊刻。經過乾隆三十七年 (1772) 至乾隆四十三年 (1778) 之間全國範圍多頻次的大規模征書, 當時的「四庫館閣」聚集了「天下」文獻中的多數。這幾次大規模的征書, 涵蓋了「歷代流傳舊書」「歷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的「詩文專集」、以及「發揮傳注, 考核典章, 旁暨九流百家之言, 有裨實用者」、乃至「坊肆所售舉業時文, 及民間無用之族譜、尺牘、屏障、壽言等類」等各種文類。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又頒布《上諭》, 指出征書的目的在於「稽古右文、聿資治理」、「其巨者羽翼經訓, 垂範方來」與其細者可「遊藝養心之一助」。然而, 透過征書而得的書籍無法立即有效踐行上述意圖, 且「違礙本朝」者亦不在少數, 不得不進行大規模清查。這就使得《四庫全書》所收錄之書經過了「四庫館臣」的多次「撤改」、「抽毀」、「重校」乃至重新「繕寫」, 以致多少改變了該書的原始形態與內容。可見, 從「人間未見之書」的書籍原始形態, 到「公天下之好」時的書籍形態與內容, 二者並不完全一致。「公天下之好」時的書籍形態, 已是經過彼時政統意圖的篩選, 屬於一種以彼時政教意圖為指導而重構的新書籍形態與文本特質。

其次, 清代統治者試圖通過纂修《四庫全書》展開書籍的審查。這種審查主要是清代統治者透過「寓禁於徵」的思路展開。其確立「官定」文本的方式, 大略有以下幾種。

一是對書籍進行道德方面的審查。清代統治者通過對所涉書籍「責任倫理」作用的強調, 以強化閱讀者對「官定」書籍的意義之認同, 從而突出讀者在閱讀活動中的責任感與使命感。乾隆三十九年 (1774) 八月曾諭旨兩江、兩廣各省督撫, 言:「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 其間毀譽任意, 傳聞異詞, 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 盡行銷毀, 杜遏邪言, 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斷不宜置之不辦。此等筆墨妄議之事, 大率江浙兩省居多, 其江西、閩粵、湖廣, 亦或不免, 豈可不細加查核?」 此即是從「正人心而厚風俗」的角度, 採用目的先行的方式進行人倫道德審查, 以免「潛匿流傳, 貽惑後世」 。這種意圖在《四庫全書》中隨處可見。如「小說家類存目」《避暑漫筆》提要指出:「是編皆掇取先進言行可為師法及近代風俗澆薄可為鑒戒者, 臚敘成篇。其書成於萬曆中。當時世道人心, 皆極弊壞, 修發憤著書, 故其詞往往過激雲。」 就是從「人心」之於統治不利影響切入。也就是說, 此類審查之舉的背後意義在於:清代統治者試圖在《四庫全書》中建構一種既已進行內涵限定與意義規範的道德標準, 使得此類標準能夠發揮引導或介入閱讀者道德觀念成型之類的作用, 最終以符合彼時統治所需的思想來限定閱讀者道德觀念的主體內涵。換句話講, 通過道德審查, 清代統治者以其所需的道德觀念替代、或部分淹沒了書籍的原始意義與道德指向, 從而影響閱讀者道德觀念的形成。此類做法的最大影響是:最終促使全國範圍的多頻率、大規模、長時間的書籍查禁活動。其中, 《四庫全書》就不錄不利於人心教化的通俗文學, 並極力加以貶低。 如認為《西廂記》「使人閱看, 誘以為惡」 , 即是個中典型。

二是對書籍進行知識方面與形式方面的審查。這種審查主要體現在對明人書籍與通俗文學的查禁與剔除上。在清代統治者看來, 「有明一代, 八比盛而古學荒, 諸經註疏, 皆以不切於時文, 庋置高閣, 故雜采類書, 以訛傳訛, 至於如此。」 又說:「明自萬曆以後, 國運既頹, 士風亦佻, 凡所著述, 率竊據前人舊帙, 而以私智變亂之。」 這就導致明人著述往往存在繁簡不當、詳略未得, 援引多濫載瑣碎, 不得著書章法要領及體例規範等知識論方面的問題。如指出朱國禎《大政記》:「編年紀載, 繁簡多有未當, 殊乏史裁」 , 認為李濂《祥符文獻志》「所錄皆明一代之人, 而至於盈十七卷。時彌近則易詳, 亦時太近則易濫, 固志乘之通病耳」, 即是此類。不過, 清代統治者對書籍的知識審查, 更主要體現於對所收書籍違礙清代政統思想的各種查禁;尤其是, 詆毀彼時政統思想的明人諸多著述, 更是遭到嚴厲查禁。上引乾隆所言「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 其間毀譽任意, 傳聞異詞, 必有低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 盡行銷毀, 杜遏邪言」, 即是典型。其中, 最著名的查禁案例莫過於錢謙益。錢氏被冠以「不能死節, 靦顏苟活, 乃託名勝國, 妄肆狂狺, 其人實不足齒, 其書豈可復存」而被查禁。 當然, 此類查禁, 仍以「勵臣節而正人心」為指導。尤其是, 當時更是貼出「為立法勸諭飭繳偽妄書籍以期凈盡以免後累事」的告示, 指出:「若書既違礙, 並無裨益於身心, 更有關於身命, 亦何必存留不繳, 以致貽累及身, 更累及於子孫, 留以賈禍。人雖下愚, 斷不為此。」 (《奏繳咨禁書目》)所言亦以「違礙」與「裨益於身心」兩方面展開。據此看來, 清代統治者對書籍知識方面的審查, 仍以道德審查的結果為評判的主導, 而非簡單地進行純粹意義上的知識訛誤之類的審查。而對所收書籍的形式審查, 主要體現於審查民間對官刻書籍的任意刪改、翻刻等方面。據研究, 「清代寺院藏經, 是和統治者提倡刻經及頒賜密切相聯繫的。官府的經書除免費頒賜各地大寺院收藏外, 經版還可供各地寺院僧俗『請藏』刷印。」 也就是說, 當時若要翻印官刻書籍, 是要事先「請藏」審批的。這就從書籍的物質形態與版刻源流等方面, 全面規範或管控書籍的物質形態, 從而進一步限定了「官定」文本的權威性。

上述做法, 促使清代統治者以官方的權威性, 對書籍的生產進行嚴格規範, 並通過《四庫全書》的纂修, 從根本上限定閱讀者閱讀的文本來源。同時, 以人倫彝常的形而上建構, 來限定閱讀文本的意義指向及運行方式, 最終解決閱讀者「讀什麼」 (What) 的問題。

二、清代官方意志與閱讀活動的場所及文本來源

那麼, 彼時閱讀者能夠在哪些地方閱讀到「官定」文本呢?乾隆曾指出:「詞館諸臣及士子等有願睹中秘書者, 俱可赴翰林院, 白之所司, 將底本檢出鈔閱。」 自乾隆九年 (1744) 起, 翰林院已成為纂修《四庫全書》的辦公之地, 收貯有《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等大型書籍。也就是說, 清代統治者要求閱讀活動的主要開展場所, 是內府、翰林院等官方的藏書地。

《清史稿·藝文志》曾說:「高宗繼試鴻詞, 博採遺籍, 特命輯修《四庫全書》, 以皇子永2) 、大學士于敏中等為總裁, 紀昀、陸錫熊等為總纂, 與其事者三百餘人, 皆極一時之選, 歷二十年始告成。全書三萬六千冊, 繕寫七部, 分藏大內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盛京文溯閣、熱河文津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綜閣、杭州文瀾閣。命紀昀等撰《全書總目》, 著錄三千四百五十八種, 存目六千七百八十八種, 都一萬二百四十六種。」 上述「七閣」是允許「詞館諸臣」鈔閱的, 文匯閣、文綜閣、文瀾閣等「南三閣」更是面向社會開放。乾隆四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上諭》曾指出纂修《四庫全書》的目的在於:「原以嘉惠士林, 俾得就近鈔錄傳觀, 用光文治。第恐地方大吏過於珍護, 讀書嗜古之士, 無由得窺美富, 廣布流傳, 是千緗萬帙徒為插架之供, 無俾觀摩之寶, 殊非朕崇文典學、傳為無窮之意。將來全書繕竣, 分貯三閣後, 如有願讀中秘書者, 許其陸續領出, 廣為傳寫。全書本有總目, 易於檢查, 只須派委妥員董司其事, 設立收發檔案, 登註明晰, 並曉諭借鈔士子加意珍惜, 毋致遺失污損, 俾藝林多士, 均得殫見洽聞, 以副朕樂育人才、稽古右文之至意。」 據此, 士林學子雖說可赴「南三閣」對數量頗為可觀的書籍文獻進行「鈔錄傳觀」, 但其所「傳寫」的文本已是「用光文治」的「官定」版本。這就通過閱讀活動的地點限制 (即限定「Where」) , 進一步對閱讀者的閱讀行為與日常閱讀內容進行有效引導與強力鉗制。

同時, 縱觀順治至光緒朝的「官學」教育措施, 可以發現清代統治者曾多次頒賜藏書於學官, 試圖通過教育的方式, 進一步強化「官定」文本的思想價值與學術意義。比如, 順治九年 (1652) 規定「嗣後直省學政將『四子書』『五經』, 《性理大全》《資治通鑒綱目》《大學衍義》《歷代名稱奏議》《文章正宗》等書, 責成提調教官課令生儒誦習講解, 務俾淹貫三場, 通曉古今, 適於世用。坊間書賈, 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意文業諸書, 其他瑣語淫詞, 通行嚴禁。」 就是強調以「欽定」「頒賜」的書籍作為教育啟蒙及思想規範唯一「範本」的典型;甚至限定不利政教的書籍的傳播。這種做法, 一方面進一步從書籍流通的角度擴大「官定」文本的流傳面, 另一方面則強化閱讀的活動場所與活動過程必須時刻處於彼時官方的管控之下。

上述對閱讀活動場所的要求與文本來源的限定, 實系清代統治者試圖對書籍的生產與流通施加影響的表現。它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書籍的生產、流通乃至普及傳播, 以及玩愉功用的張揚。同時, 也導致書籍的整理與相關書目的纂修, 是站在與國家政治層面同一層次的高度, 緊隨彼時的政統意圖。從清代閱讀史的演變史跡看, 此類做法所帶來的最大影響是:促使有清一代的統治階層、知識界與書目編纂者, 依舊從彼時的政教需求出發, 以傳統書目的知識結構為導向, 繼續否定諸如已被罷黜的通俗文學、被查禁的明人文集等書籍的閱讀、乃至意義的挖掘與延展 (晚清以降受西方知識結構影響而改變圖書分類體系的書目除外) 。這就促使清代「四庫館臣」在關注閱讀文本所產生的社會背景與內容特質之外, 更加關注文本「邊界」之外的意義、乃至強化此類被《四庫全書》所錄書籍在清代所應扮演的社會角色及其文化擔當。

不過, 彼時的書籍查禁活動, 雖然對生產、收藏乃至閱讀「觸礙書籍」者, 提出了諸多懲罰措施。但這種查禁行為客觀上激發了作為普通讀者的民眾的好奇與獵奇心理, 仍舊狎攜相關作品, 進行隱性閱讀。以致這種書籍查禁活動, 毋寧說是從官方層面對相關書籍的閱讀活動, 作了一番生動宣傳。乾隆三年 (1738) 頒布的「禁淫詞小說」限令曾說:「凡坊肆市賣一應淫詞小說, 在內交與八旗都統、察院、順天府, 在外交督撫等, 轉飭所屬官, 嚴行查禁, 務將書板盡行銷毀。有仍行造作刻印者, 系官革職, 軍民杖一百, 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 徒三年。該管官弁不行查出者, 一次罰俸六個月, 二次罰俸一年, 三次降一級調用。」 此類禁令雖羅列了對參與傳播「淫詞小說」者的詳細審查與懲罰措施, 然「有仍行造作刻印者」云云, 則表明彼時朝廷查禁已廣泛激發普通大眾閱讀「禁書」的興趣。也就是說, 清代統治者鄭重其事地對戲曲與小說進行限定的舉動, 恰恰說明戲曲與小說在當時大行其道的實情, 以致形成一種帶有普遍特徵與群體共性的閱讀現象。從這個角度講, 清代朝廷雖然嚴控閱讀活動的各個環節, 使得閱讀者在閱讀活動過程中的個性體驗與心靈啟悟, 不斷受到來自官方的嚴控;但普通讀者對於書籍政教意義之外的追逐仍屢禁不止, 客觀上導致了在書籍傳播過程中的政教意圖、文化啟蒙之於讀者的影響, 也仍將持續下去。這就更加顯現出彼時統治者纂修《四庫全書》所意圖實現文治教化的重要性。此舉使得《四庫全書》的纂修意義, 超越了書籍的形制、版本及生產、消費等傳統書史研究的範疇, 不僅具有重要的文獻參考價值, 更是蘊含濃烈的文化史、社會史及思想史方面的價值。

要之, 清代統治者通過征書、查禁、頒賜及纂修並開放《四庫全書》等多樣舉措, 在書籍的生產、流通及傳播效果等方面, 以國家權力予以強制管控的方式, 試圖改變當時閱讀者的閱讀習慣、閱讀行為, 從而限定閱讀者對所閱讀文本的意義討論。

三、《四庫全書》與閱讀活動的過程展開及意義指向

可以說, 清代的閱讀者、國家與閱讀物 (書籍) 三者的關係, 可表述為:通過書籍, 清代統治者以政教意圖主動介入, 迫使閱讀者接受彼時的官方意志, 最終促使閱讀活動靠向彼時的政教意圖, 進而對彼時乃至其後的文化傳播與學術衍變施加影響。也就是說, 清代統治者試圖以政治強權為保障, 充分關注閱讀展開過程中的知識傳播效果, 以便從清代政教思想與國家意志等方面對閱讀活動進行有效限制。

據前所述, 清代統治者將作為閱讀者的士大夫階層與普通大眾的閱讀行為, 通過政權的強制推動與權力的支配等方式, 控制書籍的生產與刊刻、文本的形態與內容, 進而影響書籍的傳播 (包括內容傳播、形式傳播與傳播範圍、意義導向) 。上引乾隆所謂「詞館諸臣及士子等有原睹中秘書者, 俱可赴翰林院, 白之所司, 將底本檢出鈔閱」, 就明確指出士子所能接觸到的書籍本文, 必須以內閣或翰林院所藏為據。也就是說, 清代統治者要求閱讀者所閱讀的文本, 不得與「官定」文本存有偏差。乃至要求:「翰林院及大臣官員」等知識階層所「欲觀秘書者」, 除須「請閱」外, 在「鈔閱」過程中要「隨時存記檔冊, 點明帙數, 不許私攜出院, 致有遺缺。如所抄一本, 文字偶有疑誤, 須行參校者, 亦令其識明某卷、某頁、某篇, 匯書一單, 告之領閣事, 酌派校理一員, 同詣閣中, 請書檢對。」 這裡除了清代統治者對書籍生產的嚴格要求外, 更是對「官定」文本內容嚴控的體現。這種意圖的實現, 得益於乾隆所提出的嘉惠士林之舉。彼時統治者試圖提供《四庫全書》及頒賜「官定」文本, 給知識群體及社會大眾進行無償閱讀、鈔錄, 鼓勵民眾閱讀已經過審查且集中展現當時「官學思想」的《四庫全書》, 以最終影響閱讀的發生及其所帶來的知識效應與社會效應。雖說允許「將底本檢出鈔閱」的做法, 勢必會進一步擴大「官定」文本的流傳範圍與影響力, 但此類做法也因此限定了文獻的主體內涵, 強化「官定」文本作為書籍流通的唯一合法性與有效性, 從而試圖將普通讀者的閱讀行為變成一種符合清代政教需求與道德規範的內省式或修鍊式閱讀。此舉從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閱讀者自身的閱讀意圖之於文本意義的影響。從這個角度講, 清代讀者「為何而讀」 (Why) 的文本內容與內涵、意義, 必定是要符合彼時政統所需的。

同時, 此處對閱讀文本的內涵限定與閱讀活動的效果預判, 主要是試圖建立導向利於政統、懲勸教化之一面的渠道。《四庫全書總目》「凡例」曾指出:「今於所列諸書, 各撰為提要, 分之則散弁諸編, 合之則共為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 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 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 皆詳為訂辨, 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 國紀朝章之法戒, 亦未嘗不各昭彰瘴, 用著勸懲。」 這就對編入「總目」的書籍, 進行大到「國紀朝章」, 中到學術源流, 小至作者爵里、文字差異的全方位考訂。試圖以此官方頒布的刊行本作為閱讀的「指定」文本, 從閱讀的內容、閱讀的意義等各個方面進行規範指導, 最終實現懲勸的意圖。換句話講, 《四庫全書》是從圖書的知識論內容與價值論意義兩方面, 限定了被閱讀文本的本質特徵與意義的可能指向。

在這種情況下, 編排《四庫全書》以成《四庫全書總目》的過程, 就是以國家意志進行書籍的編目, 進一步實現國家意志、讀者閱讀與書籍傳播三者的有效統一。換句話講, 《四庫全書總目》是以精準的理論總結, 進一步對《四庫全書》乃至同類相關書籍的意義, 作出示範意義的嚴格限定與指導。這在可看作是《四庫全書總目》「總序」的「凡例」中, 多有體現。如「凡例」雲:「文章德行, 在孔門既已分科, 兩擅厥長, 代不一二。今所錄者, 如龔詡、楊繼盛之文集, 周宗建、黃道周之經解, 則論人而不論其書。耿南仲之說《易》、吳開之評《詩》, 則論書而不論其人。凡茲之類, 略示變通, 一則表章之公, 一則節取之義也。至於姚廣孝之《逃虛子集》、嚴嵩之《鈴山堂詩》, 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 而廣孝則助逆興兵, 嵩則怙權蠹國, 繩以名義, 匪止微瑕。凡茲之流, 並著其見斥之由, 附存其目, 用見聖朝彰善癉惡, 悉准千秋之公論焉。」就對如何挖掘「文章」與「德行」的意義及方法, 提出了「論人而不論其書」、「論書而不論其人」的原則, 試圖剔除不利「見聖朝彰善癉惡」的言語。又如, 「凡例」雲:「九流自《七略》以來, 即已著錄。……今但就四庫所儲, 擇其稍古而近理者, 各存數種, 以見彼法之梗概。其所未備, 不復搜求, 蓋聖朝編錄遺文, 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為主, 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就明確指出《四庫全書》的圖書收貯標準與清單目錄的展開, 皆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為主」, 從而限定非此道書籍的被收錄與流通。所謂「著其見斥之由, 附存其目」云云, 就進一步明確罷黜相關書籍的政教緣由。甚至, 乾隆要求纂修《四庫全書總目》要指明「注系某朝某人所著, 書中要指何在, 簡明開載」 。此類意見就從理論層面將清代統治者進行書籍生產、流通的指導思想, 展露無遺。由此可見, 清代統治者試圖明確《四庫全書》的收貯圖書原則, 以此對閱讀者的思想認知及其過程進行干預, 最終限定閱讀者閱讀活動的思想語境與意義導向。

需要指出的是, 清代統治者並不關心誰是《四庫全書》的真正閱讀者。從前引乾隆三年「禁淫詞小說」的限令可知, 彼時統治者對購買且直接閱讀的普通讀者、書商等發行方 (亦是一類可直接接觸書籍文本的重要讀者) 、管理者 (作為官方管理的實行者在進行書籍審查時亦需進行文本閱讀) 等諸多可能展開閱讀活動的直接閱讀者或潛在閱讀者, 進行管控與處罰的行為。這其實是以彼時的政教思想為主導, 從宏觀層面對閱讀者人群作進一步限定的體現。也就是說, 彼時統治階級試圖從作者、出版者、印刷者、銷售者、管理者及閱讀者等, 諸多可能以書籍為中介物而展開交流的人群及其「交流圈」 , 進行全方位管控, 甚至阻隔不同人群間對於書籍文本的「闡述交流」。此類做法並非關注「作者 (author) 腦海中的理想讀者」 , 而是從彼時的社會實際出發關注當時閱讀活動的潛在施行者, 以此作為一種宏觀審視彼時閱讀活動的依據, 從而促使彼時閱讀者對文本的理解與閱讀時的人生感悟、價值關懷, 皆要受限於彼時官方意志的禁錮。最典型的例子, 莫過於乾隆十九年四月頒布《欽定學政全書》卷七《書坊禁例》「盜言宜申飭」條所言:「閱坊刻《水滸傳》, 以兇猛為好漢, 以悖逆為奇能, 跳梁漏網, 懲創蔑如。乃惡薄輕狂曾經正法之金聖嘆, 妄加讚美;梨園子弟, 更演為戲劇;市井無賴見之, 輒慕好漢之名, 啟效尤之志, 爰以聚黨逞凶為美事, 則《水滸》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查康熙五十三年, 奉禁坊肆賣淫詞小說。臣請申嚴禁止, 將《水滸傳》毀其書板, 禁其扮演, 庶亂言不接, 而悍俗還淳等語。查《定例》, 坊間書賈, 止許刊行理學政治, 有裨文業諸書, 其餘瑣語淫詞, 通行嚴禁, 違者重究。是教誘犯法之書, 例禁森嚴。今該御史奏請將《水滸》申嚴禁止等語, 查瑣語淫詞, 原系例禁, 應如所奏請, 敕下直省督撫學政, 行令地方官, 將《水滸》一書, 一體嚴禁。亦毋得事外滋擾。」此處所言「教誘犯法之書」, 表明清代統治階層與知識階層憂慮市井流民閱讀《水滸傳》之後對彼時社會秩序、民俗道德及風氣習氣的反面影響, 著重關注《水滸傳》對於市井流民日常生活的滲透。囿於文獻缺失, 現今已無法有效還原市井流民進行閱讀活動的過程與細節, 但清代統治階層對市井流民閱讀活動所產生結果的關注, 與《四庫全書》不錄通俗小說一道, 構成清代統治階層對市井流民閱讀活動的多重鉗制方式。據此而言, 清代統治者纂修《四庫全書》與《四庫全書總目》時, 並非關注彼時閱讀者本身的閱讀行為, 而是試圖賦予此類閱讀行為能夠與彼時官方意志相連的意義圈定方式, 最終形成以國家組織為主要手段推動文本意義生成的意圖。意即要求或限制閱讀文本的意義生成, 必須符合清代政教意圖等彼時特殊的歷史語境, 強調閱讀活動及其展開過程, 服務於清代政治、社會與文化建設所需的「公共空間」意義, 從而具有顯著的「文本的社會化」 特徵。當然, 此類意圖實現的關鍵, 即是「官定」文本的編纂與強制推廣。

總之, 清代統治者首先通過《四庫全書》的規範閱讀, 來限定閱讀文本的內容內涵與文本意義, 對閱讀活動的過程進行引導, 從而限定文本意義的生成。同時, 通過纂修《四庫全書總目》, 進一步從理論層面限定閱讀活動的意義指向。通過上述兩種方式, 實現限定並規範閱讀文本與閱讀活動的政教價值與思想語境, 最終解決「為何而讀」 (Why) 與「怎麼展開」 (How) 的問題。

四、餘論

從書籍的生產初衷、流通過程及傳播效果看, 《四庫全書》的纂修是清代統治者試圖通過對閱讀活動的文本、內容、形式、傳播渠道及傳播意義進行控制, 達到收歸人心以利於教化的意圖, 最終建構一種統治者所需的閱讀信仰與知識譜系。這種以國家意志為主導而建構的閱讀者與文本之間的關係, 並非導向閱讀者充分激活文本意義的獨特價值, 而是淡化閱讀者主體能動性的發揮, 強化或規範閱讀者閱讀的過程及對文本內容的闡發, 從而強制改變閱讀者的閱讀習慣, 關閉閱讀者影響文本意義生成的非官方渠道。也就是說, 《四庫全書》的纂修, 首先預判了閱讀者對文本意義生成的可能性結果, 並進行符合彼時政統所需的引導, 促使《四庫全書》的傳播範圍與意義指歸, 皆能得到合理有效的管控。這就很大程度上限定了乾嘉時期的閱讀群體借閱讀的活動, 來挖掘其所閱讀文本的可能意義, 更是限定了閱讀者基於閱讀而引發的生命倫常之類的哲思。也就使得當時的閱讀活動, 勢必由一種原本相對個性化與私人化的「心靈」體驗, 全面轉而向意義固定化的國家意志靠攏, 從而有意淡化閱讀活動中閱讀者的興趣愛好與審美標準, 阻隔閱讀者與閱讀物之間的雙向交流與互動, 限定閱讀者閱讀時的閑適心態與自由精神的發揮。此類做法, 使得彼時通過徵集彙編的書籍, 皆能被納入當時的政治環境中, 作為一種文化物品乃至教育必需品而出現。可見, 清代統治者以主動介入的方式來影響圖書的出版與被閱讀的活動環節, 最終實現保護統治者的國家利益與價值導向的意圖。這與西方書籍強調私人化閱讀的習慣與個性化體驗的文本意義生成方式迥然有別。

當然, 為了使論題較為集中, 本文主要從清代統治者的纂修意圖分析《四庫全書》的歷史意義, 而對《四庫全書》纂修之後時人實際閱讀活動的還原以及此類閱讀活動對《四庫全書》「經典化」意義生成的客觀影響, 所論仍較為欠缺。近人張之洞《8軒語》 (1875) 曾對彼時四川學子指出:「今為諸生指一良師, 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 即略知學問門徑矣」, 又說「《四庫提要》為讀群書之門徑」。明確提出通過閱讀《四庫全書總目》來了解學術門徑、進而了解古人學術思想的治學思路。這種對《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實際閱讀的行為, 對《四庫全書》的歷史意義產生了深遠影響。對此, 筆者另有專文述及, 此處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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