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傑拉德逝世78周年|紙醉金迷的一生

1940年12月21日，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的心臟病發作，就此離世。有人說他死於晚年愈發嚴重的酗酒，有人說他死於早年沒有痊癒的結核病。但這些爭論並不重要。在離世後不久，菲茨傑拉德便被美國人迅速淡忘，這個曾在事業鼎盛時期舉辦宴會、用5美元鈔票捲煙的作家，死時卻處境困窘，只能舉辦最廉價的葬禮；他那些曾讓無數年輕人迷醉的暢銷小說，隨著他的死去也迅速冰冷，無人問津。直到多年之後，才有人對他重新評價，將菲茨傑拉德從那批曇花一現的暢銷作家中重新拿出，列入經典。

才華與際遇的落差，都在他生前未曾出版的作品《我願為你而死》中表現了出來。這部創作於菲茨傑拉德人生最後十年的作品更像是他的餘燼，有著閃爍的才華，有著即將熄滅的陰暗與滄桑，同時又如同一股搖曳求救的光火，期待著能靠其中某些短篇賺取稿費，支持生活。對於菲茨傑拉德來說，這本書肯定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它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看到作者本人晚期的生活狀態，那依舊想要寫下優秀作品的決心，不堪重負的生活壓力，已經遠去的昔日光輝，近乎絕望的寫作生涯，這些東西壓在同一個人那短暫的44年的一生中，不免令人唏噓。

《我願為你而死》，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 著，方鐵 譯，中信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下文出自中信出版社《我願為你而死》導言，原作者為安妮·瑪格麗特·丹尼爾。經出版社授權新京報刊發，較原文有所刪減。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我大概不會再寫更多關於青春愛情的故事。1925年我寫作之初，就被貼上了「青春作家」的標籤。那之後我寫了很多關於青春愛情的故事。這種故事寫著寫著，難度就增加了，也漸漸缺乏誠意。如果同類作品我能寫上三十年的話，不是一位文壇奇才就是一個蹩腳的專欄寫手。

我知道這是讀者對我的期待，但是我的創作源泉日趨乾涸，想來自己還是明智一些，不要坐等它枯竭，而是開掘一口新井，重尋一條水脈……然而，數不勝數的編輯還是把我和熱衷追求年輕姑娘的興趣聯繫起來——到了我這種年紀，這興趣可能只會給我帶來牢獄之災。

——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致肯尼特·利陶爾，《科利爾》雜誌的編輯，1939年

揮之不去的「爵士時代」標籤

自從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1919年以職業作家出道一炮而紅，他便不斷被人們刻板地認作——用他自己的話說——「爵士時代」的作家。讀者們和編輯們都希望看到他寫出標準的羅曼司，窮苦的男孩追求富家女、各種派對、光鮮亮麗又賣弄風情的時髦女郎。當菲茨傑拉德進入了更為沉鬱幽暗的歷史時期，想要嘗試不同的風格，寫寫成熟男子所經歷的痛楚，他發現很難打破自己早期給人留下的刻板印象。就像他提出的，他想要「開掘一口新井，重尋一條水脈」。而不幸的是，只有很少數人欣賞他的這番努力。

一開始，短篇小說是菲茨傑拉德的謀生工具。當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約翰·格里爾·希本給他寫信，抱怨菲茨傑拉德在小說《四個拳頭》中刻畫了一所膚淺的大學和學生時，菲茨傑拉德回復道，「我是某天晚上在絕望中寫下它的，因為我已經攢了三英寸厚的退稿通知單了。最終我必須給雜誌一些他們想要的東西。」

戴著手套怒目而視的F.S.菲茨傑拉德。

給雜誌他們想要的東西：對於還是年輕作家的菲茨傑拉德來說是首要任務，整個20世紀20年代他都維持了這種寫稿賺錢的模式。他敏銳地意識到自己在賣文換錢這個事實，也很清楚自己靠短篇小說能掙快錢，如此就不必在自己有一個完整的長篇連載之前空等。他和家人生活得很好，但是在頭兩部長篇小說獲得巨大成功之後，《了不起的蓋茨比》(1925)卻銷量慘淡，而他急需用錢。由於《了不起的蓋茨比》遇冷，菲茨傑拉德只能不斷給《星期六晚郵報》寫短篇小說，也令他在爵士時代終結時，轉而去好萊塢寫電影劇本。就跟同時代的其他作家一樣，菲茨傑拉德也在藝術與商業之間進退兩難。

同樣，他也十分清楚哪些是自己的佳作，而哪些就如他自己所說，是蹩腳敷衍之作。他從不諱言那些在商業上成功的作品並不一定是他個人在文學創造性上感到滿意的。當兩者能夠一致時，像他自己看重的作品《重返巴比倫》《冬日的夢》《富家子弟》以及「巴塞爾·杜克·李」系列賣了高價，他會歡欣鼓舞。他總是希望自己認為好的小說能夠暢銷。「像《大眾情人》那樣在孩子出生時才花了一周時間寫的廉價小說賣了1500美元，我一點兒也高興不起來。我花了三周時間辛辛苦苦寫的具有天才般想像力的東西，像《天空中的鑽石》(即《一顆像麗茲酒店那麼大的鑽石》)卻一文不值。」他在1922年寫給經紀人哈羅德·奧伯的信中說道。「不過，蒼天和洛里默有眼，我還是可以賺大錢。」喬治·賀拉斯·洛里默，耶魯畢業生，1899年到1936年間從事《星期六晚郵報》的編輯工作，一直都給菲茨傑拉德豐厚的稿費： 對於一個年輕作家來說，的確是一筆財富了。1929年，《星期六晚郵報》開始支付他每篇4000美元的稿費，相當於現在的55000多美元。

然而金錢也給菲茨傑拉德帶來了傷害，就在1925年《了不起的蓋茨比》出版之後，他對H. L·門肯說： 我給《星期六晚郵報》的那些文字越來越垃圾了，裡面投入的真心也越來越少——說起來挺奇怪，我在第一篇垃圾里是全心投入的。我覺得《近海海盜》跟《賜福禱告》一樣棒。《蔬菜》失敗之後，我才真正開始創作，是《蔬菜》讓我有了寫出這本書(《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可能。如果能賺到錢，我原本很早就可以寫下這個故事的——我嘗試寫電影劇本，卻不太成功。人們似乎無法認識到，對於一個有智慧的人來說，創作是這個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同年，他對斯克裡布納出版社的編輯馬克斯韋爾·珀金斯說得更為明了直率：「我靠寫垃圾文字掙得越多，就越難讓自己進入寫作狀態。」

1921年的菲茨傑拉德。

「失敗」的長篇小說家

菲茨傑拉德一直認為自己是個長篇小說作家，儘管他也是非常出色的短篇小說家——他的短篇小說絲毫不遜色於長篇小說，形式上還更為簡潔。他的短篇小說備受喜愛，家喻戶曉，獨一無二，卻一直被他當作一塊試驗田，用來寫一些草稿，放置一些原創的靈感和描寫、人物和地域，一些將會出現在下一部長篇小說中的元素。菲茨傑拉德對自己的生活和寫作進行賬目記錄，一直記到1938年，他在「已出版作品的記錄」這一塊，列出了許多「被撕毀和永久埋葬」的故事。「撕毀」的過程從他的報刊樣張和登在雜誌上的故事中輕易可見，菲茨傑拉德對它們進行了修改和校訂，相應的段落之後出現在了《美麗與毀滅》《了不起的蓋茨比》和《夜色溫柔》中。

寫電影劇本等於人生失敗這一點，從菲茨傑拉德初入好萊塢時就再明顯不過。儘管20世紀20年代他有幾個故事和兩部小說被改編成了電影，但是他並不喜歡——他和澤爾達認為，如今已經遺失的1926年電影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爛透了」。但就算如此，1927年1月菲茨傑拉德一家還是在洛杉磯的國賓飯店住了三個月，期間斯科特寫了一部為康斯坦絲·塔爾梅奇定製的劇本。昵稱為「布魯克林康妮」的塔爾梅奇，是一位試圖從默片向有聲電影轉型的明星。一開始，菲茨傑拉德和澤爾達很喜歡與電影明星們結交，但是很快他們就喪失了熱情。他的電影劇本被拒絕了，他也回到了東部的家中。澤爾達聲稱，「斯科特說他再也不會寫電影劇本了，因為太過艱難，但我覺得作家都是口是心非的。」

《一張欠條》手稿

被她言中了。《了不起的蓋茨比》平淡無奇的銷量和毀譽不一的評論改變了身為作家的菲茨傑拉德。他很快為自己的前途擔憂起來，並於1925年春天從歐洲給珀金斯寫信： 無論如何，今年秋天我會出一本故事集。我現在要寫點廉價小文，累積多了一起出版。等它完成並出版後，我再看情況。如果它的收益能夠讓我不需要再時不時寫垃圾文，我就繼續當作家。如果不行，我就打道回府，去好萊塢學習電影。

1931年，菲茨傑拉德出於經濟原因重返好萊塢，又過了幾個月悲慘而徒勞無功的日子，自己也感到心力交瘁。他一直在寫的《夜色溫柔》依然沒有完成。迫於經濟壓力——1937年夏天他又一次回到好萊塢，並一直留在了那裡。第三次好萊塢的經歷是十分不快的。從這部集子的標題故事，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對電影產業的觀點——對個體創造力存在根深蒂固的腐蝕性和危險性。1934年，阿諾德·金里奇曾警告菲茨傑拉德不要回去，並且直截了當地告訴了他原因：「看到你又在好萊塢揮霍自己的天賦實在讓人心痛，我希望你將來不要走到那種地步。因為文學創作就像一架樂器，而你是最卓越的藝術大師——沒人能比你在英文的琴弦上奏出更為純凈悅耳的旋律——而好萊塢他媽的要什麼文學創作。」

在菲茨傑拉德去西海岸前不久，他用冷靜自知又不乏預見性的口吻寫信給珀金斯：「我每次去好萊塢，儘管有高額的收入，但經濟上和藝術上真的都不見得有好處……當然我還有一部小說(《末代大亨的情緣》)，但是它可能要成為世界上諸多未完成作品中的一本了。」菲茨傑拉德的開銷非常大，從他自己的生活支出，澤爾達在北卡羅來納阿什維爾附近的私人療養院里的治療費，到斯科蒂的學費，都要花很多錢。當然，他與米高梅公司簽訂的合同也給他帶來豐厚的收入——每周1000美元修改劇本。他的最後幾篇小說是在修改他人劇本的工作之餘寫的——看劇本是個很無聊的工作，他在本子的邊緣留下了很多吐槽。

《越位》手稿

好萊塢的工作令他很沮喪，對他的文學才能也是一種傷害，他對好萊塢的熱情缺失直接導致了劇本情節中的缺陷。還好米高梅公司的合同把菲茨傑拉德從深陷的債務中拯救了出來，而他也在那裡找到了《末代大亨的情緣》的素材。他很高興在他死的時候，還在奮力「再寫一部小說」，但是出賣自己的天賦和時間讓他在精神上和創造性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也必然導致了那部作品最終沒有完成。

最後一部作品：《我願為你而死》

菲茨傑拉德認為《我願為你而死》中的一些故事非常出色，更多地出於個人原因而非經濟考量，他對編輯們希望他寫爵士樂和酒精、美麗的酷女郎和令人思慕的帥氣男孩而拒絕了這些小說感到深深失望。從大學時代起，他就是一位職業作家，一稿又一稿地筆耕不輟，甚至在小說發表或出版了之後，還會對其進行持續修改。他自己手裡的那本《了不起的蓋茨比》，手寫的修改和注釋從題獻頁一直延伸到如今已如史詩般不朽的結尾段落。

菲茨傑拉德在1936年的散文集《崩潰》中表現的自責和懺悔，比任何人都更為周詳地記錄了他自己的艱難時刻。他對自己的重新評價體現在這些篇章中： 一個被困在療養院里的男人，絕望地希望擺脫《噩夢》；一個作家在《一起旅行》中改變了職業生涯；在《我願為你而死》中，一個攝影師和一位電影明星思考著他們所獲成功的有限性，並想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這本集子中的某些故事裡，菲茨傑拉德探索了20世紀30年代婦女的各種新機會以及這些機會中依然存在的局限： 《謝謝你的火》中的旅行推銷員漢森太太；像露西和埃爾茜這樣的青春期少女涉足性愛；琪琪在《越位》中顯豁的情感糾葛。傳統的婚姻也面臨著壓力；比如在《向露西和埃爾茜致敬》中，他對於青年一代的自由生活流露出一種混合著贊同和輕視的微妙情緒；而電影劇本《海邊的格雷西》，則對他們時而嘲弄時而認可。書中有四個故事以醫生和護士為主角，這顯然與菲茨傑拉德當時的生活境遇關係密切。這些「醫療故事」——《噩夢》《打算怎樣》《起自靜默之地的旋風》《房子里的女人們》——從菲茨傑拉德和澤爾達日趨崩潰的過程中，以及之後持續不斷的病痛里借用了很多冷酷的細節。

斯科特和澤爾達，與他們故事裡的汽車「老爺車」，照片刊登於1924年的《汽車雜誌》。

撇去菲茨傑拉德投射在作品中的自我和焦慮，某些故事與他的自傳恰恰相反。較之探究個人生活的運動軌跡，菲茨傑拉德還思考、書寫影響美國文化和歷史的更強大的力量，從大蕭條時期的貧困問題到種族和公民權利問題，還從地域風俗、觀念和文化等方方面面汲取靈感，也許還從中尋求庇護。誠然，有時候這些公共的、歷史性的問題，與菲茨傑拉德個體的、私人性的問題是混合在一起的。這些故事尖銳地觸及了美國歷史中極其重要的時刻，並質疑了由此造成的迷思，而這也體現了菲茨傑拉德對歷史和家庭之間聯繫的叩問，或是他作為一個作家如何受到更為強大的歷史性時刻的驅動。這些作品也叩問了原創性和創造力的來源；是念咒般地複述孩提時代聽來的睡前故事，或是作為作家，想要發現新鮮的事物。

《我願為你而死》中各個故事的想像力，絕對具有強大的力量。它們的質量參差不齊，菲茨傑拉德對此很清楚，這在他的通信中可以明顯看出。有些作品顯然是為了賺稿費，儘管作品主線、詞句和人物都在那兒，但是寫得很匆忙，乏善可陳。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債務和艱難境遇對他的傷害不可逆轉；他在1936年5月寫給奧伯的信中所流露出的痛苦和坦誠，能夠從當時的小說中一窺究竟：

債務的事兒太糟心了。它讓我的自信喪失到了可怕的程度。我曾經是為自己而寫作的——如今我為編輯們而寫，因為我沒時間好好考慮我真的喜歡什麼，或去發現自己喜歡什麼東西。就好比一個人才汲了一點點水就急不可耐地喝起來，因為他實在太渴以至於等不及井裡的水充滿。哦，但願我能早點轉運。

然而他還是對澤爾達說起《星期六晚郵報》想要他寫他不想寫的東西，「一旦我覺得自己正在寫一篇檔次很低的文章，我的筆尖就凝滯了，我的文思也飛到了山外。」而這些故事，無論是否符合菲茨傑拉德本人或其他人的預期，當它們被集合起來時，都顯示了他越來越強的創作自由、對於各種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對於大眾期待的「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標籤式作品或傳統規則和要求的狂熱抗拒。

編輯和讀者不希望看到年輕人在郵輪上做愛，不希望士兵們在戰爭中受折磨，不希望有人揚言要自殺，不希望好萊塢酗酒吸毒，不希望通過大學運動會貪污受賄，太可惜了，有時候他也願意修改。有時候，菲茨傑拉德對於手頭正在創作的東西的淡漠是顯而易見的，但有些時候，隨著20世紀30年代漸行漸遠，菲茨傑拉德越來越不願屈服於外界對他的期望，他們非常驚訝地發現他身上逐漸體現出普遍的現實主義色彩，或是陰鬱而破碎的高峰現代派傾向，或僅僅是展現一些他們覺得醜陋的東西。

澤爾達·菲茨傑拉德，自畫像 月亮上的芭蕾女演員1927年

1940年4月，他寫信給澤爾達：「我已經討厭加利福尼亞了，如果能去法國待上三年，我願意用餘生來交換。」不過此前一個月他還對她說過，「我正在寫『帕特·霍比系列』——並且等待時機。我現在有個新的想法——寫一個喜劇系列，這會讓我再次登上那些大雜誌的——不過天哪，我已經是個被遺忘的人了。」這些寫喜劇而不是悲劇的新想法，的確會讓他重新被人記起。一路走來，不管經歷多少困難、酗酒問題和病痛，菲茨傑拉德始終筆耕不輟，並試圖在筆下反映他的所見所感。這些故事體現出的菲茨傑拉德最真實的特質，就是它們對希望的承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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