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接受並調侃生活

心思無二用

子水：黃老，你在讀初二時便離開學校，但在繪畫、文學上卻取得了這樣今人矚目的成績，我想知道是什麼支撐著你呢？

黃永玉：其實你的前題不該這樣說，因為我沒有什麼成就，所以說不出來（笑）。一個人就是工作嘛，不停地工作，抓住它不放，老乾一樣事，幹了幾十年，總會作出一些產品出來。

如果勤快一點，用心一點，就希望這個產品的質量高一些。再有一些基礎，多一些朋友，不要厭棄前輩朋友、同輩朋友、年輕這一代的朋友，多一點來往，在畫畫這個領域裡面多用一些心思，多付出一些力量，時間長了，就喜歡上了。喜歡上就太好了，那就比較有熱情有勁頭，整個藝術過程就是這樣，心思無二用。

子水：今天從大門穿過來，看到這樣多的狗、花、鳥，都算你的愛好嗎？

黃永玉：這個不叫愛好，有條件就養一點。這裡院落這麼大，狗主要就是守門。花，是朋友送的，我怎麼會養花呢，養花的學問很大，像我這樣一般的人能養？養不了。

子水：你那本自傳體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進展如何，聽說寫了20萬字了？

黃永玉：現在沒有時間繼續寫，開完這個畫展，我恐怕就要認真地寫了，篇幅太長了。要認真地把它寫完，不然死掉了就可惜了（笑）。生死是很難說的，要拿專門的時間來寫，不然來不及了。

子水：這次在北京這個家待多久？

黃永玉：我很快就要回了，這個展覽會是4月1日，8號結束，我10號就走了，8月份湖南就要開畫展了，前前後後還有許多事情。還要接著趕我的小說呢。

原來我叫「黃永裕」

黃永玉的故鄉情結深重，對於他，故鄉不只是記憶，不只是人到他鄉之後對故鄉的留戀，而是一種藝術上的必不可少的想像，一種不斷的能夠提供創造力的能源。黃永玉出生於湖南常德，半歲後隨父母回鳳凰縣老家。故鄉家中的木板牆上，至今有一片他4歲時留下的淡淡墨跡。幾筆簡單的臉譜圖案，上面還歪歪斜斜有幾個字：「我們在家裡，大家有事做。」

童年時代，黃永玉眼中的父親很可愛，父親會畫畫，愛音樂，但更重要的是父親的性格對他的影響。湘西人的幽默、樂觀、爽快、固執，早已融入他的血液中了。

關於黃永玉畫的價格，外界傳說——他隨心情好壞而定，心情好，畫價就低，反之價就高。有人說他的畫價是6萬元1平方尺，所以在北京幾十年，識相的都不敢開口向他索畫。他回鄉時，索畫索字者不絕，難以招架時，他自撰「啟事」一則，掛於中堂左壁。聲明凡索取畫、書法一律以現金交易為準，並將所得款項作修繕鳳凰縣內風景名勝、亭閣樓台之用。

子水：你的名字「黃永玉」是如何來的？兒子「黑蠻」的名字又是怎麼來的？

黃永玉：我的父母取的，那兒的「玉」原來是「裕」，「富裕」的「裕」，到了40年代，表叔沈從文給我改成現在這個「玉」字，我們不要把小事情擴展成一個很偉大的意義（大笑）。普普通通的事，我就害怕把它渲染成一個很特別的事，一般的事就一般的事。

可能有的人喜歡把他的事變成一種意義，黃永玉生都是意義（笑），歷史掌故都是意義，那就有點好笑了，平常就是平常。人也是這樣的，比如像我這樣的人一直畫畫就是了，再寫一點文章，但我自己如果把一件小事情吹成大事情，那樣的話就不太好，正正常常一個人過日子也是這樣子。

子水：給孩子起名「黑蠻」，很怪啊？後來有沒有改？

黃永玉：不怪，這個很正常，小時候又黑又蠻，很健康。有什麼改的（大笑），改來改去不還是個名嘛。

子水：你曾經說過「無論走到哪裡，都覺得精緻而嚴密的故鄉最好」。看來你也有很深的故鄉情結啊？

黃永玉：我說鳳凰好是很主觀的，要大家說好那才叫好。我一個人說鳳凰好人家會說因為你是那裡人所以說好，現在大家都說好，看來那裡真有些好。

子水：故鄉鳳凰的好，在你眼中都包括哪些呢？

黃永玉：將來你去看看就明白了，也很難講，山、水、人都很好，一年四季都很好。不要動不動就談文化如何，說文化底韻就有些吹牛了。出一兩個人就說文化品位就高了？那個安徽、浙江、山東不也很多嘛，孔夫子出生的地方就一定文化品位高嗎？

只能說山水好，一年四季很清楚；人很淳樸，對外地人很親熱有禮貌。開放後，鳳凰變成歷史文化名城，大家都去那裡旅遊，都覺得真不錯，我們聽到當然很高興，但太商業化旅遊就不大好了，就眼前看還可以，還控制在文化文明的裡頭，沒有「太顯」那就好了。到了西安，那裡面有賣民間東西的小腳女人，見了我們還「哈羅、哈羅」，呵呵，那就危險了，是不是？

愛情的生物學問題

1970年，黃永玉給夫人張梅溪寫了一首情詩：「我們相愛已經十萬年。」他一本正經地對夫人說：「不是說人生百年結為一世夫妻嗎？十萬年也就是千世夫妻吧！」

十八九歲的黃永玉曾在江西一個小藝術館裡工作，就在那時，他碰到了廣東姑娘張梅溪。當時好多人都追求張梅溪，其中有一個航空站的青年，人長得很瀟洒。這個青年牽了一匹馬來，張梅溪很喜歡騎馬，兩個人便拉著馬走到大樹林裡面。黃永玉心想這下麻煩了，自己連自行車都沒有！但他有自己的高招——每次意中人出現的時候，黃永玉都在樓上吹起小號，雖然吹的技術不怎麼高，但是定點吹奏，終於打動姑娘芳心。後來，黃永玉問她：「如果有一個人愛你，你怎麼辦？」她就說：「要看是誰了。」黃永玉說：「那就是我了。」她回答：「好吧。」

子水：活到這樣一個境界，你覺得愛情是什麼？

黃永玉：愛情是一個生物學的問題，年輕的時候發情了，要找一個對象，然後生下孩子，就要把家庭弄好，就是一個動物的「窩」嘛，把「窩」弄得溫暖一點，就是過一種正常的生活吧。

我從前也講過，不要把愛情神聖化，羅密歐與朱麗葉十幾二十歲為了愛情而犧牲，如果他們沒有死，活到八九十歲還一天到晚親親我我，那不累嗎？那恐怕就有一點好笑啦。所以我就感覺到愛情是發情階段的一種產物，年輕人傳宗接代的前奏。

子水：你常在國外住一些時間，然後在北京這裡住些日子，再回故鄉住，三地感覺有什麼不同？

黃永玉：可能有的人喜歡講我在國外如何，他自己開心，比如徐志摩當年講他在巴黎、義大利怎樣怎樣，看得人流口水，從前誰能到外國去呢？一個鄉下人能到上海就不簡單了，我們鳳凰到長沙就不簡單了，現在誰都可以去了，有什麼奇怪的？所以我到外面就是工作，我到外面看看展覽會、博物館之外就是寫生，該去的去了，哪能天天去呢？

其他時間我就背著個畫夾到處跑，不畫畫幹什麼呢？我到其他地方也是這樣。還有人問我到國外吃得習慣那裡的飯嗎？我說我幹校都住了三年，種地日晒雨淋都經過，還有什麼受不了的？所以今天看來，幹校還是有點好處的（笑）。那這樣好讓你再去一次如何？我當然不幹了。在某個生活歷程中它重要，像抗日戰爭八年，日本人在後面追，你在前面跑，讓你再來一次，當然不願意了。但今天回顧一下，是非常寶貴的，你們沒有，我就有。人生就是這樣，有不同的經歷。你們將來也一樣可以給子孫們講很多當年的事。

子水：作為一個藝術家，你認為最重要的品質是什麼？

黃永玉：老老實實，平平常常。得意的時候不要衝昏頭腦，倒霉的時候不要苦不堪言，腦袋栽到泥巴里去，不要自甘墮落，從容一點，平常一點，摔下來的時候就不感覺難為情。

子水：你覺得在藝術上天分有多重要？

黃永玉：拿我舉例，我就沒有天分。在小學的時候畫畫，我喜歡畫，但我不是第一，排隊也輪不到我，如果畫畫排隊從天安門排可能排到王府井才輪到我，沒有什麼天分的，就是喜歡。

喜歡之後，就比較執著，一直這麼工作下去，經驗積累，腦子的經驗、手的經驗積累就多一點，然後變成長期工作後就愛它了，這個愛也需要培養，終身不棄，一直緊抱著不放，經驗越積越多——就是這麼一個東西。天分別人有，比如說貝多芬就有，貝多芬作曲的時候，海頓就說，你的天分很高，但是你還不懂規律，我給你介紹莫扎特，他在薩爾斯堡，你到薩爾斯堡找莫扎特，告訴你規律，但是他兩次去薩爾斯堡都沒有成功，因為莫扎特的家裡朋友太多了。他接受了貝多芬，但是沒有機會教導他，貝多芬第二次去的時候莫扎特就死了，後來他還是掌握了這些規律。

子水：感覺你是一個非常幽默的人。

黃永玉：現在不隨便開玩笑了，但是心裡會看到、記得一些好玩兒的事。老頭了嘛要多點憐憫、多點愛護，有些事看在眼裡不大說出來了，讓人家難受不太好，但是寫出來還是可以的，所以記性比較好，看到有趣的事就記住了，記住了以後什麼時候用就拿出來。

子水：身處逆境的時候我們怎麼保持樂觀的心態？

黃永玉：誰問我這個問題我都要500塊錢——我告訴你這個秘密。實際上世界本身就是這樣，有順有逆，到了逆境的時候，你要用欣賞的態度來看它，站高一點，像上帝一樣看自己、看自己的處境，這樣的話，那種痛苦就少一點。

還有一點是我同別人不一樣的，這幾十年我身處的逆境太多了。過去斯巴達人的孩子從小要做引體向上的鍛煉，掛在樹上、放在岩石上日晒雨淋。我說我們是在接受意志上鍛煉，一直接受意志上和精神上的折磨——現在的人想這樣沒有機會啊，你不能說再來一次戰爭和運動。我在抗戰八年期間長大，從12歲到20歲，這八年可是苦得很。所有的苦難不是從今天開始的，也不是從近五十年、近百年開始的，五千年就有了，只是老祖宗們沒有留下印跡，我們只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你要懂得怎麼欣賞它。什麼事到了欣賞的時候，就好辦了，我正是這樣。那些年身不由己的時候你怎麼辦？比如說文革拉我們去鬥爭，你能反抗嗎？或者斗你的時候你做一次完全不同的演講？不可能的。那你怎麼樣呢，當你想自己像上帝一樣的站在高空看看自己的樣子，多好玩，我真的就是這樣的。身不由己的時候沒得說了，如果有可能有一點機會能夠自己決定，那就趕快決定，所以那時候我說謊、裝病都有的，幹嗎不呢？

沈從文像大海

子水：你如何評論表叔沈從文這個人和他的作品呢？

黃永玉：我們是親戚關係，沒有什麼，（從前）經常去看看他就是了。很普通的一個長輩。他這個人很高尚和樸素，碰到困難很從容的；從文表叔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條不太讓人翻動的，被文火慢慢煎成味道也過得去的嫩薰小魚，有朝一日以便對人類有所貢獻。

從文表叔的為文與為人可稱得上我的活典範。他是完全應該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我在表叔的墓前刻了一塊石碑，上頭寫著：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獻給他，也獻給各種「戰場」上的「士兵」，這是我們命定的、最好的歸宿。

他的文章文筆很講究，用心思處理，行文很典雅，說事情說情感非常準確。契訶夫就說了，沒有人說海像小孩說海這麼好了。就是說小孩子說得最好，海大！概括形式強。人家曾經問過我，怎麼畫畫才能畫得好？我就說該畫的就畫上去，不該畫的就別畫，只能這樣講。因為文化的某一個點沒有任何人三言兩語說得清楚。人家教了我幾十年的木刻，怎麼樣才能刻好？我就說該留得留下來，不該留的鏟掉。怎麼樣有這個本事控制它該留得留該鏟得鏟，這就很難說。說一個大作家，用三言兩句是講不清的。

子水：你年輕時設計過自己要走的路嗎？

黃永玉：年輕人什麼時候考慮過要怎麼做？不可能的。就是在某個時期你控制好就是了。比如說我，那時社會那麼動蕩，日本兵炸了幾十人就沒炸死我，這不是說自己就能控制的。另外一個我不會喝酒，不會賭錢，永遠跟書本在一起，逃難時期背了一大堆書走。人家對我好就是覺得這小孩挺誠懇的，挺努力、挺能吃苦的；老人家對我也比較愛護，說這孩子挺用功、挺專註的。今天我們成了老人家，看人也這樣看。

調皮搗蛋也有可愛討厭之分，討厭的讓人不願接近，可愛的也有它積極有趣方面的東西，不一樣。我這輩子跟書在一起，對老人家還知道感恩。

但在文革這個漫長的時間裡面，如果我們向老人家、大學者請教，他自己在運動裡頭還自顧不暇呢，誰還會談學術呢？所以這些年把一大批老人家都錯過了，錯過了很多高雅的關係，你就可以看出文革時期大家為什麼這樣渴求書本，因為沒有書本，一本書借來借去翻爛為止，若某個人借書不還就認為那個人道德敗壞，太沒有信用了。

那時評價一個人是很特別的一種標準。說某某人如何不好，因為當初他到我家裡，給了他兩個饅頭都不要糧票，他現在對我這麼不好！（笑）價值觀在特殊情況下是不一樣的。現在看沒有什麼要緊，那個年代吃兩個半兩一個的饅頭可是個大事。我年輕時到現在，常常想到人家給一個饅頭時的價值，並不因為現在一個饅頭不算一回事了，而把這個價值磨滅了。

子水：如果讓你重新選擇一次人生的話，你還會選擇作畫嗎？

黃永玉：我沒想過要選擇，生活如果還要有下輩子，再有下一輩子再下一輩子的話，那它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對不對？

新的時代總比舊時總要好，現在我們近黃昏了，你們年輕，所以都要努力工作。這個時代多少百年千年沒有碰到過的，大家過得這樣好，將來可能還要好，不正常的觀念一天比一天少了。這是理性地治理國家，而不是一個人治理國家。

我從前也說過，「五四」時代提倡民主與科學，基本上是個科學的問題，民主是一個反應的形式。就因為科學的關係，你不能隨便抓人，抓人不科學；你不能隨便貪污，貪污經濟上不科學，有空子可鑽，隨便打人這很不科學。所以，到了不隨便抓人、不隨便貪污、社會風氣很文明的時候，那就是科學的成果。反應出來的相對自由、民主是一種形式。

子水：你如今在閱讀什麼書呢？

黃永玉：我什麼都讀，因為我不是研究學問的人，讀書是消遣，同時可能哪年哪月在畫畫上會有用，但主要不是為了有用，是覺得學問的可愛。

萬荷堂主人

與黃老相約的上午，北京春天的沙塵正肆無忌憚地吹奏，我們的車行駛在通往他著名的「萬荷堂」的京通高速路上，心情竟有一絲的緊張。

約摸一小時的樣子，在黃老的兒子黑蠻的電話指引下，終於看到那個孤獨傲立於郊野的亭院，一如黃老的人格！尚未入門，卻被腳下門縫探出的狗爪子狗鼻子嚇了一跳，直到裡面的人引領走進時，也緊張至極。還未曾回過神來，忽然看到眼前站著一位戴帽子的和善「老頭兒」，於是握手，於是寒暄，於是放鬆。他帶我們進到廳堂後面安靜透亮的會客室，那房間屋頂中部是天窗，下面生長的植物花團錦蔟，一排歡叫的鳥兒慶賀春天的來臨。整個訪談伴隨這樣鳴聲，讓人不知不覺時間流逝而去。

之後，黃老拿鞭子在十數只「狗兒女」中開路，帶我們四處參觀，他的待人熱誠，盡在聊聊言語間。「萬荷堂」佔地六畝，門樓、角樓、影壁、迴廊台榭無不按傳統格式布局，卻又溶解了個性十足的黃氏作風。一池一堂、一牆一瓦、一花一木透露著從湖南鳳凰走來的人物的靈動與不羈。雖然沒有拜訪過他出生地的宅院，但想必亦被故鄉山水靈透賦予了別樣感覺。

採訪完畢，恰是午飯時間，他不容推辭地挽留道：「隨便吃一點，沒有什麼好東西。」走了幾步又講，他有許多朋友貪吃死掉了，所以他總是吃得很清淡。飯間，窗子上掛的籠子里，忽然傳出兩隻鸚鵡學舌的聲音，竟也是湖南方言！它們在說一句：老闆你好，老闆，你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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