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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長征路上,吃人的沼澤|裝備佬

原標題:新長征路上,吃人的沼澤|裝備佬


四川省是中國第五大省,其西部邊界處於青藏高原。這裡的雪山的平均海拔4500,人們告訴我這裡仍然有大片荒野,土匪、野狗和狼群時常出沒。


達古冰川自然保護區是四川省剛成立的一處國家地質公園,地處黑水縣、2008震中遭受重創的一個縣,這使得我們的情況更加糟糕。黑水縣絕大部分居民是藏族人,仍然深受藏傳佛教的影響。2004年以前,這裡還禁止外國人進入,而這次地震則再次封閉了黑水縣,沒人知道路況如何。



在成都採訪老紅軍賀文玳

我們的運氣很好。與我們一同上路的有41歲在澳大利亞出生的英國人李愛德和他的中國拍檔楊肖。李愛德在北京居住多年,而楊肖則是徒步旅行自由撰稿人。這兩個人開了家公司—— Red Rock Trek,專門從事在中國西部的徒步探險。李愛德在中國走過的路比馬可·波羅還多,2003年他來過這個地區,對前方道路非常樂觀。



「新長征2」路上的李愛德(右)和楊肖


那是20097月初,雨季的開始。我們終於來到海拔2750米的下達古寨,大朵的白雲低低地懸在冷杉上空,看起來彷彿是一顆顆巨大的西班牙鐵蘭樹。我們在一所石頭房子里過夜,很多石頭有被震裂的縫隙。一位身體佝僂的盲人藏民警告我們:「在以前,人們在達古山見過長征者的屍體,被熊撕得皮開肉綻。」


這激發了我最大的興趣。


此趟行程,目的是要解開我心中關於紅軍長征的一些謎團。1934至1935年間進行的長征讓毛澤東登上了中國共產黨權力的頂峰,後來長征被定義為一次神話般的軍事行動。紅一方面軍曾經被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圍困在江西山嶺中的根據地,193410月的一個夜晚,86000多名士兵悄悄地從根據地「消失」了。他們的原計劃是前往800公里以外的湖南,和第二軍團以及第六軍團匯合。然而蔣介石和地方軍閥對他們進行了激烈的阻擊。於是,紅一方面軍經過一年多浴血奮戰和痛苦煎熬,不停地行進、行進,終於完成了人類歷史上最長途的軍隊跋涉。


出發9個月後,長征的隊伍行進了5000公里,這時候只剩不到2萬名士兵,其餘的犧牲在子彈、炮彈、地雷、飢餓和大雪山的嚴寒之下。有30名女兵在長征中竭盡各種方式發揮作用:收集糧草、招募新兵、為軍隊和當地百姓表演、組織擔架隊等等。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里,紅軍隊伍在號稱「世界屋脊」的地方,遭受嚴酷的海拔,複雜的內部鬥爭(與紅四方面軍匯合後),以及高原沼澤的反覆折磨。他們匯合後繼續向北前進了1600公里,最後終於在陝西北部建立了新的根據地。


我到這裡來,是為了重走這一段最苦難和最讓人心酸的長征路。我正在寫一本關於30名長征女兵的書。2006年,我採訪了紅一方面軍30名女兵中的最後一名倖存者,王泉媛,那年她93歲。被馬步芳的軍隊俘虜後,王泉媛慘遭厄運,兩年後,她逃了出來。



翻越達古山

接下來的10天,我和李愛德、楊肖、他們的助理麥克·譚(Mike Tan)、以及46歲活潑的藏族牧民索南加措,在長江和黃河之間彎彎曲曲的山路上,在長征途中最高的山口,翻越達古山。我們有一個由4名藏民和10匹馬組成的馬幫隊伍,負責攜帶我們的行李設備。接下來我們計劃前往毛兒蓋,在那裡穿過「大草地」 ——高原上的沼澤之地。紅軍隊伍在這裡犧牲了無數人,紅軍戰士曾說這裡的水「臭得像馬尿」。


和我們一起旅行的,還有幾個人:安迪·史密斯(Andy Smith),一名高中歷史教師兼業餘風光攝影家;安迪的大學同學勞倫斯·格雷(Lawrence Gray)和狩獵捕魚發燒友高登·瓦雷斯(Gordon Wallace),他們倆都是商人,正在休年假;還有菲利浦·英吉霍恩(Philipp Engelhorn),一名住在香港的德國攝影師。



達古冰川


我們將在海拔3000的地方跋涉150公里,如果我們能夠到達那裡的話,可能將是首支到達那裡的西方隊伍。


我們在下達古寨開始步行,沿著滿是地蕨和冷杉的羊腸小道往上走,地上的泥深得幾乎沒膝,粘得靴子總想往下掉。這條氂牛和牧民走的小路直通向一座陡峭的山脊,兩側的山勢極為險峻。有兩次,我們不得不躲在路側,好讓駝滿新鮮酥油的馬隊通過。不遠處有一頭氂牛屍體,已經僵硬,但是沒有被熊撕咬過的痕迹。


下午5點左右,我們到達了海拔4000的夏季草場區。草地上到處都是氂牛和藏獒——藏區特有的大型猛犬,專門負責照看氂牛。一位蜜糖色皮膚的藏族少女長著一對彎彎得如新月般的眼睛,大方地邀請我們去她的木屋。房子屋樑上吊著氂牛肉乾,她蹲在肉乾下面為我們每個人盛上酥油茶,我們圍坐在爐子周圍。



雪落村的牧民


「在這裡的感覺很自由」李愛德說:「這兒沒有什麼柵欄,你也體會不到那種『貧窮地區』的自我悲憫的氣氛。這些藏族牧民可能沒有很多現金,但他們的文化灌注於精神世界,非常強烈牢固。在他們眼裡,人都是平等的。」

事實上,在這片藏區,紅軍曾經和藏民武裝發生過激烈的對抗。一些藏族喇嘛通過自己幾百年來和外族人對抗的經歷,指導藏民們在紅軍到來之前,隱匿在叢山峻岭中,不時對紅軍進行阻擊,他們割斷掉隊士兵的喉嚨,從山崖上向行進的隊伍滾下巨石。


在達古山的第二晚,我們在海拔3500的地方紮營。不久一場暴雨從天而降,閃電劃破夜空,彷彿在譏笑我們選的地方多麼可笑 ——我們要在這裡做飯、吃喝、幾個人還要在這裡睡覺。不過,李愛德點起了汽油爐,給我們做了一頓美餐,有米飯、南瓜,還有楊肖從家鄉帶來的香腸。李愛德還極為勇敢地烹制了一道很辣的白菜炒熏肉,裡面放了一大把四川花椒。


其他人都睡覺了,我和李愛德繼續關於長征的交談。他和馬普安曾經寫過一本書,書裡面詳細地提到他們曾經尋訪到一位婦女,她極有可能是毛澤東和賀子珍在長征路上被遺棄的女兒。


和馬普安重走紅一方面軍的長征路後,李愛德和同樣對長征很熱衷的楊肖又重走了紅二方面軍的長征路,(紅二方面軍最終與紅一方面軍匯合)。他們走得甚至更長。李愛德和所有仍健在的老紅軍見了面,他對長征的了解比任何外國人都更加廣泛和深刻。


「你一定要寫本最棒的長征書。」我跟他說。


「我不知道。」李愛德自嘲地笑了笑。他坦言,從每一個長征行程回到北京,坐在公寓里,坐在電腦前,心裡總有一股「極度強烈的抑鬱」。他寧願選擇把路途中的所見所聞放在自己心裡。


我們花了一天半才到達達古山的頂峰。這時我們明白了毛澤東的軍隊遭受了什麼樣的痛苦經歷。即使在夏天,這裡也是寒風刺骨、空氣稀薄。而當年,身著草鞋和棉衣,27名為了防虱子而剃了光頭的女戰士,在這個高寒之地飽受煎熬。當時22歲的王泉媛在大雪山發生了嚴重的痙攣,從那以後,她落下了終身不孕症。


我們攀上了4500的隘口,紅軍長征的最高點。而長征中倖存下來的女戰士中,沒有一個人提到過這裡的景色,沒有人提到過我們正在飽覽的雪山、冰川、瀑布竟是如此壯闊輝煌。


達古山腳下的雪落村,體現了經濟發展這把雙刃劍帶來的「發展與保留」的典型矛盾。在這裡,中國政府正在興建一個全新的村莊,與原村莊的建築風格一致,也是石屋紅頂。所有人都同意,新的村莊更舒服,生活水平更好。但是,老村莊里那些雕刻精美的木頭房子,則註定要被遺忘了。


在窩登村,一位當地人遞給我一張說明,原來眼前一棟泥和籬笆建成的兩層樓房就是著名的「沙窩會議」遺址。「沙窩會議」是長征路上的一個分水嶺。愛德和我看了對方一眼,這可是個驚人的發現!一位名叫益西的年輕人帶我們進去,這棟樓房是典型的藏族結構,樓下圈養牲畜,樓上住人。我們爬上又高又陡的木質樓梯。益西指給我們看窗外河流里的大沙洲。西方人一直相信,「沙窩會議」之所以這樣命名,是因為它發生在一個叫「沙窩」的地方。但是現在,益西跟我們解釋,「沙窩」就是指「沙子旁邊的房子」。當年紅軍看到窗外的沙洲,就把會議命名為「沙窩會議」,意思是「在沙子旁邊的房子里開的會議」。我們為歷史增添了一個註腳。

在這裡,紅四方面軍的領導張國燾和紅一方面軍隊的領導毛澤東,在軍隊結構以及領導權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張國燾率領著規模更大、裝備更精良的四方面軍和毛澤東的一方面軍在雪山會合。


雖然張國燾的軍隊兵強馬壯,但是毛澤東擁有黨的領導權,並且在各個方面都比張國燾聰明。在沙窩,他們達成協議,將隊伍合二為一之後,再進行重新劃分。結果看起來對張國燾有利,但是實際保留了毛澤東通向最終權力之巔的餘地。


房子外面的人們並不關心我們的發現,他們聚在高登的身邊看他釣魚。他第一桿就釣上來一條30厘米長的鯰魚,然後將魚放生,贏得一片掌聲。嚴格的來說,藏民信奉佛教,不吃魚。



在我們過夜的這個村子裡,一名醉醺醺的警察長官給李愛德和楊肖上了一堂大課。他把自己的混亂含糊的政治觀和共產黨的規章制度混在一起,滔滔不絕地大講特講一個多小時:「你們這些從資本主義國家來的人,必須要明白,這裡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不會再回到萬惡的奴隸社會去!」


山谷中喇嘛廟裡的僧人們非常好客。這座寺廟兩層高,牆麵粉刷得雪白,裡面住著幾百名僧侶。他們對西方國家來的遊客心無芥蒂,熱情地歡迎我們,帶著我們遊覽寺院。向我們介紹附近庵堂里削髮修行的尼姑。他們還招待我們吃了糌粑——藏民的主食。當年長征的紅軍,大部分習慣吃米飯,曾經因為這裡的藏族食物——糌粑、大麥、酥油茶和氂牛乳——產生過嚴重的消化不良。很快,我們也體會到了同樣的痛楚。



藏族食物 ——糌粑


長征中最艱難、最令士氣受挫的,是「大草地」,一個充滿了沼澤的地方。在這裡,紅軍遭遇了暴風雨、雨夾雪和冰雹的多重襲擊。紅軍戰士們稱之為「麻風雨」。成千上百的士兵死於飢餓、嚴寒和疲勞,還有被難以看到的泥草沼澤所吞噬,快得像流沙一般。


現在,我們即將進入草地,我們有10匹精壯大馬,和一隊馬夫。他們的領隊是41歲三金多,戴著軟氈帽,看起來乾淨利索。他告訴我們,他們不能進入前面的村落,因為他們的村子和前面這個村子為了搶奪冬蟲夏草發生過激烈的械鬥,人因此喪命。冬蟲夏草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貴草藥。所以我們不得不繞道去下一個村子。我們沒有選擇,只能多走幾里地。

經過了一個3500高的山脊,我們感覺到進入了一個更加荒蕪的地帶。這個地方看起來寸草不生,毫無遮擋。幾位藏族人有點害怕他們的仇家會對他們突然襲擊,而這也正是當年長征紅軍時常遭受的。黃昏時,我們在沼澤的一處高地找了個地方,把帳篷支起來,圍成一個圓圈,讓馬匹們待在帳篷圈裡面。這裡沒有山、沒有樹,幾位藏民把帶來的木板劈開,當作柴火,在他們半敞開的帳篷里生起了篝火。勞倫斯、菲利普和安迪鑽進他們的帳篷取暖。他們用手語和微笑交談。藏民們煮了茶。一個雪碧瓶子里灌滿了白酒,大家傳遞著輪流喝。


大群的綠色蚊子圍攻我們,而高登說這意味著附近的河流里肯定有魚,在這沼澤地上有無數條河流。他出去嘗試,卻空手而歸。


那天晚上又開始下雨,我們在宿營地胡亂躺著休息。加措的光頭上有被晒傷的痕迹,他給我們用藏語講故事,麥克·譚翻譯成漢語,李愛德翻譯成英式混合澳式的英語,勞倫斯和安迪偶爾把李愛德的英語給我翻譯成美式英語。加措說,藏民們曾經稱紅軍是「什麼都吃的軍隊」。加措住在甘南的次日那村。我們不久後也前往此村。到了加措的村子,我們吃驚地發現,儘管加措在這次旅途中負責很多類似挖「廁所」之類的臟活累活,他實際是名共產黨員。他的家庭人口很多,住在一棟非常大的松木結構的房子里。客廳中間的樑上懸掛著好幾條整隻從頭到腳分成兩半的腌豬。


「他們把所有掉隊的紅軍士兵都殺了,只留下了小孩」 那時候,紅軍管孩子兵叫「小鬼」。當年在次日那村,一名12歲的孩子兵帶著傷病來到一家藏民的門口,他們把他轟走了。第二天,這個孩子又來,他們又把他轟走了。第三天,當這個孩子再次出現的時候,這個藏民家庭認為這是上天的意思,收留了他。這個孩子的孩子現在還生活在這個村子裡。



毛兒蓋寺院的僧人都登


我們深入草地一周後,大雨傾盆,澆透了連綿無邊的山脈和沼澤,溪水朝各個方向奔騰流淌。李愛德把照相器材背在胸前,在草地上尋找一個一個的泥塊,下腳踩上去。終於,他失足跌進了混沌的泥水裡。「那些泥塊越來越小」,他笑著解釋:「先將了我的軍,然後終於把我將死了。」


在同樣的條件下,紅軍女戰士常常背靠背坐著睡覺。「糧食都吃完了,我們沒有鹽巴。每個人都覺得非常虛弱。」一名當時29歲外號「小麻雀」的女戰士回憶:「草地非常危險,很多人陷了進去,再也沒有出得來。」



在草地上發現了一張狼皮

大雨把我們折磨得夠嗆,罩著綁腿的高筒徒步靴全濕透了,裡面灌滿了雨水。又冷又濕,我們抵達了公路旁邊的一個小地方尕里台,在這裡吃晚飯。一個老舊的小屋子上面有個鐵皮煙囪,冒著黑煙。接下來的50公里,我們需要穿過公路,繼續向北,沿著「松甘古道」穿越草地。


吃晚飯的時候,我們把裝備掛在屋樑上,杯子里裝滿一種自釀的高粱酒。這種酒釀在一個大罈子里,可不是一般的家釀酒。它裡面泡了鹿茸、冬蟲夏草、紅景天、党參和紅棗。我們和馬夫們推杯換盞。


這個小房子開始溫暖起來,突然3個騎著摩托車的蒙面藏族人「砰」地把門推開,那個場景就像美國著名導演山姆·必京柏的血腥西部片。我們的馬夫推測,他們可能是從有世仇的村子裡來的,都嚇呆了。這3名藏民鑲著金牙,穿著束腰長袍,腰間掛著尺把長的藏刀,站在門口惡狠狠地打量我們。而我們這邊,28隻眼睛也硬邦邦地看著他們。對視了一會兒,很顯然他們不喜歡兩邊勢力的不均衡(當然,和「七名外國友人」作對,誰會喜歡?),門又被摔上,摩托車開走了。



松甘古道


公路的北邊,我們到達了更加荒蕪的包座山谷。「現在很難發現沒有被人類改造過的地方了。」我們瀏覽山谷風光時,李愛德說。


接下來的兩天,我們沿著包座河,在一條清朝留下來的路上行走,這條路是李愛德到過的最偏僻的路線之一。「這些路就是以前古老的商旅之路,他們在這些路上要走好幾個月。」


李愛德說:「這樣的旅途經歷,是我童年時在故事書里讀過的。」


在我們進入草地的倒數第二天,在一座海拔4000的山脊上,我們面向草地出口的方向俯瞰整個包座山谷。紅軍曾經在那裡和國民黨軍隊殊死抗爭,並且最終逃出了噩夢一般的大沼澤草地。我們的馬匹非常暴躁,好像受到了野生動物的騷擾,或者是被頭上不斷變換的雲朵嚇到。一匹馬突然尥了個蹶子,把背上的行李都拋了下來,然後向前猛衝。另外兩匹馬也跟著學樣,三金多和嘎瑪立刻跳上兩匹馬背,追了下去。午後下起了大雨,我們不得不躲進河邊一個冬季用來休憩的小棚子里。漸漸地天黑了,幽靈般的動物在山崖上沖著我們吠叫,兩隻不明動物慢慢潛了過來,它們體型很大,長著紅色的長尾巴、白色的鬃、和木炭色的皮毛。我們的馬匹聚在一起,來回踏步,不停嘶叫。


馬匹受到野生動物的驚嚇


高登並不覺得恐懼,他反而跑到河邊去捕魚。回來的時候,臉上掛著微笑,手裡拎了一條魚。麥克·譚說這是高原特有的「裸鯉」,藏民不會介意我們吃掉它們。用油煎了,十分美味。


第二天經過24公里的路程,我們終於到了紅軍走出草地的地點。時過境遷,我們依然為自己的成功而欣喜慶祝。在這片遠離城市、遠離塵囂的地方,我們在中國最內陸找到了亘古離亂的荒涼,幾乎沒有人煙,只有廣袤的大地和荒野。「這裡絕對不是『一日游』之地,一定要避免被成群的遊客糟踐,不要變成第二個雲南麗江。」李愛德說。


長征的所有路線都走過了,李愛德開始對「茶馬古道」產生濃厚興趣。這條通往西藏的道路的主路,如今都變成了柏油馬路。李愛德則將致力於探索連接主路的各條小路,「那些小路是最有意思的」李愛德說:「它們幾乎還保持原樣」。他和楊肖希望完整記錄、並用地圖標註「茶馬古道」,開闢一條類似美國阿巴拉契亞山徑的「中國茶馬古道版本」的超長距徒步線路。

「完整記錄並地圖標註這些不為人知的道路,不論是長征路還是茶馬古道,都還需要很多年,」李愛德表示。儘管中國的內部情況錯綜複雜,李愛德仍然滿懷希望:「重要的是建立起這個概念,鼓勵人們對這些地理資源進行負責任的研究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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