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還是罪人?曾國藩為什麼喜歡打呆仗?
原標題:聖人還是罪人?曾國藩為什麼喜歡打呆仗?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聞博】
曾國藩打仗,喜歡「結硬寨,打呆仗」。
具體而言,就是一旦遇敵,就先選好紮營地,挖壕溝、搞寨子(土木工事保護的營地),先把自己保護在防禦工事里再做打算。特別是遇上攻城,就裡面一圈圍住敵人,外面再一圈防禦援軍。
其實在1860年代,這種已經被兩個多世紀之前的關寧軍玩爛的戰術還在大行其道,真的是當年中國固步自封的悲劇性反映。然而這並不能阻止現在這年頭的成功學愛好者們拿出來大肆吹捧一番,有些已經把「結硬寨,打呆仗」捧到了人生哲理高度,更是把曾國藩封為「聖人」,看了我真覺得瘮人的很……
某購物網上各種曾國藩相關書籍琳琅滿目,頗為暢銷
某些人的吹捧看得我有些無語
再往前翻古籍,會發現古人對此並不苟同,動不動得起來,取決於能力。《孫子兵法》上說,要「靜如處子,動如脫兔」,要「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好的軍隊應該是能在各種狀態下自由切換,而不是只能僅僅保持在一個狀態固定不變。
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說,曾國藩的湘軍之所以愛搞「結硬寨,打呆仗」,是湘軍的締造者曾國藩落後時代的建軍思想,他對當時軍事技術發展的無知,以及他對過去幾百年西方軍事制度革命的無知,並且從上到下缺乏正規軍事培養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在這些條件下,他沒有別的選擇。
該如何評判曾國藩的軍事才能
現在我們都知道那個時代的中國需要浴血重生,而在軍事國防上可以說有幾個核心命題有待解決:
1.從舊式軍閥私兵轉變為以國家為效忠目標、聽從文官指揮的新式軍隊;
2.從缺乏正規化職業化的古代軍隊變為分工明確,培養訓練體系完整的軍隊;
3.從冷熱兵器混用的古舊戰術體系轉變為能夠緊跟世界前沿戰術發展的軍隊;
4.從裝備作坊式手工生產武器到根據實際作戰需要定製並生產制式武器的軍隊和軍事工業。
這四個命題分別對應政治思想、組織培訓體系、戰術體系和裝備及軍事工業現代化。能解決半個,就是淮軍;解決兩個,是袁世凱的北洋軍;解決三個,是明治維新後的日軍;都做到,就是後來的人民解放軍。
曾「聖人」連半個都沒做到。
曾國藩(資料圖)
下面開始說點具體的。
評價一個人或者一支軍隊,應該先確立一種評價體系,否則每個人都可以從自己的感官和立場出發,脫離時代背景,脫離客觀條件,最後無非雞同鴨講或者人身攻擊一番。
首先要確認一點,即到底從曾國藩的什麼身份去評價他。
曾國藩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的軍事將領,他是一方大員,有組建軍隊,設卡收稅,管理一方的獨斷全權。他不但是湘軍的最高指揮,而且還是它的締造者。所以不能僅僅從具體的戰術戰略層面以一個普通軍事將領的角度去衡量他。
既然是軍隊的締造者,或者說是時代給了他一個撇開八旗綠營系統,從無到有組建新軍的一個天賜機會,因此,他的主要職責除了消滅太平天國,維持清朝的統治外,還應該抓住西方軍事科技和軍事制度擴散的機會,改善當時中國有國無防,軍事嚴重落後於西方列強的現狀。
與之相比,指揮行軍打仗並不是他的要務,就像毛澤東、羅斯福不會空投手令去越級指揮一個師甚至一個營怎麼打仗、採取什麼戰術。這些是一線軍官的職責。作為統帥,應該專註於全局的政治和戰略,考慮建立一支什麼樣的軍隊,怎麼調動分配資源完成自己的戰略規劃,應對潛在的威脅和敵人。
因此要評價他,和他締造的這隻軍隊為什麼會選擇「結硬寨,打呆仗」,就必須涉及到如何從整體上評價一支軍隊的問題。
簡單來說,一支軍隊所選擇的戰術(術)總是基於其軍事組織與戰術體系(法),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建軍思想和軍事思想之上的(道),不能孤立地去評價戰術怎麼樣,而要站在軍事體系的角度去看待問題。術離不開法,取決於道。
從建軍思想和軍事體系來看,湘軍無疑是嚴重落後於那個時代的,而且甚至是在開倒車。
首先,所謂建軍思想就是要確立核心問題:我要建立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去參加什麼樣的戰鬥?我的敵人是誰?我為誰而戰?
建立之初湘軍就是一個民間團練,是在作為正規軍的滿漢八旗綠營已經徹底失去戰鬥力,而太平天國已經成勢的背景下誕生的應急產物。從一開始,它就缺乏一個長遠的建軍目標。然而曾國藩既然有自由建軍的全權,並且擁有設卡收稅和完全的人事權,那湘軍的存在不應該只是對內平叛那麼簡單,也不應該僅僅作為私兵存在作為曾國藩集團的個人資本。他應該把湘軍的定位放在作為替代舊軍隊的新式近代軍隊上。
其次,軍事體系就是一個更大的話題了,這個可以寫幾本書。
簡單來說,軍事體系就是這支軍隊的組織結構是怎麼樣和戰術體系是什麼樣的,如何打仗,如何管理運作。是土匪還是私人武裝,是治安部隊還是野戰部隊,是正規軍還是游擊隊,是用冷兵器還是用熱兵器,是否諸兵種合成?訓練、補給、後勤保障怎麼完成。兵員的補充如何完成,軍官是不是專業的,如何招募,以什麼為標準?有沒有參謀體系?諸如此類。
具體到湘軍,它就是一支以中世紀封建私兵模式建立的,採取冷熱兵器混合作戰,嚴重落後時代的非正規部隊。
「湘軍之可貴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親」;又說:「從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可見其用來維繫官兵的紐帶依然還是幾千年下來換湯不換藥的那套人身依附關係。而湘軍用來吸引官兵的那套也是老套路,除了超過營兵三倍的軍餉,就是放縱劫掠;唯一能談得上理想的東西,恐怕也就是那套行將就木的封建禮教了。
曾國藩他自己是這麼說的:
「故吾謂帶兵之人,須智深勇沉、文經武緯之才。數月以來,夢想以求之,焚香以禱之,蓋無須臾或忘諸懷。大抵有忠義血性,則四者相從以俱至;無忠義血性,則貌似四者。終不可恃。」
和後世愛記日記的常大隊長,和開戰略會議對高級軍官大談四個小時忠義廉恥,鼓勵他們自殺成仁的空一格蔣公,幾乎就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在曾的眼裡,選拔軍事指揮人才,不看什麼專業的軍事素養、指揮能力,只看忠義血性……
而從湘軍建立之初開始,其將領就大多為書生,並沒有什麼軍事經驗,更談不上系統培養,一切靠自己在實戰中摸索。
由於滿清自始至終不信任漢族武裝,因此這群書生沒有世代武家的傳承,只能從故紙堆里扣建軍的線索,湘軍的軍制、戰術和訓練主要效仿先例,日常演練明末戚繼光創造的「鴛鴦陣、三才陣」,並經過改良變成了湘軍的一字陣、方城陣。
具湘軍記載「凡立營,十人為隊,八隊為哨,隊、哨有長,隊有斯養,隊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隊之械:一、五抬槍,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槍。抬槍遲重則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隊,統以哨長,哨百七人,置哨官領之。四哨為營,親兵六隊,隊長、斯養如哨之制,隊十二人。六隊之械:一、三主炮,二、四、六皆刀矛,五為小槍,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長,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統於營官,故曰營五百人,而哨、營官不數。」
如果熟悉軍事史,可以一眼看出這基本上只有歐洲15世紀的水平,甚至連西班牙大方陣的水平還不如。這種陣法基本就是武器的大雜燴,從各式刀矛到小槍、抬槍、劈山炮都有,這種複雜程度,加上缺乏專業軍官,缺乏對士兵的職業化訓練,要想在實戰中做出靈活的戰場機動、搞複雜的隊列變化去捕捉戰機,幾乎就是不可能的。
抬槍射速慢,小槍射程近,劈山炮就是大號散彈槍。所以論火力輸出,最多只能在100米內形成有效殺傷;同時火力連續性差,對付火力差不多水準的太平軍可以,但是如果遇上西方軍隊,那基本只能被吊打。這套武器即使面對訓練有素的騎兵集團都很難脫身(後來和捻軍交手,湘軍屢次被捻軍騎步配合團滅)。
反過來說,如果湘軍重視火力輸出,能完全摒棄過時的冷兵器,引進西方火器和西方的操典的話,即使其戰鬥力不能說必然爆表,但是也足夠在野戰中壓倒太平軍這種水平的武裝。
而曾國藩對西方火器是什麼態度呢?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國藩給曾國荃送去100支洋槍,順便說了說風涼話:
「余不甚喜此物,蓋其機最易壞,不過打二三十槍即須修整。弟與各將弁試用一二十次,識破其短處,當以余言為然也。」
而用過之後,曾國荃表示洋槍「嘿,真香」。
曾國藩又是怎麼說的?
「然我軍仍當以抬鳥刀矛及劈山炮為根本。譬之子弟於經書八股之外,兼工詩賦雜藝則佳,若借雜藝以拋棄經書八股,則浮矣。至囑!
鮑春霆(超)並無洋槍洋葯,然亦屢當大敵,未聞以無洋人軍火為憾。和(春)、張(國梁)在金陵時,洋人軍器最多,而無救於(咸豐)十年三月之敗。弟若專從此等處用心,則風氣所趨,恐部下將士人人有務外取巧之習,無反己守拙之道,或流於和、張之門徑而不自覺。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爭珠翠,真書家不甚爭筆墨,然則將士之真善戰者,豈必力爭洋槍洋葯乎?」
他的邏輯就是,既然別家隊伍裝備了洋槍也被打敗,所以說明洋槍沒啥大用,要像鑽研八股為本一樣堅持「抬鳥刀矛及劈山炮」作為根本。
這都是1860年代了,人家都開始走向後裝線膛槍炮的時代了,曾依然抱著一堆差不多300年前的古董武器當寶貝,拿著腐儒的精神原子彈當法寶。
曾國藩最缺的是意識
當時的西方就不說了,就比比他曾經的下屬。
出自湘軍系統的李鴻章奉行實用主義,大力主張用洋槍洋炮淘汰早已過時的各種冷熱兵器,並聘請外籍教官訓練,只經過短短一個多月的調教,就在今天的上海虹橋以五千兵力打破號稱十萬的太平軍李秀成部,並且數戰數捷。
之後嘗到甜頭的李鴻章更加投入對西式武器的採購和製造中,並大肆擴軍,從上海到常州,憑藉優勢的火力和外國僱傭軍的幫助,不論在野戰還是攻城,淮軍就很少出現過湘軍那種結硬寨,打呆仗的情況。
傳統清軍的鳥槍,槍管長但是裝彈不易,更不能加裝刺刀,卻是曾國藩的最愛
再者,和其他舊式中國軍隊一樣,湘軍沒有專業的後勤補給、醫療、工程等輔助部隊,也就是說這些工作都要士兵自己完成,而士兵當然會選擇就地抓壯丁,強迫當地百姓提供勞役。其後果就是極低的後勤效率和無法收拾的軍紀。這樣的部隊更不可能隨意脫離這些閑雜人員實施快速的機動作戰,因為稍稍不注意,這些被迫從軍的民夫甚至不少士兵都會開小差。
同時常常被忽略的一點,曾國藩儘管大全獨攬,卻沒有花哪怕一點力氣建立一個培訓軍官的機構,更沒有成體系地去訓練兵員,培養基層軍官。送上前線的新兵都是炮灰,只能靠機率決定是早早領盒飯還是倖存下來成為有經驗的老兵,而老兵死一個少一個,自然更不敢打硬仗,只能一味避免野戰交鋒,犧牲時間和資源打靜態消耗戰。
要我說,如果坐擁巨大的物質優勢,卻選擇了消耗最大,對自己傷害也最大,最漫長的方法取得勝利,那叫無能。
放大到戰略上,他的頭號目標當然應該儘快消滅太平天國,結束內戰,恢復清廷對江南的控制,儘快恢復南方的經濟和稅賦,這才是評價標。曾國藩作為一個清朝命官,為了清朝的江山社稷鎮壓太平天國,恢復戰亂地區的秩序,恢復清廷在當地的統治,才是他主子的最高利益好不好?正是他這種借亂世謀私利的動機才不把百姓當人看,才幹下那麼多滅絕人性的罪行。所以他才該受唾棄。
而且這種拖延戰爭進程的做法不但搞得戰區赤地千里白骨遍野,也同樣極大消耗了湘軍自己後方的經濟。到了太平天國末期,湘軍普遍欠餉數月,各部不是嘩變就是蠢蠢欲動。於是除了後方加緊設卡抽稅壓榨地方經濟外,前線軍官只能縱容士兵搶劫百姓,甚至用屠城來犒勞官兵,其中最高潮的就是攻陷天京後的屠殺。
據曾的著名幕僚趙烈文(就是那個精確預測清廷衰亡命運的對話主角)在《能靜居日記》中記載,曾國荃率湘軍攻入南京城後:
「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戳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
天京屠殺甚至被有些人用來為日本南京大屠殺辯護……我只能說,有人給起了一個「曾格達迪」的外號真是貼切。
所以綜上所述,曾國藩的見識決定了湘軍的基本情況,決定了其呆板的戰術和其他一系列行為。這並不是什麼穩紮穩大的大智慧,只是小腳老太婆根本跑不起來。
有人說我對曾國藩太苛責了,他能拉起一隻隊伍就不錯了。可是那個時代面對他的困境的又不只有他一個,他對內可以學李鴻章,對外可以學長州藩,都是同時代的亞洲人,不需要穿越。
早在1855年,明治維新還沒影的時候,日本西南的長州藩就已設置了專門傳播西方先進技術的西洋學所,向全體武士開放授課,內容除了理化生天文,以軍事為主體。到1865年,長州藩又開設專門的步兵和炮兵學校,培養精通西洋戰術的軍官、士官,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倒幕戰爭的指揮官。
欲練強軍,先辦軍校,看看人家的意識。
同時代與法國教官合影的舊幕府軍軍官,注意到即使是相對守舊的幕府軍,軍官也開始摒棄傳統武士刀轉用歐式馬刀
從1853年辦團練開始到1868年他去直隸當總督,前後15年里,其中11年和太平軍交手,4年和平時期。這麼長時期,曾國藩什麼時候有過規模性地更新武器裝備,或者長期聘請過外國教官?不說搞軍校了,搞個短期培訓呢?甚至寫封信鼓勵屬下去積極學習西方優點有過么?
從建軍到朝鮮戰爭,中國共產黨和軍隊有哪年是過得太太平平可以安心發展的?西北那種窮地方物資緊張還被封鎖的情況下都不忘辦抗日大學培養幹部,每次打完仗都不忘開會總結,甚至還在前線抽空給士兵掃盲,就是這種精神才能從幾個團萬把人起家,短短22年可以拉起一支和藍星頭號強軍過招的百萬大軍。
而曾呢?「然我軍仍當以抬鳥刀矛及劈山炮為根本。譬之子弟於經書八股」憑這句話,他就沒戲。他最缺的不是別的,第一位的就是意識。
李鴻章與曾國藩
前面說了,曾國藩基本上就是舊式文人的思想的代表,仍舊抱著孔孟之道朱子理學作為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和解決一切問題的法寶,拒絕接受新生事物,拒絕承認學習西方的必要性。這種思想不是他獨有的,即使是清朝少數鑽研過西方操典的軍事理論家們,都往往懷抱某種迷之自信,乃至於得出在今人看來匪夷所思的結論。
如翻譯西方操典《陸操新義》的洪棄生即認為,書中內容不出《尚書》中的道理,是中國人自己荒廢了,導致現在要步西方人的後塵。浸淫於傳統儒家教育下的文化優越感和狹隘的知識體系,使得大清的精英們並不能準確理解西方軍事思維觀念,以實現知識結構的真正更新。他們所理解的西方軍事優勢和戰術,僅僅限於船堅炮利,其對西方軍事操典和戰術的理解是站在陳舊軍事經驗上的歪曲。
而同樣是朝中重臣的李鴻章,就能看出當時中國已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候。李鴻章比起那些只知道空喊道德仁義的傳統士大夫要深刻和清醒得多,他感嘆:
「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 武夫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 以致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 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 以為不能學。」甚至喊出了「孔子不會打洋槍,今不足貴也」。
雖說李鴻章也遠不是正面人物,屠城、搞軍頭、政策失誤,戰略誤判一大堆,但是他至少能夠意識到落後的現實和變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比起還沉睡在幾千年故紙堆里的曾國藩,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李鴻章(資料圖)
然後看今天評價,吹捧袖手談心性的曾國藩的書汗牛充棟,有些甚至拔高到了立德、立功、立言的聖人標準。而至少敢於做點實事敢於犯錯的李鴻章卻只能反覆在裱糊匠和賣國奸臣的帽子之間穿梭。真是不做不錯少做少錯,當以勤改日記,多留家書為要,至囑!
最後用喬治巴頓的一段名言結束這篇文章:
我還要你們記住另一點。不要XX的去為我們的側翼操心擔憂。不知哪個該死的笨蛋有一次說起要保護側翼,從此以後,世界上所有那些XX養的都拚命要警戒他們的側翼。我們第3集團軍不做這種事情。我們要不斷前進,除了揪住敵人以外對守住任何東西沒有興趣。我們就是要緊緊抓住敵人不放,把他們打得魂不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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