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物簡史」貧民窟的類型學

模式一：貧民窟雖然外表醜陋，弊病叢生，但它給負擔不起城市高昂成活成本的初來乍到者提供了落腳之地，使他們有機會參與城市化進程，分享城市發展紅利，假以時日，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孩子，能夠沿著向上的階梯成為城市中的一員，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在這個過程中，城市獲得了新鮮的血液，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避免了衰落的命運，農村減輕了人口壓力，緩解了人地矛盾，還獲得了來自城市的反哺。如此一來二去，城鄉資源實現對流，城鄉發展鴻溝得以填平，既規避了城市的空心化，又終止了鄉下人的悲歌，整個國家和社會自然也從中受惠良多。

模式二：貧民窟已成為致命的陷阱，那裡的人們絕望地掙扎著，卻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那裡不僅成為罪惡的淵藪，還是貧困代際轉移的加速器。囿於知識、資本和技能的匱乏，貧民窟的居民們不僅鮮有機會分享城市發展的紅利，還往往成為一輪輪資本和威權驅動下城市擴張的犧牲品。他們是上帝的棄兒，雖然反映他們凄慘生活的影視作品總是以一種反諷的語調稱他們所居住的無主之地為「上帝之城」。日復一日發生在身邊的貧富差距和社會撕裂，在貧民窟孩子們的心中過早埋下仇恨的種子，從而為都市黑幫和地下經濟輸去源源不斷的生力軍。

這兩種貧民窟模式都存在過，而且將繼續同時存在。即使在同一座城市，也存在諸多可能。既有可能先出現模式一，而後墮落入模式二，也有可能先出現模式一，然後進階為模式二，或者模式一與模式二同時在不同區域存在。正因為如此，人們圍繞貧民窟的功與過，是與非，存與廢，一直紛爭不已，難有定論。

模式一的出現有賴於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較為完美地疊加，從而能夠為貧民窟的居民提供足夠的工作崗位，並打開向上的空間，而城市也有足夠的資源挹注於貧民窟，通過配齊基礎設施等公共產品將其改造為「希望的空間」。這當然也離不開適度的政治動員，使得貧民窟的居民們可以憑藉手中的選票，在適當的時機爭取貧民窟的改造。

戰後傳統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一般都經歷了這一歷程，其成功經驗也是貧民窟擁躉們的理論資源。在這些擁躉們看來，無論從人權還是從發展權的角度，貧民窟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能一拆了之。然而，雖然戰後「黃金三十年」的終結，模式一的可持續性在傳統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也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製造業的停滯削弱了城市的吸納能力，高端和低端服務業崗位薪酬的分化令貧富日益懸殊，人們對外來者佔據的貧民窟不再那麼寬容。而資本從製造業轉移到房地產業，也令大城市開始迷戀對自身進行「士紳化」改造，隨著一個個貧民窟被改造為文化地標和時尚創意產業基地，其作為新來乍到者落腳之地的可能性日益被掏空。巴黎和倫敦郊區的近年來出現的暴亂以及主流人群排外民粹主義漸興都與此不無關係。

模式二一般常見於人們所說的欠發達經濟體。綠色革命或天災（洪水、乾旱）人禍（內戰）使得農業部門出現大量剩餘勞動力，而工業經濟又因為種種原因陷入長期停滯無力吸納剩餘勞動力，只能通過「被動的城市化」以貧民窟的形式勉力維繫生存。數百年的全球史告訴人們，那些能夠加入全球化並從中獲利的終究只是幾個幸運兒，而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才是常態。

模式二中又分為若干子模式， 右派威權對貧民窟多以排斥和階段性鎮壓為主，但有時候也會出現城市地主等利益集團通過動員貧民窟居民向政府施壓換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配給，從而使得自己手上的地塊升值，然後再把貧民窟居民驅離的模式。

左派威權一般可憑貧民窟政治動員上台，但在階段性民粹主義式小恩小惠後往往因為整體資源匱乏而對大規模整治貧民窟束手無策。在進行民主化轉型後，如若迎來持續經濟發展階段，則貧民窟的命運會有所改觀，如果經濟依然無大起色，則貧民窟的存在反成民主污名化之源。

而頗為有趣的是，這些國家的知識界雖然對於如何改造或消除貧民窟有著意識形態的分野，但對於人為消滅貧民窟基本持反對態度。在他們看來，哪怕僅僅是從集中發放扶貧救濟資源的角度，貧民窟的效率也要比鄉村扶貧高上很多。此外，不少研究者認為，即使在孟買和新德里這種充斥觸目驚心的貧困與不平等的城市，貧民窟的存在也為來自農村的居民提供了擺脫地主和種姓壓迫的通道。

在這些國家左右派知識分子的分歧更多在於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場在改造貧民窟中的角色。一般而言，左派當然更傾向於加大政府投入自上而下的加以改造，而右派則希望藉助市場之手通過「產權革命」來一場自下而上的革命。

兩者的實踐都不盡如人意。左派們發現初心良好的規劃和投入，要麼因為不切實際束之高閣，要麼因為不符合貧民窟居民就近就業的需要而遭遇抵制，要麼發現改造的成果被中產階級和公務員「竊取」：不少貧民窟居民選擇搬到更遠處的無主之地重新開始，而將被改造過的相對體面的居所賣給中產居民換取他們極度稀缺的現金收入。

右派們則發現以就地承認土地產權和房屋所有權為主的市場化改造，如果沒有整體就業機會的改善為背景，無非是把那些趕上這波「產權革命」的貧民窟居民們培養成二房東，靠出租房屋和土地給貧民窟新居民搖身一變為食利階層，而離右派經濟學家們以產權為第一桶金謀取可持續發展的設想相距甚遠。

當然，關於貧民窟的存在還有模式三。最令人沮喪的情形發生在一些新興經濟體國家，由於缺乏適當的政治框架來進行政治動員，即使在經濟化與城市化勃興的階段，也無法以手中的選票所代表的公民權來換取些許市民權，在這種國家，貧民窟的存在依賴於當局選擇性睜隻眼閉隻眼，並面臨經常性被掃蕩的局面，尤其當城市因為重大盛典進行改造或房地產市場大幅擴張的年份，比如韓國首都在叫做漢城的階段就是典型案例。在這種格局下，只有那些少數的幸運兒能夠抓住機會融入城市並改變自身及後代的命運。也因此，在這些國家的知識界，要求善待貧民窟，為進城務工者保留一扇機遇之門的呼聲一直不絕於耳，但一直鮮有效果，直到整體政治框架改變，而此時國家的整體經濟依然很幸運地保持向上的勢頭。

總之，作為一種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出現的衍生品，各種類型貧民窟的興衰起伏凸顯著全球經濟和單個經濟體的時運流轉，而其頑固的存在則又充分彰顯人類在謀取自身福祉時充滿艱辛與挫敗的主旋律，提醒人們沒有哪一種意識形態和政策手段會成為改變人類命運的萬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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