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曉望：論唐宋流求與台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

原標題：徐曉望：論唐宋流求與台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

流求為中國古代東南的島國，始見於《隋書》的記載，唐宋元時期的史書也常見「流求」一名。國際學術界對於古流求為今何地? 一直爭論不息。筆者主張從閩人的角度來看台灣，或能認識古流求的真實面目。以下闡述我的觀點。

一 、唐宋閩人與「流求」的往來

自《隋書》中出現流求一名，關於它是在台灣還是在沖繩群島，就一直存在著爭議。19 世紀末荷蘭學者施列格( Gustave Schlegel) 在其《古流求國考證》一文中提出隋代的流求即為今日的台灣。日本學者村瓚次郎於大正七年發表《關於唐代以前之福建及台灣》，其觀點與施列格相同。［1］而秋山謙藏主張隋代的流求即為今日的沖繩。國際學術界也有人贊同這一說法。［2］不過，在日本學者中，以村瓚次郎觀點佔據主流。

台灣回歸中國之後，台灣學者成為研究流求問題的主角。但台灣學者中也存在著爭議。自方豪先生以來，台灣多數學者認為「流求」即為「台灣」的古稱，而梁嘉彬先生卻極力主張古代流求即為今日的琉球群島，它從來不是台灣!［3］其後，研究琉球和台灣的學者紛紛發表自己的意見。大致而言，贊成流求在台灣的學者多一些，不過，他們多數認為唐宋時期的流求應在台灣南部; 近年以來，台灣學者似乎更傾向於流求在沖繩群島。［4］所以，有關唐宋流求的定位還是十分重要的。幾十年來，隨著考古材料的陸續問世，以及文字史實的發現，我認為有必要重新考察這個問題。我在《隋代陳稜、朱寬赴流求國航程研究》一文中提出，隋代流求應在台灣北部。［5］本文進一步考察唐宋時期的史料，論證流求在歷史上的方位。

古文獻常說流求國在明以前與中華不交往，例如《明一統志》是這樣說的: 「琉球國，其地在福建泉州東海島中，其朝貢由福建以達於京師。沿革古未詳何國，漢魏以來不通中華。……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竟不從。」［6］其實，真實情況未必如此。

首先，隋代海師與福建的關係。《隋書·流求傳》中提到海師將領「何蠻」。就何蠻的名字而言，他肯定是一個南方人。那麼，在海上沒有對手的隋代，隋朝為什麼會設置一支「海師」? 這是因為，隋朝統一閩中，水師起了重要作用。史載隋代南方有一支號稱「遊艇子」的水上武裝，他們曾參加隋初南方的反隋大起義，其首領為王國慶等人。

其後，隋朝大軍在楊素率領下殺到江南，起義軍失利，紛紛退入閩中。起義首領「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 素泛海奄至，國慶惶遽棄州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 國慶乃執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7］從王國慶的餘黨散入海島這一點來看，隋朝面臨著海上武裝的反抗，因此，隋朝需要一支海師來防範海盜。這支海師，應由投降楊素的南方水上民族組成，他們的活動中心，應是福建面臨的台灣海峽。這支水師在唐宋時期仍然保持。據《三山志·兵防類一·諸廂禁軍》的記載，唐朝在唐高祖李淵時，設置了「越福十二州招討海賊使」，可見，隋代的海師在福建浙江等地保持到唐代。這一事實說明隋代海師與福建浙江有很強的關係。

其次，隋朝派兵到琉球擄掠人口，後來是安置於福建的沿海。隋軍抵達流求後擄掠大量人口，這在《隋書》中有記載。例如，《隋書·煬帝紀》記載，大業六年，「二月乙巳，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頒賜百官。」《隋書·食貨志》又載: 「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俘虜數萬。」各志記載俘虜人口不同，可能是俘虜半道死亡的原故。據明代何喬遠的《閩書》記載: 「福廬山……又三十里，為化南、化北二里，隋時掠琉球五千戶居此。化里，則皇朝大學士葉向高之鄉。」［8］此文中的福廬山，後屬於福州的福清縣，隋朝將流求五千戶俘虜安置於此，並設置了化北里與化南里管轄，這兩個里的名字中都有一個「化」字，其意為: 用中原習俗變化異鄉人。台灣人在當時被當作夷人，所以要「化」之。《閩書》的記載也可得到宋代梁克家《三山志》的印證。據《三山志》，在福清縣境內，宋代有崇德鄉的「歸化北里」、「安夷北里」、「安夷南里」，孝義鄉的「歸化南里」。［9］從其名字來看，它的得名應是安置流求來的「夷人」。其地位於福清半島，與台灣隔海相望，用以安置台灣移民，是很恰當的。［10］

隋代定居於福建沿海的夷人，後來被稱之為夷戶。他們與古代福建的遊艇子合流。《太平寰宇記》記載: 「泉郎，即此州之『夷戶』，亦曰『遊艇子』，即盧循之餘。晉末盧循寇暴，為劉裕所滅，遺種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種類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王義童遣使招撫，得其首領周造夌、細陵等。並受騎都尉，令相統攝，不為寇盜。貞觀十年，始輸半課。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結廬海畔，隨時移徙不常。厥所船頭尾尖高，當中平闊，衝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鳥了船。」［11］以上記載表明唐朝統一閩中之後四年，被稱為「遊艇子」的疍人歸屬朝廷，貞觀年間更成為朝廷的納稅戶，這對唐朝海上治安是有利的。讓我們注意的是，這些「遊艇子」又稱「夷戶」，應當與隋代安置於福清福廬山下「安夷里」的流求夷人有關。也就是說，隋代從台灣遷來的夷戶，居住於福建沿海，隋唐之際，他們逐漸和「遊艇子」合流。「遊艇子」即為福建後日的疍戶，所以，福建的疍戶中有流求夷戶的血統。流求夷戶的文化特點，也在「遊艇子」中保留下來。例如，《隋書·流求傳》記載流求國的村莊有「鳥了帥」，而唐初的福建沿海的「夷戶」有「鳥了船」，二者之間有對應關係。所謂「鳥了船」，其意思應是「鳥了帥」的船，也就是夷戶中村莊首領的船。可見，隋代流求移民在福建沿海成長順利。

從流求移民在福建的生存與發展可以看到，福建與流求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因此，認識流求，應以閩人的記載為主，參以浙江、廣東民眾對流求的認識，才能辨識流求的真面目。其他地方民眾多是從閩粵人的口裡了解流求，難免以訛傳訛。把握這一點，有利於辨析材料的可靠性。

宋代蔡襄的《荔枝譜》說莆田的荔枝十分暢銷: 「不計美惡，悉為紅鹽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漠、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酬之。故商人販益廣，而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如其所云，莆田的荔枝賣到了流求。可見，《明一統志》所謂「漢魏以來不通中華」，指的是政治領域，其實，在經濟聯繫方面，流求與福建還是經常往來的，否則，莆田的荔枝不會賣到流求。

近在南宋李復的文集中，看到一條有關宋代流求的新史料:

某嘗見張丞相士遜知邵武縣日編集《閩中異事》雲: 泉州東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乗舟，無狂風巨浪，二日至高華嶼。嶼上之民，作鮝臘者千計。又二日至句鼊嶼，句鼊形如玳瑁。又一日至流求國。其國別置館于海隅，以待中華之客。每秋天無雲，海波澄靜，登高極望，有三數點如覆。問耆老雲，是海北諸夷國，不傳其名。流求國，隋史書之不詳，今近相傳所說如此。去泉州不甚遠，必有海商往來，可尋之訪其國事，與其風俗禮樂，山川、草木、禽獸，耕織、器用等事。並其旁之國，亦可詳究之，或得之。望錄示。閩有八州，南乃甌越，北乃禹貢揚州之地，山川奇秀，靈跡異事，彼所傳者必多。使軺按部歷覽可見。因風望詳書，以付北翼深所望。將以補地誌之闕也。某又啟。［12］

據《四庫全書》提要，李復為元豐二年進士，官至集賢殿修撰。他的文集中有上章丞相的奏，也有和張橫渠之間的信。可見，他做官的年代應為北宋晚期。他在給泉州喬通判的信中提到了張士遜所著《閩中異事》所載流求之事，反映了北宋人們對流求的看法。這條史料最珍貴的一點在於，作者提到的流求對華人很客氣，專門為「中華之客」設置了可住人的別館，即旅館。可見，當時的流求與中國民眾是有來往的，而且這種往來較為頻繁，所以流求人才需要為「中華之客」設立別館。這條史料的發現，徹底顛覆了人們對流求的觀念。因為，史書一直說流求在唐宋元時期不與中華通，而這條史料卻表明流求與中國客商往來頻繁，因此，它的所謂「不與中華通」，僅是不願離開家鄉，到大陸來進貢，但對大陸的客商是很客氣的。如上所記，唐宋元三代的流求人並不擅長航海，但考古發現，十三行文化的主人與唐宋元三代的中國人都有貿易，其解釋只有一個，當時主要是中國的客商到流求貿易，可能還將福建的荔枝帶到了流求，所以蔡襄才有荔枝賣到流求的記載。

二、閩人眼裡的流求

古文獻對流求的記載十分繁雜，有的互相矛盾，這是學者對流求認識差異很大的原因。我認為，要從繁亂的記載中找出流求的真象，應當把握一個原則，即主要著眼於閩人對流求的認識。因為，福建是與流求最近的地方，歷史上閩人對流求的了解最為細緻; 其次，廣東人對流求的了解也是很深的，廣東的潮州一帶與台灣南部隔海相望，歷史上應有民眾往來。其他地方民眾多是從閩粵人的口裡了解流求，難免以訛傳訛。把握這一點，有利於辨析材料的可靠性。

那麼，這個離福建很近的流求究竟是什麼地方? 是當今的沖繩群島還是台灣? 這要從《隋書》對「流求」的記載說起。《隋書》記載流求國的方位: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大業元年( 606年) ，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13］

建安郡是隋代福建的行政單位，它的東面為台灣島，更遠的東方是沖繩群島。因此，《隋書》中的流求國，不是台灣、就是沖繩。事實上，國內外的學者一直是圍繞著台灣、沖繩進行研究的。

福州靠海的地方相傳可以看到「流求」。《三山志》雲: 「昭靈廟下，光風霽日，窮目力而東，有碧拳然，乃琉球國也。每風暴作，釣船多為所漂，一日夜至其界。其水東流而不返，莎蔓錯織，不容轉柁。漂者必至而後已。其國人得之，以藤串其踵，令作山間，蓋其國刳木為盂，乃能周旋莎蔓間。今海中大姨山，夜忌舉火，慮其國望之而至也。」［14］這條史料表明，琉球在昭靈廟之東，而且距「大姨山」不遠。那麼，昭靈廟與大姨山在何處? 《三山志》是宋代福州的州志，由曾任宰相的福州知州梁克家在淳熙年間編成。以上文字都是《三山志》記載福清縣「山川」時留下的，而且有關昭靈廟的記載，是附於「唐嶼」之下。所以，「昭靈廟」與「大姨山」都在福清境內，而且，昭靈廟是在唐嶼之上。《三山志》第九卷又載: 「福清昭靈廟，縣南六十里，號余坑。其山之陽有神降焉。古老相傳，昔張仙師乘鐵舟抵浮山，海旁古舟痕猶存。」［15］清初杜臻的《粵閩巡視紀略》第五卷記載: 「余坑山，在光賢里之唐嶼。下有昭靈廟。相傳漢有趙升者，事張道陵得仙，隱居鳴鶴山下，常乘鐵船抵浮山。」清代的《福清縣誌》記載: 「余坑山，在海邊塘嶼之上，下有昭靈廟。」［16］這些記載證明，昭靈廟在福清縣光賢里的唐嶼。唐嶼是福清半島東南海上的一座海島，其地面對台灣海峽中部，今屬平潭縣。唐嶼的余坑山較高，按照《三山志》的說法，站在山頂向東望去，天氣好時，能看到海天之際有一塊小小綠島，福州民間傳說這就是琉球。福清唐嶼余坑山恰是福州市距離台灣最近的島嶼之一，所以從唐嶼余坑山上看到的琉球只可能是台灣，不可能是沖繩列島。沖繩群島距離福建有數千里之遠，縱使在福建的島嶼上升起狼煙，沖繩島也無法看見。以上史料表明，宋代《三山志》中的琉球國，肯定是台灣島。這裡順便要說的是，琉球是明朝朝廷為沖繩中山國所取的名字，以後中山國一直以琉球之名向明朝進貢，琉球之名因而流傳開來。明代的文獻說到古代的「流求」，經常將其改名為「琉球」。《三山志》雖然是一部宋代的史籍，但其最早的刻本及抄本，都是明代晚期的，所以，古文獻中的流求，已經被改為「琉球」之名。

福建史志中，還有一些記載涉及流求的方位。

陸遊於南宋時期到過福州，他在詩中回憶當年在福州乘海船的經驗: 「常憶航巨海，銀山卷濤頭。一日新雨霽，微茫見流求( 在福州泛海東望，見流求國) 。」［17］從福州到台灣，古代的帆船約需一二天，但從福州到沖繩群島，一般需要七八天，陸遊由福州泛海觀覽，只可能在近處走走，以感受航海的興奮，所以他在福州海上看到的流求，只能是台灣。

真德秀在其奏疏中也提到過流求: 「永寧寨，去法石七十里。初乾道間毗舍耶國入寇，殺害居民，遂置寨於此。其地闞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煙，以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18］如其所記，流求國就在彭湖附近，所以當地民眾不敢在夜中舉火，怕流求國的毗舍耶人發現，便會乘船來襲。彭湖在台灣西南部，距離沖繩還有上千里之遠，所以靠近彭湖的流求只能是台灣。

福州民間一直有在鼓山頂可以看到台灣的傳說，台灣古稱流求，元代程文海所寫的游福州鼓山詩中有: 「眼底流求彈丸耳，樓船曾見漢家軍。」［19］這裡程文海所說的流求，也是台灣。

廣東的官員較為關注海外情況，他們在文獻中也常提到流求。柳宗元的《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於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於押藩舶使焉。」［20］以上文字中也提到了流求。就地圖來看，廣東鄰近台灣，但與沖繩之間隔著一個台灣島，因此，廣東人對沖繩群島不是太關心的。就此而言，柳宗元在文中提到的流求應為台灣。

以上史料都證明，在唐宋時期，南部中國的福建與廣東，都與流求有關係，而這流求，只能是台灣。

三、流求國與台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

40 多年前，台灣考古學家在台灣北部的淡水河區域發現了十三行文化。數十年來，經過劉斌雄、宋文薰、劉益昌等考古學家的努力，現在已經可以勾畫出十三行文化的大致面貌。［21］台灣學者說: 「十三行遺址出土鐵渣、礦石、煤等，顯示這個文化的主人已經知道煉鐵。考古學家在十三行遺址中發掘出煉鐵作坊，證實了煉鐵是在聚落內進行的。十三行遺址的內容豐富，讓我們對這個文化有親切的了解，例如，我們知道他們以農業為主，漁獵也相當發達，他們的埋葬方式是側身屈肢。出土的骨骸有受傷致死者與無頭葬，大約是戰爭之故。或有獵人頭之俗。值得注意的是，十三行文化的商業十分活絡，與東南亞、唐宋元的中國都有來往。在本島，與沿岸地區頗有接觸，東到花蓮，中部及於大甲。」［22］據其所述，十三行文化以台北為核心，影響涉及台灣的中部。讀這段史料，讓我們最驚訝的大概是十三行文化發展的高度，他們已經能夠煉鐵，肯定使用金屬工具，並與大陸有一定的貿易。

就十三行文化的物質文化發展水平而言，他們應該進入了階級社會，有自己的國家。就各民族的經驗而言，一個民族建立國家之後，該民族的文化發展水平會有一個躍進，用鐵器武裝的軍隊也會有很強大的戰鬥力，所以十三行文化的主人應當能夠輕易地統一台灣，建立一個發達的國家。然而，真實的情況是: 十三行文化在向南方傳播過程中，遇到了不明阻力，停留在台灣中部便無法南下，並在南宋時期走向衰落。

對學者來說，十三行文化的發現，也帶來了很多問題。首先，從明清時期大陸學者和西班牙人、荷蘭人的記載來看，明末的台灣尚處在遊獵經濟階段，島上的原住民不喜歡穿衣服，以獵鹿為生，其發展水平遠低於歷史上的十三行文化。那麼，為什麼十三行文化不是向前發展，而是「不斷倒退」，最終滅亡? 其次，十三行文化的主人是誰?他們是怎樣來到台灣的? 再次，他們為什麼會消失於歷史的長河中? 他們與大陸的關係如何?

在這裡有必要回顧一下國際學術界對古台灣的研究。這一研究，開始於明清時代的中國學者，萬曆三十年福建學者陳第對東番的「人類學」調查，給我們留下了相當詳細的第一手資料，而後荷蘭人、西班牙人都記載了台灣的原住民社會。清朝的官員對台灣的「番人」也有很好的研究，而日本人佔據台灣之後，引進西方的學術，對台灣進行了較詳細的研究。在台灣史方面，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古代台灣在中國文獻中是什麼? 佔主流的學者認為: 從隋朝到元朝，中國古文獻中的流求國就是台灣，而且，這個流求國在台灣南部! 因為從歷史的發展看，台南是漢人最早在台灣立足的地方。然而，隨著史料及考古資料的發現，人們發現，台灣南部的原住民，長期處於遊獵時代，這與流求國的種植農業有很大距離。實際上，古代台灣南部生活著較為原生態的毗舍耶人，一直到宋代，他們的社會發展程度比不上《隋書》流求國的主人。因此，梁嘉彬先生一直反對流求國在台灣的觀點。

梁嘉彬先生的問題在於: 他從來沒有關注台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並將其與流求國問題聯繫在一起。這是因為，對十三行文化的科學發掘與解釋，要到 20 世紀 90 年代才有較出色的成績，而其時梁先生已經去世。鑒於古代台灣南部的物質發展水平，梁先生生前一直認為流求即為沖繩群島的某地。他覺得，所有看似台灣的古流求資料，都可解釋成為沖繩群島。然而，這種說法將古台灣完全抹殺了，好像中國人從來不知道就在福建的東面有一座大島，反而對遙遠的沖繩群島更為熟悉。

我認為，綜合考古資料和文獻資料，最為妥貼的解釋是: 古流求國就是台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他們的祖先來自大陸，原為閩越國的子民。在閩越國滅亡之後，有一批閩越人下海流浪，以船為家，漂泊於東南沿海島嶼。約在兩漢更替之際，其中一部分人來到台灣北部，成為十三行文化的主人。將閩越人的文化與十三行文化相比，可知其大致處於同一階段。例如，能夠冶煉金屬，掌握了鐵器製造和銅器製造; 具有原始農業，但處在火耕水耨的階段; 遊獵在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就人種而言，十三行文化的主人與古閩越人有共同特點: 其身高略矮，男子約在 1． 65 米以下，女子約在1． 55 米以下。在這方面，福建的曇石博物館保留著三千年前古閩人的遺骸，而台北十三行文化博物館也有 2000 年前古台灣人的遺骨，體質人類學家可以對二者遺骸進行測試，我相信會證明我的論斷，即: 十三行文化的主人是古閩越人的後裔。十三行文化的主人死後，其埋葬姿勢是側卧屈肢，面朝西方，其宗教意味是讓自己的魂靈回到他們的閩越故土。十三行人與大陸一直保持著貿易關係，所以在其遺址中，發現過五銖錢。其時在東冶縣，應有一些商人專做夷洲的生意，他們或是一年一趟，或是數年一趟，從東冶航抵夷洲，出售大陸商品，購入北台灣的土產。以這些信息為基礎，後來的東吳軍隊才有可能大舉登陸夷洲。

考古發現，台灣北部有樹皮布，這與唐代《朝野僉載》對流求國的記載相呼應: 「留仇國。煬帝令朱寬征留仇國( 即後流虯) ，還，獲男女口千餘人，並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為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三寸。亦有細斑布，幅闊一尺許。」［23］如其所載，這類布的特點是以某種樹木的皮製成，而且相當細白，是一種不錯的布料。據考古發現，這類樹皮布流行於中國的台灣及海南二省。台灣的十三行文化遺址，出土過製造樹皮布的一些工具，而海南省製造樹皮布的技術，至今尚存，已經被海南省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這類樹皮布其實不如絲綢與棉布舒適，但它作為一種布料，也有其特殊的風味。隋代的閩中，紡織業不甚發達，其實，一直到唐宋時期，閩人「以紙為被」、「以紙為衣」的記載，仍然隨處可見。在這一背景下，閩商從流求購取樹皮布，在閩中也會有一定市場的。

至於流求對大陸感興趣的商品則以金屬為最。十三行遺址的發掘，表明當時的十三行文化主人已經能夠煉鐵，但是他們不掌握高爐技術，所以不能大量生產鐵。《隋書》的記載也表明，他們雖然有金屬武器，但因缺鐵，這些武器都比較短小，在隋軍的長槍大戟面前不堪一擊。因此他們向閩商求購的商品，最多的還是鐵器。他們對鐵器的愛好程度也讓人驚訝。《朝野僉載》又載: 「彼土無鐵，朱寬還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壯者多加以鐵鉗鏁，恐其道逃叛。還至江都，將見，為解脫之。皆手把鉗叩頭，惜脫甚於中土貴金。人形短小，似崑崙。」［24］《嶺表錄異》記載閩人周遇從山東航行福建的海上歷程: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葷血，嘗語劉恂雲: 頃年自青杜之海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又經流虯國，其國人么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禮，競將食物求易釘鐵。新羅客亦半譯其語。遣客速過，言此國遇華人飄泛至者，慮有災禍。」［25］可見，當時的流求人仍然沒有改變習慣，一看到華人就前來求購釘鐵，但是他們心中又擔心華人會給他們帶來不利。這應是隋軍抄掠流求之後的後遺症。大陸流行的銅錢，也常被十三行主人當作裝飾品，在錢唇上鑽小洞，用繩索串起來。從物質文化來說，台灣北部十三行文化是明顯高於台灣南部的原住民文化，也勝於沖繩群島的物質文化。流求的考古資料說明，即使在北宋時期，流求的物質文化還是很落後的。所以，文獻中的古流求，只能是台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

四、唐宋閩人赴流求航程再研究

其實，《閩中異事》對流求國的記載，便可讓我們確定: 流求國是在台灣的北部。《閩中異事》所記載流求「每秋天無雲，海波澄靜，登高極望，有三數點如覆 ，問耆老雲，是海北諸夷國，不傳其名。」這條史料所載方位表明，流求之北，是廣闊的海洋，而且北方遙遠的海面上還有幾座小島。在台灣島上，只有台灣北部才適合上述流求國的方位。如果登上台灣北部基隆附近的高山北望，確實可以望見一些小島的島影，如棉花嶼、花瓶嶼、彭佳嶼等。雖說台灣四面環水，但要看到北面海島夷國的地方，只有台灣的北部，最有可能是基隆一帶。基隆古稱「雞籠」，很早就是台灣土著的居住點，並是一個良好的港口。《台灣府志》雲: 「雞籠港，其港三面皆山，獨北面瀚海。然西北有雞籠頭線，東北有雞籠鼻山，港口又有雞籠嶼、桶盤嶼，周圍甚密，內可泊巨艘。」［26］當地民眾很早就和大陸之間有貿易關係。［27］因而，它應為古流求國所在地。

明了明以前的流求國在台灣的北部，就可以理解，為什麼隋軍遠航流求要從義安郡出發。隋代的義安郡，其中心在廣東潮州，所轄範圍除了粵東外，可能還有福建東南部諸縣，例如今日的詔安縣、東山縣等。粵東和福建南部，都是閩南人生活的地方。閩南人是中國的海上馬車夫，閩粵一帶遠航的水手，大多是閩南人。所以隋代到過流求國的，應是閩南人。由他們帶隋軍出海航行流求，他們只會從閩南或是粵東的口岸出發，最有可能是從閩南東山島或是粵東南澳島的港口出發。從這裡向北航行，兩日內到澎湖列島，再用二日到句鼊嶼，此處距台灣北部的流求國只有一日路程了。

在《隋書》之後，歷代的史籍寫到流求，常會附帶高華嶼及句鼊嶼，那麼，高華嶼及句鼊嶼在什麼地方? 我在《隋代陳稜、朱寬赴流求國航程研究》一文中提出，隋代朱寬從建安郡出發的港口應是泉州港。確定這一點之後，可進一步研究高華嶼及句鼊嶼是什麼地方? 《閩中異事》記載: 「泉州東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乘舟，無狂風巨浪，二日至高華嶼。嶼上之民，作鮝臘 者千計。又二日至句鼊嶼，句鼊形如玳瑁。又一日至流求國。」如其所記，從泉州到流求國，約需五日里程，與《隋書》的記載相同，但《閩中異事》的記載，更多一些內容，這給我們進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礎。

首先，高華嶼位於何地? 看了以上史料會更清楚一些。它是台灣海峽的某個島嶼，距離義安郡和泉州的海口，分別有兩天的水程，而其島上一千多民眾以漁業為生，每年都可製造大量的鹹魚。就清代的航海條件而言，從泉州港口出發，兩天內可以抵達台灣島了。但台灣島是一個大島，而不是小島。福建話中的「嶼」，都是指海中小島，所以，高華嶼應是一個不太大的小島，它應當位於海峽的南部，而且是閩南粵東到流求的必經之地。這樣看來，它最有可能是澎湖列島上的某個島嶼。不過，清代泉州的帆船到澎湖只要一天時間，而高華嶼距離泉州有兩天的水程。我想，這個問題應當這樣看: 古人的航海術是在逐步進步中，清代一天的航程，在明代也許就要兩天，在宋代也許要三四天，這都是可以理解的。事實上，宋代的《方輿勝覽》記載彭湖: 「泉之晉江，東出海間，舟行三日，抵彭湖嶼，在巨浸中，環島三十六。」［28］明弘治年間的《八閩通志》記載泉州府的山川時說: 「澎湖嶼，出海門舟行三日始至。」［29］而萬曆《泉州府志》記載本府的山川時則說，到彭湖嶼，「舟行二日始至」。這都表明，在明朝中葉以前，木帆船從泉州海口到澎湖列島約需兩三天時間。因此，從航程來看，以上史料記載的高華嶼，應是澎湖列島中的某座小島，最有可能是其主島彭湖。因為古代福建人口稀疏，人均佔地面積較大，澎湖列島中，只有主島才有可能居住上千戶從事漁業的人家。所以，綜合以上史料，只有彭湖島最適合高華嶼的條件。如前所述，彭湖島在歷史上也被稱為彭湖嶼。

確定了高華嶼及古流求國所在地，則可通過以上史料來找句鼊嶼所在地。以上史料表明，句鼊嶼應是台灣北部航線上一個轉折性的港口，隋軍的船隻離開彭湖( 高華嶼) 後，應是瞄準句鼊嶼北上，兩日後抵達，再用一日航程抵流求國。然而，在台灣及澎湖之間並無顯著的島嶼，所以，句鼊嶼位於何處，讓人頗為困惑。我在《隋代陳稜、朱寬赴流求國航程研究》一文中提出: 句鼊嶼可能是台灣北部的雞籠嶼。但將句鼊嶼定位於雞籠嶼之後，只能將流求國定位於台灣的東北部，亦即蘭陽平原。此地並非台灣原住民文化最發達的地方。其次，十三行文化的發現地是在台灣西海灣的淡水河之畔，從隋軍的航程看，句鼊嶼應是澎湖及台灣島西北角之間的一個島嶼，不過，就現在的地圖看，這個島嶼並不存在。據《閩中異事》記載，句鼊這種動物，很像玳瑁，可能就是玳瑁的一種。句鼊嶼所在地，應是玳瑁盛產之地。玳瑁之類的動物，每年都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產卵，屆時，沙灘上滿是玳瑁。句鼊嶼應當就是玳瑁的產卵地之一。另要注意的是: 句鼊嶼被稱為嶼，不是大島。福建人在歷史上很少用「島」這一名詞，對海中小島，一般稱之為「嶼」，大的海島，一般稱之為「山」，例如「海壇山」、「銅山」、「浯洲山」等。至於流求這麼大的島嶼，史書則是稱之為流求國。今天台灣西北角區域，並沒有像樣的島嶼，所以句鼊嶼究竟在何地? 還是有待研究的。

直到我看到上面這一幅古人的台灣地圖，才想到: 其實在古人的眼裡，台灣並非一個完整的大島，而是由幾個島組成。明代的地圖中，有的將台灣畫成一個島，有的將台灣畫成兩個島，有的將其分為三個部分。因此，隋唐宋之間閩人眼裡的流求，就是三個部分，其中除了澎湖外，將台灣本島分成兩個部分了。上面這個地圖為陳祖綬《皇明職方地圖表》的台灣，它被分為三個部分: 澎湖、雞籠和淡水。如果這一點成立，句鼊嶼所在地即為台灣中部的某個海岸線。

以上考證將流求國定於台灣北部，我想可以解決一些疑惑。例如，真德秀在其奏疏將流求與毗舍耶混為一談: 「永寧寨，去法石七十里。初幹道間毗舍耶國入冦，殺害居民，遂置寨於此。其地闞臨大海，直望東洋。一日一夜可至彭湖。彭湖之人，遇夜不敢舉煙，以為流求國望見，必來作過。」［30］如果參考《閩中異事》的記載，流求國所在的島上，實際上居住兩部分人，它的北部是文明程度較高的流求國人，而其南部，也就是距離彭湖較近的地方，則居住著強悍的毗舍耶人。毗舍耶人經常襲擊彭湖和泉州沿海地方，讓彭湖的居民夜間不敢舉火，因為夜間的火光會成為海上船隻的指示標，讓人知道哪兒有陸地，有人居住。而台灣的北部，則居住著文明程度較高的流求國人，他們與華人之間有貿易，採購來自大陸的一些手工業製品和荔枝等果品。可以說，南北台灣，情況完全不一樣。

總之，唐宋古籍中的流求國應在台灣北部的十三行文化地區

注釋:

［1］〔日〕村瓚次郎: 《唐以前の福建及び台灣に就いて》，日本《東洋學報》八卷一期( 1932 年) 。

［2］〔日〕秋山謙藏: 《隋書流求傳再吟味》，日本《歷史地理》，第五十四卷第二號，昭和四年八月一日發行。

［3］梁嘉彬自 1954 年以來發表多篇論文，力主《隋書》的「流求」即為今日的琉球。其代表作有: 《隋書流求傳逐句考證》，台灣《大陸雜誌》第四十五卷第六期，1972 年 12 月，第 1 －38 頁。梁嘉彬先生有關流求的論著很多，輯成《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一書。

［4］翁佳音: 《荷蘭時代———台灣史的連續性問題》，台北: 稻香出版社，2008 年，第 1 頁。

［5］徐曉望: 《隋代陳稜、朱寬赴流求國航程研究》，《福建論壇》2011 年第 3 期。

［6］李 賢等: 《明一統志》卷八九，外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 頁。

［7］司馬光等: 《資治通鑒》卷一七七，隋紀一，北京: 中華書局，1956 年點校本，第 5532 頁。

［8］何喬遠: 《閩書》卷六，方域志，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年點校本，第 139 ～140 頁。

［9］梁克家: 《三山志》卷三，地理類三，陳叔侗校本，北京: 方誌出版社，2003 年，第 29 －30 頁。

［10］徐曉望: 《早期台灣海峽史研究》，福州: 海風出版社，2006 年。

［11］樂 史: 《太平寰宇記》卷一百二，泉州，北京: 中華書局，2000 年影印宋本，第 129 頁。

［12］李 復: 《潏水集》卷五，與喬叔彥通判，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9 －20 頁。

［13］［唐］魏徵等: 《隋書》卷八一，東夷傳，北京: 中華書局，1973 年標點本，第 1824 ～1825 頁。

［14］梁克家: 《三山志》卷六，地理類，第 86 頁。

［15］梁克家: 《三山志》卷九，公廨類三，第 161 頁。

［16］林昂等: 乾隆《福清縣誌》卷二，地輿志，福清縣誌編纂委，1987 年點校本，第 26 頁。

［17］陸 游: 《劍南詩稿》巻八，步出萬里橋門至江上久坐，意不懌，掩巻聊出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3 頁。·11·［18］真德秀: 《西山文集》巻八，對越甲稿，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戊寅十一月)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7 －18 頁。

［19］程文海: 《雪樓集》卷二六，寅夫惠教游鼓山四詩，細讀如在屴崱杖屨間，想像追和用堅重遊之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22 頁。

［20］柳宗元: 《柳河東集》巻二十六，嶺南節度饗軍堂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3 頁。

［21］劉斌雄: 《台北八里坌史前遺址之發掘》，《台北文獻》3:2 －59，1963 年; 宋文薰: 《台北市中山區西新莊子遺址的發掘資料》，1980 年; 劉益昌: 《台灣北部沿海地區史前時代晚期文化的分布與互動關係》，臧振華、劉益昌:1990 年。

［22］周婉窈: 《台灣歷史圖說》，台北，中研院台研所籌備處，1997 年，第 18 頁。

［23］［24］李昉等: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二，蠻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 －9 頁。

［25］李昉等: 《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三，蠻夷四，狗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 頁。

［26］蔣毓英: 康熙《台灣府志》卷三，敘川，廈門: 廈門大學出版社，1985 年，第 29 頁。

［27］劉益川: 《台灣的史前文化與遺址》，南投: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第 62 －63 頁。轉引自翁佳音: 《荷蘭時代———台灣史的連續性問題》，台北: 稻香出版社，2008 年，第 49 頁。

［28］《方輿勝覽》卷十二，福建路，泉州，第 141 頁。

［29］黃仲昭: 弘治《八閩通志》卷七，地理志，第 126 頁。

［30］真德秀: 《西山文集》巻八，對越甲稿，申樞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狀( 戊寅十一月)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7 －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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