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清代中日文獻典籍交流
眾所周知，在世界各國文化交流中，文化典籍作為載體的交流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因為這種形式的文化交流，是用有形的文字來溝通和交流彼此文明的，因此其作用也是可想而知的。
中日兩國文獻典籍的交流，尤其是中國古代文獻典籍的東傳扶桑，不但歷史悠久，而且規模大、領域廣，這在全球各國的文化交流中亦是極為罕見的。
中日兩國在兩千多年的交往中，文獻典籍的交流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隨著兩國政治、經濟與文化背景的變化和差異，使其傳布的渠道、媒介、和方式也相應地發生著變化。日本自應神天皇（日本的第十五代天皇）之後，就不斷有漢籍文獻傳到扶桑，直到明治維新前一直佔據著重要位置；而到了近現代，日本出版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書籍又大量西漸，傳布到大陸，這種微妙的變化，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中日兩國間先進與落後的轉化，先生與學生的演變過程。
在文獻典籍傳布的媒介和方式上也由最初人員的自然交流，進而命專人抄寫、請求饋贈、尋訪或賞賜、彼此交換，到現金採購，翻刻和翻譯等。沿著這條文獻典籍的傳布軌跡，進行探索和研討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歷史是意味深長的。
一、清代以前中日文獻典籍的交流
中日兩國文獻典籍的交流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三世紀，當時是伴隨著人種交流進行的。傳說早在秦代時，方士徐福（市）就曾率領三千童男童女以及百工等東渡日本列島並帶去了不少典籍。對此，宋代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在《日本刀歌》中曾作了如下描述：「傳聞其島居大國，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提手邊加個為）童老。……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正大典藏夷陌，蒼波浩蕩無通津。……」（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五，《日本刀歌》）這首詩可以說是中國文獻典籍早期傳入日本的記錄和歷史的回顧。可是這只是一種傳聞，並不見於正史記載。
在徐福之後，據傳在公元284年（日本應神天皇十五年），位於朝鮮半島南端的百濟使者阿直岐到達日本，由於他的推薦，百濟博士王仁於次年到達日本，為皇子菟道稚郎子之師，並「貢上《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共十一卷」從這一記載中可以得知，在公元三世紀時，中國的典籍已傳入了日本。到了公元7世紀初（即隋未唐初之際），有更多的中國文獻典籍東傳到了日本。這可從公元604年（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聖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條憲法》中的許多遣詞造句，直接引用中國經典，得到證明。其次，日本奈良時期所制定的各種法律律令中也經常引用中國典籍的內容。例如在公元718年（日本元正天皇養老二年）制定的《養老律》和《養老令》中，除大量引用中國典籍外，亦按中國唐代國子監、太學一樣，有把儒家經典分為「正經」和「旁經」的規定，將其分為「大經」（《禮》、《左氏春秋》）、「中經」（《詩經》、《周禮》和《儀禮》）和「小經」（《易》、《尚書》）三類。此外當時日本學者都兼學《論辯》和《孝經》等中國經典。這充分說明在日本飛鳥、奈良時代，中國文獻典籍已在東瀛廣為流傳。
與此同時在日本政府中還專門成立了漢籍的抄錄、謄寫機構—「寫經所」。在這裡由「寫經生」專門抄寫漢籍，以便於其廣為流傳，至今有的抄本還完好地保存著。
日本平安時代，由貴族知識分子為核心組成的遣唐使、遣唐僧和留學生團體，開始了中日文化的直接交流。他們中許多人曾經在中國長期居留，回國時便把他們在華搜集的大量典籍、文獻帶回了日本。據藤原佐世編纂的《本朝見在書目錄》記載，當時日本有中國典籍四十類，共計1568種、16725卷，約佔當時中國文獻典籍的一半左右。
在日本鎌倉、室町和安土桃山時期（1184—1600年），即所謂「五山時期」，大約相當於中國南宋至元明時期，文獻典籍的傳布主要靠禪宗僧侶、知識分子往來，用儒釋互補，彼此融匯、溝通的方式進行。這一時期的日本由於長年戰亂不已，將軍擅權，故寺廟成了保存文化和傳播文化的最好避風港。當時日本禪宗大興，僧侶們認為學習和掌握中國的文獻典籍，特別是研究儒學典籍是候選者本身素質高低的一種體現，亦是一種美德。因此非常用心，並竭力搜求更多的中國典籍，因此他們是當時日本最有學問的人，操縱著一切學術活動。例如僧人榮西1168年（日本仁安三年）首次入華求法時，就帶去天台宗的新章疏三十多部，共計60卷。其後僧人俊仍於1211年（日本建曆元年）回國時帶的典籍更多，總計2013卷，其中有律宗大小部文327卷、天台教規文字716卷、華嚴章疏175卷、儒家著作256卷（內含朱熹的《四書集》初刊本、雜書463卷，法貼、御筆、堂貼等碑文76卷等。他的弟子聞陽湛海1244年從華返日時也隨身帶回佛經數千卷。此外東福寺的開山祖師圓爾辯圓（即聖一國師）於1241年（日本仁治二年）自宋帶回國的漢籍也達數千卷之多。這些書籍除一小部分是用錢買或以物交換的外，大多數都是由宋朝當權者者或朋友贈送的。這些從中國帶回來的宋版典籍促進了日本出版事業的發展，很快在京都和鎌倉等地出現了以「宋、元刻本作版樣而仿刻的版，或者仿效這些版樣而刻印的版。」這就是所謂的「唐式版」。其後入元僧鎌倉凈妙寺的太平妙准和他的弟子安禪等人從中國帶回了《大藏經》。此外還從元朝引進了除佛經以外的各種書籍，如《毛詩》、《尚書》、《周易》、《禮記》、《左傳》、《周禮》、《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老子》、《列子》、《莊子》、《史記》、《前漢書》、《後漢書》、《荀子》、《墨子》、《淮南子》、《文中子》、《東臬子》、《吳子》、《孫子》、《呂氏春秋》、《戰國策》、《山海經》、《爾雅》、《神仙傳》、《孝子傳》、《先賢傳》、《烈女傳》、《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群書治要》、《玉篇》、《廣韻》、《傳燈錄》、《五燈會元》、《宗鏡錄》、李善注《文選》、《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元亨釋書》、《新刊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春伙經傳集解》和《佛祖統記》等書。入明以後，中日兩國除僧侶往來外，彼此間還互通使節。日本當政者藉此機會公然向明政府索要稱有已知和銅錢。例如足利義政將軍曾向明朝上書說：「書籍銅錢，仰之上國，其來久矣。今求二物，伏希奏達；公庫索然，何以利民，欽待周急。《教乘法教》全部、《三寶感錄》全部、《教乘法數》全部、《法苑珠林》全部、《賓退錄》全部、《兔園策》全部、《遁齋閑覽》全部、《類說》全部、《百川學海》全部、《北堂書鈔》全部、《石湖集》全部、《老學庵筆記》。經過訪明使了竺清茂代奏，終於得到明朝頒賜，並得到銅錢五萬文。
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總是雙向傳遞的，彼此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互通有無。日本人撰著的典籍文獻也同樣通過僧、使節、留學生和商賈等傳入中國大陸。例如聖德太子所撰《三經義疏》就是通過遣唐僧誡明和居士德清帶入中土的。五代十國吳越王錢淑（947—988年）讀《永嘉集》時屢遇難點，便向天台僧義寂請教，得知許多佛教和漢籍散佚在海外特別是東鄰日本。於是為了尋求漢籍，錢淑便派遣使臣赴日，以重金購買佚書。
公元983年（宋太平興國八年），日本奈良東大寺高僧大周（原字上大下周，無法打出）然搭乘吳越商人陳仁爽、徐仁滿的商船來華。次年到達開封，覲見宋太宗並獻呈日本漢籍和中國佚書，其中包括《職員令》和《王年代記》各一卷；《孝經》（鄭氏注）一卷；《孝經新義》第十五（即《表啟》）一卷等。其次，公元1072年（宋熙寧五年），日本大雲寺僧人成尋攜弟子七人，乘宋人商船來華，帶來了「天台真經書」600餘卷。又，在宋代時，日僧源信還托宋商朱仁聰和宋僧齊隱將其所著《往生要集》等五部書帶到中國大陸。此外天台高僧知禮、源清和遵式等人還多次托求日僧抄錄闕經，因此宋代天台宗的復興，就多方面得助於佚經回歸甚多。
二、清代中日文獻典籍的交流
（1）清代中日文獻典籍交流的主要手段是貿易。
從明代後期開始，由於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的民間海上貿易有了長足發展。表現在出海經商的人數、船隻均成倍增長，海商貿易活動範圍也比前代更加擴大。東起日本、朝鮮，中經菲律賓、中印半島，南至南洋群島，西達印度洋的許多國家的港口均有中國商船出沒。當時航行在東亞和南亞洋面上的貿易商船，儘管國籍有所不同，但他們真正的船主卻大部分是華人或華裔中國人。有時一艘商船從中國出航後，先達某國進行貿易，然後又駛往另一國家，同時船籍也相應地做了改變。
自從公元894（唐乾寧元年，日本寬平六年）始，日本廢止派遣遣唐使和留學生後，中日兩國的民間關係卻一直維繫著，從未間斷，有清一代更不絕如縷。此時儘管中日兩國均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特別是日本方面嚴禁本國人和船隻擅自出國，並只允許中國與荷蘭等國的商船在長崎一地進行限量貿易，但是中國商船卻在溝通兩國經濟的互補、物產的有無，乃至文化交流上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由於民間貿易的發達、文化的興盛，更使中日兩國書籍貿易呈現出一派蓬勃、繁榮的景象，特別是中國書籍東傳日本的數量和種類是前所未有的。
當時中日兩國的貿易品除絲綢、銅、金銀、砂糖、海產品和藥材外，大宗的商品就要數書籍和「文房四寶」了。（當然書籍和文房四寶的貿易是以中國向日本輸出為主。）
當時中國赴日商船比前代增加，貿易額擴大。特別是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台灣回歸大陸後，次年康熙帝頒布了「展海令」，決定民間商船可以自由出海貿易，於是大量商船湧向了日本。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為了擴大海上貿易，又開設廣州、漳州、寧波和雲台山（今連雲港）等四處榷關，開始與外國互市貿易（見鄭燮《中西記事》三，互市檔案）。
「展海令」頒布後，中國對日貿易迅速發展，僅從赴日商船的成倍增加就可以說明這一點。據日本學者木宮泰彥統計，在1662年（清康熙元年）赴日中國商船為42艘；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駛日中國商船為73艘；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赴日中國商船為115艘，另有載回船22艘；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竟有中國商船199艘到達長崎港進行貿易。此後幾十年間由於日本施行信牌制度限制貿易量，以解決嚴重的入超問題，規定每年限定駛至長崎的中國商船數為70至80艘。1719年（清康熙五十八年）至1790（清乾隆五十五年）間，日本規定只允許30艘中國商船進入長崎港進行貿易；1790年至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又進一步限制每年赴日中國商船為10艘。1840年以後，赴日中國船逐漸減少，大約每年只有五、六艘中國商船駛至長崎。而同一時期荷蘭駛往長崎的商船每年在四、五艘左右。由此可見中國商船在船數和貿易量上，在日本對外貿易中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
正如前文所述，當時中國向日本的出口品主要是絲、綢緞、砂糖和藥物外，便是文獻典籍、文房四寶和繪畫等。幾乎每艘赴日中國商船都載有書籍、繪畫和文房用具等。僅居日本學者永積洋子所著《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年》一書，自1637—1833年間，僅從乍浦港運往日本的各種繪畫就有62586幅、各種毛筆235198支、墨5792箱（另有435塊、2530斤）、紙張202988連（另有11980張，60525冊）、書籍742箱（另有15129冊，若干組）。
（2）中國書籍輸往日本及日本的藏書家。
日本之所以在這一時期大量進口中國書籍，是與德川幕府的創建者德川家康及其繼承者重視文治有關。德川家康（1542—1616）是與一般武人不同的將軍，他崇尚風雅之道，重視各方面的修養。他掌握政權之後除了重視武功之外，更重視文治，尊重文人，使日本文化日趨發達、興盛。早在他受封征夷大將軍之前，他就在江戶（今東京）富士見亭建立了楓山文庫（又名紅葉山文庫）。他特別注重搜集歷代的文獻典籍，尤其是注重從中國購進各種書籍。他以後的幾代幕府將軍也非常喜歡買書和藏書，繼續向中國商人訂購中國書籍。
德川時代由於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特別是町人（以商人為主的城市居民）勢力崛起，因此文化也更加繁榮、興盛，特別是日本儒學進入了隆盛時期。此時寺廟文化走向衰落，開始向世俗化文化（主要是代表武士階層和町人）過渡，其主要表現是此時以商業貿易為主要通道的漢籍傳布形式開始形成；另外除經史子集書籍繼續進口外，各種筆記、小說等市民文學書籍進口也佔有重要地位。
德川時代以前，嚴格的講日本還沒有形成獨立的自成體系的儒學，它主要做為寺廟文化的附屬物，由僧侶掌握著。到了德川時代，儒學地位得到了提高，其領導權掌握在代表武士階層利益的人手中，變成了「官學」。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德川氏家族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十分崇尚儒學，尤其是對朱子學尊崇至深。當時日本漢學的奠基人藤原惺窩和他的弟子林道春（號羅山）等人原來都是僧侶，後來才還俗，他們本人不但精通佛學，而且私人藏有大量漢籍。特別是林道春對德川時代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有著重要影響，他曾歷仕德川家康、德川秀忠、德川家光和德川家綱四代將軍執政時期。在德川幕府「創業之時大被寵任，起朝儀、定律令，大府所頒文書無不經其手者」。（原哲公道：《先哲叢談》卷一，《林羅山傳》）他還在江戶上野忍岡地方專門辦了林家私人書庫，創設了學校，培養儒學者。其子林恕（號鵝峰）亦掌握幕府的文化教育事務曾經編著了《本朝通鑒》和《華夷變態》等書。其孫林鳳岡被任命為高級儒官（即學官）—「大學頭」。他曾經把林家私塾遷移到昌平坂，擴大成為幕府的學問所。後來林氏的後代也一直擔任幕府的學官，並掌握江戶湯島「聖堂」（即今東京神田町附近的孔廟）的事務。此外這一時期城鎮市民（以商人為主）文化崛起，「町人」躋身於學術文化領域，購書、藏書和印書，進而興辦學校、圖書館等。如當時日本最大的商業城市大坂，「町人文化」表現的非常突出。正如日本學者天囚西村時彥所說：「大坂諸儒，崛起市井，稱雄海內，鳴盛當時。」（天囚西村時彥《懷德堂考》上卷）享保九年（1724年），由三宅石庵、中井（秋字下面加個瓦字）庵等人創辦了大坂第一所私立學校—「懷德堂」。
當時從中國駛往日本的商船，差不多均載有漢籍。其中有的是為了販賣，有的則是為了自己閱讀。中國商船有時一艘就運載上百種漢籍，數量達幾百部之多，其中除經史子集外，還有小說、碑貼等。據大庭修先生統計，從1714年（清康熙五十三年）至1855年（清咸豐五年），經長崎輸往日本的漢籍達6118種，總計57240多冊。其中有儒家經典如《論語》、《孟子》、《理性全書》以及程、朱、陸、王的大量著述外，還有《古今圖書集成》、《大清會典》、各省地方志和有關法律方面的書籍。此外還有順治帝的《六諭》、康熙帝的訓諭《十六條》、《性理精義》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有大量的實用書籍（如科技、醫藥、獸醫和音樂書等）、「警世書籍」和文藝小說等輸往日本，其中主要有：《算學》、《齊民要術》、《天工開物》、《論衡》、《醫宗金鑒》、《唐馬乘聞書》、《唐馬乘方補遺》、《馬書》、《水滸傳》、《三國志演義》、《兩漢通俗演義》、《染武帝西來演義》、《唐國志傳》、《列國前編十二朝》、《南宋志傳》、《大宋中興通俗演義》、《金瓶梅》、《西遊記》、《西遊後記》、《紅樓夢》、《痴婆子傳》、《珍珠舶》、《列國志》、《一片情》、《綉榻野史》、《歡喜冤家》、《五代史演義》、《封神演義》、《鳳簫媒》、《照世杯》、《杜騙新書》、《醉菩提》、《拍案驚奇》、《五色石》、《雲仙笑》、《百家公案》、《有夏志傳》、《古今言》、《包孝肅公傳》、《開闢演義》、《雲合奇縱》、《點玉音》、《歸蓮夢》、《蘇秦演義》、《禪真逸史》、《寒腸冷》、《禪真後史》、《水晶燈》、《艷史》、《炎涼岸》、《梧桐影》、《玉樓春》、《白猿傳》、《錦帶文》、《英烈傳》、《笑談》、《清律》、《玉金魚傳》、《後水滸傳》、《定情人》、《燈月緣》、《龍圖公案》、《春燈鬧》、《笑府》、《俗呼小錄》、《妍國夫人傳》、《韓湘子》、《覺世名言》、《隋史遺文》、《琵琶記》、《今古奇觀》、《孫龐演義》等（因原文目錄過長，在此恕不一一錄入。有興趣的朋友可去看看木宮泰彥的《日中文化交流史》）
從以上所列漢籍書目中不難看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屬於小說、傳奇等文藝作品，反映出德川時代在引進中國文獻典籍方面具有鮮明的庶民文化的特點。這也正如前文所述，當時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商人為首的町人勢力逐漸強大，教育和印刷業亦有長足的發展，因此在日本主要的商業城市（如大坂、長崎），反映市民文化的「町人文學」、人形凈琉璃、歌舞伎和風俗畫等都十分盛行。為了適應這種形式，滿足廣大町人的愛好和需求，勢必要大量進口小說、傳奇等通俗文學作品。
為了滿足日本各界對中國文獻典籍的需求，當時中國出版的書籍十分之七、八騎士上都傳到了日本。有時中國一本新書剛剛問世，往往不出幾年，甚至幾個月就會被運到日本，並且很快會被日人用訓點、翻刻、摘抄等方式使其廣為流傳。這一點可以用中國得泰號商船財副朱柳橋與日本儒官野田希一（號笛浦）的對話得到認證。野田曰：「貴邦載籍之多，使人有望洋之嘆，是以余可讀者讀之，不可讀者不敢讀，故不免夏蟲之見者多矣。」朱柳橋曰：「我邦典籍雖富，邇年以來裝至長崎已十之七、，跺邦人以國字譯之七、八，貴邦人以國字譯之不患不能盡通也。況兄之聰慧勤學者乎！如兄鴻才即在我邦亦可出人頭地，取素紫如拾芥耳。」（見《得泰船筆語》載于田中謙二、松浦章編著《文政九年遠州漂著得泰船資料》，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86年出版）當時中國每有新書問世，很快就會被商船運往日本，特別是在嘉慶、道光年間表現得最為突出，如《學津討原》中國於1806年（嘉慶十一年）出版，次年即被運至日本長崎；《平易法》1804（嘉慶九年）出版，1811年（嘉慶十六年）被運到日本；《欽定中樞政考》1808年（喜慶十三年）出版，1811年亦被運至長崎；《聖武記》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出版，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就被運至日本，1850年（道光三十年）日本便出版了和刻本；〈武備輯要〉1832年（道光十二年）出版，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運至長崎；《乍浦集詠》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出版），當年就運至日本，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就出版了和刻本；《春草堂叢書》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出版，次年便運到了長崎；《鄉黨正義》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被運到日本；《臨正經驗方》1847（道光二十七年）出版，當年便被運至日本；《瘟病條辯》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出版，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被運至日本；《金石碑版考例》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被至日本；《韻宗集字》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出版，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被運至日本；《海國圖志》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出版，1851年《咸豐元年》被運至長崎，1854年（咸豐四年）就出版了和刻本。
為了管理好進口漢籍事宜，德川幕府特在長崎專門設立了負責檢查中國書籍的官員，名叫「書物改役」和「書物目利」，以防有關天主教的書籍入境。每當中國商船入港，書籍檢察官都要上船查驗，嚴訪「違禁書籍」在日本入口和流傳，因此至今還保存著不少有關中國書籍進口的帳簿。其中詳細地記載著漢籍至日的時間、書名、編號、船主姓名以及數量、價格等，有時還記載著該書被何人買走。此外書物目利還要將每本漢籍作內容提要，即所謂「大意書」供幕府將軍首先認購，其次是幕府大老、老中等中央官員選購，再其次為地方大名等各級官員選購，最後才能由民間人士選購。
當時書籍貿易的手續很複雜、繁瑣，因此也留下了一些這方面的記錄。一般說來，中國商人在國內看到什麼書，特別是新出版的書，只要官府允許就裝船販運，有時也有日本將軍、各級官員或商人指名預訂的。上前在日本還保存著不少進口漢籍的目錄，有關藏書的記錄以及各種帳簿等文獻。其中包括舶載書籍的書目、書籍內容提要（即「大意書」）、書籍的原始帳簿、分開帳簿、見帳（即長崎商人對書籍所作的備忘錄和記錄投標結果的帳簿）和中標帳簿等。在這些帳簿中記錄了漢籍的書名、銷售地點、起運地點以及售價等。
如上所述，德川幕府的創始人德川家康是一位文武兼治的將軍。他好學嗜書，專門在江戶創立了圖書館收藏典籍，尤其是中國書籍。他重視儒學，特別是程朱理學，在他干預下儒學逐漸從佛寺中獨立出來，並成為官方哲學。他死後，曾把他的藏書分贈給幕府的御文庫（即紅葉山文庫）和「御三家」（即尾張、紀伊、水戶德川家）收藏。幕府的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和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執政時期也十分熱衷於招集和採購中國書籍，幾乎每年都有新的漢籍收入到御文庫中。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對學術尤其重視，嗜書如命。他原為紀州藩主，在第七代將軍德川家繼去世後繼承了將軍之位。他平時熱心學習儒學著述，注意掌握各種知識，故其修養和素質較高。他還用自己的方對御文庫的圖書進行整理並編纂了新的目錄。在他執政期間還放寬了對「禁書」進口的限制，允許少數由西方傳教士寫的有關天文、曆法和受西方技術影響的特殊書籍進口。他本人對明清時代的法律書籍和中國各地言志十分感興趣，故特意向中國船商預訂了《大清會典》、《古今圖書集成》和十五省方誌等。在德川吉宗在位期間，御文庫的書有了成倍的增加。
其次各地大名、學者及至富商也都競相採購中國書籍，每當中國商船駛入長崎港，他們便派人打聽有沒有新書問世，或指名道姓地詢問鮑廷博編的《知不足齋叢書》出版到那一輯了？袁枚、趙翼、王鳴盛等人又有什麼新作？（參見《得泰船筆語》）德川時代著名藏書家、加賀地方大名前田綱紀，他從長崎採購了不少漢籍，尤其是有關法律和方誌方面的書籍最多。他的藏書成為今天「尊經閣文庫」藏書的主要組成部分；平戶地方大名松浦清也是有名的藏書家，他也性喜採購中國書籍，他家的藏書在當時的日本是很有名的，至今平戶還設有松浦博物館。其次豐後（今大分縣）佐伯地方大名毛利高標、因幡（今鳥取縣）鳥取大名池田定常、近江（今滋賀縣）仁正寺大名市橋長昭和幕府大學頭林述齋，以及大阪經營造酒和木材的商人木村巽齋（號兼葭堂）、土佐地方學者谷時中（名素有）等人都是當時著名的大藏書家。其中谷時中藏書的經歷非常生動，茲作簡要介紹。他家鄉在土佐州（今四國高知縣），本來家境富裕、「饒資富財」，在當地頗具聲名。但他平生喜書愛書，崇尚程朱理學。為了「訪求經典」，他特意跑到長崎等地搜求中國書籍，結果「以購買書籍之故，饒資富財為之盪盡」。（琴台東條：《先哲叢談後編》卷一，《谷時中傳》。）為了搜求中國書籍，他不惜萬貫家財，「唱朱學於土（佐州當時稱之為南學，從游者甚眾」（琴台東條：《先哲叢談後編》卷一，《谷時中傳》。）
（3）日本書籍輸入中國及中國的藏書家。
中國書籍輸往日本，在中日文獻典籍交流中無疑是佔主導地方的，但同樣也有不少日本書籍運到中國，深受中國知識界的歡迎。
進口日本書籍最主要的港口仍然是對日貿易基地以及寧波船的起錨地—乍浦。此地交通便利、經濟和文化都很發達，且風景優美，故清代不少文人雅士來此遊覽駐足，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訪書、探奇。如朱彝尊、杭世駿、高士奇、吳騫、石韞玉、張問陶、翁廣平、阮元和鮑延博等人。他們在乍浦都留下了詩篇，故有據可查，其他來過的人想必更多。在清人的詩文中可以看到中國知識界對日本書籍的需求和嚮往。茲舉幾例如下：
浙江平乍浦人林大椿曾為同鄉赴日商人楊西亭（即楊嗣雄）畫的《東海歸風圖》配詩，其中反映了中國人喜歡日本書籍的心情，原詩為：「海外長留五載余，風回雪浪慰離居。相逢漫問歸裝物，可有新來日本書。」（沈筠：《乍浦集詠》卷八）又，順德人何太青的《乍浦集詠》也記載了有關書籍貿易的事宜：「海不揚波俗不澆，迎龍橋接鳳凰橋。東洋雕漆羅番市，南浦明珠燭絳宵。異域在書通日本，暇方琛贐駕秋潮。鮫綃莫向潛淵織，已見珍奇列聖朝。」（沈筠：《乍浦集詠》卷七）作為中日書籍交流媒介的清代商人不但把中國書籍運往日本，同時還把日本人編著、翻刻乃至保存的中國早已失傳的書籍運回中國。
據黃遵憲的《日本國志》記載，在日本德川時期，大約編著了說經之書四百餘種，其他方面的論著和翻刻、訓點的書籍就更多了。在那些日本人編著的著述中不乏學術佳作。如山井鼎所著的《七經孟子考文》一書。開日本考據、校讎學之先河，啟中日古籍溝通之機運。此書由清商伊浮九運至中國，對清代學術影響頗大，深受中國學者的稱讚和青睞，並被著錄在《四庫全書》之中，流傳於中國。乾嘉學術大師王鳴盛晚年寓居蘇州，經常能看到清商從日本帶回來的日本書籍。故他在《十七史商榷》一書中曾讚揚日本文學興盛，學術空氣濃，價值亦高。清代學者盧文紹受《七經孟子考文》的影響和啟示，也從事校勘經典的工作。當時另一位著名學者阮元也深受山井鼎的影響，他最早在揚州江氏隨月樓看到《七經孟子考文》，閱後深為其內容精細、結構科學、嚴謹所感動，對山井鼎十分欣佩。1797年（嘉慶二年）在他主持下翻刻了此書。此外藏書家汪啟淑也經常從赴日商人手中購買日本書，他也收藏了《七經孟子考文》一書。
清代著名學者、刻書家和藏書家鮑延博原籍安徽歙縣，後來寓居杭州。他與赴日本貿易的清商關係十分密切。他通過商人汪鵬、伊浮九等人購入了不少日本書籍，其中有《古文孝經孔氏傳》、《論語義疏》、《七經孟子考文》等。後來鮑延博將《古文孝經孔氏傳》收錄在他編著的《知不足齋叢書》第一輯中，清商販運到日本，亦頗有影響。這套叢書很受日本人歡迎，他們對此書的出版情況很關心，經常詢問到長崎的中國商人。（參見《德泰船筆語》）
著名學者、藏書家朱彝尊（字竹吒）亦十分重視日本書籍的搜藏。如1664年（康熙三年）他曾在杭州高氏稽古堂看到日本史書《吾妻鏡》（又名《東鑒》），視為海外奇書，甚是喜愛。後來幾經波折才把此書弄到手。為此他專門撰寫一篇《吾妻鏡跋》記述此書內容和收藏經過。朱去世後，此書又轉到其好友，藏書家曹寅的手中，曹亦對此書愛不釋手，他編寫戲曲《太平樂事》時曾參考過此書。當時曹寅的忘年交老友、著名學者尤侗看到此書也頗喜歡，便借曹家藏本抄錄了全書，後來江蘇吳縣的一位學者翁廣平（號海村）撰寫《吾妻鏡補》時，更是詳讀了此書。翁廣平所看到的《吾妻鏡》就是從尤侗處借閱的。
嘉慶年間，日本學者、藏書家林述齋所刻的《佚存叢書》十七種，一百一十卷傳入我國，在道光年間由阮元重刻，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注意。此外，日本人撰刻的，專門介紹清代時中國知識，尤其是北京和京畿一帶風貌的大型圖書《唐土名勝圖會》，此時也被販入中土；日本學者安積覺等人用漢文撰著的《大日本史》（《大日本史》是用漢文，按中國正史體例、文風編著的一部大型日本歷史。安積覺後又由多位儒臣賡續，直至明治三十九年（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才最後完成。前後共經過二百五十年。(此書共計397卷）和另一位學者賴山陽用漢文撰寫的《日本外史》，幾乎與中國人撰寫的書籍一模一樣，在中日甲午戰爭以前就被清商販入國內，後來又被翻刻，頗有影響，乃至編寫《清史稿。藝文志》時人們竟把它誤認為中國人的著作而收入其中。
（4）從事書籍貿易的清代商人。
如上所述，清代時中日貿易的大宗貨物是絲與銅。因為當時清朝政府急需日本的「洋銅」鑄造錢幣，故特別把乍浦港作為對日貿易的主要港口（乍浦港還是日本海外漂流民的集中地和遣送地。）在這裡設立了眾多的商業會館和從事中日貿易的批發商、牙行等。乍浦港不但云集了江浙一帶的商人，而且也聚集了不少福建、廣東等省的商人。其中最主要的是為朝廷服務的皇商和「十二家額商」，他們壟斷了大部分貿易品和貿易額。他們有的人親自出海，而更多的人是另覓代理人作為船主到日本長崎進行貿易。
在赴日貿易的眾多商人中，有的是當年往返；有的是常駐長崎，並在那兒娶妻生子，一住多年；有的人學問不多但精於貿易的單純商賈，有的人則出身官宦，有一定的知識，後來才經商的。這些人一般素養較高，知曉學術界的情況，甚至本人能詩擅畫，以至著書撰文。這些人是從事貿易的骨幹，他們不但承擔著中日書籍交流的媒介，而且本人也讀書、撰文、吟詩作畫，甚至還能著書、演唱戲曲。現舉幾位代表人物如下：
汪鵬，字翼滄，號竹里山人，生卒年月不詳，大概生活在乾隆年間，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他平日「慷慨好施，予朋好中孤寒者助膏火以成其名，親串有婚嫁不克者成全之。」（光緒《杭州府志》卷143「義行傳」）。他「以善畫客游日本，垂二十年，歲一往返，未嘗或綴。喜購古本書籍，歸呈四庫館，或付鮑淥飲（即鮑延博）或阮芸台（即阮元）傳刻行世，有《袖海編》（李浚之：《清畫家詩史》）。由此可知他是一位很重情誼、樂於助人，並且能詩擅畫、多才多藝的人。他「嘗泛海往來浪華島，市易日本（光緒《杭州府志》卷143「義行傳」），故是一位具有相當經濟實力的海商。他與江浙一帶的知識界有廣泛的聯繫，常受學者所託在日本尋訪書籍。「購古本《孝經》、皇侃《論語》、《七經孟子考文》。流傳中土。」（光緒《杭州府志》卷143「義行傳」）。此外他還在長崎購得日人松井元泰所著《墨譜》一書運回中國，為中日制墨墨技術交流做出了很大貢獻。
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汪鵬撰著了《袖海集》一書，此書又名為《日本碎語》，為筆記體，一卷，除小序共五十條，總計五千餘字。書中主要敘述了他在長崎的所見所聞、以及日本的風情、長崎唐館、中國商船入港後進行交易等各種情況，內容詳細、具體。如有關書籍貿易，他寫到「唐山書籍歷年帶來頗夥，東人好事者不惜重價購買，什襲而至，每至汗牛充棟。」（汪鵬：《袖海集》）「書賣字於貨口之上，蓋以圖記，則交易之事粗畢，專待出貨。」（汪鵬：《袖海集》）為了防止清商攜帶有關天主教方面的「邪書」，「唐山船至，例有讀告未、踏銅板二事，告未中大略敘天主教邪說之非，煸人之巧，恐船中或夾帶而來，丁寧至再。銅板以銅鑄天主像、踐履之以示擯也」（汪鵬：《袖海集》）。這些史料是汪鵬所見所為的第一手資料，故彌足珍貴。
與汪鵬同時代的清商伊孚九也是一位喜愛書籍又擅長山水畫的畫家。他原籍江蘇吳縣，名海有、號也堂。他曾經到日本做馬匹生意，同時還教給日本人繪畫技法。（《長崎記事》、《畫乘要略》）《七經孟子考文》就是他從長崎得手後轉讓給鮑延博的。
又，乍浦商人楊嗣雄，號西亭。他常駐長崎經商，本人亦能吟詩作畫，留有《長崎旅館懷韓桐上（維鏞）、倪蒼溪（永弼）》等詩文和《東海歸風圖》的繪畫（沈筠：《乍浦集詠》）。
又，浙江平湖商人朱柳橋，自稱為朱熹後人、其父名潛發，號慕亭。曾任「山西、福建邑令，升州牧」（《得泰船筆語》）。朱柳橋「棄官行賈」往來於乍浦與長崎之間。他也能詩擅畫，知道中國士人的情況，經常販運書籍，溝通兩國文人的感情交流。他還會演戲唱曲，曾為日本人唱《彩雲開》、《九連環》和《燒香曲》等（《得泰船筆語》）。此外，同船商人江芸閣、劉聖孚和楊啟堂等也都不得是多才多藝、素養較高、知識面廣的商人。他們曾為日人代購《縉紳全書》等書籍，並在船中也經常手捧《聊齋志異》、《今古奇觀》等小說閱讀。告別是得泰船船主劉景筠長期滯留在長崎，他曾在嘉慶八年（1803年）至道光十六年（1836年）的三十四年間，作為船主多次往來於中國和日本間，並以在長崎搜集已佚漢籍而出名。（松浦章：《中國商人與長崎貿易—以嘉慶道光時期中心》，載《史泉》第54號，1980年3月）
又，乍浦商人楊懋功，他知書達理，能詩擅文。這從他所作的《癸卯（1843年）仲冬將之瓊花島（亦稱浪花島，皆系指日本長崎）月夕乘潮東渡回望觀山感而賦此》的詩文中就可以得到反映：「人生值盛世，懷才終顯名。我朝重文治，讀書愧未精。維時有苗格，無勞請長纓（一說時海氛初熄）。四民各安業，我藝將何成。曾聞海外瓊花島，重洋遠隔三六更（海行六十里曰一更）。赤銅藥物互通市（島產赤銅，官商往采以供鼓鑄），百餘年來貨殖騰。樓船萬斛駕滄海，聊復破浪乘風行。馮誇潛伏燭龍卧，冰輪皎潔懸天庭。此時心胸頓開拓，昂首長吟向世輕。回頭瞬息家山遠，煙際隱約燈光明（觀山懸燈遠引海船，故一名燈光山）。濤聲猛涌百愁動，帆影遙懸雙涕零。上念高堂疏視問，下累深閨忘寢興。少小未嘗遠離別，勿忽分袂若為情。尋思此行殊自惜，十年書劍勞長征。（沈筠：《乍浦集詠》卷十三）
三、清代中日文獻典籍交流的幾個特點
中國清代和日本的德川時代，在兩國歷史上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和文化昌盛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商船往來頻繁，民間經濟、文化交流不絕如縷。在文化交流中文獻典籍的交流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書籍作為商品採取有償銷售的方式進行交流。
每部書都有標價，雙方可以討價還價，最後拍板定交。有的書還可以預先訂購，事先提出書名、數量，委託清商進行採購。詳細情況前文已經述及，故此不再贅言。
（2）由於日本當時實行鎖國政策，嚴禁有關天主教的書籍入境，故在書籍交易中實行檢查制度，日本政府設立專門已知檢查官員，對進口和第一部已知都進行嚴格的查驗、登錄，然後上報幕府，只有經幕府批准者方可投入市場。
（3）書籍交流的規模、數量大大超過前代。
有關中國書籍東傳日本的數量、種類的問題，在前文中已有提及，故此處不想多言。在此僅舉一例加以說明，據日本長崎書物改役向井富的統計，從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至1803年（嘉慶八年）間，中國四十三艘商船，共運至長崎漢籍4781種（向井富：《商舶載來書目》）這個數量和規模已超過以往任何時代。至於日本向中國輸出的已知目前還沒有詳細統計。據杭州大學王寶平先生對國內六十多家圖書館的初步調查，約有日本版古籍書3400餘種。當然這些書不一定都是清代流入中土的，但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是這一時期西傳的。尤其是清未民初時期，不少中國人至日搜尋、探訪得來。如黎庶昌、楊守敬、孫楷第、董康、傅增湘、俞樾和李盛鐸等人。
（4）書籍傳播速度超過前代。
以往書籍傳播，往往需要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之久。然而到了清代，由於書籍交流是通過貿易渠道進行，故大大加快了速度。許多漢籍迅速東傳的事例已在前文述及，故不再贅言。至於日本書籍西漸，也往往是幾年或十幾年之內就傳入中國的，如《七經孟子考文》、《大日本史》、《日本外史》等都是如此。
（5）這一時期中日雙方貿易的書籍除儒學、佛學、醫學和書畫外，還有法律、地理、地方志、數理科技和工農業方面的實用書籍。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如《聖武記》、《海國圖志》、《武備輯要》和《乍浦集詠》等一批所謂「警世之書。」日本人士認為這批書籍對加強該國海防，提高全民抵禦外患的意識都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中《海國圖志》在中國問世後不久就東傳到日本，僅在數年之間就在扶桑出版了二十多種翻刻或翻譯的選本，不論在速度或數量上，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乃至世界出版史上都是少見的。許多日本人士認為這部書是維新的啟蒙讀物，並將其視為「無以倫比」的「有用之書」（尾佐竹猛：《近世日本的國際觀念之發達》第53頁中引廣瀨旭《九桂草堂隨筆》中的話），還推崇它是一部「天下武夫必讀之書也。當博施以為國家之用」（南洋悌謙：《海國圖志》、《籌海篇》譯解序）。
總之，這批「警世之書」影響到幕府一代知識界，特別是對那些強烈要求抵制外國列強，革新內政的維新志士們以啟迪和鼓舞，從而推動了日本倒幕維新運動的展開。由此可以得知清代，特別是晚清，文獻典籍的交流已從學術理論為主流，步入為以實用、為現實服務的已知為主流的軌跡。
四、結語
清代時，中日兩國文獻典籍交流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即中國「閉關」，日本「鎖國」的形式下進行的。尤其是日本德川幕府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於1633年（日本明正十年）下令對全境實行封鎖，嚴禁一切日本人出境，也嚴禁一切外國人入境。使日本孤立於世界之外。直至1636年（日本明正十三年）才又作了補充規定，開長崎一港作為與中國和荷蘭兩國進行貿易的窗口。於是中國商船每年來往於兩國之間，運載著雙方急需的物資，同時也運載著各種文獻典籍。中國與日本商人就是在這種特殊條件下從事書籍交易。當時中國的乍浦港和日本的長崎港便成了主要的書籍集散地。當時兩國學子不能直接交往，只好到這兩個港口遊學、訪書，隔著大海，翹首對望。儘管如此，中日文化交流的巨浪勢不可擋。書籍作為商品不管其交易的規模、流傳的速度還是種類的繁多，涉及面的廣度和現實的作用都大超過了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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