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與《引玉集》的出版
中國很早就有版畫，比如說佛經刻版、宋元平話刻版、明清小說插圖刻版等等，一般創作在梨木或棗木上，所以叫「梨棗圖畫」。當然，這些傳統複製版畫與19世紀的西方木刻創作有質的區別。
中國現代木刻版畫的產生與勃興離不開魯迅的倡導，魯迅因此也被譽為「中國現代版畫之父」。魯迅生前自費編印木刻畫冊十餘種，如《近代木刻選集》、《新俄畫選》、《士敏土之圖》、《一個人的受難》等，印行近萬冊，「以傳給青年藝術學徒和版畫的愛好者」。但編印蘇聯版畫集《引玉集》，是他「自己也沒有預先想到的」。
以物易物換來蘇聯版畫
魯迅留意西方版畫是1928年編輯《奔流》雜誌配插圖時，不過，關於俄國版畫的歷史，他知之甚少，上世紀30年代他看了陳節(瞿秋白的筆名)摘譯的文章《十五年來的書籍版畫和單行版畫》，才明白了一點十五年來的梗概。「到近幾年，才知道西洋還有一種由畫家一手造成的版畫，也就是原畫，倘用木版，便稱為『創作木刻』。」於是他晚年的興趣從文學開始轉向美術，於版畫用功尤勤。
1931年，魯迅偶然在《版畫》雜誌上看到了蘇聯木刻家畢斯凱萊夫在《鐵流》一書中所作的插圖，於是寫信委託在蘇聯任教的曹靖華搜尋原作。曹靖華費了許多周折，才見到畢斯凱萊夫，並把尋到的木刻寄給魯迅。因恐途中失落，還分寄了同樣的兩份。曹靖華說，這木刻版畫的定價頗高，然而無須付款。他想到了一個以物易物的辦法:「蘇聯的木刻家多說印畫莫妙於中國紙，只要寄些給他就好。」
那印著《鐵流》圖樣的紙，是一種上海的所謂「抄更紙」。「抄更紙」就是用碎紙再生的紙，在中國，除了做賬簿和開發票、賬單之外，幾乎再沒有更好的用處。而白紙宣紙中國很多，也很便宜。以物易物，用中國白紙換蘇聯木刻，真是各得其所。
於是，魯迅買了許多中國的各種宣紙及日本的紙品「西之內」和「鳥之子」，分寄給曹靖華，托他轉致，竟有了意外收穫，曹靖華又寄來兩卷木刻，計有:畢斯凱萊夫13幅，克拉甫兼珂1幅，法復爾斯基6幅，保夫理諾夫1幅，岡察羅夫16幅，這五位版畫家當時都住在莫斯科。
遺憾的是，另有一卷版畫被郵局遺失，無從訪查。
「拋磚引玉」的版畫集
1933年11月，魯迅手中已存有70多幅蘇聯版畫，魯迅要將它們付印的願望非常強烈。在11月3日致鄭振鐸的信里首次表示:「我有蘇聯原版木刻，東洋頗少見，想用珂羅版紹介與中國。」他一面繼續往蘇聯寄宣紙，一面搜畫，一面做印書準備。前後兩年，魯迅寄贈白紙與舊書6次，而曹靖華先後7次從蘇聯木刻家手中搜尋木刻作品118幅，寄與魯迅。魯迅認為，他手上這麼多的原版木刻畫，秘之篋中，豈不辜負了作者的好意？「況且一部分已經散亡，一部分幾遭兵火，而現在的人生，又無定到不及薤上露，萬一相偕湮滅，在我，是覺得比失了生命還可惜的」。
於是，魯迅決定編印一部蘇聯木刻版畫集，由於收入的版畫都是用白紙換來的，所以取「拋磚引玉」之意，謂之《引玉集》。
魯迅先後選出密德羅辛等人的60幅版畫，收入《引玉集》中。對每位版畫作者的經歷，魯迅也很感興趣，於是由曹靖華出面，又將住在列寧格勒的五位版畫家的經歷寫出來了。「我們常看見文學家的自傳，而藝術家，並且專為我們而寫的自傳是極少的，所以我全都抄錄在這裡，藉此保存一點史料。」最終出版的《引玉集》目錄所列不是魯迅所說的60幅，而是59幅。對此，李允經先生有一解釋:「這可能是因為畢斯凱萊夫所作《鐵流》之圖第四，分為2幅，而在目錄中算作一幅之故。」這一解釋是恰當的。
《引玉集》序跋在上海排好後，因上海、北平印價昂貴，魯迅請內山完造出面，委託東京洪洋社以玻璃版印刷。玻璃版，又稱珂羅版，是照相平印版的一種，用厚磨砂玻璃作版材製成。
《引玉集》是現代出版史上的珍本
1934年5月23日，魯迅收到洪洋社寄來的《引玉集》300本，工料運送總計花費340元。此書前有陳節(瞿秋白)作《代序》，後有魯迅作《後記》，二十八開，方本，洋裝，裝幀有精平兩種形式，精裝為紀念本，僅印製50部，非賣品；平裝為流通本，印製250部。此書成本在四元至三元半，「售價至少也得定五元了」(魯迅1934年6月2日致鄭振鐸)。當時上海一般工人的工資是15元，小學教師是30元。一本書5元的定價可謂不菲，但仍「近乎賠本」，足見此書之珍。
《引玉集》封面設計非常考究，蘇聯版畫家們的姓名字母被分為八行橫排，置入中式版刻風格的「烏絲欄」中，左邊豎寫著「引玉集」三個大字，中文俄文相映成趣。又有一圓形陰文的「全」字打破了方形構圖的生硬，紅底黑字的方框更顯生動和活躍。封面最左邊有一黑色邊線，越過書脊，漫向封底。那些被放大的圖形化文字、抽象的線條組合、理性的構圖法則以及紅黑的色彩搭配，有著設計者強烈的個人旨趣與傳統意味，創造了現代出版史上的藝術極品。買到或收到此書的人，都視為珍寶。如梅志回憶胡風獲贈此書時的情形:「打開那包紮得有稜有角的牛皮紙，」「那黑白分明線條細膩的版畫，裝幀印刷得十分考究。那樣地精美，簡直使我不敢輕易翻閱它。我們倆頭並頭，由胡風輕輕地翻著，一幅一幅地欣賞著。」當然，《引玉集》也有一點瑕疵。1934年5月31日，魯迅致信楊霽雲:「《引玉集》後記有一頁倒印了，相隔太遠，無法重訂，真是可惜。」
《引玉集》出版後，魯迅親自寫了一則售書廣告，刊登在1934年6月1日《文學》月刊第二卷第六號「廣告」欄。這既是一則廣告，也是一則奇文，全文讀來，使人心情激蕩，油然而生嚮往之情。吾生也晚，無緣得購此書，只能頌讀想像:「敝書屋搜集現代版畫，已曆數年，西歐重價名作，所得有限，而新俄單幅及插畫木刻，則有一百餘幅之多，皆用中國白紙換來，所費無幾。且全系作者從原版手拓，與印入書中及鋅版翻印者，有霄壤之別。今為答作者之盛情，供中國青年藝術家之參考起見，特選出五十九幅，囑製版名手，用玻璃版精印，神采奕奕，殆可亂真，並加序跋，裝成一冊，定價低廉，近乎賠本，蓋近來中國出版界之創舉也。但冊數無多，且不再版，購宜從速，庶免空回。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十一號內山書店代售，函購須加郵費一角四分。三閑書屋謹白。」
《引玉集》除魯迅分贈出30本左右外，其他由魯迅的「官方銷售渠道」內山書店經銷，魯迅也曾託人在廣州代銷。購買《引玉集》的人，據魯迅觀察，以窮學生居多。魯迅常常坐在內山書店裡，看中國人買書，並覺得可嘆的現象不少。比如，一些人尋找記載著秘訣的小冊子，畫家喜歡生吞活剝的繪畫以及只有一本的「大觀」。「更甚者，則翻書一通之後，書並不買，而將其中的幾張彩色畫撕了去。」簡直是可惡！年底，初版《引玉集》銷售一空。1935年6月，此書再版215本，分紀念本與發賣本兩種。
《引玉集》的出版，確為中國出版界之創舉。其實何止是《引玉集》，三閑書屋所出圖書，無不厚實雄偉，開現代出版之新風。《引玉集》是魯迅紹介木刻的第三本書，前兩本分別是梅斐爾德的《士敏土》之圖和《北平箋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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