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窮瘋了，好不容易找一秀才印寶鈔，首輔怒懟：印一堆廢紙害人

向敬之

崇禎十六年六月，作為大明王朝最高領導人的崇禎皇帝，為了找錢，竟然做了一次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荒唐事。

他已有八鎮人馬、十三萬精銳，跟著薊遼督師洪承疇在松錦一線，陷入了大清國皇帝皇太極的重重包圍中，也是補給供不上。而在關內，李自成、張獻忠兩股瘋狂東進的義軍狂飆，讓他坐在金碧輝煌的龍椅上，也是如坐針氈。

他想到了擴軍調兵，但國庫空虛，他拿不出錢。

史料記載，幾個月後李自成從京師馱走的億萬財產，那也是後來的傳說，或者是劫掠的「戰利品」。

國用不足，內帑空虛，是崇禎巡查國庫的真相。

腹背受敵，急需兵餉，是崇禎必須面對的窘況。

崇禎帝

戶部尚書倪元璐做下一年的軍費預算，支出超過二千一百萬兩，而全國財賦收入預計不足一千六百萬兩。

為了解決這一個巨大的缺口，朝廷多次派科道言官四齣督促加派徵稅。倪元璐認為擾民無益，停止了這種敲骨吸髓的害民政策，繼而建議擴大官鹽買賣、賣官鬻爵，改刑罰為收贖金，以補不足。

此時，倪元璐推薦的桐城秀才蔣臣，引起了崇禎的關注。當初，倪元璐專門給崇禎帝打報告：「有安慶府學生員，今保舉考中知縣蔣臣者,博學名通,究心世事二十餘年,即問之可知百事,其人方以謁選入都,固可延而致之也。臣聞此言若賞,臣從文章議論之間知蔣臣久。」（倪元璐《倪文貞奏疏》卷七《薦舉襄計疏》）

蔣臣是崇禎九年詔征賢良，主管官員發出策問，蔣臣即明辨其一訛、五誤、十三謬，一時名聲大震，進京後撰寫《足國三議》，被崇禎召對於平台，侃侃數千言以對，被授戶部司務。

崇禎十六年六月，崇禎皇帝御中左門聽政，再次召見蔣臣。天子親自接見一個從九品官員，足讓蔣大人感激涕零、感恩戴德、感嘆唏噓了好一陣子。

司務，就是掌管本衙門的抄目、文書收發、呈遞拆件、保管監督使用印信等內部雜務。說明白點，就是有點身份的普通科員。其下就是不入流了。這種官職，是戶部專屬，戶部專設了一個司務廳。這個廳，可不是廳局級，就是一個中心罷。

看來人才濟濟的大明王朝，朝堂上卻是人才匱乏，或者埋沒人才，直到覆亡前夕，才找到一個「救國大才」。

蔣臣提出重啟寶鈔法，將正德年間廢止發行的紙幣恢復，鼓吹與金屬貨幣一樣，價值多少都由朝廷決定，朝廷定多少就是多少。

蔣臣的計劃是：每年印發紙鈔三千萬貫，一貫為一兩，一年就是三千萬兩銀子。

蔣氏不但有印刷藍圖，而且有強制手段：「經費之條，銀、錢、鈔三分用之。納銀賣鈔者，以九錢七分為一金。民間不用，以違法論。」（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九《蔣臣奏行鈔法》）

尤其是蔣臣一句「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錢盡歸內帑矣」，弄得正為空虛的內帑付不起昂貴的經費大傷腦筋的崇禎，激情澎湃，信心滿滿。

他感謝蔣臣找來了一本萬利的買賣，能幫助他解決財政窘困而軍費短缺的現實問題，於是擢戶部主事。

倪元璐

這是年財政收入的兩倍。在戶部主管金融的右侍郎王鰲永，第一個點了大大的贊。

王鰲永「以鈔為必可行」，力贊行鈔之法，「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二千餘萬以蠲窮民，此後歲造五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除免加外，每省直發百萬貫分給地方各官，以佐養亷之需」。（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三十八）

有了分管領導的支持，蔣臣請於內府或戶部制鈔，紙墨、工本、印色等費用，計算成本為五厘一張，則沒有不精巧的。同時，他提出，為防止市肆不行倒換之法，上層人物使用而底層百姓不用，必須強調一律使用寶鈔，擴大寶鈔在流通過程中的需求量，使得民間不得不倒換於官。每鈔一貫納銀九錢七分，以為如此便可使官民趨之若鶩，加之蠲賦與成本，則內府最終可得四千三百萬。

狂喜的崇禎下令：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還派太監去全國各地搜集桑樹纖維作為紙幣原料。同時下旨，廣募鈔商，欲速將寶鈔發賣民間，但無人肯接受。

崇禎召開國務會議討論發行方案，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蔣德璟站出來，第一個強烈反對：「民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明史·蔣德璟傳》）

他只是沒直接說：沒有國家信用的支撐，紙幣一錢不值。再多的紙幣，也是一堆廢紙。

蔣德璟主戶部，是蔣臣和王鰲永的頂頭上司，同時又是剛上任不久的內閣首輔。他深諳通貨膨脹的危害，力斥濫印紙鈔禍國殃民之咎。國內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已經嚴重地損害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時過不久，蔣德璟又上揭帖對比宋、元及明初鈔法稱:「惟今當久廢之後驟欲督之行使，恐愚民不可慮始，徒法亦難自行。」（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三十八）

蔣德璟

他一語中的。

即便崇禎我行我素，將蔣臣建議於第二年三月開始發行，提前到當年底強制推行寶鈔，募商發賣，無一應者，引起了京城商人強烈抵制，一片騷然，一些綢緞商鋪關門，公開以罷市來對抗崇禎的新政策。

蔣德璟秉公持正，絲毫不給王侍郎和朱皇帝的面子，極力反對自己主管部門的官員誘惑皇上瘋狂印刷毫無信譽度的鈔票，直言不諱皇帝這種急功近利的做法，是涸澤而漁，是害多利少，是自尋死路。

反對者不止蔣德璟一人，給事中馬嘉植、御史白抱一等紛紛上疏叫停。

就連當初鼎力推薦蔣臣為「尚書范景文、馮元飈、撫臣史可法等並言其人真用世才」（倪元璐《倪文貞奏疏》卷七《薦舉襄計疏》）的倪元璐，也給崇禎提交了《鈔法難於遽行事》《鈔法窒礙疏》二疏，表達並不反對的態度，但勸誡他控制寶鈔流通水平藉以穩定鈔價，「寧徐勿驟」。

崇禎認為這一切都是首席閣臣蔣德璟拆他的台，於是派人擬諭將他罷免。

崇禎固執，一是窮瘋了、窮怕了，他要應對大明劫必須大量的錢。二是王鰲永作為全國金融專業人士，對他鼎力支持。

其實，在此之前，天啟中，東林黨領袖人物、刑科給事中惠世揚建議過印紙幣；崇禎八年，刑科給事中何楷，也曾提出行鈔建議，但皆不果。

蔣臣並非無才學，並非宵小之輩，且「為人端直」（倪元璐《倪文貞奏疏》卷七《薦舉襄計疏》），只是太為皇帝考慮了。他不知道皇帝不但家底早空了，而且信譽早沒了。

或許知道，但為報聖上的紆尊降貴，也願意肝腦塗地，背負罵名。

當然，面臨著亡國之災的崇禎，也想錢想瘋了，瘋到了又要罷黜首輔。

好在蔣德璟資歷老，聲望高，職沒罷成。既然他不倒，那麼支持崇禎帝印紙幣救國難的王鰲永，就必須調出戶部。

談遷《國榷》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丁丑記載「王鰲永為右僉都御史，出鎮通州」。明制，戶部右侍郎為正三品，右僉都御史為正四品。毋庸置疑，王鰲永身為戶部高官，因頭痛醫頭、割肉補瘡地鼓吹印錢，被降了兩級。

外任就是一種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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