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可能彌補西方撤退留下的空缺?
【翻譯/ 觀察者網青年觀察者 吳迪】
在1992年的熱門動畫片《阿拉丁》中,街頭混混阿拉丁和茉莉公主在魔毯上深情對唱。這首叫作《全新的世界》的歌是這麼唱的:「一種奇幻的視角……一個全新的世界,令人目眩的新天地。」
的確,兩位主人公俯瞰下的世界完全遵循美國軟實力打造的童話敘事,隱含著對自由和社會流動性的讚頌:愛情戰勝了一切,街童迎娶了公主,專制的蘇丹棄暗投明。
當年這首奧斯卡獲獎歌曲問世時,確實有一個全新的世界在冷戰廢墟上誕生。蘇聯的崩潰彷彿是在宣告,威權國家必將因麻木不仁的壓迫而自取滅亡,因為自由是使動物精神魂發揮創造力的先決條件。在自由主義民主和開放市場的雙重支撐下,美國的世界觀似乎牢不可破。
但它沒能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在蹣跚中跌落流產,催生了一波試圖從複雜問題中探索新秩序的研究熱潮。
中國崛起靠的是利用威權激發生產力,這是否預示著新的世界秩序是非自由主義的?世界經濟重心正以不容置疑的趨勢向東轉移,這是否意味著亞洲將成為世界中心?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超過80個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和提供融資支持,這是否會給歐洲的啟蒙主義理想畫上句號,並以中國中心主義的「天下」取代現有世界秩序?
上述問題都至關重要。牛津大學全球歷史教授彼得?弗蘭科潘、新加坡學者兼作家帕拉格?康納,以及葡萄牙前政府部長布魯諾?馬賽什各自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在很大程度上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弗蘭科潘2015年的《絲綢之路》描繪了這條連接古代中國與世界的商貿之路的歷史,得到廣泛的好評,而近作《新絲綢之路》則以短平快的方式探索中國的商業和政治影響力是如何改變世界的。這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在於,作者追溯了中國巨大的引力效應在西方造成的反響。
例如,中國市場對法國葡萄酒的渴求如此強烈,以致於幾家享譽已久的酒庄都改了名字來吸引中國消費者。梅多克的森尼艾克酒庄更名為藏羚羊酒庄,聖皮埃爾酒庄更名為金兔酒庄,而美麗天空古堡酒庄則更名為大羚羊酒庄。
與此類似的是,中國市場對航空旅行的巨大需求已經遠遠超過了供應飛行員的數量,以至於廈門航空這個地方航空公司已經為符合資質的飛行員開出了40萬美元以上的工資。
《新絲綢之路:世界的當下和未來》,彼得·弗蘭科潘著
商業活力推動了中國的崛起及其在海外的影響力投射。這種影響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約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項目融資和建設,這些國家有許多分布在古絲綢之路沿線。
但弗蘭科潘認為,儘管中國實力不斷增長,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必然和西方對立。他提出:「世界上某個地區的成功與另一個地區的成功是相輔相成,而非相互對立的。太陽從東方升起並不意味著它在西方隕落。」
在一個充滿希望的世界裡,這個道理或許是說得通的。但西方已經因內部焦慮而四分五裂。一個拒絕選舉民主、不信任法治、不屑西式人權、視美國為軍事對手、由威權政黨領導的新興超級大國的崛起,勢必會讓華盛頓及其盟友坐立難安。
中國與西方在價值觀方面不兼容的例子數不勝數,僅僅通過新聞了解中國的西方讀者可能難以認同未來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所包含的價值觀。「這是一個艱難而危險的時代,」弗蘭科潘寫道。一方面,美國正試圖利用大棒而非胡蘿蔔來按照本國利益塑造世界;而另一方面,也有人擔憂中國可能決心通過「規劃設計或潛移默化的方式」打造一個帝國。
不過,在《未來屬於亞洲》一書中,作者帕拉格·康納並沒有過多關注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這本將於明年出版的權威著作中,康納令人信服地提出:整個亞洲——而不僅是中國——是當前和未來全球經濟的啟明星。他寫道:「西方最嚴重的誤解在於過度以中國為中心看待亞洲。」
在亞洲近50億人口當中,有35億在中國之外。在中國龐大的債務、迅速老齡化的人口以及國內市場對外國競爭者擠壓的交相作用下,全球注意力開始轉向南亞和東南亞等亞洲內部的其它地區。康納定義的亞洲西起阿拉伯半島和土耳其,東至日本和紐西蘭,北抵俄羅斯,南達澳大利亞,這片地區已然是一個龐大的整體。
《未來屬於亞洲》,帕拉格·康納著
亞洲整體國內生產總值約佔全球的50%,經濟增長佔全球三分之二。但在這本433頁的著作里,最引人注目的統計數據是:「在2015年至2030年期間,全球中產階級消費增量預計將達到30萬億美元,而其中只有1萬億美元來自今天所謂的西方經濟體。」
隨著亞洲這股強勁的消費力潛流上升,世界將在其衝擊下傾斜。儘管「一些傲慢無知的小圈子仍在追捧倫敦和華盛頓」,西方在全球事務中扮演的角色註定將大幅衰弱。康納認為,繼19世紀的歐洲化和20世紀的美國化之後,世界將迎來一波亞洲化浪潮。
但直到該書的最後一章,作者才開始探討亞洲化的確切涵義,或許是因為它太難以言表。行走在世界各地的印度人、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或亞洲其他國家的人對自己的「亞洲人」身份並不敏感。儘管亞洲的地區性機構已經存在並且還在不斷擴充,但亞洲人的共同體意識還遠不如歐洲人那樣強烈。康納並沒有在預測里夸夸其談,而是明智地將自己的理論框定在一種對「文明融合」的鬆散想像之中。
在《一帶一路》這本書里,作者布魯諾·馬賽什同樣認為西方的影響力範圍將在未來30年內逐漸減弱——這一預測他在更早的著作《歐亞黎明》中就提出過。
他認為「天下」可能彌補西方撤退後留下的空缺,這在本質上是在回歸中國明朝時期的秩序,在那時中國認為自己處於全世界的權力和道德的至高點。人們援引德治而非法制;國與國之間將遵循相互依賴、慷慨互助、感恩戴德、彼此尊重、賞善罰惡的關係相處。確保忠誠的不再是合同而是禮儀。
《一帶一路:中國的世界秩序》,布魯諾·馬賽什著
「天下秩序將完全摒棄透明度和公共知情權等啟蒙主義理想,與西方模式徹底分道揚鑣,」馬賽什寫道,「即使在初始階段,『一帶一路』也是不完全透明的。在達成協議時,中國有自己的原則和行為方式,但往往不提供書面材料。」
在西方人看來,這種制度完全是治理的反義詞。這也難怪「一帶一路」沿線眾多的基礎設施項目都包含爭議,所以當貧窮國家不可持續的借貸修建它們基本用不上的港口、橋樑和鐵路時,這些項目自然會惹來爭議。
政客們私下達成的口頭協議很容易被濫用。「天下」模式或許適用於明朝,但似乎不太適合照搬到現代社會。儘管如此,「一帶一路」沿線的許多國家仍渴望基礎設施和投資,而中國能比其他國家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地供應這些東西。
面對複雜性,人類總渴望找到秩序來指引方向。隨著「美國治下的和平」走向衰落,我們會問,「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所熟知的戰後全球治理體系的繼承者,可能不是另一種秩序,而是秩序的缺失。受到美國收縮與中國復興這兩種互不兼容的願景的擠壓,世界可能已經在滑向混亂。
與《阿拉丁》童話不同,等待我們的不是什麼「全新的世界」,而是一個支離破碎的星球。
弗蘭科潘在《新絲綢之路》書中最具洞察力的一段里引述了中國知名學者閻學通的話:「我們正在從國際規範由西方自由主義主導的狀態,轉向不遵守國際規範的狀態。」如果不存在行為規範,各國可能會發現唯一的選擇便是與緊抱強國大腿——最終意味著它們必須在美國和中國兩種陣營中做出選擇。
(觀察者網吳迪譯自《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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