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沉默，終止戰時性暴力

原標題：打破沉默，終止戰時性暴力

2018年的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剛果（金）婦科醫生德尼·穆奎格和伊拉克人權活動人士納迪婭·穆拉德，以表彰他們為反對在戰爭和武裝衝突中使用性暴力而做出的努力。

德尼·穆奎格和納迪婭·穆拉德，前者是受害女性的保護者，奉獻了他的一生來治癒性暴力受害者身體與心靈的傷痕；後者是戰時性暴力的受害者和目擊者，向公眾控訴了雅茲迪女性所遭受的殘虐對待。他們都「將自己的人身安全暴露在風險中」，打破國際社會長久以來的沉默，喚醒世人對在戰爭中被忽視和遺忘的女性的關注，並對抗這類戰爭罪行。

「正義是每個人的事」

剛果（金）戰爭爆發以來，一支又一支的武裝部隊——無論是武裝民兵團體還是政府軍，輪流控制著大量村落，性侵當地女性，將她們的身體棄如敝屣。沒有人知道遭到強姦的婦女的確切數量，剛果（金）東部地區甚至有著「世界強姦之都」的惡名。

1999年，在戰火紛飛的南基伍省，滿懷醫學熱忱的德尼·穆奎格創立當地首家專業婦科醫院——潘濟醫院。20年間，德尼·穆奎格和潘濟醫院的工作人員治療了超過5萬名性暴力倖存者，其中還有一些是不到一歲的嬰兒，而這個數字與整個剛果（金）受性侵害女性群體的數量相比僅僅是滄海一粟。

德尼·穆奎格意識到：強姦正被武裝者作為一種策略，以恐嚇和驅逐整個社區，「當強姦被用作戰爭武器時，其影響不僅在於摧毀女性身體，還會摧毀她們的精神，甚至人性」。2011年，德尼·穆奎格和其他活動家一同在剛果（金）創立「喜悅之城」項目，為曾經受到性暴力的女性提供心理支持和社會經濟援助，並鼓勵她們成為社區的領導者，將傷痛轉化為一種不斷擴散的力量。

德尼·穆奎格

多年來，德尼·穆奎格不僅挽救了無數生命，還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剛果（金）及其他戰亂國家女性的命運。因為「正義是每個人的事」，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無論是普通人還是戰場士兵，無論是政府還是整個國際社會，都共同承擔著打擊戰時性暴力的責任和義務。

作為「旁觀者」的德尼·穆奎格在目睹女性的苦難後伸出援助之手已經難能可貴，與他共享諾貝爾和平獎的納迪婭·穆拉德，作為戰時性暴力的直接受害者，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則經歷了更艱難的內心鬥爭。

納迪婭·穆拉德是伊拉克雅茲迪人，雅茲迪教派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教派，受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仇視。2014年8月，「伊斯蘭國」攻擊伊拉克北部，意圖消滅雅茲迪人。成百上千的平民被屠殺，數以萬計的雅茲迪人被迫逃離家園，而年輕女性，包括未成年女孩，則被當成「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的「性奴」而遭到囚禁，被反覆強姦和毆打，喪失自由和尊嚴。

「摩蘇爾漆黑的天空，皮鞭落在我所蓋著的毯子上時的感覺，努力尋求幫助而無果的循環往複……」我們永遠無法想像，彼時不過21歲的納迪婭·穆拉德經歷了怎樣的苦痛。每一次談論被囚禁為「性奴」的3個月里的遭遇時，納迪婭·穆拉德都彷彿重新經歷了一次刺痛心臟的絕望。但是即使自揭傷疤很痛苦，她也拒絕保持沉默，而是把揭露「伊斯蘭國」性暴行作為最好的反擊恐怖主義的方式。正如納迪婭·穆拉德在回憶錄《最後的女孩》中所說，她選擇站出來，最重要的是因為「我想成為世界上最後一個有著像我一樣的故事的女孩」。

納迪婭·穆拉德

性暴力正在作為一種戰爭武器被系統地、大規模地使用，用以摧毀雅茲迪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社會，無數受害者在性暴力帶來的傷害中掙扎，「如果我們再不發聲的話，她們將繼續停留在一個被摧殘的狀態」。

然而，直到2008年，聯合國安理會第1820號決議才將戰時性暴力納入戰爭罪。什麼是戰時性暴力？為何它被頻繁地作為一種武器使用？女性為何承受了遠超過性暴力本身所帶來的苦難？雖然正義從來不會缺席，但是國際社會對這些問題的關注卻依然太少，也來得太遲。

雅茲迪人是庫爾德人的一個分支，但他們的信仰獨特，與主體教派信仰不同，這很容易讓他們受到迫害。對這一教派的「趕盡殺絕」甚至可以追溯到奧斯曼帝國時期，雅茲迪人的歷史可以說是一部不斷被殺戮和以暴力強迫其改變宗教信仰的苦難史。

雅茲迪人逃離家鄉

據說，雅茲迪教派是在6000多年前創立，比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還古老，它的教義帶有原始崇拜的意味，以波斯人的拜火教為主題，後來又摻雜了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等宗教的元素。雅茲迪教派的教義也帶有混合宗教元素的色彩，在信奉一神論的同時，雅茲迪同時相信有7個神靈，尤為崇敬其中的「孔雀天使」，這是他們屢屢招致殺身之禍的根源，不僅僅是因為孔雀天使的名字Shaytan與魔鬼Satan相似，更和一段傳說有關。

雅茲迪教派相信神創世時首先以光明創造了孔雀天使，繼而創造六個熾天使，孔雀天使是他們的領導者。後來，神又讓六個熾天使用塵土造出亞當，並要求天使們跪拜亞當，但孔雀天使拒絕從命，孔雀天使說：「我是神的榮耀所創造，而亞當僅僅出於塵土。」這一情節與撒旦拒絕跪拜亞當的情節相似，在極端分子眼裡，孔雀天使就成為了撒旦，而雅茲迪人就是「拜魔鬼的人」。

作為戰爭武器的性暴力

性暴力包括強姦、強迫賣淫、性奴役等形式。回看歷史，這種原始而野蠻的行為就像揮之不去的陰影，籠罩著所有遭受過戰火蹂躪的土地。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國際社會才真正意識到性暴力不僅是戰爭的附屬品或是戰利品，也作為戰爭武器被有意識地使用：通常指一方的武裝團體針對敵對群體的平民所實施的具有系統性、普遍性,並經過正式策劃的性暴力。由此，性暴力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社會事件或是性別議題，而成為了政治事件，成為軍事和民族主義議題的一部分。

決策者將性暴力作為犒賞品，以期激勵底層士兵並鼓勵更多追隨者成為武裝分子。在納迪婭·穆拉德的敘述中就提到，將雅茲迪年輕女子當作「性奴」並不是某一個武裝分子自發的行為，而是武裝頭目思考周密的計劃：有所作為的武裝分子可以得到一個「性奴」作為獎勵，其他人則要支付費用；性獎賞也被印在了他們的宣傳雜誌中，吸引新人的加入。

其次，征服敵對族群或國家的女性往往被視作民族征服的一部分，大規模的集體強暴能夠控制、羞辱和恐嚇平民，達到削弱其戰鬥氣勢的目的，因此性暴力往往成為戰略部署的一部分。《女性面對的戰爭》一書中就提到：「強暴成為了一種運用廣泛的戰爭武器，它能威懾並控制平民，或在平民與敵人合作時作為處罰使用。」前聯合國駐剛果（金）維和部隊指揮官認為，在平民男性面前對女性開展性暴力，實質上起到了對男性和女性的雙重懲罰效果，因而在武裝衝突中，普通女性受到更大的威脅。

剛果（金）飽受摧殘的女性

集體性暴力也成為種族清洗和滅絕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強制驅逐平民，另一方面破壞原有的家庭和社會結構，以削弱其重建家園的可能。尤其在後冷戰時代，「身份」概念的重要性異常突出。性暴力對身份建構的作用是雙面的：既能強化施暴群體的身份認同，又能破壞受害群體的身份認同。在孟加拉國解放戰爭、南斯拉夫內戰、盧安達大屠殺期間，大規模的強姦行為成為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1998年，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做出了標誌性的決議——性暴力行為是種族滅絕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因為「性侵犯構成了摧毀圖西族整個族群進程的一個內在部分，強姦是有計劃性並只針對圖西族女性實施，其動機是試圖在整體上或部分摧毀一個民族、人種、族群或宗教團體等」。

在正從長達13年的內戰中緩慢復甦的賴比瑞亞，政府調查顯示92％的婦女曾經歷過強姦等性暴力。在剛果（金），性暴力犯罪的泛濫，使其成為對女人而言全世界最危險的地區。南基伍省79％受訪婦女表示有過被輪姦的遭遇；70％的受害者表示她們曾在強暴過程中或之後遭受肢體虐待，施暴者甚至會用「將槍管塞入女性陰道，接著發射子彈」的方式殺害她們。「人權觀察組織」的報道中提出：「強暴受害者表示真正承受戰爭後果的是她們的身體。」

沉默的羔羊

雖然我們對戰爭中的各種罪行口誅筆伐，但是對女性在戰爭中遭遇的性暴力卻往往只是一筆帶過。在戰爭史研究中，女性所遭受到的性暴力被看作是個人經歷，被弱化與遺忘。研究二戰大屠殺的學者就曾普遍認為性暴力在宏觀敘事中顯得過於渺小，這也導致直到2010年，《大屠殺期間對猶太婦女的性暴力》才首次系統地揭露了納粹軍隊所犯下的強姦、強迫賣淫等罪行。

實際上，在那些主要由男性發起的武裝衝突中，女性在社會中所處的弱勢地位使她們不僅家園被毀、親人離世，還面臨強姦等性暴力的侵害和長久的被污名化、被敵視的威脅。

某種意義上，性暴力何嘗不是一種緩慢的謀殺。倖存者身心受創，同時，因為混亂的性交缺乏安全措施，這些女性有著極高的感染艾滋病的風險。部分性暴力過程太過殘暴，倖存者即使逃脫於難，也因此留下永久的傷病。《作為戰爭武器的強暴》一書中提及：「女人低落的社會地位是她們如此脆弱的主因，對女性的征服為男人創造了一種明確的剝削途徑……女人被迫成為承受男人獸性與挫折的物品。」

法律層面上，在戰爭中遭受性暴力的女性也缺乏捍衛自身權利的武器，使用強姦作為戰爭武器的武裝團體沒有被繩之以法，許多性犯罪的審判最後不了了之。二戰中針對婦女的性暴力犯罪十分猖獗，但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或是忽略了這些罪行，或是只起訴了負有上級責任的高級軍官。冷戰中，混亂無序的族群戰爭和武裝衝突更是使對施暴者的追訴難以實現。即使2002年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歷史性地首次將性暴力行為定義為戰爭罪和反人類罪，但國際法的實施效力薄弱，國際刑事法院能否行使管轄權以及如何行使管轄權在實際中都存在很大的疑問。

二戰期間，在日軍和德國納粹軍隊內部，性暴力不過是改變了原始的形式，披上了偽裝的外衣。慰安婦制度是日本在二戰時期，在政府的授權下以軍隊為主體在東亞各國實施的性奴隸制度，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有20萬

～40萬中國女性被強行征為慰安婦。

哈靈頓在《性暴力的政治化》一書中記載，為了避免士兵到軍營之外尋求毫無管制的歡樂，德國納粹也建立了類似的軍妓制度。在佔領國，他們或是接管現有妓院，或是組建起新的隨軍妓院，其中大部分妓女是被強征的受侵略國家的女性。英國詩人達菲在《流星》一詩中將女性的個人命運與猶太民族的苦難聯繫在一起，女性所遭受的強暴實質就是整個猶太民族所遭受的災難。

最為嚴重的是，對性暴力受害者的污名化營造了一種無形壓迫受害者的社會環境：揭露她們在戰爭中被強姦的經歷反而可能被指責，甚至被自己的家庭和社區邊緣化。而一旦在性暴力中懷孕，這些婦女和因戰時強姦而生的兒童往往被視為武裝和暴力極端主義團體的附屬人員，而不是受害者和倖存者。面對社會的道德審判，受害者成為社會中的沉默者，致使更多的性暴力事件無法浮出水面。時間並不能治癒一切，越是沉默，受害女性的傷口越難以癒合。

武裝衝突中的性暴力並非不可避免。在得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德尼·穆奎格醫生表示他要「與世界各地的女性倖存者和活動家一起分享這個獎項，他們幾十年來一直致力於消除性暴力的危害。倖存者需要被承認，國際社會也需要結束有罪不罰的現狀」。保護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婦女免遭性暴力侵害，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義務。只有當女性和她們的基本權利及安全在戰爭中得到認可和保護，我們才有希望擁抱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

因為多次在國際社會譴責包括反叛軍和政府軍在內的一切武裝團體對女性犯下的滅絕人性的暴行，德尼·穆奎格醫生曾遭到暗殺，命懸一線；因為揭露「伊斯蘭國」的恐怖面目，並毅然決然將其告上國際法庭，誓將恐怖分子繩之以法，納迪婭·穆拉德將自己的生命安全置於「伊斯蘭國」的威脅之下。

他們行走在刀鋒之上卻沒有退卻，為更多的旁觀者、受害者樹立了榜樣。授予德尼·穆奎格和納迪婭·穆拉德的諾貝爾和平獎應該被視為消除戰時性暴力行為的一座燈塔——在性別歧視和男性霸權的黑暗中，成為激勵所有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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