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公共記憶」的文學作品為什麼越來越少？是作家掉鏈子還是這屆讀者不行？

二月河成了「文學泰斗」，莫言獲諾獎，反遭辱罵；李澤厚隨手寫幾句悼念金庸的話，被網友們稱為「蹭熱點」「小心眼」；明星馬思純將抄來的語錄安在了張愛玲的頭上……

任何時代都會出現有辱斯文的笑話，但當它們反覆出現，甚至已到習以為常的地步，就應警惕：千萬別落入「眾愚時代」。

「為什麼2000年後有公共記憶的文學作品越來越少？」每到歲末，各種文學獎紛紛進入熱評階段，「文學共識破裂」就會成為焦點話題。

該話題植根在兩個基礎上：

首先，文學應建構公共記憶。

其次，公共記憶是評價文學的重要標尺。

國人對這兩個基礎的盲信源於德國浪漫主義，它通過虛構「文學英雄」，賦予寫作者以改變社會、引領人民的任務。通過俄羅斯文學的成功實踐，這一虛構在中國被廣泛接受。

從《子夜》到《青春之歌》，從《紅旗譜》到《平凡的世界》，作家們無不帶著神聖使命在寫作，由此形成一系列公共記憶。

上世紀90年代起，這一公共記憶生產體系開始遭遇巨大衝擊，1993年至1994年，「人文精神大討論」席捲知識界，可視為對此衝擊的回應。

隨著互聯網技術發展，本世紀初，人文精神與世俗生活剝離已成既定事實，嚴肅文學逐漸小眾化、邊緣化。

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本來就不一樣

「嚴肅文學和通俗文學有什麼區別？在我看來，它們完全一樣。」越來越多中國作家如是說。其背後隱藏著三重目的：首先，秀平民立場；其次，拒絕承擔責任；其三，將作品中討好讀者的部分合法化。

文學真的沒有嚴肅和通俗的區別嗎？

可參看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標準。諾貝爾本人在遺囑中表示，該獎只授予「最近一年來」，「在文學方面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

遺囑在執行中有修改，但「理想傾向」始終是核心原則。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托爾斯泰、博爾赫斯、米蘭?昆德拉、格林等作家未能獲獎。

可以質疑「理想傾向」這個標準是否太模糊，也可以質疑諾獎為何屢屢錯過大師，更可以質疑一些平庸作家為何獲獎……但不能質疑的是：諾獎只面向嚴肅文學，它從沒考慮過阿加莎?克里斯蒂、阿西莫夫、金庸等。

很難為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找畫一條分界線，一般認為（此處參考黃永林先生的《精英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分野》）：

首先，嚴肅文學強調絕對理性，通俗文學追求世俗理性。

其次，嚴肅文學崇尚永恆價值，通俗文學完全為市場服務。

其三，嚴肅文學重視社會作用，通俗文學重視娛樂功能。

其四，嚴肅文學重視創新，通俗文學重視傳統。

嚴肅文學是「戴著鐐銬跳舞」，它不能偏離啟蒙立場、理想主義、人道主義等，總以批判現實、悲憫情懷的面目出現，作家必先虛擬一個高於自我的存在，以絕對真誠的態度侍奉之，其寫作方能成功。

相比之下，通俗文學關注市場機會，嗅覺更靈敏的作家會更成功。

二月河作品《乾隆皇帝》

嚴肅文學的價值在於創造了「文學共和國」

確實，通俗文學中也傳遞了積極的價值觀，但多是貼片式的，不出「靠獵奇吸引讀者，靠情懷留住讀者」的經營策略，依然「賣」字當頭。不應鄙薄通俗文學的價值，但它確實無法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足夠養分，無法建成一個「文學共和國」。所謂「文學共和國」，指不同民族的人可在同一本小說中獲得相同的感受、得到同樣的提升，讀者因此超越塵世，生活在小說引發的烏托邦中。正如美國學者威爾遜所說，嚴肅小說總是「要求其欣賞者想像的參與，要求一種感受力光譜上深刻而機敏的反應」。

通俗小說也會形成一個個「圈子」，比如金庸迷、克里斯蒂迷，他們對相關作品高度熟悉，隨時能說出其背後的知識點，甚至會對情節進行合理改寫、顛覆性闡釋，但這些小說不能徹底解決讀者的精神危機，無法充分賦予懷疑、內省、反思等能力。粉絲們通過冗餘信息生產，只能滿足炫耀的需求。

所有小說都召喚讀者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如果讀者只是得到愉悅，等於白讀，唯有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精神生活，才算探到寶藏，這就是所謂的「金線」。

只有進入「文學共和國」，才可能形成文學共識，當嚴肅文學不振時，文學共識就會崩潰。

許多人失去了對現代文學的判斷力

中國本有漫長的嚴肅文學傳統，以體系完備、規則繁瑣著稱，後期漸失去活力，淪為少數讀書人的玩具。在亡國滅種的壓力下，不得不舶入一個新的嚴肅文學傳統。

舶入的傳統與本土實際生活存在巨大落差。

一方面，多數國人尚未養成對象化的思維習慣，無法虛擬一個高於現實的神，時時接受它的監管。我們更願接受良知、不忍之心等具體、生活化的原則指導，因為操控權在自己手中，可靈活掌握。沒有對象化思維，就很難將自我從背景中剝離出來，即使短時期剝離出來，也無法承受由此帶來的、巨大的孤獨感，很快又會找到一個「偉大目標」，將自我主動投入其中，以假裝獲得了生命的意義。缺乏精神生活的習慣，則舶入的傳統很難紮下根。

另一方面，自有的文學傳統被取締，幾千年延續下來的標準，如「文筆好」「文以載道」等，被統統取締。

在白話文的語境中，什麼才算「文筆好」呢？由此走上了一條奇怪的道路：韻律化。即在行文中通過操作辭彙，設置一個個韻律暗礁，使文章更符合朗讀的需要，而朗讀本身就是劇場化、情境化的，與「文學共和國」所提倡的自我掙脫正相反。這使許多讀者不知道該如何去評判現代文學。

嚴肅文學標準的模糊，使它難以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從「小說革命」到今天，嚴肅文學的標準從不是文化精英單獨確立的，都依靠了政治的介入，則確立後的標準，必須融入政治的偏好。

電影《色戒》

「呼喚人文精神」為何漸行漸遠

標準確立之難，決定了嚴肅文學的天花板。

確實，一些嚴肅文學作品形成了公共記憶，但這些公共記憶能維持多久，仍待檢驗。從文學角度看，這些作品難稱完美：《子夜》有「半本小說加半本政治經濟學」之弊；《平凡的世界》中大量「雞湯式」評論，破壞了作品的完整性；「傷痕文學」「改革文學」多有人物不真實，情節雷同的缺陷。此外，許多「經典之作」模仿了外國小說，使其很難沉澱為傳統，也難得到尊重。

上世紀90年代，消費主義抬頭，賦予普通人更多的話語權。對此，知識精英希望用「呼喚人文精神」留住讀者，但該口號過於蒼白。普通讀者追捧消費主義，絕不是缺乏「人文精神」，而是對傳統精英的生產機制不滿，不解決這一本質問題，反而對普通讀者進行缺席審判，自然是緣木求魚。

「呼喚人文精神」註定失敗，因為諸多文化精英主動背叛了它。

從上世紀90年代起，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明星學者」，他們弘揚文化、普及知識，但事實上，在公共場合，他們均放棄了精英立場，絕口不談終極關懷，不再充當批評者，而是主動娛樂大眾。他們深知學術邊界，但卻刻意設置正反兩方，通過渲染對立，營造戲劇效果。反而成為傳播野蠻思維、簡單思維的重要力量。

別讓嚴肅文學成新八股文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今天，精英文化每況愈下，引領社會輿論的能力大大弱化，在網路意見的博弈中，經常處於下風，進一步強化了「愚蠢的精英，智慧的大眾」的刻板印象。而這一刻板印象在過去百餘年曾多次佔據主流，甚至一度發展為「知識越多越反動」等極端民粹主義的表達。

精英文化弱勢，讓越來越多的作家產生了「偽平民立場」，他們利用後現代主義理論，對傳統進行徹底解構，將一切嚴肅文學都斥為「裝」，可在創作實踐上，卻退回到故事會、寫段子的水準。

換言之，文學失去公共記憶只是表象，實質是值得公共記憶的作品越來越少。

在大眾文化擠壓下，文化精英結成一個個小圈子，彼此吹捧，不僅遠離時代的真問題，技術上也日漸封閉，成為新八股文——圈內人能精準說出哪篇小說屬於「魔幻現實主義」，這一段來自馬爾克斯，那一段讓人想到卡佛……這種失去趣味的套路對練，意義何在？

不否認，精英寫作的技術要求更複雜，以與普通寫作有別。但它不應成為僵化的美學標準。從文學史上看，過於複雜的技術往往是精神蒼白的產物，越是封閉、狹隘，技術就越華麗、龐雜。

路遙《平凡的世界》

「現代教養」的短板亟待彌補

1938年，反對侵華戰爭的日本岩波書店創始人岩波茂雄曾反思：日本文化受惠於中國甚多，為何如此忘恩負義？岩波茂雄認為，經過明治維新，日本人的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但沒形成「現代教養」，而缺乏「現代教養」，知識再多也沒用。現代教育的偏差在於，它給普通人以更多的知識，但這些知識不完備、不全面，只偏重專業技能，缺乏人文思考。岩波書店因此推出岩波文庫，請日本各專業最優秀的學者給普通讀者寫書，傳達正確的知識，幫助他們形成「現代教養」。

上世紀40年代，美國教育也出現了類似問題。為此，著名教育家哈欽斯等人力推「名著閱讀計劃」，初期遭廣泛質疑。20年後，越來越多美國學校接受了「名著閱讀計劃」。又過了30年，1992年，美國教育部正式將「青少年名著閱讀計劃」列入教學大綱，可哈欽斯沒能等到這一天，他1977年便去世了。統計表明，如今美國小學一年級學生年均讀書量為47本，小學二年級學生年均讀書量高達60本。

今天有多少中國大學者願意給普通讀者寫書呢？中國小學生的年閱讀量又是多少？也許，抱怨有公共記憶的文學作品太少，不如先去做基礎工作。

文| 唐山

本文刊載於2018年12月25日 星期二 《北京青年報》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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